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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士或者烈士，对于刘群来说，是个问题。
在他的朋友和下属看来，他这种人“树敌太多，难免要遭人暗算”，更让人担忧的是，尽管争议不小，但他“一点也不低调”。
一个地方民营企业发起的“惠民中国医疗行动”，因其模式的颠覆性和主事人的税利个性，在医改的大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
5月，重庆，天气有些热得逼人了。刘群穿梭在他的办公室之间，嘶哑着嗓子。找他的人太多，来划款的、来联系业务的、来采访的、也有相关部门查账的。
“他们来看我有没有商业贿赂。”刘群说。“从3月份查到现在，还没查到什么，不过我心里一直很踏实。”
有迹象表明，这些调查可能与商场竞争对手有关。
他的朋友和下属一听他这样说话就很紧张，因为在他们看来，他这种人“树敌太多，难免要遭人暗算”，更让人担忧的是，他现在依然“一点也不低调”。
不过刘群对朋友们的担心并不在意，他老挂在嘴上的话就是：“大不了把我灭了，谭嗣同都可以为改革赴死，我们这一辈人，出个烈士又算什么呢?”
这个胖乎乎的男人看起来不像愤青，他说话就笑，即使骂人，你也觉得他挺可爱。目前他属下的公司拥有资产2．5亿——在重庆，他这种刚40出头的亿万富翁凤毛麟角，但他似乎对这一切并不十分珍惜，他说如果不幸被人灭了，他的改革失败了，“大不了这10年没出来搞，回长寿教书去。”
刘群是在今年3月份开始出名的，他属下的长龙集团推行的“惠民中国医疗行动”在重庆从万州启动，之后覆盖渝东、渝南多个县市的一线医院。他的这种模式称为“直补”，也就是加入这个惠民医疗联盟的患者在与他合作的医院看了病，可以拿着账单到他那里报账，甚至癌症、艾滋都可以报。到5月，与他合作的医院已有10家，有3家已经开始启动，他的会员一下就拥有10万之众。主城区的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也已经签约，即将正式宣布加入“惠民联盟”。
媒体开始对他的做法半信半疑，因为按照常规的猜想，商人做事肯定“有利可图”，但后来想明白了，发现老百姓从他那里的确可以得到实惠，所以有人就开始称他为“中国医改民间第一狂人”。甚至连《今日美国》等国际媒体也专程前来采访他。最新消息是，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层领导已经对其表示明确关注。
刘群对这个称呼还是有些认可的，他不谦虚地说，这种“优秀的商业健康保障模式”可以破解中国医疗体制的死结。
破的就是医改死结
没搞这场行动之前，刘群虽然在业界也算鼎鼎大名，不过这个行动，却把他从一个生意人一下变成了改革者。
他从一无所有，现在变成了身家上亿的老板，按说该知足了。刘群偏偏不想规规矩矩做下去。按他的话说，在医药行业泡了10多年了，对这个行业的内幕了解太深。老百姓越来越看不起病，国家医改一次次失败，都是没有解决根子问题。从2000年开始，刘群就在思考如何破解“看病贵”这个死结。
2005年12月11日晚上，他突然感觉有一个什么东西要从大脑里出来。此时，周遭一片静谧，他没有一点睡意，拿起床头的笔和本子。凌晨，思路终于清晰了，他拿起笔，开始在本子上奋笔疾书：我要搞一个惠民的医疗救助行动，与医药工业、商业、医疗机构、保险公司共同结成联盟，厂家利润控制在10％左右，商业费用和利润控制在10％以内……
思路汩汩而出，到天亮的时候，他的笔记本已经记满了200多页。他兴奋异常，早上8点30分，直奔公司，召集党委成员和中层以上的干部，宣布他的构想。
接下来，研究具体细节、合理的利润比例，找合作单位。到3月1日，“惠民中国医疗行动”正式在万州三峡医院启动。
到目前，长龙集团已和10所医院签订“惠民中国行动定点医疗合作协议”。按照协议，长龙集团负责发展会员，并将合作医院作为其会员伤病救治及医疗保健等活动的定点医院。万州启动之后，两个月内，会员已经发展到8万余人次。
“惠民行动”吸引会员之处也很简单，通过给予会员看病补贴，来降低其看病支出。具体办法是，会员分为多个档次，基本会员费为每年20元钱。凡是以20元(目前为10元)购买一张会员卡即可成为会员，不但立即获得由长龙集团一次性免费派送价值35元的药物，此后每次看病还可以获得由长龙集团按就诊者药品总费用13．6%支付的现金补贴。
