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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急救医学事业的发展，与人类寿命的增长、生活节奏的加快、现代化程度的发展、交通运输的多样化相关，是由于意外灾伤事故和各种危重急症明显增加而作出的一项重要对策。
“猝死”带来严重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材料说，急性心肌梗塞患者约有40～60％因合并症而在发病最初的几小时死亡；有70％的发病者因来不及送到医院而死于现场。在2亿人口的美国，每天就有3千人发生急性心肌梗塞，每年因冠心病死亡的约70万人，而一半是属于冠心病猝死。莫斯科配备的600辆救护车，分配在22个急救站，有6千名急救员，他们2／3的任务是奔波在抢救心脏病的现场和途中。北京的心脑血管病死亡率竟占到疾病统计死亡总数的一半。
联邦德国的一份报告指出，有2／3的伤员死于交通事故发生后的25分钟内。近些年来，关于大型客机的坠毁、火车的相撞出轨、农药厂的毒物泄漏、大地震的悲剧等屡屡报道，都提及这些灾难事故所带来的严重伤害。
“猝死”(sudden death)是徘徊在世界各地的幽灵。许多疾病或条件都可以发生猝死，但以心脏疾病、尤其是冠心病为主要原因。在一些国家的统计中，2／3的猝死为冠心病。
猝死和其它意外灾害带来的严重问题，困扰着众多医务人员的心神。
编织急救的“天罗地网”
在紧张而突愕的发病现场，人们希望医生能尽快到达但是，城市中如果只有一个专业急救机构，那末，远离医疗急救机构的病家等待的时间就长了。在这时间就是生命的情况下，等待越长，意味着病人的生命越危险。
因此，必须缩短急救半径!我曾在法国南部图鲁兹大学医学院与该院著名的急救专家拉亨教授热烈地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的想法竟是如此地一致。他向我介绍，图鲁兹有30多万人，现有4个急救机构，呼救电话发出后只要4～7分钟，救护车即可到达病人身边。
联邦德国在急救方面有严密的组织，能高效率地工作，在当代急救界享有盛誉。慕尼黑的急救中心，确切地讲是通讯指挥救护中心，可及时地将收到的呼救信息，指令就近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由于对救护车装备标准有严格的要求，车内有心电监护、除颤器、呼吸器、吸引器，氧气瓶以及其它抢救装备和急救药品，酷似一个浓缩的流动急诊室。所以，救护车到达现场，就意味着病人已经“住院”，可立即获得急需的救治。
在现代化急救事业中，空中救护“异军突起”。由于在空中“走近路”，所以大犬节省了时间。现在不仅用直升飞机救护，还有轻型喷气救护机，可以远涉重洋抢救和转运危重病人。
急救的“天罗地网”的逐步织成，使得人类的“安全感”日益提高了。
加强民众的社会急救意识
急救网再怎样的严密，毕竟也有局限。如果在危重患者身边的人，在医生到来前能立即给予有效的初步救护，那就可以为下一步的救治奠定良好基础；一些呼吸及心跳骤停的病人，甚至有可能因而“复生”。
众所周知，身体里并没有“氧气仓库”；循环一停，氧的供应随即中断。心脏的氧只够它收缩几次，脑的氧仅够用10秒钟。常温下，人缺氧4分钟以上，脑细胞就会受到损伤；超过10分钟，脑损伤几乎难以恢复，即使被救活，也常会成为“植物人”。所以，当代急救医学界泰斗、现代心肺复苏奠基人彼得-沙法教授，将《心肺复苏》专著的新版改为《心肺脑复苏》，这一字之增，使复苏内容和深度大大向前推进了。
急救当然主要靠医生。但民众急救知识的普遍提高，则是使急救成功率不断提高的基础和保证。因为对一个现场未作初步救护、不进行基础心肺复苏的病人，即使由高明的医生带着先进的装备赶到，往往也已无能为力。
