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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在福建泉州采访了三起外来人口违法犯罪案件，违法者来自经济落后的农村，在与记者交谈中，他们袒露了自己的犯罪心理：外出打工又挣不着钱，还要遭受歧视；城里人的生活方式让他们既羡慕又妒忌……
专家分析认为，这些人在沦为不法分子之前，有过长期的生存压力和心理挣扎，利益诉求受阻是他们违法犯罪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对这些农村务工人员犯罪的深层原因应予正视并寻求有效解决途径。
“淫秽短信也算性骚扰？”
“我没想到自己的行为是‘性骚扰’，更没想到会被拘留。”29岁的马小飞（化名）面对记者的提问一脸委屈，“我只是想和对方交个朋友，并没有伤害她们的意思。”
初中文化程度的马小飞是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人，据泉州警方调查，马小飞先后给多名女子发送淫秽短信，甚至以彩信形式发送自己的下身照片。2005年12月7日，泉州市泉秀派出所在接到被骚扰人报警后，将正在泉州市某酒店大堂内等候约会的马小飞抓获。目前，马小飞已被警方拘留。
“她从来也没有拒绝过我。”在泉州市拘留所，记者见到马小飞时，他对自己被抓颇为“义愤”。他说，唐小姐（被骚扰人化名）所使用的手机号码原先是他一个医生朋友的，“我打电话找他，是个女人接的，我以为是医生的情人，就和她聊开了。”马小飞说，自己在发骚扰短信前，曾和唐小姐有过几次通话，当时觉得她很开放，对这些东西（淫秽短信）不会介意。
马小飞说，自己初中毕业后就到广州、泉州等地跑业务，月收入只有七八百元，几年下来没什么积蓄。在老家，娶媳妇要花四五万元，自己根本支付不起，而城里的女人根本不会看上自己。年龄慢慢大了，晚上时常会因此而失眠。他的那些工友不少人看过黄色录像、找过小姐。
泉州市公安局犯罪心理学专家陈本兰认为：“人口学上把从性成熟到结婚这一段时间称为“性待业期”，目前国人的‘性待业期’已达到10年甚至更长，这一时期性犯罪的发生比例相对较高。”陈本兰说，马小飞属于典型的“性待业期”青年，其思想行为在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中具有一定代表性，“长期的性焦虑、畸形的自卑感导致他们对异性产生不洁联想，甚至仇恨心理。”
陈本兰认为，马小飞的心态还反映出目前国内性教育的滞后，随着“性待业期”的延长和人口流动的增速，性教育问题越发迫切，“教育学家和有关部门应充分意识到目前性教育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使性教育拥有一个开放、健康、人性化的环境。”
抢劫案后面的老乡网
泉州市去年曾先后发生20多起尾随银行取款储户抢劫、抢夺、盗窃案件，总涉案金额达200多万元。泉州警方经过严密侦查破获此案，一个庞大的以老乡关系为基础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据警方调查，犯罪嫌疑人都是广西武宣县通挽镇的农民，其中有很多是亲兄弟、堂兄弟、亲戚等关系，在约30多人的特大犯罪团伙中又分成若干个小团伙，每个小团伙3人至6人不等。刚开始只有廖官生（化名）等五六人在广东作案，他们一夜暴富的经历使很多老乡趋之若骛，纷纷组成各自的小团伙，转移到泉州市区、晋江、南安等地疯狂犯罪。
“城里的荣华富贵给人的诱惑太大了，我管不住自己的手和心。”谈到自己的失足，24岁的廖官生悔恨交加，“我被捕的第二天，老婆生了一个儿子，现在我真恨不得没有这个儿子。”
廖官生交代，他21岁从老家到广东、深圳等地打工，干过装修、灯箱广告等活，因为工资低，加上有赌博恶习，“干了两年没有存下一分钱”，每次过年回家看到一些慢慢变得有钱的老乡就“心里痒痒”，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些老乡在外搞钱是这么容易，也就跟着出来了，干了几次觉得没有什么风险，“抢到钱的头几天有点紧张，但花钱的时候就觉得这些钱就是自己的”。
