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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乡村田园诗角度，对清初诗人朱彝尊的诗歌作前后二期进行分析，阐述了随着社会由“乱”到“治”的转变、诗人自身学术水平的增长及人生阅历的丰富，其诗风体现出由“唐风”到“宋调”的演化。
[关键词]朱彝尊；乡村田园诗；诗歌研究
作为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泱泱大国，中国社会与时代的发展在乡村的全方位体现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不论朝代的兴亡还是制度的变革，都能在广阔的乡村找到它们的影子。心灵敏感的文人墨客从中提炼出诗的元素，加以精巧构思和铺陈，以乡村田园诗这一文体，在封建社会的未期的战乱年代描绘生民之艰难；在社会安定的年代，则体现诗人不同流俗的志趣。对乡村田园诗的研究与分析，不仅可读出随着时代变革的风云移换，也具有文学史上的重要价值。
一、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坨，又号金风亭长、小长芦钓师。是清初最负盛名的学者和诗人之一，与王士稹、施闰章、宋琬、查慎行、赵执信号为“清初六大家”。朱彝尊虽出生于官宦世家，但到彝尊时，家道已衰落，其青壮年时期基本是在明未清初的战乱中度过的。朱彝尊13岁那年，浙江大旱，飞蝗蔽天，朱家生活维艰，竟至断炊。对人生苦难的切实体验加之明未感于离乱，使朱彝尊早期所作多慷慨悲歌、感情深挚，其诗歌倾向于“唐风”而直抒胸怀。
在《刘介于诗集序》中朱彝尊说：“唐人之作中正而和平，其变者率能成方，迨宋而粗厉噍杀之音起”。对宋诗予以不客气的抨击，对时人“舍唐人而取宋，又专取其不善变者而效之”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试图以他所认识到的唐诗的真面目来矫正学宋元者的“粗厉软熟”之习，从而在新的高度上达到综合，建立性情与学问合一的诗歌规范。
与这一创作理论相适应，朱彝尊于顺治三年(1646)避兵于冯村时创作的《悲歌》中写道：
“我欲悲歌，谁当和者?四顾无人，茕茕旷野。”
短短十六字中深刻反映了作者在遭逢故国沦亡和流离颠沛之苦的心境。清末林昌彝在《海天琴思绪录》中称说此诗“胎息深厚，气韵亦复悲浑”。
朱彝尊在同时期的另一首《漫感》中写道：
“禾兴布衣谁比数，避世南村守蓬户。已遗悲歌行路难，谁令乐岁终身苦?……人生衣食在力作，我与汝曹何所求。”
诗人虽是在诗中叙述自己困居南村、丰年却仍不免饥寒的经历，但也可从中读到诗人早年生活的影子，正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有过饥寒交迫的生活，故此描述起来栩栩如生。并进而由此联想道“腰缣荷插”，终年辛苦劳作而不得饱食的农民，得出了“人生衣食在力作，我与汝曹何所求”的结论。
朱彝尊在《钱舍人诗序》极力标举“缘情”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
“缘情以为诗，诗之所由作。其情之不容已者乎，夫其感春而思，遇秋而悲，蕴于中者深，斯出之也。善长言之，不见其多，约言之不见其不足。情之华者，诗未有不工者也。”
“国家不幸诗家幸”，明未清初的战乱年代，封建士大夫阶级感兴亡变迁发之为诗比比皆是。诗人此时的乡村田园诗创作，以其音调的转折，咏叹的低徊，记叙了明清之际民不聊生、伤乱流离的乡村生活，加之善于叙事，亦强于抒情，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风格。加之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并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机械的再现，而是针对当时重大的历史事实阐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其诗歌又具备“以议论入诗”的特征。