民众急救知识的提高，有赖于社会对急救事业的关注。要把“救死扶伤”的美德不断地发扬光大，“见死不救”应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民众的急救技能虽然有限，至少可以及时打电话或叫人呼救。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社会应共享急救资源。不少单位有救护车和急救力量，可以参加城市地区的日常急救值班，应在发生重大灾害事故时被统一调动，以在急救工作中发挥作用。
让我们更加密切地合作
现代文明，使人们的社会交往日益频繁，地球似乎在迅速“缩小”，这要求各国在急救事业上有更加密切的合作。
我国急救事业起步不晚，现已进入“三十而立”的年华。但受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进展较缓慢。
在现代化的北京、重庆急救中心的建设过程中，得到了意大利政府的大力支持，该国提供了包括救护车在内的众多的急救医疗装备。我作为急救中心的负责人，在与意大利专家的合作过程中，深感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在急救中心建成后，如何真正把力量放在“医院外的现场”和在现场发挥急救效益，意大利专家们也和我们进行了真诚友好的合作。
世界银行援华的卫生项目中，对发展我国中等城市、地区的基层急救事业，也有相当作用，我们合作得也很好。这种合作是基于当代世界急救医学发展前景，又十分重视我国国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曾一起到浙江金华、江西九江、陕西宝鸡等地进行考察，进一步认识到形成和发挥急救网的意义。假若把急救中心完全建成医院的模式，势必难以发挥急救效益。在最近召开的第6届国际急救、灾难医学会议期间，各国专家普遍认为应共同编织好急救网。
情况确是如此。去年3月，日本圣心女子大学一个旅游团在我国四川剑阁县发生车祸。我受亚洲紧急救援总部(AEA)委托，带了北京急救中心一个抢救组，与该总部何雪儿女士带领的法国、美国、香港的医务人员同往西安，后又经上海到东京。此间，各地急救机构协作配合，使患有心脏病、脊柱骨折等严重伤员，在长途“接力”跨国界的转运中，安全到达了日本，无一例发生意外和截瘫。
我想，随着我国急救网的日益完善，使我国人民和各国来华朋友的“安全感”日益增强，那该多么好呵!
“猝死”带来严重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材料说，急性心肌梗塞患者约有40～60％因合并症而在发病最初的几小时死亡；有70％的发病者因来不及送到医院而死于现场。在2亿人口的美国，每天就有3千人发生急性心肌梗塞，每年因冠心病死亡的约70万人，而一半是属于冠心病猝死。莫斯科配备的600辆救护车，分配在22个急救站，有6千名急救员，他们2／3的任务是奔波在抢救心脏病的现场和途中。北京的心脑血管病死亡率竟占到疾病统计死亡总数的一半。
联邦德国的一份报告指出，有2／3的伤员死于交通事故发生后的25分钟内。近些年来，关于大型客机的坠毁、火车的相撞出轨、农药厂的毒物泄漏、大地震的悲剧等屡屡报道，都提及这些灾难事故所带来的严重伤害。
“猝死”(sudden death)是徘徊在世界各地的幽灵。许多疾病或条件都可以发生猝死，但以心脏疾病、尤其是冠心病为主要原因。在一些国家的统计中，2／3的猝死为冠心病。
猝死和其它意外灾害带来的严重问题，困扰着众多医务人员的心神。
编织急救的“天罗地网”
在紧张而突愕的发病现场，人们希望医生能尽快到达但是，城市中如果只有一个专业急救机构，那末，远离医疗急救机构的病家等待的时间就长了。在这时间就是生命的情况下，等待越长，意味着病人的生命越危险。
因此，必须缩短急救半径!我曾在法国南部图鲁兹大学医学院与该院著名的急救专家拉亨教授热烈地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的想法竟是如此地一致。他向我介绍，图鲁兹有30多万人，现有4个急救机构，呼救电话发出后只要4～7分钟，救护车即可到达病人身边。
