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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美好未来
“这是一段极其艰难的、惊心动魄且波澜壮阔的历史。上亿人被卷入，千千万万人为改革贡献了智慧、付出了努力和代价，我们不应忘却。”6月29日，在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召开的“国有企业改革回顾暨《国有企业改革实录》出版座谈会”上，作为国企改革的亲历者，《国有企业改革实录》主编、国资委原副主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邵宁仿佛再次回到当年，感慨良多。
《国有企业改革实录（1998-2008）》是由当年参与国企改革工作和政策执行的同志用数年时间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的一本纪实性作品，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作者们以其亲身实操经历，尽可能真实、客观地还原国企改革攻坚所走过的不寻常的历程，再现遇到的问题、困惑与矛盾，反思存在的不足，为新一轮国企改革提供借鉴和指导。
“改革开放30多年，国企在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如今国企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更大。但纵观过去，可将改革看得更透彻。”国资委研究局局长彭华岗表示，国企改革是需要历史观的。这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观察历史、复原历史、评价历史。
全面看史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对于中国更是如此。改革初期，我国国有和集体企业超过200万户，职工人数达到1.1亿，改革的步履注定艰难。
“在辽宁，当时企业司一位副司长去协调企业破产时，40多个职工哗的跪下，他们不知道下岗后如何面对未来。”时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主抓落实脱困任务的陈清泰回忆，这只是当年艰难改革的一个极小缩影，上千万员工悲壮地承担了改革的成本，“但不改不行”。
这发生在三年改革脱困时期。1998年之前，国企改革调整围绕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展开，企业的微观基础及计划体制下形成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触动，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也没有大规模进行，企业发展逐步陷入困境。当时，全国大中型国有企业实际亏损面达到60%，很多企业不能正常发放工资和退休金，不稳定事件不断发生。
国企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改革被现实逼迫，进入攻坚破难的关键时刻。政府下定决心开启“外科手术”式的改革，通过上百万家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制退出公有制序列，涉及职工4000多万人，收缩国有经济战线，优化布局结构；通过5000多户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的政策性关闭破产，化解大量转轨时期的结构性矛盾，发挥市场经济机制优胜劣汰作用。这一阶段，职工下岗和身份转换成为改革中的难点，风险巨大。改革通过实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再就业中心和基本保障线政策，托管、安置2000多万下岗职工，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建立了国有企业职工可以流动的机制，为改革攻坚阶段的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
2003年前后，随着上轮改革抓大放小、关闭破产工作进入扫尾阶段，国企改革进入以国有大企业改革为重点的阶段。2003年3月，“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国资委成立，标志着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初步形成，结束了多年来国资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局面。国资委出资人职能的有效发挥，一方面优化了国有企业的外部制度和政策环境，另一方面促进了国有企业体制结构等内在问题的解决，大型国有企业迎来快速发展时期。
如今，国企改革已经渐入“深水区”。而国资委已首批选取6家大型央企分组进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董事会制度、混合所有制和纪检派驻“四项改革”试点。这6家央企分别是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冷静鉴史
“三年改革脱困时国有企业面临的困境表明，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竞争就必然会被市场淘汰。改革就是要为企业进入市场创造条件、扫清障碍。”中国中丝集团总经理刘开勇表示，必须坚持国有企业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国有企业只有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才能实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接。我们当下的改革就是将国企搞成一个个合格的市场主体，所以顶层设计非常重要，要对企业诸多利益相关方的行为有一个清晰的界定。
事实上，国企的改革建立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上。在陈清泰看来，“一直改革不到位是因为现实所限”。长期以来，我国处于以投资驱动、产业跟踪为特征的经济发展追赶期，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半市场经济”特征。国企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工具、配置资源和推动经济增长的抓手，始终处于“半政府工具、半市场主体”的状态。在经济发展追赶期这是可以的，“但以后再维持这种体制是不行的”。
当下，市场方向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由以前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诚通集团董事长马正武表示，坚持市场方向，一定要给企业创造更宽松的环境，对企业的要求要有变化。管资本的核心是资本的盈利性和流动性。“如果坚持，或许困难会少一些”。
除了方向外，当年历史中的魄力和责任意识也成为改革成效的助推器。作为国企产权改革的先驱，因率先启动山东诸城股份制改革而获得“陈卖光”称号的陈光，在国企改革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破冰一笔。谈及当时的艰难、压力，陈光几度哽咽：“很多基层干部上下一心搞改革，付出了很多，当下更需要那样的勇气和魄力。”
当然，现时的国企改革与过去大环境不同，很多东西更加完善。“首先有了《公司法》等一批法律法规；其次企业有了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负责人，而非国企干部；再就是有了强劲的民营企业做大的经济环境支撑。”在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看来，现在应是解决国资国企改革深层次问题的时候了，改革的目标也很清晰，“关键是行动”。
作为改革核心的混合所有制，陈清泰认为这不同于上市的“混”。“中央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目的是打破中国资本的板块化现状。现在中国国有资本、民营资本融合不足，资本不是按照效率进行配置，资本的板块化造成了全社会资本的低效。”
这一点得到宋志平的认同。他认为，混合所有制与股份制的本质区别在于引进了非国有经济的所有者。“只有非公有经济成分的进入，才能解决所有者到位的问题。”
“最好的监管要依靠企业自身的机制。只有所有者到位才能建立好的机制。”宋志平表示，以后国有企业要集中在公益性、保障性的领域。混合所有制主要在充分竞争领域。国有经济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就是一个股东，跟别的股东没有区别，都要在《公司法》框架下活动，不能再在《公司法》以外强加其他东西，权力不能无限延伸。
“希望各方都下决心、办实事，为国企改革彻底打开天窗，把问题彻底解决，让国企奔向市场。”宋志平说道。
