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张东荪，文化主义决定论，多元性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7—0102—03
張东荪(1886-1973年)，字圣心，生于江苏吴县。在20世纪30年代，他一直是思想界、学术界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参与了科学和玄学论战、社会史论战。东西文化论战、唯物辩证法论战等等。其“文化主义的决定论”就是在这不断地争论和探讨中形成、发展，以至成熟的。本文将对张东荪的“文化主义的决定论”做一剖析，借以使人们能对其有一个全面了解和认识。
一
张东荪的“文化主义的决定论”思想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20年代初张东荪发表《文化的创造》一文指出：改造中国不能依靠政治和法律，而是“除了改造人性外没别的办法，而改造人性只能用文化。换言之即是造出一个文化人来，于是便有一个新中国的出现”，初步确立其“文化主义决定论”的主张。30年代，他提出“多元认识论”，主张人的认识由多种不与物质相联系的抽象思想和范畴组成。其后，他把“多元认识论”用于对社会、文化的研究，充实了他的“文化主义决定论”的内容。此后，他相继出版了《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等著作，并在1948年出版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中运用此观点对中国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进行分析与说明，从而“从历史上发现现代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的宝贵教训。《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张东荪文化主义决定论”达到成熟。
张东荪的“文化主义决定论”简而言之，即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是由文化所决定的，此其一。张东荪认为，文化有“变化本能，使其向丰富优美和谐的方面去发挥”。因此，“文化出来了，个人反而为文化所熏染，所变易”。“文化是由人所创造的，文化起来以后，文化却又创造了人”。当然，在张东荪眼里文化并不是轻易创造的，大部分都是“沿袭下来的”。所以在归纳“文化主义决定论”时他说：“我所注重的尤在于一个民族的有历史性的那些东西，如传说、制度、民俗、言语，甚至于时代精神等等……我愿名我此说为文化主义的决定论。”它包含着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中国儒家的道德文化和理性主义是中国文化的“道统”。两者发展成为一种理论的原则，“理想的标准”。成为一把“尺”，可以用它来衡量一切人们所创造的东西。虽然“尺的长短在各族并不相同”，而是随着文化而变，为文化所定。
(2)文化是检验理论、思想、制度等正确与否的标准。张东荪认为，“我们的思想、理论应该由环境决定”，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利害”。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所谓的“阶级利害”只注意到哪一个阶级的人会与本阶级有相一致的利害观念，而忽略了各阶级的思想和整个社会结构、文化因素都决定这一方面。所以，不属于工人阶级的也可以有社会主义思想，这是由“文化境况”决定的。
(3)文化各因素也会出现不适应的情况，文化的发展则正是表现在人类不断发现以往错误，并且不断改正之上。这种“纠正作用”在中国传统方法上看，就是士阶级所从事的活动。所以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主张，不能不注意传统士阶级的儒家精神。
第二，张东荪把其“多元认识论”与“文化主义的决定论”相结合，认为文化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一方面，从文化的构成来看，张东荪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它是由“若干个最高的、最基本的概念为骨干”，也就是说文化是源于概念固定在人们心中(此概念即为集团的经验)，是由于大家之间的文化交互遂成为具有整体性、共同性的文化。此为文化的一层交互。即文化既非一元(如经济因素)或二元所能决定的，而是这些概念结合起来的结果，是多元的。另一方面，从文化的发展状况来看，张东荪认为文化的进步来源于“概念的互相冲突与由此生的不满足、不安定”。就每一种文化本身而言则都是在不断地“使其向丰富优美和谐的方面去发挥”，此即为文化“变化的本能”。张东荪称此为文化上的又一层交互。此层交互的影响是指：在时间上，历史的文化力量与现实的文化状况交互推进；在空间上，本族文化与外族文化交互影响。