根据刘群介绍，执行惠民直补模式之后，给生产厂家留下10％的利润空间，留在他手里的利润率大约在15％～18％之间，而这其中包括给患者的直补费用。也就是说，在实行直补之后，长龙只有1～5个点的利润。
模式圈定多方利益
在长龙与医院的合作协议上，有一条双方都认为很重要的规定：作为合作医院，应按照协议规定对会员使用廉价的、质量合格而没有临床促销的药品，“我们构建了惠民医疗医药一体化平台来保障这类药品的供应”。
这些不带促销费的药品正是加盟的1000余家药商提供的，刘群对记者说：“我们和医院在用这些廉价实用药上有详细的约定，如果医院没有按照协议用药，我们不但不给予补贴，还要向医院追索责任。药商的利益以此能得到保障。”当然他并不排斥更多的药商加入，但加入的条件就是必须在规定的价格之下，“我们只给药商10％的利润。”
在此基础上，协议还要求医院对会员的就医检验、检查费按医院现行收费标准给予一定的折扣优惠，并提供快速服务。
这些优惠包括，下岗职工和特困人员享受大型检查费用20％的优惠；享受检查、检验费用的10％的优惠等。
“实际上我们就得以通过终端消费者的巨大数量而获得了与医院的谈判权，又通过与医院的合作，获得了与药品供应商的谈判权。”他称之为抓住终端，带动两头。他举了个例，有次去重庆一个县人民医院谈，希望对方加入他的惠民联盟。谈了半天，对方仍然犹豫，因为这种“改革”于医院来讲，确实有“割肉一样的疼痛”。刘群起身就走，走时丢了一句话“我们下午去另一家医院谈谈。”结果走出去不到半个小时，这个县医院的领导就打电话来，同意参加。
“他们为什么要同意，就是怕我把这个地方的病人全部带走了。我如果去了另一家医院，直补模式一形成，病人一得到实惠，肯定往那个地方走，我给他们带来的完全是致命的打击。”
在医院、药商加盟的同时，保险公司也看到了他要产生的“低价位、广覆盖”格局。数目巨大的会员群体吸引了太平洋保险公司的眼球。在这些会员中，有星级会员，他们要么条件较好，要么是危险工种，这些会员出现的意外较多。刘群把这些会员的会费拨出一部分，通过与保险公司谈判，以低廉的团购价格为星级会员购买重大意外伤害、意外事故、意外疾病险。将直补金额大的风险，转嫁到保险公司。 “我在这里面没多大风险，他们也没什么风险，我其实就像个国际警察，招呼大家不要乱来，同时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很合理的平台。”
刘群把这个总结为1122分享法则，他认为这样能够实现利润再造，建立新的药品流通使用秩序和医疗模式，改变观念。他希望达到的目的就是：通过他的直补模式，撬动目前的医疗机构的价格机制，通过价格机制，调整出供求机制，在新的供求机制作用下，形成健康的竞争机制。
他说这里面有个大家一看就明白的窍门：把药品厂商用来跑招标的钱，用来给医生回扣的钱都省下来了，这笔钱就成了补贴患者和医院的来源。另外，大家通过这种方式固定了越来越多的患者，话说白了，就是老百姓都明白的薄利多销。
这种模式把上千家制药厂商、保险公司、医院等多个环节都拉进这个利益共同体，在扩大联盟体内部成员业务量的同时，也使以往虚高的药价大幅下降。无疑，其中直接受损最大的是那些以前从医药代表那里收取回扣开高价药的医生。而更大的颠覆性在于，它在现在以行政力量主导的药品招标采购体系之外构建了一种新的流通秩序，从而对现行的主流医疗体制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而长龙，则可以迅速聚集巨量会员，从而实现“中国最大的社会医疗保障机构”的商业蓝图。
当兽医起家的商人
刘群说，他的精神领袖是自己的母亲。
母亲当年是重庆城里的医生，文革时受父辈牵连下放到长寿农村。到农村后，母亲成了赤脚医生。刘群童年的记忆就是常常跟着母亲到处去帮人看病，以至他8岁的时候，就可以给人打针了。看病是免费的，母亲从来都没怨言，再远的地方都去。家里粮食、白糖，经常都被母亲接济给了病人。
“所以，我对农民是有感情的。”农民因为缺医少药看不起病而引发的悲剧，刘群见得不少。
1988年7月，大学毕业后，他分到长寿农业局水产站。工作了两个月，领导说双龙要建个职业中学，很需要老师。刘群一点头就去了，到了学校就给老师们种了一片葡萄。课余时间，他就骑辆破自行车走村串户，去给农民上课，讲如何养鱼。
讲课过程中，农民提了个问题：“我们养的猪、牛生病就要死，你为啥不能帮我们医?”
