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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
爸爸是我生命中最亲近、最重要的人之一，可也是我最不了解的一个人。因为他在我17岁时就过世了，没有给过我机会去真正懂得他。
1949年初，任职南京市地政局的爸爸要随机关迁到台湾。我们一家4口：爸爸、妈妈、奶奶和我，离开南京之后，先停经杭州与家族作最后一次相聚，随后便到上海搭船南下福建，再乘轮船到台湾。那是我此生第一次到上海，当然毫无印象；再去时已是28年之后了。
爸爸妈妈到台湾时都已经是三十七八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来到一处陌生的地方，语言、气候、食物、生活习惯，无一不需从头适应。老父和小妹一家已经没有出来团圆的希望了；家业房产、文物珍玩，都已成身后的灰烬。两手空空，后退无路；而前途茫茫，安危祸福难卜；尤其是世局离乱人心难测，一言都可能贾祸。日后我自己到了他们的年纪时，试着想象他们当年的心境，该是何等凄惶！难怪童年的印象里，表面上乐天豪放的爸爸常有沉着脸默默抽烟的时刻……
爸爸到台湾的第一个职务是担任高雄县政府地政科科长。从南京的地政局到一个小县份的地政科，虽然在那个大迁徙的年代还能有个职位已属幸运，但爸爸是怎样调适他的境遇与心情，年幼的我当然不得而知。小时不知爸爸每天在做什么，但常听到他跟朋友和同事讲到两个串词：“三七五减租”，和“耕者有其田”。却是要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我自己都已经超过他逝世时的年纪，才约略得知一些他为高雄县所做的贡献。
根据我在网上找到曾任高雄县长的董中生回忆录，提到他就任之后即指派我爸爸为地政科长，立即推动全县的土地第一次登记，发给土地所有权状。这种土地登记的簿册称为地籍册；台湾土地改革之所以能顺利成功，完整的地籍册帮助很大。三七五租约能迅速订立，耕者有其田能顺利征收，是因为租佃纠纷中最难解决的“租额”问题，和土地征收中最难解决的“地价”问题，都依靠地籍册内所记的地目等则和面积计算出来的。
所以，爸爸来到台湾之后，投身参与的工作就是“土地改革”。而这个温和的“土改”对台湾造成的长远重大影响，已经是历史定论了。例如日本学者若林正丈就分析过“耕者有其田”政策的特点，认为这个政策对后来的所谓“台湾经济奇迹”有着先驱性的影响。在这段历史中，我的爸爸，一个毫不显赫的地方行政官员，到底做出过他专业上的贡献。我虽然知道得太晚，仍然感到深深的欣慰。
爸爸中学上的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所以英文无论说或写都非常漂亮。小时爸爸教我唱英文歌，我记得最牢的是美国电影《凤凰于飞》（Rose Marie）的同名主题曲。我那时还不懂英文，完全靠死背硬记，他念一个字我就跟着鹦鹉学舌似的摹仿，他一再纠正我的发音直到满意为止。许多年后我终于听到原歌，也已经揣摩出早先不明其意的歌词了。
爸爸在我5岁那年去美国考察半年，我推测是“农复会”给下的任务。回来之后感觉上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爸爸在亲友和邻里间俨然是个重要人物，每个人都问他关于美国的事，因为他是我们周围和所有来往的人里唯一到过美国的——不仅到过，还跑了很多地方，交了许多美国朋友（许多年后我们家都还会收到来自美国的耶诞卡）；而且，最稀罕的是：他照了无数张彩色幻灯片，可以像放电影一样打在墙上给许多人一起看。