第三，张东荪的“文化主义的决定论”以自由主义作为其口号，从本质上说属于一种折中思想。张东荪十分重视自由，认为它是一个国家能得治安与平和的基本条件。但是，张东荪亦认为自由若求实现也得有所“折中”，因为“一种思想而绝对不稍加以折扣，使之实现，便无异于完全打倒其相反的其他思想”。所以，张东荪的“文化主义决定论”所具有的“自由主义”是作为一个“批评的精神”与一种容忍的态度而存在的，以“折中”作为一种实践的方法，以维护平和与秩序，防止过激的冲突与矛盾。
二
张东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学者，如果其身所处的不是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和世界文化的大动荡之时，他也许会和许多学者一样坐在书斋里做一个踏踏实实的读书人。但是严峻的现实使他认识到“哲学家应该做的是：文化到了不能不变时，就要出来做思想领导”。于是，他走出书斋，着手为中国文化找寻出路的工作。通过分析中国文化境况，张东荪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民主精神和科学思想，即整个“理智的文化”，保留中国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以为内心修养之用。其设计的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开展“民族造成运动”。张东荪认为民族复兴的途径是：一方面使固有文化“再发新芽”，表现为保留国故的精华；另一方面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加以消化利用。这两方面的结合，张东荪称其为“民族之造成运动”。
(2)恢复原有的士阶级的使命。换言之，即把士阶级当作社会的“维持力”。士在君主政体之中承担两种任务：其一是作为“辅助阶级”去做官僚以助帝王经营广大的领土；另一部分去代表士阶级的真正使命，即“专作自上而下的对抗力，以谋政权与人民利益得一个平衡化”。而当君主制的国家消失以后，士的使命可以说完全改变，士成为良心与理智的化身。他们(即士)是全社会的“出气筒”，对全文化时时有所贡献，使得文化内有新鲜的东西输入，以防止文化的僵化。
(3)建立国际性的文化组织，内部实行教育自治。张东荪指出：今后中国的改良，政治的修明，与经济建设都免不了需要国际的协力。所以应建立一国际组织，以“道德的”“理性的”“文化的”力量影响社会。这一国际文化组织首先必须有独立的财源。其靠的只“各国能有彻底觉悟而把所有国际的交通如轮船、飞机、电报、电话等交这一国际组织；”其次，用此财源聘用一部分“知道人类幸福在何处，不为国家偏见所囿”的学者，由这些有“独立人格”的学者组织一个“文化局”，专门从事帮助各国改进文化的工作；最后，中国国内在文化方面必须采取“公会的社会主义以自治制度予教育界。于是得使文化界自行提高以与国际间的道德力相接轨”。由以上三 步，形成一个国际性的文化，从而使文化的冲突和矛盾得以避免。
(4)改变宗教的性质。张东荪认为，今后的宗教“不再是社会的，而变为纯属个人，也不复成为制度，乃纯变为修养之方法”。所以西方的耶教和中国的孔孟之教在修养方面仍是大有用处。只是退缩了“统辖的范围”。“至于治国平天下以及对社会的关系，对自然的研究须完全依赖科学”。他认为西方文化是“整个儿的理智的文化”，“中国必须把这个理智的文化整个接收过来，只限于在个人心安理得的做人方面适用孔孟之道而已”。
以上即是张东荪为寻找中国文化出路，建设世界文化群体提出的几点理论构想。这一构想的提出是循着“文化主义的决定论”的主线，怀着对改造现有文化的迫切要求和建设世界文化的美好愿望而提出的，是张东荪“文化主义的决定论”这一理论体系的具体体现。
三
张东荪的“文化主义的决定论”是从分析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历史和现实人手，着眼于文化具有的决定性、多元性和“自由主义”特色，致力于为中国文化找寻出路的理论体系。其中不乏独到见解，在结构和方法上均有可取之处。其J，张东荪的“文化主义的决定论”是建立在“多元认识论”的基础之上。即文化从概念上即具有多元性；从文化的发展变化情况看，一种文化在时间上有从低级到高级的层次，在空间上又与它种外来文化相互影响、调和，由此使其“文化主义决定论”的结构更为严谨。其二，张东荪提出分析文化的三原则作为普遍的分析方法而保存了下来。即第一，“必须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情況”；第二，“必须把中国文化纳入统一的历史文化中去”；第三，“分析西方文化以求发现其中哪些是中国所必需的”，再加以吸收和利用。