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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规范方法(formal methods)在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支持者主要强调管理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而反对者则强调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结合，以及管理理论的情境依赖性，认为管理研究不适合采用“科学”的方法。从当前所谓的主流研究来看，前者占了上风。根据最新一期(2009年2月)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MR)的说法，规范方法一般包括数学模型(mathematical model)、仿真(simulation)和形式逻辑(formal logic)的方法，它们都强调论证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强调从概念、命题到理论的逻辑一致性，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纯文字的演绎论述。规范方法有哪些优点?它们如何应用到管理研究中?这是本期AMR所关注的问题。
作为在组织和管理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顶级期刊，AMR近十年所发表的论文几乎没有采用上述的所谓规范方法。其中的原因何在?是规范方法不适合管理研究，还是学者们没有很好地掌握相关的方法?本期专题的组织者认为，这二者都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一是学者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规范方法相较非规范方法的优势，从而他们认为在阅读和理解规范方法上花费时间和精力是得不偿失的。二是那些使用了规范方法的论文作者不会考虑将AMR作为目标期刊，因为过去它几乎没有发表使用规范方法的论文。
本期专题有8篇论文。第一篇是对本期论文的导读，其它论文分别运用数学模型、计算机仿真和形式逻辑等规范方法研究了诸如新企业的进人、协调和激励、组织行为等方面的问题。下面对这几篇论文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前面三篇论文研究了新企业的进入问题。Parker和Alvarez在题为《新兴企业和控制权的分配：贝叶斯方法》的论文中，研究了两个创办人应该如何分配新企业的控制权的问题。他们研究发现，尽管从完全理性的角度看，应该把企业的控制权给予能力较高的创办人，但是，有趣的是，在主观理性的作用下，企业往往把控制权给了相对较乐观的企业家。控制权的这种不合理的配置往往导致新企业的表现不佳。Ganco和Aggrawal则运用计算机仿真的方法，采用在组织复杂性模拟中常用的NK模型，研究了初创企业与因多元化而进入新商业领域的企业之间的绩效差异，以及环境是如何影响这种差异的。最后，Kuilman、Vermuelen和Li则研究了环境的特性如何影响新进入者的生存概率。具体讲，他们研究进入者在进入时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对进入者生存概率的影响。对此，现有的实证研究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则将产业中企业的数量作为一个变量，采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接下来的两篇论文研究了协调和激励的问题。Postrel将目标模糊性引入对联合生产中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的研究中。他指出，目标模糊性将导致联合生产中努力分配的失败。该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协调和目标的清晰性对团队绩效具有协同效应。同样，Coff和Makadok讨论了明晰的管理的重要性，他们试图回答：委托人(雇主)如何避免代理人(雇员)的搭便车行为?他们认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管理者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权威、激励和所有权。通过这三个方面的综合考虑，就可以形成最优的激励合约。
最后两篇论文则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组织行为学的新视角。Cowan和Jonard研究了联盟建立的问题，他们的模型表明成功的伙伴关系需要两个企业具有适当的相似特征。Péli通过对环境变化与适应性概念的改进，借助于合乎逻辑的形式化方法，调和了组织生态理论在现有表达形式下所得出得矛盾结论，使之达成了一致。