农民死头猪就相当于失去这一年的收入。于是，刘群回到学校给领导打报告，要去四川畜牧兽医学院学习。学校批准了他的申请，他去那里5个月，学了18门课程。回来后，学校就成立了“双龙畜牧兽医科技服务中心”，刘群坐镇当起了兽医。
在此期间，他意外的发现一个商机：他去四川制药厂买回来用于治疗家畜的青霉素，经常被乡镇的医生跑来买走。他迅速意识到这种需求相当大。于是他顺带做起了“倒药”生意。一个来回，他就可以赚1000多元。那时他的了资才100多元，这笔收入很快就让他成了个小富翁。
之后，刘群靠这笔积累办了饲料加工厂，两年间，积累了300万元，这是他从商以来捞到的第一桶金。
1995年，南坪搞药品批发市场，他离开长寿，只身进了城，成为第一批进驻的药品批发商。
1998年，他的公司已经有800万元资产了，他花500万元兼并南川医药公司，当时在重庆，民企收购国企这还是第一次，重庆医药管理局认为没有政策，更无先例。刘群天天就去那里“陪人上班”，磨了一个月，终于批了。之后，他又进行了多次并购，包括几家制药厂。
那些年刘群自称“走得很微妙”。“我想在他们(同行业对手)不经意的时候，悄悄做大，大了他们就杀不死我了，做大了之后我就想做更大的事。”
反对药品招标第一人
刘群开始“高调”是在2002年。
在此之前，医疗药品流通和使用秩序已经呈现出混乱。药品要到医院，要经历很多环节，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新的职业：医药代表。
医药代表本来是推广学术的，但事实上成了进行不正当促销的标志，搞商业贿赂的使者。刘群发现，正是因为这个群体，导致了整个中国的医疗费用普遍上涨。
国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始实行药品招投标，由政府部门加强控制药品价格和药品流通秩序。药品招标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混乱无序的药品市场，但是刘群发现，招投标在实际运行中，逐渐走向了制度设计者初衷的反面。“它没有解决好价格问题，因为很多特殊规格、或者国家单独定价的药价格是基本固定的，而制药厂生产的低价药即使招进去了，医生也不喜欢开，所以制药厂都被逼着去生产高价特效药，老百姓看个感冒也要花几百。”
同时，刘群还认为，药品招投标也不能从根上解决质量问题。刘群抖露的内幕是——药品招标的时候，专家们对药品的检验经常是用眼睛看一看，用手摸一摸，用鼻子闻一闻，而并没有非常科学的检测和细致的数据指标来衡量药品的质量。他举例说，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所产假药，以低价“优势”一路过关斩将，多次中标，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除此之外，药品招投标的一些潜规则，也让刘群很不爽。
2002年，刘群参加了生产大输液设备的招投标。他投标比人家低，却没中标。后来他通过关系一查，发现中标的价格比他投的还高。
这说明里面有鬼。其实在此之前他也知道后面是要走关系的，他也不免俗，包了几万元的红包，但没送出去。
这次事件让他“彻底看清楚了里面的猫腻”，他跳出来反对，当年受到很多媒体的关注，被称为国内反对药品招标第一人。
“这事直到现在还有余波，据说有关部门也在重新调查。”
这之后，刘群开始搞药房托管，以减少招投标失利的影响。直到2006年的惊人一举：实施惠民中国行动。