顺治二年(1645)春，朱彝尊入赘归安县儒学教谕冯镇鼎家。这年清兵南下，六月攻陷了嘉兴。朱彝尊随冯家避兵于嘉兴乡间的冯村。朱彝尊的生父朱茂曙也率家人到夏墓荡避难，诗人秋天去夏墓荡探望父亲。《夏墓荡二首》所写就是诗人这段时期的经历，其二：
“干戈静处见渔师，羡尔花源信所之。岂意叉鱼艇子集，杀机不异锐头儿。”
诗歌虽只写叉鱼，却也隐喻难逃兵祸的担忧，感到渔夫身上的杀机竟不下于头小而锐的白起。诗人当时的心情无法与初盛唐的先贤相比，故在创作时不仅侧重于事件的记述，还加深了诗歌的抒情性特征。这是“诗人慧眼，善于取题处”，笔势所及，充分利用时代机遇的予赠，也是其乡村田园诗创作的一种文化遇合，抒情绘景之余自然而然地与诗美艺术“以个别寓普遍”的要求相结合。
朱彝尊在《与高念祖论诗书》中，引用了《礼记·孔子闲居》篇中的一节深入阐述自己早期的诗歌创作主张：
“《书》曰：‘诗言志。’《记》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古之君子，其欢愉悲情之思感於中，发之为诗，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诗之不可已者也。”
个人无法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在那个天崩地塌的年代，作为一位诗人，朱彝尊毕竟没有回避人民与社会所面临的苦难。他早期的诗歌虽有“宗唐”的倾向，但其乡村田园诗并不仅为一已之荣辱而发，更是为了千万百姓之苦乐，体现了儒家知识分子“志在兼济”的理想。诗人在创作于顺治四年(1647)的《马草行》中写道：
“阴风萧萧边马鸣，健儿十万来空城。角声鸣鸣满街道，县官张灯征马草。阶前野老七十余，身上鞭扑无完肤。里胥扬扬出官署，未明已到田家去。横行叫骂呼盘飧，阑牢四顾搜鸡豚。归来输官仍不足，挥金夜就倡楼宿。”
其时清兵占领江南已经两年有余，他们大肆屠杀江南人民，却还叫江南人民为他们输送马草，提供军需。朱彝尊所作的这一类乡村田园诗便是反映战乱给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和朱彝尊同时代的诗人吴伟业，蔡仲光等人都曾写过同题之作；后来张应昌编选清代前期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清诗铎》，其卷九就专辟“马草”一项，所收同类作品为数很多，由此可想见征马草在当时的波及面之广以及为害之巨大。
二、随着清朝统治在中原的日渐稳定，人心思安、人心思定的理念开始成为社会主流。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获得了成效。己到中年的朱彝尊诗风中出现了习染“宋调”的趋向，艺术上由激昂抒情过渡到深沉凝练。其实这一转变自其学诗初始即是显露端倪。年青时的朱彝尊学诗虽师法初盛唐。但稍后，即以杜诗为中心。杜甫是诗歌史上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其诗歌的小部分归于盛唐，而其所作诗歌的大部分实已开宋诗好议论、重学问之先声。查慎行在给《曝书亭集》作序时说：“其称诗以少陵为宗。”查慎行与诗人不但有诗文往来，而且还是亲戚关系，故此他评论朱彝尊受杜甫的影响应当是符合实际的。
屈大均在《送朱上舍》中写道：
“参差似兄腾笑集，埙篪同开风气先。逃唐归宋计亦得，韩苏肯让挥先鞭?”
