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20世纪尤其是上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生活，再现他们在历史的阴霾中颠簸的行走，甚至借此隐讳地表达对1949年之后政治文化与知识分子的批评，已经成为公共知识界一个持久的热点。近年来，《读书》、《书屋》、《随笔》等刊物刊发了大量缅怀与反讽融为一炉的怀旧文字，但这些文字也流露出一种把知识分子的历史掌故化、趣味化、政治化的倾向，部分文字沉迷于对知识分子日常生活史料的爬梳与炫耀性展览，这就可能导致知识分子历史书写的零碎化与空心化。
　　
　　这样的背景下，阅读许纪霖先生刚刚出版的知识分子个案研究结集《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别有一番警示与提醒的意义。说到底，许先生知识分子研究的焦点在于通过勾勒与深描知识人无可逃遣的处境、艰难抉择的行动与悲欣交集的意识，来尽可能再现他们在历史的拐点上的犹疑、惶恐、愤慨、悲哀、亢奋等心灵挣扎的痕迹。
　　这就使知识分子研究超越了狭隘的缅怀性，或牵强的讽喻性，而成为透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精英在政治文化淘洗中，心灵所可能展现的广度与厚度的试金石。他庄重的是人性在历史夹缝中的挣扎与反抗，他描摹的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彷徨，他关怀的是这个民族最优秀的心灵在党派文化的吞噬下绝望的反抗或者悲壮的归降的心路历程。
　　湘西凤凰沈从文的墓地镌刻着他的一句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理解“人”。许先生的知识分子研究暗合着沈从文启示的这样一个轨迹，从黄远生、胡适、丁文江、傅斯年、金岳霖、朱自存、阁一多等一个个知识分子独特的“自我”出发，从他们的生平、个性、才情、境遇、气质等出发，从他们所处身的无从选择的特定的时代情境出发，重新打捞被历史的迷雾湮灭或磨损的人性的斑斓，从而最终走向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人性的深度理解。
　　一个大致的脉络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从“自由”走向“不自由”的下沉过程，既有政治处境的不自由，也有心灵生命的不自由。1949年对于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是一个天地玄黄而迷率失渡的大关口。事买上抗战胜利以后，自由派知识分子就已经处于两党斗争的夹层之中，而逐步丧失了以前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大学、科研机构等学术空间迅速党派化，报刊从理性讨论的公共空间变质为“阶级十争”的思想阵地。
　　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明知人民至上高于个人的自由，而这些视自由为生命的知识分子会选择留在大陆成为人民的一分子?《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试图通过个案来解决这个知识分子史上悬而未决的疑案。
　　我们从作者对逻辑哲学家金岳霖的分析似乎可以一窥瑞倪。金岳霖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自信，是建立在两块基石上，其一是相信自己是站在知识分子超然的立场，卓尔不群，不私不党，代表公共的起知；其二是相信自己所孜孜以求的知识是中立、客观的，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具有神圣意义。然而，“思想改造运动却对金岳霖们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一是阶级立场问题：知识分子只是一根毛，超然、中立是最大的欺骗，你不向工农大众靠拢，不就是依附在统治者的皮上，成为地主、买办的帮凶?二是为谁服务问题：知识从来具有鲜明的党性、阶级性，英美的资产阶级知识体系难道不是麻痹了人民大众的斗志，维护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强势的新意识形态以道德批判和反智主义这两把利刃，使知识分子产生了与民众的疏离感和知识的罪恶感，将他们建立在‘政治中立’和‘知识神圣’两块基石上的所有自信摧残殆尽。”
　　如果说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在动荡的历史中艰难地挤出一条维系民族文化与学术自由的窄路，并凝聚知识分子久已失落的气节和尊严，那么从抗战胜利到“文革”结束这个时期，知识分子几乎越来越陷溺在万马齐喑的集体失语状态中，道德勇气和精神使命的普遍沉沦导致整个社会的自由根基日益单薄，人性日益幽暗。
　　从这个角度而言，《大时代中的知识人》是一面具有双重性的镜子，它既能照出历史中的知识分子的心态与情状，也能映射当代知识分子的气节与志趣。这面镜子镶嵌在历史与现买的夹缝里，以“变形记”的方式最大程度地呈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真实与心灵真实，它或许是一个重建健全人性的起点，或许是一个追寻政治美德的拐点，或许是接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精神文化的汇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