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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十分信任周恩来
粉碎林彪集团后，毛泽东积极支持周恩来领导全国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纠正一些“左”倾错误。但他也经常重申“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不喜欢看到“右”的倾向。
在批林初期，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大于不满意。1971年10月，经毛泽东批准，撤销了由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毛泽东指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毛泽东还批准成立了由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案组，以严格审查林彪反党集团的问题。
周恩来为改善和发展我国对外经济交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批准了我国从日本、美国、联邦德国等国进口了一大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封锁和禁运的局面。
1972年5月，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确诊患了癌症。毛泽东一字一句看完周恩来的病情报告，心情沉重地指示说：“由剑英、颖超、汪东兴、张春桥领导医疗组工作。”他还告诫周恩来：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将一只宽大的沙发，送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坐后，觉得很舒服。
毛泽东思想上的转变
然而，按照周恩来的主张，批判极左深入下去必然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无法接受也不能允许的。被压抑的江青集团瞅准了这点，立刻翻过本来，在1972年9月下旬，提出了要批“右”，反对批“左”。
1972年10月6日，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授意写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登在《光明日报》上，立刻招致极左分子的“反击”，张春桥、姚文元指示上海《文汇报》攻击此文。张春桥说：“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
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于30日批示：“拟同意。”
次日，张春桥在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却写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
而江青在同一份报告中，于12月2日写的就更直截了当了：“我个人认为应当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几点正好与周恩来的看法针锋相对。可以说，就是从这一时期起，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团之间的对立变得明朗化、公开化。
两种主张很快反映到毛泽东那里，都等候着他的裁决。
12月17日，毛泽东将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召到住地，对这两个“左派”说：“极左思潮还是少批一点吧。”毛泽东的意思是：“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能说是左吗？这是右得不能再右了，是极右！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王洪文、张春桥。毛泽东从外交部的问题谈到历史，有些是即兴发挥，有些是以史喻今，最后言归正传：“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王洪文、张春桥从毛泽东的谈话里，知道批评所指是周恩来。这种不满，客观上为“四人帮”屡屡向周恩来发动进攻提供了足够的勇气。
江青多次向周恩来施放暗箭
197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帮助”周恩来。这次会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召开的。毛泽东根据不准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的会谈结束不久，翻译即向毛泽东汇报会谈情况，其间谈到：周总理有的问题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周恩来和叶剑英被美国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毛泽东相信了翻译的话，认为周恩来和叶剑英对美右倾投降。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表现得特别激愤：“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姚文元也跟着这样说。他们把周恩来列到了张国焘、高岗、林彪的行列。而且江青还当面指责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不久，江青举起了批林批孔的大旗，将批判之火慢慢引向周恩来。1974年1月25日上午，江青在首都体育馆广场上举办了一次批林批孔大会。会上，江青说：“今天是动员批林批孔的大会，要全国动员起来。我们有没有代表孔老二式的人物呢？有这个问题，大家要动动脑子，想一想。”
江青让谢静宜先作了讲话。这位被毛泽东称为“小谢”的人，原本是搞机要的工作人员，后来到北大支左留下来当党委书记，一下成了风云人物。她指桑骂槐：“代表保守的反动的孔老二式的思想，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我们要坚持批臭这种妨碍‘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想。不管这种代表孔老二反动思想的人，地位多高，威望多大，都要把他坚决拉下马……”
“总理讲讲吧？”江青扭过脸，点起了周恩来的名。周恩来一板一眼地说：“对于这个会，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但是，我对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够敏感，有点思想落后于形势。幸好，江青同志敏感，我应该检讨自己的思想……”
会后，江青一伙自然是弹冠相庆，他们觉得让周恩来当众检讨，最低也是灭了他的威风。
毛泽东大发雷霆
当天晚上，周恩来指示参加大会的秘书把大会的发言整理出来。附上一封信，都装在一个大信封里，派机要员送到毛泽东处。
毛泽东看完记录后，叫人打电话找周恩来，让他通知政治局各委员，要开一个会，讨论江青私自召集的“一·二五”大会的问题。
政治局委员们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直逼江青一伙：“这么大的一件事，你们和政治局商量过了么？和我商量了么？”对于毛泽东的发问，江青不敢作答，更不敢争辩。
周恩来很严肃：“现在北京的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各部和军委的各单位，听了你的报告，又闹腾起来了！他们哪里知道，你用的是中央的名义，其实完全是你个人的意见。怎么收场啊？”
江青知道毛泽东的脾气，如果此时顶撞起来，吃亏的肯定是她。她终于克制住自己，表了一个态：“这次的事件，我是有责任。”
“录音带一律不准向下发了。”随着毛泽东喷出的一股浓烟，结论也有了：“要作检查！”
“批林批孔”进行到1974年夏天，毛泽东一方面对江、姚、张、王等人继续信任，另一方面似乎也意识到江青一伙在党内外“积怨甚多”，在利用“批林批孔”以营私，他对江青的批评多了起来。