原诗自注说：“兄谓竹坨。”这里说朱彝尊的诗歌创作带有“逃唐归宋”的倾向，“开”了宗宋风气之“先”。这时期朱彝尊自己也在《楝亭诗序》中说：“天下岂有舍学言诗之理。”“凡学诗文，须以经史为根本。”坦然直陈自己作诗将以“六经、诸史、百氏”为主要诗材的观点。这一时期诗人所作的乡村田园诗多为组诗，如赞美自己故乡嘉兴风俗人物之胜的《鸳鸯湖擢歌》一百首，描绘杭州西湖风景名胜的《西湖竹枝词》，反映水乡农民生活的《东湖八 曲》等，《鸳鸯湖榷歌》堪称这类作品的代表。
其十五：“鸭馄饨小漉微盐，雪后垆头酒价廉。听说河豚新入市，萎蒿荻笋急须拈。”(注：宋人方回题竹杖诗：“跳上岸头须记取，秀州门外鸭馄饨。”)
其三十五：“画眉墨是沈珪丸，水滴蟾蜍砚未干。休恨图经山色少，与郎终日远峰看。”(注：沈珪，禾人，善制墨。谚云：沈珪对胶，十年如石。载何为蘧《春渚纪闻》。郡城四望无山，宋郑毅夫月波楼诗：“野色更无山隔断”是也。禾人：嘉兴人。)
其四十七：“酒市茶寮总看场，金风亭子入春凉。俊游改作乌篷小，蔡十郎桥低不妨。(注：晏殊《娄要》：嘉兴县有金风亭。蔡十郎桥，载《至元嘉禾志》。)
杜甫有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象宋人方回之诗及《春渚纪闻》、《娄要》等书都并不是一般人能够读到的，朱彝尊作诗于此中取材，并对其中材料熟练运用，明显体现出逞才炫博的倾向。
朱彝尊这一时期的乡村田园诗中大量出现宋人典故，在《鸳鸯湖擢歌》中也是屡见不鲜。
其十一：“桃花新水涌吴艚，十五渔娃橹自操。网得钱塘一双鲤，不知鱼腹有瓜刀。”(注：《搜神后记》所记，钱塘杜子恭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日：当即相还耳。既而，刀主行至嘉兴，有鱼跃入船中，破鱼腹得瓜刀。)
其三十三：“宣公桥南画鼓挝，酒船风幔拄鸦叉。碧山银碗劝郎醉，棹入南湖秋月斜。”(注：陆宣公桥在城东。朱碧山元时嘉禾银工。宋闻人滋《南湖草堂记》：“橘李，泽国也，东南皆陂湖，而南湖尤大。”)
其四十六：“龙香小柄琵琶弯，切玉玲珑约指环。试按花深深一曲，海棠开后望郎还。”(注：南宋太学服膺斋上舍郑文，秀州人，妻孙氏寄秦楼月词，一时传播，酒楼伎馆皆歌之，载《古杭杂记》。)
诗人虽铺陈列举故乡风物，但读来并不给人以屋上架屋的累重之感，就是因为诗人巧妙的引用《搜神后记》、宋人著作《南湖草堂记》及南宋太学生的爱情等典故，为其湖光山色的描写中增加了神异、浪漫色彩。特别是以《古杭杂记》中“花深深”、“海棠开后”等典故入诗，在对故乡风物的描绘中不仅使人读出深远的历史感，也颇感触到诗人刻意点缀上的那一丝款款风情。
三、朱彝尊前后期的诗风有明显的差异，造成其诗风由“唐风”转向“宋调”的原因有三，其一，当然是因为社会大环境的改变。刘勰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著名观点，无独有偶，法国十九世纪文化史家丹纳也曾经指出：“正如自然界的气候影响植物的生长，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直言之，“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社会生活是诗歌创作的一大源泉，毕竟诗人也是社会的人，在其诗歌创作中不可避免的要打上时代的烙印。社会环境必然会影响到诗人创作的心境，继而在诗歌创作中反映出来。不同时代的文学，反映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学与时代同步，反映江山社稷、人民生活，每位文学家或多或少都是时代的记录者。清廷开始重用汉人，提拔在朝汉官，多次征辟有声望的前朝遗老。对文人们的心态起了重要的重塑作用。康熙十八年清廷开博学鸿词科，朱彝尊赴京考试，中试后任翰林院检讨，并参与修纂《明史》。出仕之后朱彝尊的诗歌创作渐渐消隐淡化了故国之思、寄托之意，诗歌风格逐渐走向平和，再难见雄浑激烈之风。汤大奎在《炙砚琐谈》中说他：“杜陵诗格沉雄响，一著朝衫底事差?”点出了朱彝尊地位的改变在其诗歌创作上的影响。