记者问：“家里人知道钱是怎么来的吗？”廖官生沉默半晌说，自己没什么文化，在城里人生地不熟，靠正常打工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钱。当他有钱之后，包括自己的妻子在内，所有的亲戚、老乡从来没追问过这么多钱的来源。自己用赃款买了车，装修了新房，村里很多人反而说他“有能耐”，一些“头面人物”纷纷到他家拜年。廖官生说，老家自然条件恶劣，单靠土里刨食“一年都见不到一张百元人民币”，于是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受抢劫“来钱快，来钱多”的诱惑，不少原先正经打工的人产生了犯罪的念头。
据专案民警介绍，该抢劫团伙每次作案得手后，就会入住高档宾馆开始疯狂消费。犯罪嫌疑人落网那天，他们所住的房间里还放着数袋全新的名牌服装，当天抓获的12人，全部穿着名牌鞋子和服装，还有好几个戴有金项链、钻石戒指。这些犯罪嫌疑人把抢劫行为称为“上班”，在外面以“老板”自居。
除奢侈消费外，这些犯罪嫌疑人大多有赌博恶习，犯罪嫌疑人甘春红（化名）说：“我们在城里除了老乡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朋友，平时老乡们聚在一起，除了喝酒、赌博，没有其他乐子。”甘春红参与抢劫先后分得10多万元赃款，他只给家里寄过5000元，其余大部分都扔在了赌场。
有关专家认为，这样大大小小的“老乡群落”和“老乡关系网”，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培养自立意识和融入城市造成极大障碍。而且老乡之间经济起点和价值观念较为一致，一旦有人因为不义之财暴富，就会激发更多人铤而走险。
一位社会学家说：“在富余劳动力较为集中的地区，当地政府可组织劳务输出并加强配套的职业技能、心理健康等教育，减少盲目、无序的劳动力转移。用工地区要逐渐改善‘城中村’等外来人口密集地的生活条件和文化环境，避免其进一步边缘化。此外，在消除对农村人口歧视和对个别地区人员偏见方面，舆论机构和大众媒体应做出更多努力。”
两个扭曲的灵魂
罗云（化名）原先是广州市一家自行车厂的焊接工，他通过老乡认识了一个潮州人，“他对我说，上班一个月只能拿千把块钱，又辛苦又受气，不如到福建搞几辆车到广州来卖，发财很容易，我当时很缺钱，借着酒劲答应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抓进来了。”在泉州市看守所，35岁的罗云眼睛里充满了泪花，得知记者的身份后，他开始回忆自己十几年的谋生历程。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体面地活着，不要为每个月的房租和烟钱犯愁，希望再也不要回到老家，那里太苦了，连卫生间都没有。”
“打工这几年，我经常晚上睡不着觉，觉得一辈子就这么过非常不甘心，第一辆赃车卖掉的那个晚上，我生平第一次住进了一家四星级酒店，激动得快哭了，没想到人可以住得这么好。”
当记者问到打工期间什么事情让他印象最深刻时，罗云说起了自己的一段经历，一天，他在送货途中遇上内急，刚好街边有一个酒店，就进去找卫生间，可酒店保安看到他后，硬是把他赶出去了，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花圃想对付一下，又碰上巡逻的城管人员，揪住他要罚款。“我身上只有6毛钱，他们就扇了我两个耳光，还骂我贱狗，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他们。”
在看守所，记者还见到了罗云的同案犯匡乐斌（化名），很难看出这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年轻人是个瘾君子，“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谁也不管我。”匡乐斌说。17岁那年他只身到了广东，先后在一些小玩具厂打过工，因为缺钱，更因为生活空虚，他开始和几个老乡在社会上混，没有心思上班，沾上毒瘾后，日常生活全靠在夜总会当“妈咪”的女友接济，“偷车是想减轻一点她的负担。”他说。
“该爱我的人没有照顾好我，不该爱我的人把我带上了绝路。”匡乐斌显得一脸茫然，他说：“进了看守所以后，我脑子一片空白，偶尔会想到和爷爷在池塘边钓鱼的情景，那个时候，我是最健康的。”
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一位教授认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因为自身文化素质不高，从事的大多是最脏、最累、报酬最低的活，心理问题较之常人更为严重，“在贫富差距和社会歧视短时间内无法消除的情况下，要关注弱势群体的心理健康，要有专门的机构和部门去开展相应的心理咨询和心灵诊疗。”