我对他的幻灯片上那些地方毫无概念，除了满是摩天高楼的纽约。后来才知道他不但东西两岸都到过，还在威斯康辛大学陌地生校园旁听过课，带回家一幅校旗；还到过波多黎各——可能因为那里的气候、物产甚至近代史上的开拓发展模式，都跟台湾有相近之处。
20年后，我终于去了纽约和威斯康星州陌地生城，他一直希望我有一天能去的地方。爸爸说：将来一定送我到那个国度去念书。结果是我自己去了，而且我还去了更多的地方，可惜他已无从知道。
我从1977年第一次回到上海，其后去过上海无数次，甚至最后连妈妈都回上海定居了，但爸爸从1949年上船之际的最后一眼，永远没有能够再见到他的城市。他从未告诉我他想念上海——他没有等到我长大到可以听他倾诉心事时就骤然离世，但我深信他一定非常怀念那个城市。1930年代的上海，念大学的岁月，怎能不让他怀念呢？我多么希望能够告诉爸爸：我见到了他当年熟悉的黄浦江的景色，走在他走熟的街道上，我写的书放在他想必行过的路上的书店里，我还到他的母校复旦大学做过讲演……如果他还在，我相信他一定会非常的高兴。
爸爸去世多年之后，随着我自己的成长成熟，他出现在我梦中的形象愈趋柔和自在；他与我在梦里平等地对话，亲切而愉快。就在不久之前的一个凌晨，我梦见他神色愉悦地来到我面前，我心中充满想要对他诉说的话语，我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他：他离去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女孩，其后这大半生我学到了许多功课，特别是我将要写一本关于我们家的书，我还有太多事情想要问他啊……我恳求他多留一会，而他只是一派轻松地微笑着。看着他焕发的容颜，我突然发现：他比我年轻许多——我竟然已经比自己的爸爸老了！在那一刹那，我醒悟到这不是真实人间。
醒来之后，心中充满甜蜜的哀伤，为那无可追挽的岁月，为我那来不及好好认识的、比我年轻的父亲。
爸爸回家
去年秋天，我带着一百岁的爸爸回上海。
爸爸生于民国元年，去年正好是一百岁——我是说，如果他还在世的话。
如果爸爸还在世，一百岁的他一定会感到很寂寞吧，因为妈妈已经不在了。他的两个妹妹，一个早在廿多年前在上海病故，另一个也于前年在台北过世。他那一辈的人只剩下三个比他年轻许多的堂弟，而老友们还健在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了。
爸爸过世得早，那年他还不满55岁。所以我55岁生日那天，忽然想到：我竟然比自己的父亲还老了，而从此以后我会有一个比起我来越来越年轻的父亲。那种奇妙又荒谬的念头闪过心头之后，惆怅与哀伤陡然涌起。
爸爸过世时我才17岁，年过半百之后想起爸爸虽然心情不再激动，然而那一刻我感到久已未有的一份悲伤——在人生还充满许多可能、伴侣还需要扶持孩子还需要照顾与指引的时候，同样年纪、处在同样人生阶段的爸爸，竟然毫无预警地、毫无选择地结束他的人生了。而我的人生，竟有这样漫长、这样大的部分是没有爸爸参与的。 爸爸在高雄心脏病突发而离世，正在期终大考的我从台北赶去，接爸爸回家——捧着一个沉重的方形木盒，里面是装着爸爸骨灰的瓷坛。然后，爸爸就安眠在台北善导寺的灵骨堂里。我大学毕业到美国留学前夕去向爸爸道别，告诉他我终于为他完成要我出去念书的心愿了。许多年后我才能回到台湾再去看他，木盒上爸爸微笑的照片有些模糊了——或许模糊的是我的泪眼吧。
没有了爸爸的大半生里，幸好我还有妈妈。然而高寿的妈妈的后半生是没有她最亲爱的丈夫陪伴的。自小一道长大的青梅竹马表兄妹后来结为恩爱的夫妇，爸爸的猝逝之于妈妈，远比常人的丧偶之痛更深更痛。