这一时期朱彝尊的乡村田园诗也反映出康熙年间社会经济的日益繁荣与安定。
《过吴大村居》：“泛舟经谷口，迢递入林端。一径野烟夕，孤村返照寒。榴花赤玛瑙，竹色青琅开。满酌主人酒，休歌行路难。”
《紫溪道中二首》其二：“新添十亩种荷田，也向山根吐细泉。料得村娃无擢曲，秋来不用采香船。”
《钓家》：“芙蓉以为裳，女萝以为带。钓鱼师得鱼，沽酒夕阳外。”
这类乡村田园诗多为盛世歌咏，然妥帖流畅，措辞渊雅，精心雕琢却无窘迫之意，光盈纸背而无拗峭之感，不损伤语言的自然性而健举明朗，显示出诗人游刃有余的诗歌创作功夫。
其二则是朱彝尊本人博览群书，出入经史，一生勤于著述。随着学识的积累与成熟，朱彝尊的工作重点已转向学术研究。其所创作的300卷《经义考》是我国第一部统考历代经学的专科目录，为两千年来的经书总汇。对于自汉至明所存之经籍目录、撰者、卷数、序跋等悉数收录，可谓旁征博引，网罗齐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
“彝尊是书，乃以专说一篇者附录全经之末，遂令时代参错，于例亦为未善。然上下二千年间，元元本本，传经原委一一可稽，亦可云详瞻矣。”
朱彝尊在《斋中读书》中曾说：“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别裁非关学，严叟不晓事。”诗人把积蓄的广博学问充分地运用了出来，写出了独特的乡村田园诗，加之出仕后与现实生活的脱节，渐渐失去了“诗人之诗”的特色，往往在诗中卖弄书卷，而“学人之诗”的倾向日益明显。
其三则是朱彝尊本人已步入中年的人生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日渐丰富，认识到清廷统治渐稳，反清复明已是不可能。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反映到其诗歌的创作上，便导致其行文渐趋沉稳，所谓“少好风华，老大即厌之”。1663年，33岁的朱彝尊“家贫客游，南逾岭南，北出云朔，东泛沧海”，以教书和做幕客谋生，足迹踏遍半个中国。在广泛的游历中，他充分领略祖国山川的雄伟秀丽并深入考察各地的风土人情，从而得以广泛接触社会现实。这段时期的诗歌中，尤以那些描绘各地风物民俗的作品最具特色，象描绘南方风俗民情的组诗《雄州歌》、
《岭外归舟杂诗》等。特别是描写太湖渔民生活的《太湖恩船竹枝词》，这组诗描绘苏州太湖风光，自然明丽，确有竹枝体特色。
其一：“村外村连滩外滩，舟居翻比陆居安。平江鱼艇瓜皮小，谁信恩船万斛宽。”
其二：“具区万顷汇三州，点点青螺水上浮。到得石尤风四面，殿船打鼓发中流。”
其九：“船头腥气漉鱼篮，船尾女儿十二三。染就纤纤红指瓜，新霜爱擘洞庭柑。”
朱彝尊以一组七言绝句将湖光水色尽收诗中，成功展现了三百多年前古代人民丰富多采的水上生活画面，具有浓郁的民歌特色。
朱彝尊的乡村田园诗歌内容丰富，早年慷慨抒怀，格调苍劲跌宕，追思故国，反映战乱给社会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后期所作则人生哲理与生活情趣并重，与康熙年间的盛世相适应，其诗歌中的遗民色彩逐渐褪色，开始“以诗文相砥砺”，转向经术考据的研究，表现出“学人之诗”的倾向，建立起自己独立的风格。
参考文献：
[1]朱彝尊，曝书亭集嗍，世界书局，民国26年，