联邦德国在急救方面有严密的组织，能高效率地工作，在当代急救界享有盛誉。慕尼黑的急救中心，确切地讲是通讯指挥救护中心，可及时地将收到的呼救信息，指令就近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由于对救护车装备标准有严格的要求，车内有心电监护、除颤器、呼吸器、吸引器，氧气瓶以及其它抢救装备和急救药品，酷似一个浓缩的流动急诊室。所以，救护车到达现场，就意味着病人已经“住院”，可立即获得急需的救治。
在现代化急救事业中，空中救护“异军突起”。由于在空中“走近路”，所以大犬节省了时间。现在不仅用直升飞机救护，还有轻型喷气救护机，可以远涉重洋抢救和转运危重病人。
急救的“天罗地网”的逐步织成，使得人类的“安全感”日益提高了。
加强民众的社会急救意识
急救网再怎样的严密，毕竟也有局限。如果在危重患者身边的人，在医生到来前能立即给予有效的初步救护，那就可以为下一步的救治奠定良好基础；一些呼吸及心跳骤停的病人，甚至有可能因而“复生”。
众所周知，身体里并没有“氧气仓库”；循环一停，氧的供应随即中断。心脏的氧只够它收缩几次，脑的氧仅够用10秒钟。常温下，人缺氧4分钟以上，脑细胞就会受到损伤；超过10分钟，脑损伤几乎难以恢复，即使被救活，也常会成为“植物人”。所以，当代急救医学界泰斗、现代心肺复苏奠基人彼得-沙法教授，将《心肺复苏》专著的新版改为《心肺脑复苏》，这一字之增，使复苏内容和深度大大向前推进了。
急救当然主要靠医生。但民众急救知识的普遍提高，则是使急救成功率不断提高的基础和保证。因为对一个现场未作初步救护、不进行基础心肺复苏的病人，即使由高明的医生带着先进的装备赶到，往往也已无能为力。
民众急救知识的提高，有赖于社会对急救事业的关注。要把“救死扶伤”的美德不断地发扬光大，“见死不救”应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民众的急救技能虽然有限，至少可以及时打电话或叫人呼救。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社会应共享急救资源。不少单位有救护车和急救力量，可以参加城市地区的日常急救值班，应在发生重大灾害事故时被统一调动，以在急救工作中发挥作用。
让我们更加密切地合作
现代文明，使人们的社会交往日益频繁，地球似乎在迅速“缩小”，这要求各国在急救事业上有更加密切的合作。
我国急救事业起步不晚，现已进入“三十而立”的年华。但受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进展较缓慢。
在现代化的北京、重庆急救中心的建设过程中，得到了意大利政府的大力支持，该国提供了包括救护车在内的众多的急救医疗装备。我作为急救中心的负责人，在与意大利专家的合作过程中，深感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在急救中心建成后，如何真正把力量放在“医院外的现场”和在现场发挥急救效益，意大利专家们也和我们进行了真诚友好的合作。
世界银行援华的卫生项目中，对发展我国中等城市、地区的基层急救事业，也有相当作用，我们合作得也很好。这种合作是基于当代世界急救医学发展前景，又十分重视我国国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曾一起到浙江金华、江西九江、陕西宝鸡等地进行考察，进一步认识到形成和发挥急救网的意义。假若把急救中心完全建成医院的模式，势必难以发挥急救效益。在最近召开的第6届国际急救、灾难医学会议期间，各国专家普遍认为应共同编织好急救网。
情况确是如此。去年3月，日本圣心女子大学一个旅游团在我国四川剑阁县发生车祸。我受亚洲紧急救援总部(AEA)委托，带了北京急救中心一个抢救组，与该总部何雪儿女士带领的法国、美国、香港的医务人员同往西安，后又经上海到东京。此间，各地急救机构协作配合，使患有心脏病、脊柱骨折等严重伤员，在长途“接力”跨国界的转运中，安全到达了日本，无一例发生意外和截瘫。
我想，随着我国急救网的日益完善，使我国人民和各国来华朋友的“安全感”日益增强，那该多么好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