从对假设条件的阐述和命题形成方法的角度来看，数学模型、仿真和形式逻辑这三类规范方法各有特点。数学模型方法首先设定有关研究问题的一系列假设条件，然后运用数学方法证明有关命题。与数学模型不同的是，仿真方法由计算机在一定的参数范围内运行相关模型以验证有关命题，当然它们同样需要设定模型的假设条件。而形式逻辑则将自然语言表述的假设条件转化为符号逻辑，然后用自己的一套方法去证明蕴含于其中的相关命题。相较于纯文字的思辨方法，它们所具有的共同优势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更加精确和透明；(2)更具有逻辑一致性；(3)更可能识别预料之外甚至是违反直觉的含义。
但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些方法并非没有局限。比如，数学方法有时需要令人讨厌的假设，更要命的是，有时候这些假设是不符合真实情形的。仿真则不能确定一系列条件的必要性。而形式逻辑也不见得能够从诸多争论中得出共识与定论。方法之优劣，其实全赖于其所要研究和解决的科学问题之内在所需。
如果建立起方程式就可以解决管理问题的话，那么，不管需要建立多么复杂的方程式，从事实践的管理者都是愿意的，就连从事研究的理论家们也都是愿意的——他们终于可以摆脱被实践者不断追问和不断质疑的尴尬而去做一些更加快乐的工作了。可惜，再也没有人相信通过方程式就可以解决管理问题、尤其是涉及到“人”的管理问题的这种鬼话了——即便是真的可以建立起这样的方程，那个能够建方程的“人”也不会做出这种选择，只要他还有起码的、哪怕是一丁点儿的自由精神——因为他可以肯定地推算出来，这样的方程意味着他也只是此间的一个参数而已，分立于他头脑中的属于他个人的“知识”将不再能够得到运用，遑论“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了——如果他明白了这是一条“通往奴役的管理之路”、并且他自己也是其中被奴役的一员，那么还有谁人愿意来建立这样的方程式呢?
AMR专门提出“管理研究中的规范方法”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主人公安迪正是凭借着其所拥有的知识与眼界、凭借着对真实世界的了解、凭借着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才没有被“体制化”(体制化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开始你排斥它，后来你习惯它，直到最后你离不开它)所异化。
学者们致力于“为人类贡献知识”，他(她)们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就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要想尽可能避免那些鱼目混珠者“窃取”荣誉之事的发生，学术界就试着去要建立“体制”，确保“尊严”。但随着时问的流逝，“体制化”的现象在学术界也发生了。抛开其它方面不说，源自于学术圈子内部对所谓的“主流方法”的不恰当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管理研究中“自娱自乐”的现象，从而使得本身重要的学术研究在相当一部分人的手中被迫变成“关起门来成一统”的游戏。如果管理研究要靠社会的“理解与尊重”(其实是某种意义上“包容”)才能摆脱其“尴尬”地位，这岂不是一种新的、或者说最大的“尴尬”吗?
话题似乎扯远了。AMR希望借助于本期专题，告诉读者和审稿人充分认识到使用规范方法构建管理理论的价值，并且传递这样的信息：AMR欢迎使用规范方法的论文，并欢迎管理学者经常使用这些方法。但事实是：如果没有对管理实践问题的深刻认识，没有整个评价机制和背后体制的转变与完善(这也是实实在在的管理问题啊!)，我们很难想像管理研究的地位会有真正的改变。
管理研究必须强调研究方法的严谨与规范(否则人皆可以成“学家”)，但更重要的是，在坚持这一点的同时，一定要明白我们所研究的管理问题在真实世界里面到底意味着什么，一言以蔽之：形式与内容要统一，技术方法与科学问题要统一。可以想见，一定会有人质疑说：管理研究目前的尴尬地位未尝不是因为研究中对规范方法运用和坚持得不够所致?是的，存在这种可能性。但不应忘记的是：“箭”不论造得多漂亮，如果只是想让它“藏之名山，传于后世”，而非瞄准“箭靶”，则始终难副“箭”之名实。
这一期的论文可能预示着AMR期刊导向乃至于自身风格的一种转向(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愿能进一步促进管理研究者对真实世界的理解从而赢得管理实践者对管理学术研究真正的尊重，最终促进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的紧密结合。通过对这一期AMR论文的阅读，我们再一次发现：要在管理研究中实现“实践问题”之“道”与“科学方法”之“术”的融合，确乎是任重而道远。如果管理本质上是“情景依赖的(contexted)”和“试错的(trial and error)”，那么，那些旨在寻求“普遍性”、“确定性”关联的方法的可靠性都是值得怀疑的。要解决管理研究中方法论的合法性问题，不同范式的比较是途径之一，更重要地，是提倡真正的科学精神。以“在路上”的姿态前进着的管理研究，需要一切以“在路上”的姿态前进着的管理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作为在组织和管理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顶级期刊，AMR近十年所发表的论文几乎没有采用上述的所谓规范方法。其中的原因何在?是规范方法不适合管理研究，还是学者们没有很好地掌握相关的方法?本期专题的组织者认为，这二者都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一是学者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规范方法相较非规范方法的优势，从而他们认为在阅读和理解规范方法上花费时间和精力是得不偿失的。二是那些使用了规范方法的论文作者不会考虑将AMR作为目标期刊，因为过去它几乎没有发表使用规范方法的论文。