[2]屈大均，屈大均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3]刘勰，文心雕龙[M]，上海图书馆，1984
[4][法]丹纳，艺术哲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关键词]朱彝尊；乡村田园诗；诗歌研究
作为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泱泱大国，中国社会与时代的发展在乡村的全方位体现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不论朝代的兴亡还是制度的变革，都能在广阔的乡村找到它们的影子。心灵敏感的文人墨客从中提炼出诗的元素，加以精巧构思和铺陈，以乡村田园诗这一文体，在封建社会的未期的战乱年代描绘生民之艰难；在社会安定的年代，则体现诗人不同流俗的志趣。对乡村田园诗的研究与分析，不仅可读出随着时代变革的风云移换，也具有文学史上的重要价值。
一、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坨，又号金风亭长、小长芦钓师。是清初最负盛名的学者和诗人之一，与王士稹、施闰章、宋琬、查慎行、赵执信号为“清初六大家”。朱彝尊虽出生于官宦世家，但到彝尊时，家道已衰落，其青壮年时期基本是在明未清初的战乱中度过的。朱彝尊13岁那年，浙江大旱，飞蝗蔽天，朱家生活维艰，竟至断炊。对人生苦难的切实体验加之明未感于离乱，使朱彝尊早期所作多慷慨悲歌、感情深挚，其诗歌倾向于“唐风”而直抒胸怀。
在《刘介于诗集序》中朱彝尊说：“唐人之作中正而和平，其变者率能成方，迨宋而粗厉噍杀之音起”。对宋诗予以不客气的抨击，对时人“舍唐人而取宋，又专取其不善变者而效之”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试图以他所认识到的唐诗的真面目来矫正学宋元者的“粗厉软熟”之习，从而在新的高度上达到综合，建立性情与学问合一的诗歌规范。
与这一创作理论相适应，朱彝尊于顺治三年(1646)避兵于冯村时创作的《悲歌》中写道：
“我欲悲歌，谁当和者?四顾无人，茕茕旷野。”
短短十六字中深刻反映了作者在遭逢故国沦亡和流离颠沛之苦的心境。清末林昌彝在《海天琴思绪录》中称说此诗“胎息深厚，气韵亦复悲浑”。
朱彝尊在同时期的另一首《漫感》中写道：
“禾兴布衣谁比数，避世南村守蓬户。已遗悲歌行路难，谁令乐岁终身苦?……人生衣食在力作，我与汝曹何所求。”
诗人虽是在诗中叙述自己困居南村、丰年却仍不免饥寒的经历，但也可从中读到诗人早年生活的影子，正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有过饥寒交迫的生活，故此描述起来栩栩如生。并进而由此联想道“腰缣荷插”，终年辛苦劳作而不得饱食的农民，得出了“人生衣食在力作，我与汝曹何所求”的结论。
朱彝尊在《钱舍人诗序》极力标举“缘情”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
“缘情以为诗，诗之所由作。其情之不容已者乎，夫其感春而思，遇秋而悲，蕴于中者深，斯出之也。善长言之，不见其多，约言之不见其不足。情之华者，诗未有不工者也。”
“国家不幸诗家幸”，明未清初的战乱年代，封建士大夫阶级感兴亡变迁发之为诗比比皆是。诗人此时的乡村田园诗创作，以其音调的转折，咏叹的低徊，记叙了明清之际民不聊生、伤乱流离的乡村生活，加之善于叙事，亦强于抒情，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风格。加之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并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机械的再现，而是针对当时重大的历史事实阐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其诗歌又具备“以议论入诗”的特征。