所以，爸爸在善导寺安眠了40多年，妈妈在没有爸爸的世上也生活了40多年。妈妈人生的最后几年定居在上海——爸爸在那里念书，爸爸妈妈在那里结婚，他俩的青春年代在那个城市留下无数珍贵美好的记忆。
4年前的春天，96岁的妈妈在上海安详地去世。临行之前她叮嘱我把她的遗体火化，骨灰洒到海里，不要建墓立碑；理由竟然是不想留下会引起我和孩子们悲伤悼念的痕迹。我笑她傻：没有墓没有碑，难道我们就不会想她思念她？
我知道这件事我是不会听她的。我把妈妈的骨灰暂时安放在上海郊区一座墓园的寄存室里。在那间希腊式的建筑里，妈妈静静地等候爸爸的来到。
去年春天到台北时，我去善导寺看看早已移放到高层架上的爸爸的木盒，那么大的老式盒子现今已不多见，肯定需要换成一般尺寸的圆坛才能带出远行。我询问了相关的手续，还颇有些繁杂，于是决定秋天再回来，多些充裕的时间进行这桩事。
就在下了决心时，瞥见一旁的香案上有一对筊杯。我不是个迷信的人，这一生从未掷筊问卜，但那个刹那忽然心念一动，于是捧起筊杯在心中默祷：“爸爸，我带你回上海好不好？”筊杯掷下，一阴一阳。爸爸答应了！
“好，爸爸，我们一道去上海。妈妈在那里等你呢。”我的眼睛湿了。爸爸木盒上的照片已经很不清楚了，但是我知道他在微笑。
夏天我去上海，在妈妈安息的墓园中，面河一栋楼的高层订了一处双壁龛，刻好大理石碑；碑上爸爸和妈妈的名字并排，像是他俩长相厮守的小屋门牌，又比结婚证书更像永不分离的承诺。碑上还有他俩的照片，都是我挑选出的记忆中最亲切美好的模样。
秋天来到台北，物色了新的骨灰坛，办妥了规章所需要的文件，我最后一次来到善导寺，请出爸爸的大盒子，一路捧着出来，心里默默地提醒爸爸跟着我来。在台北近郊一处山上，预先约好的拣骨师把大瓷坛里的骨灰再次烧成细粉，灰白色的粉末盛在新的圆坛里，看起来很干净。我捧起坛子，还热烘烘的。山上下着凄凄的秋雨，可是我觉得很温暖。
就这样，我把坛子放在旅行袋里，上飞机，下飞机，一路随身提着，一路在心中跟爸爸说话：“爸爸，我们坐飞机回上海了，只要一个半小时！爸爸，你开心吗？离开上海62年了，你还记得上海的模样吗？”
1949年的春天，爸爸搀扶着小脚的奶奶、领着妈妈抱着未满一岁的我，从黄浦江乘船去福州换搭大船去台湾。当江轮缓缓驶离外滩，他对上海投出最后一瞥，极目所见难以忘怀的是甚么景象？60年来，爸爸若还能亲眼看见今天的上海令全世界目眩惊艳的变化，又会是何种心情？
我多么想知道，告别上海的那一刻，爸爸心中想着什么？他可有预感此生再也、再也无法回来？再见，上海——永远不能再见的上海……
爸爸不能回去的上海，成了我永远的乡愁。
其实我何尝不清楚，这坛子里的粉末不是爸爸，那存放在墓园的木盒里盛着的当然也不是妈妈。我宁可相信他俩早已在另一个美好的世界重聚，谈论别后种种，爱怜地俯视尚在人间痴痴奔波的我。我也宁可相信我们来到这世间是一趟学习之旅，我们的躯体只是一袭承载来访灵魂的“宇航衣”；当衣服敝旧不堪再用，灵魂便弃之而去……
墓园里刻着他俩名字的壁龛，无疑即是他们的衣冠冢啊！
然而那些曾是温热的粉灰，是他们在这世间旅行时曾经穿过的行装弃毁之后的余烬，是他们留给我的除了记忆之外仅有的体质遗痕。我对他们如此思念不舍，即使只是些许余烬遗痕，也是他们的曾经、他们的足迹；我对之郑重珍视如宝，即使明知世间已没有任何可以替代他们于万一的东西。
因而我还是一路拎着沉重的行囊，心中喃喃地与爸爸对话，并且固执的相信，我终于把爸爸带回他的上海，与分离了四十几年的妈妈重聚了。
将一坛、一盒在龛中并排安置妥当之后，我放进一本为他们而写的《昨日之河》——我以回忆和文字对他们的报答之书。书本覆盖在妈妈的盒子上，封面上我一岁时的照片贴近着妈妈，妈妈的旁边是爸爸，我们三人紧紧地依偎着，就像许多、许多年前一样。