专家分析认为，这些人在沦为不法分子之前，有过长期的生存压力和心理挣扎，利益诉求受阻是他们违法犯罪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对这些农村务工人员犯罪的深层原因应予正视并寻求有效解决途径。
“淫秽短信也算性骚扰？”
“我没想到自己的行为是‘性骚扰’，更没想到会被拘留。”29岁的马小飞（化名）面对记者的提问一脸委屈，“我只是想和对方交个朋友，并没有伤害她们的意思。”
初中文化程度的马小飞是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人，据泉州警方调查，马小飞先后给多名女子发送淫秽短信，甚至以彩信形式发送自己的下身照片。2005年12月7日，泉州市泉秀派出所在接到被骚扰人报警后，将正在泉州市某酒店大堂内等候约会的马小飞抓获。目前，马小飞已被警方拘留。
“她从来也没有拒绝过我。”在泉州市拘留所，记者见到马小飞时，他对自己被抓颇为“义愤”。他说，唐小姐（被骚扰人化名）所使用的手机号码原先是他一个医生朋友的，“我打电话找他，是个女人接的，我以为是医生的情人，就和她聊开了。”马小飞说，自己在发骚扰短信前，曾和唐小姐有过几次通话，当时觉得她很开放，对这些东西（淫秽短信）不会介意。
马小飞说，自己初中毕业后就到广州、泉州等地跑业务，月收入只有七八百元，几年下来没什么积蓄。在老家，娶媳妇要花四五万元，自己根本支付不起，而城里的女人根本不会看上自己。年龄慢慢大了，晚上时常会因此而失眠。他的那些工友不少人看过黄色录像、找过小姐。
泉州市公安局犯罪心理学专家陈本兰认为：“人口学上把从性成熟到结婚这一段时间称为“性待业期”，目前国人的‘性待业期’已达到10年甚至更长，这一时期性犯罪的发生比例相对较高。”陈本兰说，马小飞属于典型的“性待业期”青年，其思想行为在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中具有一定代表性，“长期的性焦虑、畸形的自卑感导致他们对异性产生不洁联想，甚至仇恨心理。”
陈本兰认为，马小飞的心态还反映出目前国内性教育的滞后，随着“性待业期”的延长和人口流动的增速，性教育问题越发迫切，“教育学家和有关部门应充分意识到目前性教育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使性教育拥有一个开放、健康、人性化的环境。”
抢劫案后面的老乡网
泉州市去年曾先后发生20多起尾随银行取款储户抢劫、抢夺、盗窃案件，总涉案金额达200多万元。泉州警方经过严密侦查破获此案，一个庞大的以老乡关系为基础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据警方调查，犯罪嫌疑人都是广西武宣县通挽镇的农民，其中有很多是亲兄弟、堂兄弟、亲戚等关系，在约30多人的特大犯罪团伙中又分成若干个小团伙，每个小团伙3人至6人不等。刚开始只有廖官生（化名）等五六人在广东作案，他们一夜暴富的经历使很多老乡趋之若骛，纷纷组成各自的小团伙，转移到泉州市区、晋江、南安等地疯狂犯罪。
“城里的荣华富贵给人的诱惑太大了，我管不住自己的手和心。”谈到自己的失足，24岁的廖官生悔恨交加，“我被捕的第二天，老婆生了一个儿子，现在我真恨不得没有这个儿子。”
廖官生交代，他21岁从老家到广东、深圳等地打工，干过装修、灯箱广告等活，因为工资低，加上有赌博恶习，“干了两年没有存下一分钱”，每次过年回家看到一些慢慢变得有钱的老乡就“心里痒痒”，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些老乡在外搞钱是这么容易，也就跟着出来了，干了几次觉得没有什么风险，“抢到钱的头几天有点紧张，但花钱的时候就觉得这些钱就是自己的”。
记者问：“家里人知道钱是怎么来的吗？”廖官生沉默半晌说，自己没什么文化，在城里人生地不熟，靠正常打工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钱。当他有钱之后，包括自己的妻子在内，所有的亲戚、老乡从来没追问过这么多钱的来源。自己用赃款买了车，装修了新房，村里很多人反而说他“有能耐”，一些“头面人物”纷纷到他家拜年。廖官生说，老家自然条件恶劣，单靠土里刨食“一年都见不到一张百元人民币”，于是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受抢劫“来钱快，来钱多”的诱惑，不少原先正经打工的人产生了犯罪的念头。