支持和反对的都来了
惠民行动搞起来之后，刘群几乎成了同行业的叛逆者。
政府对这种新兴的医疗模式报以宽容和关注。在“惠民中国医疗行动”前3家医院的签约仪式等重要场合，都有当地政府部门和重庆市药监、发改委等部门派员出席。
不过，他的处境还是显得有点微妙。毕竟他的路子比较野，一些部门依然保持观望。
重庆市有关职能部门最近找他谈话，在肯定其创新的同时，也提出问题：惠民行动是否排斥了其他企业，排斥了药品招投标，涉嫌垄断。
刘群认为，自己的行动并没有垄断，任何一个企业都可以这样来搞，不排斥其他企业搞惠民的各种行动，也可以进他这个平台。这事有的排他性，也就是为排斥了药品招标的违法行为，排斥了有些利益集团的利益。惠民行动是缩短了流通环节，把利益直接给了老百姓。
有人担忧他搞大了，直补资金过大，以后如果支付不了了，会造成社会问题。刘群说，这个担忧是不必要的，报销不是他一个人来顶，是整个联盟。“每个月，我们补贴会员后，药厂的钱就源源不断地来了，这个联盟有国内1000多家医药企业，实力是坚挺的。”
他的叛逆也引来麻烦，执法部门开始查他，甚至检察院也来了。行走在这个风口浪尖上，谁也不知道他和他的惠民行动前程命运如何。不过看起来大大咧咧的刘群其实也深谙生存之道，通过种种渠道，他也获得了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会长、全国政协相关委员会主任等重量级人物的关注和支持。一场微妙的博弈在悄悄展开。
不过，这时，重庆市发改委注意到他，并给了他一个头衔：重庆市医改调研工作组第七小组组长，负责农村和城市社区医疗这两块的调查。
刘群很珍惜这样的机会，他调查很卖力，材料都是他亲自去实地取的。“我摸的情况完全真实，我想这次终于有机会了，我可以把最真实的情况报告给政府，给主管部门。”
整个4月份，他都在为这个调查报告奔走。五一前夕，他通过本报记者联系到沙区第四人民医院。这是个社区医院，沙区不久前将其作为了低价医院的试点。
试点刚开始，院长还有些谨慎，不太愿意说。不说就意味着了解不到真实的情况。刘群很机敏，他一步步娓娓道来，院长被他对这个行业专业的了解折服了，后来甚至调出了最近几天的病历给他看，让他分析医生开药有没有做手脚。
这个身材胖胖的男人、体制外的民营医药企业家，终于满足了自己少年时代就开始涌动的社会抱负，将个人创意和企业行为嫁接到一个全民关注的时政话题上。刘群和他所发起的惠民行动的走向，成为我们观察中国医改的一个特殊视角。
(编辑 李丰池)
在他的朋友和下属看来，他这种人“树敌太多，难免要遭人暗算”，更让人担忧的是，尽管争议不小，但他“一点也不低调”。
一个地方民营企业发起的“惠民中国医疗行动”，因其模式的颠覆性和主事人的税利个性，在医改的大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
5月，重庆，天气有些热得逼人了。刘群穿梭在他的办公室之间，嘶哑着嗓子。找他的人太多，来划款的、来联系业务的、来采访的、也有相关部门查账的。
“他们来看我有没有商业贿赂。”刘群说。“从3月份查到现在，还没查到什么，不过我心里一直很踏实。”
有迹象表明，这些调查可能与商场竞争对手有关。
他的朋友和下属一听他这样说话就很紧张，因为在他们看来，他这种人“树敌太多，难免要遭人暗算”，更让人担忧的是，他现在依然“一点也不低调”。
不过刘群对朋友们的担心并不在意，他老挂在嘴上的话就是：“大不了把我灭了，谭嗣同都可以为改革赴死，我们这一辈人，出个烈士又算什么呢?”