本期专题有8篇论文。第一篇是对本期论文的导读，其它论文分别运用数学模型、计算机仿真和形式逻辑等规范方法研究了诸如新企业的进人、协调和激励、组织行为等方面的问题。下面对这几篇论文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前面三篇论文研究了新企业的进入问题。Parker和Alvarez在题为《新兴企业和控制权的分配：贝叶斯方法》的论文中，研究了两个创办人应该如何分配新企业的控制权的问题。他们研究发现，尽管从完全理性的角度看，应该把企业的控制权给予能力较高的创办人，但是，有趣的是，在主观理性的作用下，企业往往把控制权给了相对较乐观的企业家。控制权的这种不合理的配置往往导致新企业的表现不佳。Ganco和Aggrawal则运用计算机仿真的方法，采用在组织复杂性模拟中常用的NK模型，研究了初创企业与因多元化而进入新商业领域的企业之间的绩效差异，以及环境是如何影响这种差异的。最后，Kuilman、Vermuelen和Li则研究了环境的特性如何影响新进入者的生存概率。具体讲，他们研究进入者在进入时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对进入者生存概率的影响。对此，现有的实证研究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则将产业中企业的数量作为一个变量，采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接下来的两篇论文研究了协调和激励的问题。Postrel将目标模糊性引入对联合生产中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的研究中。他指出，目标模糊性将导致联合生产中努力分配的失败。该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协调和目标的清晰性对团队绩效具有协同效应。同样，Coff和Makadok讨论了明晰的管理的重要性，他们试图回答：委托人(雇主)如何避免代理人(雇员)的搭便车行为?他们认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管理者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权威、激励和所有权。通过这三个方面的综合考虑，就可以形成最优的激励合约。
最后两篇论文则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组织行为学的新视角。Cowan和Jonard研究了联盟建立的问题，他们的模型表明成功的伙伴关系需要两个企业具有适当的相似特征。Péli通过对环境变化与适应性概念的改进，借助于合乎逻辑的形式化方法，调和了组织生态理论在现有表达形式下所得出得矛盾结论，使之达成了一致。
从对假设条件的阐述和命题形成方法的角度来看，数学模型、仿真和形式逻辑这三类规范方法各有特点。数学模型方法首先设定有关研究问题的一系列假设条件，然后运用数学方法证明有关命题。与数学模型不同的是，仿真方法由计算机在一定的参数范围内运行相关模型以验证有关命题，当然它们同样需要设定模型的假设条件。而形式逻辑则将自然语言表述的假设条件转化为符号逻辑，然后用自己的一套方法去证明蕴含于其中的相关命题。相较于纯文字的思辨方法，它们所具有的共同优势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更加精确和透明；(2)更具有逻辑一致性；(3)更可能识别预料之外甚至是违反直觉的含义。
但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些方法并非没有局限。比如，数学方法有时需要令人讨厌的假设，更要命的是，有时候这些假设是不符合真实情形的。仿真则不能确定一系列条件的必要性。而形式逻辑也不见得能够从诸多争论中得出共识与定论。方法之优劣，其实全赖于其所要研究和解决的科学问题之内在所需。
如果建立起方程式就可以解决管理问题的话，那么，不管需要建立多么复杂的方程式，从事实践的管理者都是愿意的，就连从事研究的理论家们也都是愿意的——他们终于可以摆脱被实践者不断追问和不断质疑的尴尬而去做一些更加快乐的工作了。可惜，再也没有人相信通过方程式就可以解决管理问题、尤其是涉及到“人”的管理问题的这种鬼话了——即便是真的可以建立起这样的方程，那个能够建方程的“人”也不会做出这种选择，只要他还有起码的、哪怕是一丁点儿的自由精神——因为他可以肯定地推算出来，这样的方程意味着他也只是此间的一个参数而已，分立于他头脑中的属于他个人的“知识”将不再能够得到运用，遑论“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了——如果他明白了这是一条“通往奴役的管理之路”、并且他自己也是其中被奴役的一员，那么还有谁人愿意来建立这样的方程式呢?