张东荪把以上三点相结合，从而为正确分析、了解世界文化，找寻中国文化的出路提供了理论方法。这种分析的原则从其理论依据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的。其三，张东荪的“文化主义决定论”完整体系的建立丰富了文化理论领域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自由主义“弃旧图新”的主张在当时为中国文化找寻出路提供了一个新途径，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张东荪本人的认识角度和阶级观念的局限，其“文化主义决定论”也存在种种缺陷。其一，在实践中常常表现为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阶级调和。张东荪把历史的发展，制度的变革都看成由文化的需要所决定，使得其在政治观上表现为，虽不满专制的反动统治，却不主张革命。他认为“任何激烈的改革其后必有反动，足以将改革抵消，使其仍复原位，反而到是所余留的影响能经久些。故我们可以说：只有平和的改革其效果比较经久些；愈激烈的改革其退消亦愈快”。因此，唯有用和平的手段才能真正求得进步。张东荪把这一调和的使命交付给了“士”这一阶级。但从当时的社会情况看，近代中国的历史一再昭示，反动的统治者不仅力量强大，而且顽固派拒绝一切改革，采取各种残酷的手段对付任何形式的改良，所以以革命的手段推翻反革命的暴政是一切改革实现的前提。张东荪的和平手段是落后于时代的要求的。他的以和平手段和阶级调和的思想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
其二，在分析中国历史时，张东荪过多地强调了“士”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他认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所以由文化，其文化所以不堕者，大部分是由士在那里负担之”。中国要吸收西方文化就必须恢复原有士阶级的使命，改变士阶级的出路，使士阶级与农民打成一片，使教育成为终身职业。但是，在深入分析他所谓的士阶级的组成时我们可以发现，张东荪所谓的士阶级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从事专门技能的人才，如医生、律师、工程师等，也不是参加工农运动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专讲儒家思想的读书人。这种读书人在过去和当时都多数是地主，可见从阶级立场来看，张东荪的政治主张确是继承传统开明地主的政治态度。还有不应忽视的一点是，从实际情况看士阶级自身所具有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使其根本难以承担这一责任，连张东荪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士阶级的状况很令人悲观。
其三，虽然张东荪自己并不承认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从其思想深处我们还是不难发现其“文化主义决定论”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他认为文化是建筑在一个空的架构之上，本身并无实质可言。决定文化变化的因素不是实践的结果，而是一种条理。当文化的架构上出现某些空隙时，就出现了“文化的需求”，满足此需求就是“文化的满足”。所谓“文化主义决定论”是指任何变革皆是决定于文化的需要。由此，张东荪就认为文化是元规律可循的，也是不可知的。
最后，张东荪混淆了理想和空想的概念，使其理论具有空想性。他认为一切空想都具有推动的力量，足以使正在摇动中的现状发生变化。同时他认为凡理想都必与现实有距离，“如果十二分要切合于现实，则理想即无由建立”。由此可见，张东荪把理想等同于空想。他还断言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既然还未实现则也应归于空想。殊不知理想与空想的区别既在于理想来源于实践，而空想则是少数理论家的幻想。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的产生也是源于马克思个人的亲身实践，而张东荪的“文化主义的决定论”却始终站在一个文化人的角度，建造的是一个由理想家、学者所治理的文化社会，幻想着有朝一日全世界能自发的协调合作，共创文化。
张东荪和他的“文化主义的决定论”曾代表了那个年代的人们追求文化出路的热切心情，充满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因而是积极的。它曾为推动文化发展有所贡献，所以是值得后人深入研究的。
