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国内居民收入差距自从2003年以来急剧加大，目前已达到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今后五年内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将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此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依据数据称，目前中国基尼系数为0.45，已超过0.4警戒线；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份额只有4.7%，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份额则高达50%。
　　贫富差距不受遏制地日益扩大本身是危险的社会存在，其必然对社会意识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在行为进入“红灯”区前，思想“红灯”的警报需率先拉响。我们注意到，近年来，以贫富差距及既得利益格局为矛盾焦点，国内经济社会的改革动能进入委顿之态。低收入人群对社会与经济改革预期越来越麻木，既反对回到过去又阻扰进一步改革的“中间（过程）利益集团”则千方百计巩固既得利益，与此同时，认定市场化路径和自由经济原则肇造社会不公的舆论发轫、放大。它们构成了多重钳制，影响了社会公众对改革攻坚对象的判断与坚守。
　　我们认为，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包括搬出“不患寡、患不均”的所谓传统文化积淀，否定市场化改革都是简单粗暴的。市场化进程固然会造成拥有不同资本资源和人力资源人群收入差距，但没有一个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最终陷入“社会达尔文主义”泥潭。税收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发挥收入分配调节作用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由市场配置资源，无歧视、集体谈判、自由签约等规则保障了劳动力价值兑现，即劳动者在一次分配环节受到公正、合理对待。毋庸否认的事实是，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熟练技术工人属于中产阶层。
　　需要看到，国内贫富差距急剧加大主要不是因为不同人群拥有资本资源和人力资源差异造成的。于中国这个民间拥有资源处于配角地位经济体内，导致贫富差距加剧的核心原因在于同样的资本资源和人力资源投入，效益却严重不一，即人分三六九等——机会不平等！不是吗？同样是前台接待员，国有垄断企业在编前台接待员工资高出数倍；同样的资金投入，进入与强势利益主体构成共谋关系行业，获得利润远远大于社会平均利润。因此，要遏制贫富差距增大，重在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建立起机会平等的制度环境。
　　机会不公显然不是市场化路径本身所具有的问题，相反不难发现，经济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些坏现象与市场化改革受阻、停滞不前直接相关；而且，最终破除依靠行政垄断维系的利益集团特权只能走市场化之路。在此意义上，于社会意识层面重新凝聚共识，以敦促尽快有的放矢深化改革，十分必要。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报告显示，现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城市人群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一部分公务人员和国有资产控制人通过权力寻租中饱私囊固然需要加大打击力度，但治本之策还在于压缩政府部门介入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个人腐败以罪论处，至今“部门利益”转化为公务人员收入现象十分普遍，同样亟待治理。在造成收入不公方面占有很大权重又较为隐蔽的是，至今全国100万个事业单位（从业人员总计3000万），相当比例为政府转型不彻底产物，它们承担着“二政府”功能（“设租”现象较为普遍），工作人员拿着高于社会相同工种的工薪。如果启动一场针对事业单位的大改革，起码在治标的层面上，收入差距加大的状况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不言而喻，遏制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直接责任在于各级政府。现实条件下，改变不合理收入分配现状，破除既得利益格局、创造机会平等市场环境，以及自身职能转变等，均需要政府主导，且属于政府职责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