这个胖乎乎的男人看起来不像愤青，他说话就笑，即使骂人，你也觉得他挺可爱。目前他属下的公司拥有资产2．5亿——在重庆，他这种刚40出头的亿万富翁凤毛麟角，但他似乎对这一切并不十分珍惜，他说如果不幸被人灭了，他的改革失败了，“大不了这10年没出来搞，回长寿教书去。”
刘群是在今年3月份开始出名的，他属下的长龙集团推行的“惠民中国医疗行动”在重庆从万州启动，之后覆盖渝东、渝南多个县市的一线医院。他的这种模式称为“直补”，也就是加入这个惠民医疗联盟的患者在与他合作的医院看了病，可以拿着账单到他那里报账，甚至癌症、艾滋都可以报。到5月，与他合作的医院已有10家，有3家已经开始启动，他的会员一下就拥有10万之众。主城区的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也已经签约，即将正式宣布加入“惠民联盟”。
媒体开始对他的做法半信半疑，因为按照常规的猜想，商人做事肯定“有利可图”，但后来想明白了，发现老百姓从他那里的确可以得到实惠，所以有人就开始称他为“中国医改民间第一狂人”。甚至连《今日美国》等国际媒体也专程前来采访他。最新消息是，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层领导已经对其表示明确关注。
刘群对这个称呼还是有些认可的，他不谦虚地说，这种“优秀的商业健康保障模式”可以破解中国医疗体制的死结。
破的就是医改死结
没搞这场行动之前，刘群虽然在业界也算鼎鼎大名，不过这个行动，却把他从一个生意人一下变成了改革者。
他从一无所有，现在变成了身家上亿的老板，按说该知足了。刘群偏偏不想规规矩矩做下去。按他的话说，在医药行业泡了10多年了，对这个行业的内幕了解太深。老百姓越来越看不起病，国家医改一次次失败，都是没有解决根子问题。从2000年开始，刘群就在思考如何破解“看病贵”这个死结。
2005年12月11日晚上，他突然感觉有一个什么东西要从大脑里出来。此时，周遭一片静谧，他没有一点睡意，拿起床头的笔和本子。凌晨，思路终于清晰了，他拿起笔，开始在本子上奋笔疾书：我要搞一个惠民的医疗救助行动，与医药工业、商业、医疗机构、保险公司共同结成联盟，厂家利润控制在10％左右，商业费用和利润控制在10％以内……
思路汩汩而出，到天亮的时候，他的笔记本已经记满了200多页。他兴奋异常，早上8点30分，直奔公司，召集党委成员和中层以上的干部，宣布他的构想。
接下来，研究具体细节、合理的利润比例，找合作单位。到3月1日，“惠民中国医疗行动”正式在万州三峡医院启动。
到目前，长龙集团已和10所医院签订“惠民中国行动定点医疗合作协议”。按照协议，长龙集团负责发展会员，并将合作医院作为其会员伤病救治及医疗保健等活动的定点医院。万州启动之后，两个月内，会员已经发展到8万余人次。
“惠民行动”吸引会员之处也很简单，通过给予会员看病补贴，来降低其看病支出。具体办法是，会员分为多个档次，基本会员费为每年20元钱。凡是以20元(目前为10元)购买一张会员卡即可成为会员，不但立即获得由长龙集团一次性免费派送价值35元的药物，此后每次看病还可以获得由长龙集团按就诊者药品总费用13．6%支付的现金补贴。
根据刘群介绍，执行惠民直补模式之后，给生产厂家留下10％的利润空间，留在他手里的利润率大约在15％～18％之间，而这其中包括给患者的直补费用。也就是说，在实行直补之后，长龙只有1～5个点的利润。
模式圈定多方利益
在长龙与医院的合作协议上，有一条双方都认为很重要的规定：作为合作医院，应按照协议规定对会员使用廉价的、质量合格而没有临床促销的药品，“我们构建了惠民医疗医药一体化平台来保障这类药品的供应”。
这些不带促销费的药品正是加盟的1000余家药商提供的，刘群对记者说：“我们和医院在用这些廉价实用药上有详细的约定，如果医院没有按照协议用药，我们不但不给予补贴，还要向医院追索责任。药商的利益以此能得到保障。”当然他并不排斥更多的药商加入，但加入的条件就是必须在规定的价格之下，“我们只给药商10％的利润。”
在此基础上，协议还要求医院对会员的就医检验、检查费按医院现行收费标准给予一定的折扣优惠，并提供快速服务。
这些优惠包括，下岗职工和特困人员享受大型检查费用20％的优惠；享受检查、检验费用的10％的优惠等。
“实际上我们就得以通过终端消费者的巨大数量而获得了与医院的谈判权，又通过与医院的合作，获得了与药品供应商的谈判权。”他称之为抓住终端，带动两头。他举了个例，有次去重庆一个县人民医院谈，希望对方加入他的惠民联盟。谈了半天，对方仍然犹豫，因为这种“改革”于医院来讲，确实有“割肉一样的疼痛”。刘群起身就走，走时丢了一句话“我们下午去另一家医院谈谈。”结果走出去不到半个小时，这个县医院的领导就打电话来，同意参加。