（摘自《新民晚报》）
爸爸是我生命中最亲近、最重要的人之一，可也是我最不了解的一个人。因为他在我17岁时就过世了，没有给过我机会去真正懂得他。
1949年初，任职南京市地政局的爸爸要随机关迁到台湾。我们一家4口：爸爸、妈妈、奶奶和我，离开南京之后，先停经杭州与家族作最后一次相聚，随后便到上海搭船南下福建，再乘轮船到台湾。那是我此生第一次到上海，当然毫无印象；再去时已是28年之后了。
爸爸妈妈到台湾时都已经是三十七八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来到一处陌生的地方，语言、气候、食物、生活习惯，无一不需从头适应。老父和小妹一家已经没有出来团圆的希望了；家业房产、文物珍玩，都已成身后的灰烬。两手空空，后退无路；而前途茫茫，安危祸福难卜；尤其是世局离乱人心难测，一言都可能贾祸。日后我自己到了他们的年纪时，试着想象他们当年的心境，该是何等凄惶！难怪童年的印象里，表面上乐天豪放的爸爸常有沉着脸默默抽烟的时刻……
爸爸到台湾的第一个职务是担任高雄县政府地政科科长。从南京的地政局到一个小县份的地政科，虽然在那个大迁徙的年代还能有个职位已属幸运，但爸爸是怎样调适他的境遇与心情，年幼的我当然不得而知。小时不知爸爸每天在做什么，但常听到他跟朋友和同事讲到两个串词：“三七五减租”，和“耕者有其田”。却是要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我自己都已经超过他逝世时的年纪，才约略得知一些他为高雄县所做的贡献。
根据我在网上找到曾任高雄县长的董中生回忆录，提到他就任之后即指派我爸爸为地政科长，立即推动全县的土地第一次登记，发给土地所有权状。这种土地登记的簿册称为地籍册；台湾土地改革之所以能顺利成功，完整的地籍册帮助很大。三七五租约能迅速订立，耕者有其田能顺利征收，是因为租佃纠纷中最难解决的“租额”问题，和土地征收中最难解决的“地价”问题，都依靠地籍册内所记的地目等则和面积计算出来的。
所以，爸爸来到台湾之后，投身参与的工作就是“土地改革”。而这个温和的“土改”对台湾造成的长远重大影响，已经是历史定论了。例如日本学者若林正丈就分析过“耕者有其田”政策的特点，认为这个政策对后来的所谓“台湾经济奇迹”有着先驱性的影响。在这段历史中，我的爸爸，一个毫不显赫的地方行政官员，到底做出过他专业上的贡献。我虽然知道得太晚，仍然感到深深的欣慰。
爸爸中学上的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所以英文无论说或写都非常漂亮。小时爸爸教我唱英文歌，我记得最牢的是美国电影《凤凰于飞》（Rose Marie）的同名主题曲。我那时还不懂英文，完全靠死背硬记，他念一个字我就跟着鹦鹉学舌似的摹仿，他一再纠正我的发音直到满意为止。许多年后我终于听到原歌，也已经揣摩出早先不明其意的歌词了。
爸爸在我5岁那年去美国考察半年，我推测是“农复会”给下的任务。回来之后感觉上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爸爸在亲友和邻里间俨然是个重要人物，每个人都问他关于美国的事，因为他是我们周围和所有来往的人里唯一到过美国的——不仅到过，还跑了很多地方，交了许多美国朋友（许多年后我们家都还会收到来自美国的耶诞卡）；而且，最稀罕的是：他照了无数张彩色幻灯片，可以像放电影一样打在墙上给许多人一起看。
我对他的幻灯片上那些地方毫无概念，除了满是摩天高楼的纽约。后来才知道他不但东西两岸都到过，还在威斯康辛大学陌地生校园旁听过课，带回家一幅校旗；还到过波多黎各——可能因为那里的气候、物产甚至近代史上的开拓发展模式，都跟台湾有相近之处。