编辑/伯倩 [email protected]
“这是一段极其艰难的、惊心动魄且波澜壮阔的历史。上亿人被卷入，千千万万人为改革贡献了智慧、付出了努力和代价，我们不应忘却。”6月29日，在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召开的“国有企业改革回顾暨《国有企业改革实录》出版座谈会”上，作为国企改革的亲历者，《国有企业改革实录》主编、国资委原副主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邵宁仿佛再次回到当年，感慨良多。
《国有企业改革实录（1998-2008）》是由当年参与国企改革工作和政策执行的同志用数年时间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的一本纪实性作品，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作者们以其亲身实操经历，尽可能真实、客观地还原国企改革攻坚所走过的不寻常的历程，再现遇到的问题、困惑与矛盾，反思存在的不足，为新一轮国企改革提供借鉴和指导。
“改革开放30多年，国企在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如今国企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更大。但纵观过去，可将改革看得更透彻。”国资委研究局局长彭华岗表示，国企改革是需要历史观的。这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观察历史、复原历史、评价历史。
全面看史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对于中国更是如此。改革初期，我国国有和集体企业超过200万户，职工人数达到1.1亿，改革的步履注定艰难。
“在辽宁，当时企业司一位副司长去协调企业破产时，40多个职工哗的跪下，他们不知道下岗后如何面对未来。”时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主抓落实脱困任务的陈清泰回忆，这只是当年艰难改革的一个极小缩影，上千万员工悲壮地承担了改革的成本，“但不改不行”。
这发生在三年改革脱困时期。1998年之前，国企改革调整围绕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展开，企业的微观基础及计划体制下形成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触动，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也没有大规模进行，企业发展逐步陷入困境。当时，全国大中型国有企业实际亏损面达到60%，很多企业不能正常发放工资和退休金，不稳定事件不断发生。
国企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改革被现实逼迫，进入攻坚破难的关键时刻。政府下定决心开启“外科手术”式的改革，通过上百万家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制退出公有制序列，涉及职工4000多万人，收缩国有经济战线，优化布局结构；通过5000多户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的政策性关闭破产，化解大量转轨时期的结构性矛盾，发挥市场经济机制优胜劣汰作用。这一阶段，职工下岗和身份转换成为改革中的难点，风险巨大。改革通过实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再就业中心和基本保障线政策，托管、安置2000多万下岗职工，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建立了国有企业职工可以流动的机制，为改革攻坚阶段的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
2003年前后，随着上轮改革抓大放小、关闭破产工作进入扫尾阶段，国企改革进入以国有大企业改革为重点的阶段。2003年3月，“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国资委成立，标志着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初步形成，结束了多年来国资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局面。国资委出资人职能的有效发挥，一方面优化了国有企业的外部制度和政策环境，另一方面促进了国有企业体制结构等内在问题的解决，大型国有企业迎来快速发展时期。
如今，国企改革已经渐入“深水区”。而国资委已首批选取6家大型央企分组进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董事会制度、混合所有制和纪检派驻“四项改革”试点。这6家央企分别是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冷静鉴史
“三年改革脱困时国有企业面临的困境表明，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竞争就必然会被市场淘汰。改革就是要为企业进入市场创造条件、扫清障碍。”中国中丝集团总经理刘开勇表示，必须坚持国有企业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国有企业只有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才能实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接。我们当下的改革就是将国企搞成一个个合格的市场主体，所以顶层设计非常重要，要对企业诸多利益相关方的行为有一个清晰的界定。
事实上，国企的改革建立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上。在陈清泰看来，“一直改革不到位是因为现实所限”。长期以来，我国处于以投资驱动、产业跟踪为特征的经济发展追赶期，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半市场经济”特征。国企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工具、配置资源和推动经济增长的抓手，始终处于“半政府工具、半市场主体”的状态。在经济发展追赶期这是可以的，“但以后再维持这种体制是不行的”。
当下，市场方向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由以前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诚通集团董事长马正武表示，坚持市场方向，一定要给企业创造更宽松的环境，对企业的要求要有变化。管资本的核心是资本的盈利性和流动性。“如果坚持，或许困难会少一些”。
除了方向外，当年历史中的魄力和责任意识也成为改革成效的助推器。作为国企产权改革的先驱，因率先启动山东诸城股份制改革而获得“陈卖光”称号的陈光，在国企改革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破冰一笔。谈及当时的艰难、压力，陈光几度哽咽：“很多基层干部上下一心搞改革，付出了很多，当下更需要那样的勇气和魄力。”
当然，现时的国企改革与过去大环境不同，很多东西更加完善。“首先有了《公司法》等一批法律法规；其次企业有了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负责人，而非国企干部；再就是有了强劲的民营企业做大的经济环境支撑。”在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看来，现在应是解决国资国企改革深层次问题的时候了，改革的目标也很清晰，“关键是行动”。
作为改革核心的混合所有制，陈清泰认为这不同于上市的“混”。“中央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目的是打破中国资本的板块化现状。现在中国国有资本、民营资本融合不足，资本不是按照效率进行配置，资本的板块化造成了全社会资本的低效。”
这一点得到宋志平的认同。他认为，混合所有制与股份制的本质区别在于引进了非国有经济的所有者。“只有非公有经济成分的进入，才能解决所有者到位的问题。”
“最好的监管要依靠企业自身的机制。只有所有者到位才能建立好的机制。”宋志平表示，以后国有企业要集中在公益性、保障性的领域。混合所有制主要在充分竞争领域。国有经济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就是一个股东，跟别的股东没有区别，都要在《公司法》框架下活动，不能再在《公司法》以外强加其他东西，权力不能无限延伸。
“希望各方都下决心、办实事，为国企改革彻底打开天窗，把问题彻底解决，让国企奔向市场。”宋志平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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