顺治二年(1645)春，朱彝尊入赘归安县儒学教谕冯镇鼎家。这年清兵南下，六月攻陷了嘉兴。朱彝尊随冯家避兵于嘉兴乡间的冯村。朱彝尊的生父朱茂曙也率家人到夏墓荡避难，诗人秋天去夏墓荡探望父亲。《夏墓荡二首》所写就是诗人这段时期的经历，其二：
“干戈静处见渔师，羡尔花源信所之。岂意叉鱼艇子集，杀机不异锐头儿。”
诗歌虽只写叉鱼，却也隐喻难逃兵祸的担忧，感到渔夫身上的杀机竟不下于头小而锐的白起。诗人当时的心情无法与初盛唐的先贤相比，故在创作时不仅侧重于事件的记述，还加深了诗歌的抒情性特征。这是“诗人慧眼，善于取题处”，笔势所及，充分利用时代机遇的予赠，也是其乡村田园诗创作的一种文化遇合，抒情绘景之余自然而然地与诗美艺术“以个别寓普遍”的要求相结合。
朱彝尊在《与高念祖论诗书》中，引用了《礼记·孔子闲居》篇中的一节深入阐述自己早期的诗歌创作主张：
“《书》曰：‘诗言志。’《记》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古之君子，其欢愉悲情之思感於中，发之为诗，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诗之不可已者也。”
个人无法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在那个天崩地塌的年代，作为一位诗人，朱彝尊毕竟没有回避人民与社会所面临的苦难。他早期的诗歌虽有“宗唐”的倾向，但其乡村田园诗并不仅为一已之荣辱而发，更是为了千万百姓之苦乐，体现了儒家知识分子“志在兼济”的理想。诗人在创作于顺治四年(1647)的《马草行》中写道：
“阴风萧萧边马鸣，健儿十万来空城。角声鸣鸣满街道，县官张灯征马草。阶前野老七十余，身上鞭扑无完肤。里胥扬扬出官署，未明已到田家去。横行叫骂呼盘飧，阑牢四顾搜鸡豚。归来输官仍不足，挥金夜就倡楼宿。”
其时清兵占领江南已经两年有余，他们大肆屠杀江南人民，却还叫江南人民为他们输送马草，提供军需。朱彝尊所作的这一类乡村田园诗便是反映战乱给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和朱彝尊同时代的诗人吴伟业，蔡仲光等人都曾写过同题之作；后来张应昌编选清代前期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清诗铎》，其卷九就专辟“马草”一项，所收同类作品为数很多，由此可想见征马草在当时的波及面之广以及为害之巨大。
二、随着清朝统治在中原的日渐稳定，人心思安、人心思定的理念开始成为社会主流。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获得了成效。己到中年的朱彝尊诗风中出现了习染“宋调”的趋向，艺术上由激昂抒情过渡到深沉凝练。其实这一转变自其学诗初始即是显露端倪。年青时的朱彝尊学诗虽师法初盛唐。但稍后，即以杜诗为中心。杜甫是诗歌史上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其诗歌的小部分归于盛唐，而其所作诗歌的大部分实已开宋诗好议论、重学问之先声。查慎行在给《曝书亭集》作序时说：“其称诗以少陵为宗。”查慎行与诗人不但有诗文往来，而且还是亲戚关系，故此他评论朱彝尊受杜甫的影响应当是符合实际的。
屈大均在《送朱上舍》中写道：
“参差似兄腾笑集，埙篪同开风气先。逃唐归宋计亦得，韩苏肯让挥先鞭?”