[作者简介]江琳(1971—)，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责任编辑：蔡世华]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7—0102—03
張东荪(1886-1973年)，字圣心，生于江苏吴县。在20世纪30年代，他一直是思想界、学术界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参与了科学和玄学论战、社会史论战。东西文化论战、唯物辩证法论战等等。其“文化主义的决定论”就是在这不断地争论和探讨中形成、发展，以至成熟的。本文将对张东荪的“文化主义的决定论”做一剖析，借以使人们能对其有一个全面了解和认识。
一
张东荪的“文化主义的决定论”思想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20年代初张东荪发表《文化的创造》一文指出：改造中国不能依靠政治和法律，而是“除了改造人性外没别的办法，而改造人性只能用文化。换言之即是造出一个文化人来，于是便有一个新中国的出现”，初步确立其“文化主义决定论”的主张。30年代，他提出“多元认识论”，主张人的认识由多种不与物质相联系的抽象思想和范畴组成。其后，他把“多元认识论”用于对社会、文化的研究，充实了他的“文化主义决定论”的内容。此后，他相继出版了《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等著作，并在1948年出版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中运用此观点对中国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进行分析与说明，从而“从历史上发现现代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的宝贵教训。《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张东荪文化主义决定论”达到成熟。
张东荪的“文化主义决定论”简而言之，即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是由文化所决定的，此其一。张东荪认为，文化有“变化本能，使其向丰富优美和谐的方面去发挥”。因此，“文化出来了，个人反而为文化所熏染，所变易”。“文化是由人所创造的，文化起来以后，文化却又创造了人”。当然，在张东荪眼里文化并不是轻易创造的，大部分都是“沿袭下来的”。所以在归纳“文化主义决定论”时他说：“我所注重的尤在于一个民族的有历史性的那些东西，如传说、制度、民俗、言语，甚至于时代精神等等……我愿名我此说为文化主义的决定论。”它包含着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中国儒家的道德文化和理性主义是中国文化的“道统”。两者发展成为一种理论的原则，“理想的标准”。成为一把“尺”，可以用它来衡量一切人们所创造的东西。虽然“尺的长短在各族并不相同”，而是随着文化而变，为文化所定。
(2)文化是检验理论、思想、制度等正确与否的标准。张东荪认为，“我们的思想、理论应该由环境决定”，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利害”。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所谓的“阶级利害”只注意到哪一个阶级的人会与本阶级有相一致的利害观念，而忽略了各阶级的思想和整个社会结构、文化因素都决定这一方面。所以，不属于工人阶级的也可以有社会主义思想，这是由“文化境况”决定的。
(3)文化各因素也会出现不适应的情况，文化的发展则正是表现在人类不断发现以往错误，并且不断改正之上。这种“纠正作用”在中国传统方法上看，就是士阶级所从事的活动。所以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主张，不能不注意传统士阶级的儒家精神。
第二，张东荪把其“多元认识论”与“文化主义的决定论”相结合，认为文化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一方面，从文化的构成来看，张东荪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它是由“若干个最高的、最基本的概念为骨干”，也就是说文化是源于概念固定在人们心中(此概念即为集团的经验)，是由于大家之间的文化交互遂成为具有整体性、共同性的文化。此为文化的一层交互。即文化既非一元(如经济因素)或二元所能决定的，而是这些概念结合起来的结果，是多元的。另一方面，从文化的发展状况来看，张东荪认为文化的进步来源于“概念的互相冲突与由此生的不满足、不安定”。就每一种文化本身而言则都是在不断地“使其向丰富优美和谐的方面去发挥”，此即为文化“变化的本能”。张东荪称此为文化上的又一层交互。此层交互的影响是指：在时间上，历史的文化力量与现实的文化状况交互推进；在空间上，本族文化与外族文化交互影响。
