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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教育似乎正在改变中国每年近1000万人的命运，面对这个每年数千亿元的市场，作为投资人而言，诱惑可想而知。
2008年11月初，安博教育集团对外宣布，获得以英联投资为首投资联盟1.03亿美元投资。根据本刊记者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教育行业获得投资将达到近3亿美元，这还仅限于公开的数据。
另据本刊记者了解到，赛伯乐中国投资已经在职业教育领域投资数千万美元，此外，光速创投董事总经理宓群等众多投资人也开始看好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教育是整个经济中少有的逆势上扬的行业。当投资人在各个教育领域“淘宝”过后，职业教育正成为投资的一个新兴市场，炙手可热。
为什么要在现在这个时候投资职业教育?“目前职业教育面临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是有时间性的，不可重复。”赛伯乐中国投资资深合伙人尚选玉告诉记者。
这个难得的机会来自于政策。为了维护高职的稳定，教育部出台政策要求所有高职使用的土地都必需属于高职学校名下。过去投资者买地盖房子建学校，地是公司名下的，用其抵押银行贷款，如果到期还不上钱，银行就会将地拍卖给房地产商，学校没有地，学生没地方去，造成社会不稳定。国家教育部政策一刀切，公司必须还清银行贷款才能把地过户到学校名下，很多公司很难搞到动辄上亿的资金，过不去这个“坎”，因为他们大多都是白手起家靠滚动发展起来的，挣到的钱不断用于扩张规模，手上的现金有限。这个资金缺口导致企业家的合作动机，这就是投资人的机会，由于学校的需求迫切，因此投资人可以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进入。
除了政策上的影响外，职业教育市场本身也相当巨大，而且相比早教市场更有规模化优势，具有不愁生源的特性。
职业教育发展仅十年，就打下了半壁江山，2007年，中国中等职业学校招生810万人，占到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49％；高等职业学校招生283万人，约占全国高等院校招生数的50％。职教的学费大专一般是6000～8000元，大本约12000～15000元，这还仅仅是较低的学费标准，有的高等职业教育3年要花费6万余元；此外，考虑高考落榜带来的计划外职业教育市场，粗略计算职业教育市场规模可达到数千亿元。
如果说其他的市场化教育培训主要看市场开拓能力，那么职业高校对市场开拓的依赖相对要小的多。2007年参加高考的中等学校学生1200万人，高考只录取560万人，一半学生毕业没有书读，只要有学校就会有人报名。 “我们考察的一家高职院校管理很差，但是一年同时在校学生也有一万多人，教室也非常小，学生们都挤在一起，但是招生和分配两头搞得很好，专门针对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就业率相当高，这样的学校只要不是特别的差都能招到学生。”尚选玉告诉本刊记者，和其他的行业相比，职业教育的回报并不低。
高就业率是职教占据中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法宝，根据公开信息显示近年大学生就业率只有60％，但职业教育院校的学生就业率则高达90％以上。由于学费较贵，职教为了招生就要千方百计跟市场接轨，促使其更关注社会需要的人才，例如空乘、文秘、主持人、酒店管理、高尔夫、养生护理等高端服务人才，以及动漫、工艺、设计都是目前的市场热门，都是围绕高端消费领域。
这种职业需求现状与中国经济格局和学校市场化有关系。从全球性产业链视角来看，中国生产价值一块钱的产品，在美国经过订单处理、产品设计、原材料组织，物流仓储、批发经营、终端营销等方面最后以十块钱的价格销售出去，为美国制造了大量的高端人才就业机会，而占据中国GDP30％的出口制造业是不吸纳人才的，因此，造成中国公立大学培养的大量高端人才没地方去，但是大量的职业工种又处在极端的稀缺状态。
教育改革10余年来，民营资本对推动职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创办人素质和实力差异，导致民办高职院校在公信力、管理规范性、教学质量等方面参差不齐，从市场和国家政策两个角度都到了全面整合的时期。在调研六个省区，三十多所民办高校后，赛伯乐中国投资已在全国三个省市投资了三个教育集团，并通过集团收购了相关区域的学校。
除了学费，职业教育学校还可以利用相关师资开展计划外的培训，比如网络本科、各类认证、管理及语言培训等等。此外还可以与国外院校合作，这也是收入的来源。另外一大块收入来源是后勤服务，这部分在规模较大的高等院校优势尤为明显，住宿、饮食、商业、学术交流中心、酒店会议等等，这些服务加在一起有很好的收益。比如说可以单独成立一些专门针对职业教育院校的宿舍、饮食、商业连锁，这样可以解决专业性和集约化的问题。
尚选玉告诉记者，他们希望所投资的项目有多种退出方式，美国市场对教育估值较高，他们正力图与国际教育产业资本巨头进行战略合作，以减轻金融海啸的影响。
作为中国13亿人口的大消费领域。教育的前景无可限量，但是教育作为一个本身公益性十足的产业与纯商业的嫁接是否会产生诸多问题?易凯资本首席执行官王冉告诉本刊记者，教育行业的企业家有很强的两面性，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一方面他又要扮演商人的角色，这两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极大的冲突性，对于一个商业化十足的决策往往无法完全贯彻，也导致与投资人的分歧。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就是这种矛盾的典型，上市两年有余后，他开始宣称后悔上市，希望能做个单纯的校长，尽管因上市他已身价数亿美元。