原诗自注说：“兄谓竹坨。”这里说朱彝尊的诗歌创作带有“逃唐归宋”的倾向，“开”了宗宋风气之“先”。这时期朱彝尊自己也在《楝亭诗序》中说：“天下岂有舍学言诗之理。”“凡学诗文，须以经史为根本。”坦然直陈自己作诗将以“六经、诸史、百氏”为主要诗材的观点。这一时期诗人所作的乡村田园诗多为组诗，如赞美自己故乡嘉兴风俗人物之胜的《鸳鸯湖擢歌》一百首，描绘杭州西湖风景名胜的《西湖竹枝词》，反映水乡农民生活的《东湖八 曲》等，《鸳鸯湖榷歌》堪称这类作品的代表。
其十五：“鸭馄饨小漉微盐，雪后垆头酒价廉。听说河豚新入市，萎蒿荻笋急须拈。”(注：宋人方回题竹杖诗：“跳上岸头须记取，秀州门外鸭馄饨。”)
其三十五：“画眉墨是沈珪丸，水滴蟾蜍砚未干。休恨图经山色少，与郎终日远峰看。”(注：沈珪，禾人，善制墨。谚云：沈珪对胶，十年如石。载何为蘧《春渚纪闻》。郡城四望无山，宋郑毅夫月波楼诗：“野色更无山隔断”是也。禾人：嘉兴人。)
其四十七：“酒市茶寮总看场，金风亭子入春凉。俊游改作乌篷小，蔡十郎桥低不妨。(注：晏殊《娄要》：嘉兴县有金风亭。蔡十郎桥，载《至元嘉禾志》。)
杜甫有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象宋人方回之诗及《春渚纪闻》、《娄要》等书都并不是一般人能够读到的，朱彝尊作诗于此中取材，并对其中材料熟练运用，明显体现出逞才炫博的倾向。
朱彝尊这一时期的乡村田园诗中大量出现宋人典故，在《鸳鸯湖擢歌》中也是屡见不鲜。
其十一：“桃花新水涌吴艚，十五渔娃橹自操。网得钱塘一双鲤，不知鱼腹有瓜刀。”(注：《搜神后记》所记，钱塘杜子恭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日：当即相还耳。既而，刀主行至嘉兴，有鱼跃入船中，破鱼腹得瓜刀。)
其三十三：“宣公桥南画鼓挝，酒船风幔拄鸦叉。碧山银碗劝郎醉，棹入南湖秋月斜。”(注：陆宣公桥在城东。朱碧山元时嘉禾银工。宋闻人滋《南湖草堂记》：“橘李，泽国也，东南皆陂湖，而南湖尤大。”)
其四十六：“龙香小柄琵琶弯，切玉玲珑约指环。试按花深深一曲，海棠开后望郎还。”(注：南宋太学服膺斋上舍郑文，秀州人，妻孙氏寄秦楼月词，一时传播，酒楼伎馆皆歌之，载《古杭杂记》。)
诗人虽铺陈列举故乡风物，但读来并不给人以屋上架屋的累重之感，就是因为诗人巧妙的引用《搜神后记》、宋人著作《南湖草堂记》及南宋太学生的爱情等典故，为其湖光山色的描写中增加了神异、浪漫色彩。特别是以《古杭杂记》中“花深深”、“海棠开后”等典故入诗，在对故乡风物的描绘中不仅使人读出深远的历史感，也颇感触到诗人刻意点缀上的那一丝款款风情。
三、朱彝尊前后期的诗风有明显的差异，造成其诗风由“唐风”转向“宋调”的原因有三，其一，当然是因为社会大环境的改变。刘勰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著名观点，无独有偶，法国十九世纪文化史家丹纳也曾经指出：“正如自然界的气候影响植物的生长，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直言之，“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社会生活是诗歌创作的一大源泉，毕竟诗人也是社会的人，在其诗歌创作中不可避免的要打上时代的烙印。社会环境必然会影响到诗人创作的心境，继而在诗歌创作中反映出来。不同时代的文学，反映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学与时代同步，反映江山社稷、人民生活，每位文学家或多或少都是时代的记录者。清廷开始重用汉人，提拔在朝汉官，多次征辟有声望的前朝遗老。对文人们的心态起了重要的重塑作用。康熙十八年清廷开博学鸿词科，朱彝尊赴京考试，中试后任翰林院检讨，并参与修纂《明史》。出仕之后朱彝尊的诗歌创作渐渐消隐淡化了故国之思、寄托之意，诗歌风格逐渐走向平和，再难见雄浑激烈之风。汤大奎在《炙砚琐谈》中说他：“杜陵诗格沉雄响，一著朝衫底事差?”点出了朱彝尊地位的改变在其诗歌创作上的影响。