第三，张东荪的“文化主义的决定论”以自由主义作为其口号，从本质上说属于一种折中思想。张东荪十分重视自由，认为它是一个国家能得治安与平和的基本条件。但是，张东荪亦认为自由若求实现也得有所“折中”，因为“一种思想而绝对不稍加以折扣，使之实现，便无异于完全打倒其相反的其他思想”。所以，张东荪的“文化主义决定论”所具有的“自由主义”是作为一个“批评的精神”与一种容忍的态度而存在的，以“折中”作为一种实践的方法，以维护平和与秩序，防止过激的冲突与矛盾。
二
张东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学者，如果其身所处的不是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和世界文化的大动荡之时，他也许会和许多学者一样坐在书斋里做一个踏踏实实的读书人。但是严峻的现实使他认识到“哲学家应该做的是：文化到了不能不变时，就要出来做思想领导”。于是，他走出书斋，着手为中国文化找寻出路的工作。通过分析中国文化境况，张东荪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民主精神和科学思想，即整个“理智的文化”，保留中国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以为内心修养之用。其设计的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开展“民族造成运动”。张东荪认为民族复兴的途径是：一方面使固有文化“再发新芽”，表现为保留国故的精华；另一方面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加以消化利用。这两方面的结合，张东荪称其为“民族之造成运动”。
(2)恢复原有的士阶级的使命。换言之，即把士阶级当作社会的“维持力”。士在君主政体之中承担两种任务：其一是作为“辅助阶级”去做官僚以助帝王经营广大的领土；另一部分去代表士阶级的真正使命，即“专作自上而下的对抗力，以谋政权与人民利益得一个平衡化”。而当君主制的国家消失以后，士的使命可以说完全改变，士成为良心与理智的化身。他们(即士)是全社会的“出气筒”，对全文化时时有所贡献，使得文化内有新鲜的东西输入，以防止文化的僵化。
(3)建立国际性的文化组织，内部实行教育自治。张东荪指出：今后中国的改良，政治的修明，与经济建设都免不了需要国际的协力。所以应建立一国际组织，以“道德的”“理性的”“文化的”力量影响社会。这一国际文化组织首先必须有独立的财源。其靠的只“各国能有彻底觉悟而把所有国际的交通如轮船、飞机、电报、电话等交这一国际组织；”其次，用此财源聘用一部分“知道人类幸福在何处，不为国家偏见所囿”的学者，由这些有“独立人格”的学者组织一个“文化局”，专门从事帮助各国改进文化的工作；最后，中国国内在文化方面必须采取“公会的社会主义以自治制度予教育界。于是得使文化界自行提高以与国际间的道德力相接轨”。由以上三 步，形成一个国际性的文化，从而使文化的冲突和矛盾得以避免。
(4)改变宗教的性质。张东荪认为，今后的宗教“不再是社会的，而变为纯属个人，也不复成为制度，乃纯变为修养之方法”。所以西方的耶教和中国的孔孟之教在修养方面仍是大有用处。只是退缩了“统辖的范围”。“至于治国平天下以及对社会的关系，对自然的研究须完全依赖科学”。他认为西方文化是“整个儿的理智的文化”，“中国必须把这个理智的文化整个接收过来，只限于在个人心安理得的做人方面适用孔孟之道而已”。
以上即是张东荪为寻找中国文化出路，建设世界文化群体提出的几点理论构想。这一构想的提出是循着“文化主义的决定论”的主线，怀着对改造现有文化的迫切要求和建设世界文化的美好愿望而提出的，是张东荪“文化主义的决定论”这一理论体系的具体体现。
三
张东荪的“文化主义的决定论”是从分析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历史和现实人手，着眼于文化具有的决定性、多元性和“自由主义”特色，致力于为中国文化找寻出路的理论体系。其中不乏独到见解，在结构和方法上均有可取之处。其J，张东荪的“文化主义的决定论”是建立在“多元认识论”的基础之上。即文化从概念上即具有多元性；从文化的发展变化情况看，一种文化在时间上有从低级到高级的层次，在空间上又与它种外来文化相互影响、调和，由此使其“文化主义决定论”的结构更为严谨。其二，张东荪提出分析文化的三原则作为普遍的分析方法而保存了下来。即第一，“必须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情況”；第二，“必须把中国文化纳入统一的历史文化中去”；第三，“分析西方文化以求发现其中哪些是中国所必需的”，再加以吸收和利用。张东荪把以上三点相结合，从而为正确分析、了解世界文化，找寻中国文化的出路提供了理论方法。