相信有了新东方的例子，中国的教育集团投资者和企业家都会更缜密、慎重的思考教育企业的无限未来。
2008年11月初，安博教育集团对外宣布，获得以英联投资为首投资联盟1.03亿美元投资。根据本刊记者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教育行业获得投资将达到近3亿美元，这还仅限于公开的数据。
另据本刊记者了解到，赛伯乐中国投资已经在职业教育领域投资数千万美元，此外，光速创投董事总经理宓群等众多投资人也开始看好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教育是整个经济中少有的逆势上扬的行业。当投资人在各个教育领域“淘宝”过后，职业教育正成为投资的一个新兴市场，炙手可热。
为什么要在现在这个时候投资职业教育?“目前职业教育面临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是有时间性的，不可重复。”赛伯乐中国投资资深合伙人尚选玉告诉记者。
这个难得的机会来自于政策。为了维护高职的稳定，教育部出台政策要求所有高职使用的土地都必需属于高职学校名下。过去投资者买地盖房子建学校，地是公司名下的，用其抵押银行贷款，如果到期还不上钱，银行就会将地拍卖给房地产商，学校没有地，学生没地方去，造成社会不稳定。国家教育部政策一刀切，公司必须还清银行贷款才能把地过户到学校名下，很多公司很难搞到动辄上亿的资金，过不去这个“坎”，因为他们大多都是白手起家靠滚动发展起来的，挣到的钱不断用于扩张规模，手上的现金有限。这个资金缺口导致企业家的合作动机，这就是投资人的机会，由于学校的需求迫切，因此投资人可以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进入。
除了政策上的影响外，职业教育市场本身也相当巨大，而且相比早教市场更有规模化优势，具有不愁生源的特性。
职业教育发展仅十年，就打下了半壁江山，2007年，中国中等职业学校招生810万人，占到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49％；高等职业学校招生283万人，约占全国高等院校招生数的50％。职教的学费大专一般是6000～8000元，大本约12000～15000元，这还仅仅是较低的学费标准，有的高等职业教育3年要花费6万余元；此外，考虑高考落榜带来的计划外职业教育市场，粗略计算职业教育市场规模可达到数千亿元。
如果说其他的市场化教育培训主要看市场开拓能力，那么职业高校对市场开拓的依赖相对要小的多。2007年参加高考的中等学校学生1200万人，高考只录取560万人，一半学生毕业没有书读，只要有学校就会有人报名。 “我们考察的一家高职院校管理很差，但是一年同时在校学生也有一万多人，教室也非常小，学生们都挤在一起，但是招生和分配两头搞得很好，专门针对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就业率相当高，这样的学校只要不是特别的差都能招到学生。”尚选玉告诉本刊记者，和其他的行业相比，职业教育的回报并不低。
高就业率是职教占据中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法宝，根据公开信息显示近年大学生就业率只有60％，但职业教育院校的学生就业率则高达90％以上。由于学费较贵，职教为了招生就要千方百计跟市场接轨，促使其更关注社会需要的人才，例如空乘、文秘、主持人、酒店管理、高尔夫、养生护理等高端服务人才，以及动漫、工艺、设计都是目前的市场热门，都是围绕高端消费领域。
这种职业需求现状与中国经济格局和学校市场化有关系。从全球性产业链视角来看，中国生产价值一块钱的产品，在美国经过订单处理、产品设计、原材料组织，物流仓储、批发经营、终端营销等方面最后以十块钱的价格销售出去，为美国制造了大量的高端人才就业机会，而占据中国GDP30％的出口制造业是不吸纳人才的，因此，造成中国公立大学培养的大量高端人才没地方去，但是大量的职业工种又处在极端的稀缺状态。
教育改革10余年来，民营资本对推动职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创办人素质和实力差异，导致民办高职院校在公信力、管理规范性、教学质量等方面参差不齐，从市场和国家政策两个角度都到了全面整合的时期。在调研六个省区，三十多所民办高校后，赛伯乐中国投资已在全国三个省市投资了三个教育集团，并通过集团收购了相关区域的学校。
除了学费，职业教育学校还可以利用相关师资开展计划外的培训，比如网络本科、各类认证、管理及语言培训等等。此外还可以与国外院校合作，这也是收入的来源。另外一大块收入来源是后勤服务，这部分在规模较大的高等院校优势尤为明显，住宿、饮食、商业、学术交流中心、酒店会议等等，这些服务加在一起有很好的收益。比如说可以单独成立一些专门针对职业教育院校的宿舍、饮食、商业连锁，这样可以解决专业性和集约化的问题。
尚选玉告诉记者，他们希望所投资的项目有多种退出方式，美国市场对教育估值较高，他们正力图与国际教育产业资本巨头进行战略合作，以减轻金融海啸的影响。
作为中国13亿人口的大消费领域。教育的前景无可限量，但是教育作为一个本身公益性十足的产业与纯商业的嫁接是否会产生诸多问题?易凯资本首席执行官王冉告诉本刊记者，教育行业的企业家有很强的两面性，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一方面他又要扮演商人的角色，这两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极大的冲突性，对于一个商业化十足的决策往往无法完全贯彻，也导致与投资人的分歧。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就是这种矛盾的典型，上市两年有余后，他开始宣称后悔上市，希望能做个单纯的校长，尽管因上市他已身价数亿美元。
相信有了新东方的例子，中国的教育集团投资者和企业家都会更缜密、慎重的思考教育企业的无限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