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认为，西方历史上的市民社会是在权力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与此相应的是其内部的理性化过程完成得较早；相反对于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市民社会”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是同质的，这导致它内部的理性化过程没有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后发现代化国家市民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内部的理性化如何实现的问题。由此出发，市民社会不可能走一条类似于西方那样的放任自由主义的道路，相反，在这些国家，市民社会的健全发育和健康发展需要依赖于一系列外部的条件来促成，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强政府的促成作用。与此同时，市民社会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自治和理性化发展也向政府提出了极为重要的要求，一是清除腐败，二是必须按照各不同社会空间自身的逻辑来塑造、发展和监督它们。９０ 年代国内市民社会研究中最重要的误区就是忽视中西“市民社会”和现实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同质／异质关系，对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道路带有极大的盲目模仿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