20年后，我终于去了纽约和威斯康星州陌地生城，他一直希望我有一天能去的地方。爸爸说：将来一定送我到那个国度去念书。结果是我自己去了，而且我还去了更多的地方，可惜他已无从知道。
我从1977年第一次回到上海，其后去过上海无数次，甚至最后连妈妈都回上海定居了，但爸爸从1949年上船之际的最后一眼，永远没有能够再见到他的城市。他从未告诉我他想念上海——他没有等到我长大到可以听他倾诉心事时就骤然离世，但我深信他一定非常怀念那个城市。1930年代的上海，念大学的岁月，怎能不让他怀念呢？我多么希望能够告诉爸爸：我见到了他当年熟悉的黄浦江的景色，走在他走熟的街道上，我写的书放在他想必行过的路上的书店里，我还到他的母校复旦大学做过讲演……如果他还在，我相信他一定会非常的高兴。
爸爸去世多年之后，随着我自己的成长成熟，他出现在我梦中的形象愈趋柔和自在；他与我在梦里平等地对话，亲切而愉快。就在不久之前的一个凌晨，我梦见他神色愉悦地来到我面前，我心中充满想要对他诉说的话语，我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他：他离去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女孩，其后这大半生我学到了许多功课，特别是我将要写一本关于我们家的书，我还有太多事情想要问他啊……我恳求他多留一会，而他只是一派轻松地微笑着。看着他焕发的容颜，我突然发现：他比我年轻许多——我竟然已经比自己的爸爸老了！在那一刹那，我醒悟到这不是真实人间。
醒来之后，心中充满甜蜜的哀伤，为那无可追挽的岁月，为我那来不及好好认识的、比我年轻的父亲。
爸爸回家
去年秋天，我带着一百岁的爸爸回上海。
爸爸生于民国元年，去年正好是一百岁——我是说，如果他还在世的话。
如果爸爸还在世，一百岁的他一定会感到很寂寞吧，因为妈妈已经不在了。他的两个妹妹，一个早在廿多年前在上海病故，另一个也于前年在台北过世。他那一辈的人只剩下三个比他年轻许多的堂弟，而老友们还健在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了。
爸爸过世得早，那年他还不满55岁。所以我55岁生日那天，忽然想到：我竟然比自己的父亲还老了，而从此以后我会有一个比起我来越来越年轻的父亲。那种奇妙又荒谬的念头闪过心头之后，惆怅与哀伤陡然涌起。
爸爸过世时我才17岁，年过半百之后想起爸爸虽然心情不再激动，然而那一刻我感到久已未有的一份悲伤——在人生还充满许多可能、伴侣还需要扶持孩子还需要照顾与指引的时候，同样年纪、处在同样人生阶段的爸爸，竟然毫无预警地、毫无选择地结束他的人生了。而我的人生，竟有这样漫长、这样大的部分是没有爸爸参与的。 爸爸在高雄心脏病突发而离世，正在期终大考的我从台北赶去，接爸爸回家——捧着一个沉重的方形木盒，里面是装着爸爸骨灰的瓷坛。然后，爸爸就安眠在台北善导寺的灵骨堂里。我大学毕业到美国留学前夕去向爸爸道别，告诉他我终于为他完成要我出去念书的心愿了。许多年后我才能回到台湾再去看他，木盒上爸爸微笑的照片有些模糊了——或许模糊的是我的泪眼吧。
没有了爸爸的大半生里，幸好我还有妈妈。然而高寿的妈妈的后半生是没有她最亲爱的丈夫陪伴的。自小一道长大的青梅竹马表兄妹后来结为恩爱的夫妇，爸爸的猝逝之于妈妈，远比常人的丧偶之痛更深更痛。
所以，爸爸在善导寺安眠了40多年，妈妈在没有爸爸的世上也生活了40多年。妈妈人生的最后几年定居在上海——爸爸在那里念书，爸爸妈妈在那里结婚，他俩的青春年代在那个城市留下无数珍贵美好的记忆。