这一时期朱彝尊的乡村田园诗也反映出康熙年间社会经济的日益繁荣与安定。
《过吴大村居》：“泛舟经谷口，迢递入林端。一径野烟夕，孤村返照寒。榴花赤玛瑙，竹色青琅开。满酌主人酒，休歌行路难。”
《紫溪道中二首》其二：“新添十亩种荷田，也向山根吐细泉。料得村娃无擢曲，秋来不用采香船。”
《钓家》：“芙蓉以为裳，女萝以为带。钓鱼师得鱼，沽酒夕阳外。”
这类乡村田园诗多为盛世歌咏，然妥帖流畅，措辞渊雅，精心雕琢却无窘迫之意，光盈纸背而无拗峭之感，不损伤语言的自然性而健举明朗，显示出诗人游刃有余的诗歌创作功夫。
其二则是朱彝尊本人博览群书，出入经史，一生勤于著述。随着学识的积累与成熟，朱彝尊的工作重点已转向学术研究。其所创作的300卷《经义考》是我国第一部统考历代经学的专科目录，为两千年来的经书总汇。对于自汉至明所存之经籍目录、撰者、卷数、序跋等悉数收录，可谓旁征博引，网罗齐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
“彝尊是书，乃以专说一篇者附录全经之末，遂令时代参错，于例亦为未善。然上下二千年间，元元本本，传经原委一一可稽，亦可云详瞻矣。”
朱彝尊在《斋中读书》中曾说：“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别裁非关学，严叟不晓事。”诗人把积蓄的广博学问充分地运用了出来，写出了独特的乡村田园诗，加之出仕后与现实生活的脱节，渐渐失去了“诗人之诗”的特色，往往在诗中卖弄书卷，而“学人之诗”的倾向日益明显。
其三则是朱彝尊本人已步入中年的人生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日渐丰富，认识到清廷统治渐稳，反清复明已是不可能。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反映到其诗歌的创作上，便导致其行文渐趋沉稳，所谓“少好风华，老大即厌之”。1663年，33岁的朱彝尊“家贫客游，南逾岭南，北出云朔，东泛沧海”，以教书和做幕客谋生，足迹踏遍半个中国。在广泛的游历中，他充分领略祖国山川的雄伟秀丽并深入考察各地的风土人情，从而得以广泛接触社会现实。这段时期的诗歌中，尤以那些描绘各地风物民俗的作品最具特色，象描绘南方风俗民情的组诗《雄州歌》、
《岭外归舟杂诗》等。特别是描写太湖渔民生活的《太湖恩船竹枝词》，这组诗描绘苏州太湖风光，自然明丽，确有竹枝体特色。
其一：“村外村连滩外滩，舟居翻比陆居安。平江鱼艇瓜皮小，谁信恩船万斛宽。”
其二：“具区万顷汇三州，点点青螺水上浮。到得石尤风四面，殿船打鼓发中流。”
其九：“船头腥气漉鱼篮，船尾女儿十二三。染就纤纤红指瓜，新霜爱擘洞庭柑。”
朱彝尊以一组七言绝句将湖光水色尽收诗中，成功展现了三百多年前古代人民丰富多采的水上生活画面，具有浓郁的民歌特色。
朱彝尊的乡村田园诗歌内容丰富，早年慷慨抒怀，格调苍劲跌宕，追思故国，反映战乱给社会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后期所作则人生哲理与生活情趣并重，与康熙年间的盛世相适应，其诗歌中的遗民色彩逐渐褪色，开始“以诗文相砥砺”，转向经术考据的研究，表现出“学人之诗”的倾向，建立起自己独立的风格。
参考文献：
[1]朱彝尊，曝书亭集嗍，世界书局，民国26年，
[2]屈大均，屈大均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3]刘勰，文心雕龙[M]，上海图书馆，1984
[4][法]丹纳，艺术哲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