“他们为什么要同意，就是怕我把这个地方的病人全部带走了。我如果去了另一家医院，直补模式一形成，病人一得到实惠，肯定往那个地方走，我给他们带来的完全是致命的打击。”
在医院、药商加盟的同时，保险公司也看到了他要产生的“低价位、广覆盖”格局。数目巨大的会员群体吸引了太平洋保险公司的眼球。在这些会员中，有星级会员，他们要么条件较好，要么是危险工种，这些会员出现的意外较多。刘群把这些会员的会费拨出一部分，通过与保险公司谈判，以低廉的团购价格为星级会员购买重大意外伤害、意外事故、意外疾病险。将直补金额大的风险，转嫁到保险公司。 “我在这里面没多大风险，他们也没什么风险，我其实就像个国际警察，招呼大家不要乱来，同时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很合理的平台。”
刘群把这个总结为1122分享法则，他认为这样能够实现利润再造，建立新的药品流通使用秩序和医疗模式，改变观念。他希望达到的目的就是：通过他的直补模式，撬动目前的医疗机构的价格机制，通过价格机制，调整出供求机制，在新的供求机制作用下，形成健康的竞争机制。
他说这里面有个大家一看就明白的窍门：把药品厂商用来跑招标的钱，用来给医生回扣的钱都省下来了，这笔钱就成了补贴患者和医院的来源。另外，大家通过这种方式固定了越来越多的患者，话说白了，就是老百姓都明白的薄利多销。
这种模式把上千家制药厂商、保险公司、医院等多个环节都拉进这个利益共同体，在扩大联盟体内部成员业务量的同时，也使以往虚高的药价大幅下降。无疑，其中直接受损最大的是那些以前从医药代表那里收取回扣开高价药的医生。而更大的颠覆性在于，它在现在以行政力量主导的药品招标采购体系之外构建了一种新的流通秩序，从而对现行的主流医疗体制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而长龙，则可以迅速聚集巨量会员，从而实现“中国最大的社会医疗保障机构”的商业蓝图。
当兽医起家的商人
刘群说，他的精神领袖是自己的母亲。
母亲当年是重庆城里的医生，文革时受父辈牵连下放到长寿农村。到农村后，母亲成了赤脚医生。刘群童年的记忆就是常常跟着母亲到处去帮人看病，以至他8岁的时候，就可以给人打针了。看病是免费的，母亲从来都没怨言，再远的地方都去。家里粮食、白糖，经常都被母亲接济给了病人。
“所以，我对农民是有感情的。”农民因为缺医少药看不起病而引发的悲剧，刘群见得不少。
1988年7月，大学毕业后，他分到长寿农业局水产站。工作了两个月，领导说双龙要建个职业中学，很需要老师。刘群一点头就去了，到了学校就给老师们种了一片葡萄。课余时间，他就骑辆破自行车走村串户，去给农民上课，讲如何养鱼。
讲课过程中，农民提了个问题：“我们养的猪、牛生病就要死，你为啥不能帮我们医?”
农民死头猪就相当于失去这一年的收入。于是，刘群回到学校给领导打报告，要去四川畜牧兽医学院学习。学校批准了他的申请，他去那里5个月，学了18门课程。回来后，学校就成立了“双龙畜牧兽医科技服务中心”，刘群坐镇当起了兽医。
在此期间，他意外的发现一个商机：他去四川制药厂买回来用于治疗家畜的青霉素，经常被乡镇的医生跑来买走。他迅速意识到这种需求相当大。于是他顺带做起了“倒药”生意。一个来回，他就可以赚1000多元。那时他的了资才100多元，这笔收入很快就让他成了个小富翁。
之后，刘群靠这笔积累办了饲料加工厂，两年间，积累了300万元，这是他从商以来捞到的第一桶金。
1995年，南坪搞药品批发市场，他离开长寿，只身进了城，成为第一批进驻的药品批发商。
1998年，他的公司已经有800万元资产了，他花500万元兼并南川医药公司，当时在重庆，民企收购国企这还是第一次，重庆医药管理局认为没有政策，更无先例。刘群天天就去那里“陪人上班”，磨了一个月，终于批了。之后，他又进行了多次并购，包括几家制药厂。
那些年刘群自称“走得很微妙”。“我想在他们(同行业对手)不经意的时候，悄悄做大，大了他们就杀不死我了，做大了之后我就想做更大的事。”
反对药品招标第一人
刘群开始“高调”是在2002年。
在此之前，医疗药品流通和使用秩序已经呈现出混乱。药品要到医院，要经历很多环节，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新的职业：医药代表。