4年前的春天，96岁的妈妈在上海安详地去世。临行之前她叮嘱我把她的遗体火化，骨灰洒到海里，不要建墓立碑；理由竟然是不想留下会引起我和孩子们悲伤悼念的痕迹。我笑她傻：没有墓没有碑，难道我们就不会想她思念她？
我知道这件事我是不会听她的。我把妈妈的骨灰暂时安放在上海郊区一座墓园的寄存室里。在那间希腊式的建筑里，妈妈静静地等候爸爸的来到。
去年春天到台北时，我去善导寺看看早已移放到高层架上的爸爸的木盒，那么大的老式盒子现今已不多见，肯定需要换成一般尺寸的圆坛才能带出远行。我询问了相关的手续，还颇有些繁杂，于是决定秋天再回来，多些充裕的时间进行这桩事。
就在下了决心时，瞥见一旁的香案上有一对筊杯。我不是个迷信的人，这一生从未掷筊问卜，但那个刹那忽然心念一动，于是捧起筊杯在心中默祷：“爸爸，我带你回上海好不好？”筊杯掷下，一阴一阳。爸爸答应了！
“好，爸爸，我们一道去上海。妈妈在那里等你呢。”我的眼睛湿了。爸爸木盒上的照片已经很不清楚了，但是我知道他在微笑。
夏天我去上海，在妈妈安息的墓园中，面河一栋楼的高层订了一处双壁龛，刻好大理石碑；碑上爸爸和妈妈的名字并排，像是他俩长相厮守的小屋门牌，又比结婚证书更像永不分离的承诺。碑上还有他俩的照片，都是我挑选出的记忆中最亲切美好的模样。
秋天来到台北，物色了新的骨灰坛，办妥了规章所需要的文件，我最后一次来到善导寺，请出爸爸的大盒子，一路捧着出来，心里默默地提醒爸爸跟着我来。在台北近郊一处山上，预先约好的拣骨师把大瓷坛里的骨灰再次烧成细粉，灰白色的粉末盛在新的圆坛里，看起来很干净。我捧起坛子，还热烘烘的。山上下着凄凄的秋雨，可是我觉得很温暖。
就这样，我把坛子放在旅行袋里，上飞机，下飞机，一路随身提着，一路在心中跟爸爸说话：“爸爸，我们坐飞机回上海了，只要一个半小时！爸爸，你开心吗？离开上海62年了，你还记得上海的模样吗？”
1949年的春天，爸爸搀扶着小脚的奶奶、领着妈妈抱着未满一岁的我，从黄浦江乘船去福州换搭大船去台湾。当江轮缓缓驶离外滩，他对上海投出最后一瞥，极目所见难以忘怀的是甚么景象？60年来，爸爸若还能亲眼看见今天的上海令全世界目眩惊艳的变化，又会是何种心情？
我多么想知道，告别上海的那一刻，爸爸心中想着什么？他可有预感此生再也、再也无法回来？再见，上海——永远不能再见的上海……
爸爸不能回去的上海，成了我永远的乡愁。
其实我何尝不清楚，这坛子里的粉末不是爸爸，那存放在墓园的木盒里盛着的当然也不是妈妈。我宁可相信他俩早已在另一个美好的世界重聚，谈论别后种种，爱怜地俯视尚在人间痴痴奔波的我。我也宁可相信我们来到这世间是一趟学习之旅，我们的躯体只是一袭承载来访灵魂的“宇航衣”；当衣服敝旧不堪再用，灵魂便弃之而去……
墓园里刻着他俩名字的壁龛，无疑即是他们的衣冠冢啊！
然而那些曾是温热的粉灰，是他们在这世间旅行时曾经穿过的行装弃毁之后的余烬，是他们留给我的除了记忆之外仅有的体质遗痕。我对他们如此思念不舍，即使只是些许余烬遗痕，也是他们的曾经、他们的足迹；我对之郑重珍视如宝，即使明知世间已没有任何可以替代他们于万一的东西。
因而我还是一路拎着沉重的行囊，心中喃喃地与爸爸对话，并且固执的相信，我终于把爸爸带回他的上海，与分离了四十几年的妈妈重聚了。
将一坛、一盒在龛中并排安置妥当之后，我放进一本为他们而写的《昨日之河》——我以回忆和文字对他们的报答之书。书本覆盖在妈妈的盒子上，封面上我一岁时的照片贴近着妈妈，妈妈的旁边是爸爸，我们三人紧紧地依偎着，就像许多、许多年前一样。
（摘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