这种分析的原则从其理论依据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的。其三，张东荪的“文化主义决定论”完整体系的建立丰富了文化理论领域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自由主义“弃旧图新”的主张在当时为中国文化找寻出路提供了一个新途径，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张东荪本人的认识角度和阶级观念的局限，其“文化主义决定论”也存在种种缺陷。其一，在实践中常常表现为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阶级调和。张东荪把历史的发展，制度的变革都看成由文化的需要所决定，使得其在政治观上表现为，虽不满专制的反动统治，却不主张革命。他认为“任何激烈的改革其后必有反动，足以将改革抵消，使其仍复原位，反而到是所余留的影响能经久些。故我们可以说：只有平和的改革其效果比较经久些；愈激烈的改革其退消亦愈快”。因此，唯有用和平的手段才能真正求得进步。张东荪把这一调和的使命交付给了“士”这一阶级。但从当时的社会情况看，近代中国的历史一再昭示，反动的统治者不仅力量强大，而且顽固派拒绝一切改革，采取各种残酷的手段对付任何形式的改良，所以以革命的手段推翻反革命的暴政是一切改革实现的前提。张东荪的和平手段是落后于时代的要求的。他的以和平手段和阶级调和的思想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
其二，在分析中国历史时，张东荪过多地强调了“士”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他认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所以由文化，其文化所以不堕者，大部分是由士在那里负担之”。中国要吸收西方文化就必须恢复原有士阶级的使命，改变士阶级的出路，使士阶级与农民打成一片，使教育成为终身职业。但是，在深入分析他所谓的士阶级的组成时我们可以发现，张东荪所谓的士阶级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从事专门技能的人才，如医生、律师、工程师等，也不是参加工农运动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专讲儒家思想的读书人。这种读书人在过去和当时都多数是地主，可见从阶级立场来看，张东荪的政治主张确是继承传统开明地主的政治态度。还有不应忽视的一点是，从实际情况看士阶级自身所具有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使其根本难以承担这一责任，连张东荪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士阶级的状况很令人悲观。
其三，虽然张东荪自己并不承认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从其思想深处我们还是不难发现其“文化主义决定论”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他认为文化是建筑在一个空的架构之上，本身并无实质可言。决定文化变化的因素不是实践的结果，而是一种条理。当文化的架构上出现某些空隙时，就出现了“文化的需求”，满足此需求就是“文化的满足”。所谓“文化主义决定论”是指任何变革皆是决定于文化的需要。由此，张东荪就认为文化是元规律可循的，也是不可知的。
最后，张东荪混淆了理想和空想的概念，使其理论具有空想性。他认为一切空想都具有推动的力量，足以使正在摇动中的现状发生变化。同时他认为凡理想都必与现实有距离，“如果十二分要切合于现实，则理想即无由建立”。由此可见，张东荪把理想等同于空想。他还断言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既然还未实现则也应归于空想。殊不知理想与空想的区别既在于理想来源于实践，而空想则是少数理论家的幻想。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的产生也是源于马克思个人的亲身实践，而张东荪的“文化主义的决定论”却始终站在一个文化人的角度，建造的是一个由理想家、学者所治理的文化社会，幻想着有朝一日全世界能自发的协调合作，共创文化。
张东荪和他的“文化主义的决定论”曾代表了那个年代的人们追求文化出路的热切心情，充满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因而是积极的。它曾为推动文化发展有所贡献，所以是值得后人深入研究的。
[作者简介]江琳(1971—)，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