医药代表本来是推广学术的，但事实上成了进行不正当促销的标志，搞商业贿赂的使者。刘群发现，正是因为这个群体，导致了整个中国的医疗费用普遍上涨。
国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始实行药品招投标，由政府部门加强控制药品价格和药品流通秩序。药品招标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混乱无序的药品市场，但是刘群发现，招投标在实际运行中，逐渐走向了制度设计者初衷的反面。“它没有解决好价格问题，因为很多特殊规格、或者国家单独定价的药价格是基本固定的，而制药厂生产的低价药即使招进去了，医生也不喜欢开，所以制药厂都被逼着去生产高价特效药，老百姓看个感冒也要花几百。”
同时，刘群还认为，药品招投标也不能从根上解决质量问题。刘群抖露的内幕是——药品招标的时候，专家们对药品的检验经常是用眼睛看一看，用手摸一摸，用鼻子闻一闻，而并没有非常科学的检测和细致的数据指标来衡量药品的质量。他举例说，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所产假药，以低价“优势”一路过关斩将，多次中标，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除此之外，药品招投标的一些潜规则，也让刘群很不爽。
2002年，刘群参加了生产大输液设备的招投标。他投标比人家低，却没中标。后来他通过关系一查，发现中标的价格比他投的还高。
这说明里面有鬼。其实在此之前他也知道后面是要走关系的，他也不免俗，包了几万元的红包，但没送出去。
这次事件让他“彻底看清楚了里面的猫腻”，他跳出来反对，当年受到很多媒体的关注，被称为国内反对药品招标第一人。
“这事直到现在还有余波，据说有关部门也在重新调查。”
这之后，刘群开始搞药房托管，以减少招投标失利的影响。直到2006年的惊人一举：实施惠民中国行动。
支持和反对的都来了
惠民行动搞起来之后，刘群几乎成了同行业的叛逆者。
政府对这种新兴的医疗模式报以宽容和关注。在“惠民中国医疗行动”前3家医院的签约仪式等重要场合，都有当地政府部门和重庆市药监、发改委等部门派员出席。
不过，他的处境还是显得有点微妙。毕竟他的路子比较野，一些部门依然保持观望。
重庆市有关职能部门最近找他谈话，在肯定其创新的同时，也提出问题：惠民行动是否排斥了其他企业，排斥了药品招投标，涉嫌垄断。
刘群认为，自己的行动并没有垄断，任何一个企业都可以这样来搞，不排斥其他企业搞惠民的各种行动，也可以进他这个平台。这事有的排他性，也就是为排斥了药品招标的违法行为，排斥了有些利益集团的利益。惠民行动是缩短了流通环节，把利益直接给了老百姓。
有人担忧他搞大了，直补资金过大，以后如果支付不了了，会造成社会问题。刘群说，这个担忧是不必要的，报销不是他一个人来顶，是整个联盟。“每个月，我们补贴会员后，药厂的钱就源源不断地来了，这个联盟有国内1000多家医药企业，实力是坚挺的。”
他的叛逆也引来麻烦，执法部门开始查他，甚至检察院也来了。行走在这个风口浪尖上，谁也不知道他和他的惠民行动前程命运如何。不过看起来大大咧咧的刘群其实也深谙生存之道，通过种种渠道，他也获得了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会长、全国政协相关委员会主任等重量级人物的关注和支持。一场微妙的博弈在悄悄展开。
不过，这时，重庆市发改委注意到他，并给了他一个头衔：重庆市医改调研工作组第七小组组长，负责农村和城市社区医疗这两块的调查。
刘群很珍惜这样的机会，他调查很卖力，材料都是他亲自去实地取的。“我摸的情况完全真实，我想这次终于有机会了，我可以把最真实的情况报告给政府，给主管部门。”
整个4月份，他都在为这个调查报告奔走。五一前夕，他通过本报记者联系到沙区第四人民医院。这是个社区医院，沙区不久前将其作为了低价医院的试点。
试点刚开始，院长还有些谨慎，不太愿意说。不说就意味着了解不到真实的情况。刘群很机敏，他一步步娓娓道来，院长被他对这个行业专业的了解折服了，后来甚至调出了最近几天的病历给他看，让他分析医生开药有没有做手脚。
这个身材胖胖的男人、体制外的民营医药企业家，终于满足了自己少年时代就开始涌动的社会抱负，将个人创意和企业行为嫁接到一个全民关注的时政话题上。刘群和他所发起的惠民行动的走向，成为我们观察中国医改的一个特殊视角。
(编辑 李丰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