粉碎林彪集团后，毛泽东积极支持周恩来领导全国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纠正一些“左”倾错误。但他也经常重申“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不喜欢看到“右”的倾向。
在批林初期，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大于不满意。1971年10月，经毛泽东批准，撤销了由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毛泽东指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毛泽东还批准成立了由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案组，以严格审查林彪反党集团的问题。
周恩来为改善和发展我国对外经济交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批准了我国从日本、美国、联邦德国等国进口了一大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封锁和禁运的局面。
1972年5月，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确诊患了癌症。毛泽东一字一句看完周恩来的病情报告，心情沉重地指示说：“由剑英、颖超、汪东兴、张春桥领导医疗组工作。”他还告诫周恩来：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将一只宽大的沙发，送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坐后，觉得很舒服。
毛泽东思想上的转变
然而，按照周恩来的主张，批判极左深入下去必然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无法接受也不能允许的。被压抑的江青集团瞅准了这点，立刻翻过本来，在1972年9月下旬，提出了要批“右”，反对批“左”。
1972年10月6日，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授意写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登在《光明日报》上，立刻招致极左分子的“反击”，张春桥、姚文元指示上海《文汇报》攻击此文。张春桥说：“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
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于30日批示：“拟同意。”
次日，张春桥在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却写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
而江青在同一份报告中，于12月2日写的就更直截了当了：“我个人认为应当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几点正好与周恩来的看法针锋相对。可以说，就是从这一时期起，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团之间的对立变得明朗化、公开化。
两种主张很快反映到毛泽东那里，都等候着他的裁决。
12月17日，毛泽东将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召到住地，对这两个“左派”说：“极左思潮还是少批一点吧。”毛泽东的意思是：“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能说是左吗？这是右得不能再右了，是极右！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王洪文、张春桥。毛泽东从外交部的问题谈到历史，有些是即兴发挥，有些是以史喻今，最后言归正传：“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王洪文、张春桥从毛泽东的谈话里，知道批评所指是周恩来。这种不满，客观上为“四人帮”屡屡向周恩来发动进攻提供了足够的勇气。
江青多次向周恩来施放暗箭
197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帮助”周恩来。这次会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召开的。毛泽东根据不准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的会谈结束不久，翻译即向毛泽东汇报会谈情况，其间谈到：周总理有的问题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周恩来和叶剑英被美国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毛泽东相信了翻译的话，认为周恩来和叶剑英对美右倾投降。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表现得特别激愤：“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姚文元也跟着这样说。他们把周恩来列到了张国焘、高岗、林彪的行列。而且江青还当面指责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不久，江青举起了批林批孔的大旗，将批判之火慢慢引向周恩来。1974年1月25日上午，江青在首都体育馆广场上举办了一次批林批孔大会。会上，江青说：“今天是动员批林批孔的大会，要全国动员起来。我们有没有代表孔老二式的人物呢？有这个问题，大家要动动脑子，想一想。”
江青让谢静宜先作了讲话。这位被毛泽东称为“小谢”的人，原本是搞机要的工作人员，后来到北大支左留下来当党委书记，一下成了风云人物。她指桑骂槐：“代表保守的反动的孔老二式的思想，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我们要坚持批臭这种妨碍‘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想。不管这种代表孔老二反动思想的人，地位多高，威望多大，都要把他坚决拉下马……”
“总理讲讲吧？”江青扭过脸，点起了周恩来的名。周恩来一板一眼地说：“对于这个会，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但是，我对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够敏感，有点思想落后于形势。幸好，江青同志敏感，我应该检讨自己的思想……”
会后，江青一伙自然是弹冠相庆，他们觉得让周恩来当众检讨，最低也是灭了他的威风。
毛泽东大发雷霆
当天晚上，周恩来指示参加大会的秘书把大会的发言整理出来。附上一封信，都装在一个大信封里，派机要员送到毛泽东处。
毛泽东看完记录后，叫人打电话找周恩来，让他通知政治局各委员，要开一个会，讨论江青私自召集的“一·二五”大会的问题。
政治局委员们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直逼江青一伙：“这么大的一件事，你们和政治局商量过了么？和我商量了么？”对于毛泽东的发问，江青不敢作答，更不敢争辩。
周恩来很严肃：“现在北京的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各部和军委的各单位，听了你的报告，又闹腾起来了！他们哪里知道，你用的是中央的名义，其实完全是你个人的意见。怎么收场啊？”
江青知道毛泽东的脾气，如果此时顶撞起来，吃亏的肯定是她。她终于克制住自己，表了一个态：“这次的事件，我是有责任。”
“录音带一律不准向下发了。”随着毛泽东喷出的一股浓烟，结论也有了：“要作检查！”
“批林批孔”进行到1974年夏天，毛泽东一方面对江、姚、张、王等人继续信任，另一方面似乎也意识到江青一伙在党内外“积怨甚多”，在利用“批林批孔”以营私，他对江青的批评多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