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诉讼法再次提上修改议程的今天，仅仅依靠扩大权利外延、增设程序规则己经无法消除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弊病。如果不能积极面对实践向司法解释提出的挑战，迅速矫正司法解释中存在的混乱局面，即便制定出更加完备的刑事诉讼法典，在“解释紧随法典之后，修正紧随解释之后”的法治生态下，刑事诉讼目的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而司法解释作为立法与司法的中介，能够推动法律按照自身的逻辑规律发展和完善起来，也使程序法定、程序参与、程序救济等一系列诉讼理念不断深入人心。自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发布以来，我国的司法解释得到长足的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司法解释方式，解决了司法实践中提出的许多具体问题，使公正司法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司法功能的先天不足，却出现了争权、越权和违宪、违法解释的现象，不仅没有使刑事诉讼法在解释中成长，反而使其不断发生变异。这些都与我国司法解释体制的自身特点有关。我国司法解释体制的重构，必然会涉及到司法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一蹴而就。从现实着眼，主要是通过改进立法技术、完善事前规则体系和事后监督制约机制，强化立法机关的备案审查职能；从长期来看，应逐步实现解释主体一元化、建立违宪审查机制以及判例指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