AMR专门提出“管理研究中的规范方法”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主人公安迪正是凭借着其所拥有的知识与眼界、凭借着对真实世界的了解、凭借着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才没有被“体制化”(体制化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开始你排斥它，后来你习惯它，直到最后你离不开它)所异化。
学者们致力于“为人类贡献知识”，他(她)们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就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要想尽可能避免那些鱼目混珠者“窃取”荣誉之事的发生，学术界就试着去要建立“体制”，确保“尊严”。但随着时问的流逝，“体制化”的现象在学术界也发生了。抛开其它方面不说，源自于学术圈子内部对所谓的“主流方法”的不恰当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管理研究中“自娱自乐”的现象，从而使得本身重要的学术研究在相当一部分人的手中被迫变成“关起门来成一统”的游戏。如果管理研究要靠社会的“理解与尊重”(其实是某种意义上“包容”)才能摆脱其“尴尬”地位，这岂不是一种新的、或者说最大的“尴尬”吗?
话题似乎扯远了。AMR希望借助于本期专题，告诉读者和审稿人充分认识到使用规范方法构建管理理论的价值，并且传递这样的信息：AMR欢迎使用规范方法的论文，并欢迎管理学者经常使用这些方法。但事实是：如果没有对管理实践问题的深刻认识，没有整个评价机制和背后体制的转变与完善(这也是实实在在的管理问题啊!)，我们很难想像管理研究的地位会有真正的改变。
管理研究必须强调研究方法的严谨与规范(否则人皆可以成“学家”)，但更重要的是，在坚持这一点的同时，一定要明白我们所研究的管理问题在真实世界里面到底意味着什么，一言以蔽之：形式与内容要统一，技术方法与科学问题要统一。可以想见，一定会有人质疑说：管理研究目前的尴尬地位未尝不是因为研究中对规范方法运用和坚持得不够所致?是的，存在这种可能性。但不应忘记的是：“箭”不论造得多漂亮，如果只是想让它“藏之名山，传于后世”，而非瞄准“箭靶”，则始终难副“箭”之名实。
这一期的论文可能预示着AMR期刊导向乃至于自身风格的一种转向(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愿能进一步促进管理研究者对真实世界的理解从而赢得管理实践者对管理学术研究真正的尊重，最终促进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的紧密结合。通过对这一期AMR论文的阅读，我们再一次发现：要在管理研究中实现“实践问题”之“道”与“科学方法”之“术”的融合，确乎是任重而道远。如果管理本质上是“情景依赖的(contexted)”和“试错的(trial and error)”，那么，那些旨在寻求“普遍性”、“确定性”关联的方法的可靠性都是值得怀疑的。要解决管理研究中方法论的合法性问题，不同范式的比较是途径之一，更重要地，是提倡真正的科学精神。以“在路上”的姿态前进着的管理研究，需要一切以“在路上”的姿态前进着的管理研究者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