据专案民警介绍，该抢劫团伙每次作案得手后，就会入住高档宾馆开始疯狂消费。犯罪嫌疑人落网那天，他们所住的房间里还放着数袋全新的名牌服装，当天抓获的12人，全部穿着名牌鞋子和服装，还有好几个戴有金项链、钻石戒指。这些犯罪嫌疑人把抢劫行为称为“上班”，在外面以“老板”自居。
除奢侈消费外，这些犯罪嫌疑人大多有赌博恶习，犯罪嫌疑人甘春红（化名）说：“我们在城里除了老乡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朋友，平时老乡们聚在一起，除了喝酒、赌博，没有其他乐子。”甘春红参与抢劫先后分得10多万元赃款，他只给家里寄过5000元，其余大部分都扔在了赌场。
有关专家认为，这样大大小小的“老乡群落”和“老乡关系网”，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培养自立意识和融入城市造成极大障碍。而且老乡之间经济起点和价值观念较为一致，一旦有人因为不义之财暴富，就会激发更多人铤而走险。
一位社会学家说：“在富余劳动力较为集中的地区，当地政府可组织劳务输出并加强配套的职业技能、心理健康等教育，减少盲目、无序的劳动力转移。用工地区要逐渐改善‘城中村’等外来人口密集地的生活条件和文化环境，避免其进一步边缘化。此外，在消除对农村人口歧视和对个别地区人员偏见方面，舆论机构和大众媒体应做出更多努力。”
两个扭曲的灵魂
罗云（化名）原先是广州市一家自行车厂的焊接工，他通过老乡认识了一个潮州人，“他对我说，上班一个月只能拿千把块钱，又辛苦又受气，不如到福建搞几辆车到广州来卖，发财很容易，我当时很缺钱，借着酒劲答应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抓进来了。”在泉州市看守所，35岁的罗云眼睛里充满了泪花，得知记者的身份后，他开始回忆自己十几年的谋生历程。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体面地活着，不要为每个月的房租和烟钱犯愁，希望再也不要回到老家，那里太苦了，连卫生间都没有。”
“打工这几年，我经常晚上睡不着觉，觉得一辈子就这么过非常不甘心，第一辆赃车卖掉的那个晚上，我生平第一次住进了一家四星级酒店，激动得快哭了，没想到人可以住得这么好。”
当记者问到打工期间什么事情让他印象最深刻时，罗云说起了自己的一段经历，一天，他在送货途中遇上内急，刚好街边有一个酒店，就进去找卫生间，可酒店保安看到他后，硬是把他赶出去了，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花圃想对付一下，又碰上巡逻的城管人员，揪住他要罚款。“我身上只有6毛钱，他们就扇了我两个耳光，还骂我贱狗，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他们。”
在看守所，记者还见到了罗云的同案犯匡乐斌（化名），很难看出这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年轻人是个瘾君子，“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谁也不管我。”匡乐斌说。17岁那年他只身到了广东，先后在一些小玩具厂打过工，因为缺钱，更因为生活空虚，他开始和几个老乡在社会上混，没有心思上班，沾上毒瘾后，日常生活全靠在夜总会当“妈咪”的女友接济，“偷车是想减轻一点她的负担。”他说。
“该爱我的人没有照顾好我，不该爱我的人把我带上了绝路。”匡乐斌显得一脸茫然，他说：“进了看守所以后，我脑子一片空白，偶尔会想到和爷爷在池塘边钓鱼的情景，那个时候，我是最健康的。”
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一位教授认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因为自身文化素质不高，从事的大多是最脏、最累、报酬最低的活，心理问题较之常人更为严重，“在贫富差距和社会歧视短时间内无法消除的情况下，要关注弱势群体的心理健康，要有专门的机构和部门去开展相应的心理咨询和心灵诊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