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位于港岛般咸道，校园内风景迷人，树影婆娑，林阴下典雅的中式和欧式的建筑古色古香，相互辉映，更显幽雅。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就坐落于其中。博物馆由冯平山楼与徐展堂楼的展厅构成，两楼之间设有室内天桥相连接。经过五十余年的发展，博物馆现藏有1500余件具有历史价值的中国艺术品。
　　目前，博物馆正在举办“紫艳凝青——琳标堂藏古代钧瓷”展览。远远望去，展厅里灯光幽然，每件瓷器都站在自己的位子上，一点也没有勉强和迁就的意思，就好像一个人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可以把自己的身心安顿下来。
　　


　　说起“琳标堂”主人喜欢收藏钧瓷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他的五伯父叶海古是古玉收藏大家，堂兄叶承耀收藏明式家具。2000年的时候，香港举行圆明园海晏堂十二生肖铜首拍卖，激发了“琳标堂”主人收藏古物的兴趣。夫妇二人开始积极学习古代陶瓷知识，阅读专业书籍，参观博物馆，出席拍卖会，虚心向陶瓷专家请教。随之，展开了收藏之旅，数月内就买下无数“古瓷”，欣喜的同时也买到了不少“教训”。正当夫妇两人的收藏兴趣趋于平淡的时候，一家古玩店展柜内的钧窑碗吸引住了他们的目光，沉稳的碗型，色彩天成的釉色令两人流连忘返。自那天起，钧窑瓷器便成为夫妇二人收藏的主题。
　　钧窑瓷器历来被人们称为“国之瑰宝”，不仅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也十分喜欢。陈重远先生写的《古玩谈旧闻》里也曾谈过一件买卖钧窑瓷器的故事：宣统皇帝为了筹措复辟经费，将宫里的一批钧窑瓷器抵押在汇丰银行，逾期未赎。汇丰银行买办邓君翔见奇货可居，将宫内抵押品赎出后，转手卖给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从而引起了美国人对御用钧窑瓷器的极大兴趣。2008年，香港上拍了一件明初钧窑天青釉刻“二”字仰钟式花盆，成交价高达3952.75万港币。
　　拍卖公司将天青釉刻“二”字仰钟式花盆的年代定为明初，并非是搞错了，而是另有原因：御用钧瓷的底部刻有一至十的顺序编号。这类刻有数字的钧瓷，国人称之为“官钧”，西方人称为“带数目字瓷器”。对于“官钧”瓷器创烧年代的争论已成为古陶瓷界的千年疑案。2006年深圳“官钧”瓷器学术研讨会已经撼动了“官钧”瓷器“北宋说”的学术地位。目前，“官钧”创烧于明初说已得到了一些拍卖公司的业务主管支持。
　　本次“紫艳凝青——琳标堂藏古代钧瓷”展览在“官钧”的创烧年份上保持了一个相对中立的态度：展品中有件刻“一”字的天蓝釉三足鼓钉洗，标签年代写为“北宋至明初”。此洗釉色交替，美轮美奂，给人无尽的遐想。根据1975年钧台窑遗址出土刻有数目“一”至“十”的不同钧窑残片，研究得知，钧窑瓷器数字越小，体型越大。由此可知，此件鼓钉洗应是同类器中的最大一款。
　　


　　民窑钧瓷的创烧年代不存在争论，器形也更加多元化。较之以前，民窑钧瓷因其质量低劣、神韵粗糙，不能代表钧瓷的主体形象，故鲜有陶瓷界专家赞赏。“琳标堂”主人独具慧眼，在传承“官钧”文化的同时，也造就了“民钧”独具特色的收藏文化。本次展览恰恰弥补了钧瓷艺术市场的收藏缺憾。
　　展览系统地介绍了民窑钧瓷在不同时期的演变：宋人崇尚自然之道，瓷器造型浑然天成，不加造作。金代钧瓷继承了铜红釉的风格，造就了“泼斑成晕，变晕成彩”的风格。元代钧瓷突破了宋钧造型的限制，有了较大的发展空间，进入到千家万户。
　　在全部116件展品中，钧窑碗有39件之多，可见“琳标堂”主人对钧窑碗的喜爱程度。碗虽然多，但釉色决不雷同，所谓“钧窑无双”也。较有代表性的一件民窑钧瓷是北宋末年天青釉瓣口碗。
　　此外，北宋或金代天蓝釉葫芦形执壶也十分引人注目，高29厘米。寓意吉祥的葫芦(福禄)造型，直口，葫芦上小下丰，圈足，给人以沉稳的感觉，流与执弯曲有度，呼应着主体的线条变化，自然和谐。钧瓷烧制需要几十道工序，从“钧不过尺”的古语中便可想象当时制作此件执壶的困难程度。有趣的是这件执壶的圈足上并排有两个小圆洞，显然不是磕碰所致，经询问得知，是为了确认执壶的年份，取样分析时遗留下来的伤痕。
　　以现代人追求完美的眼光来看，这件古董无疑略带瑕疵。其实欣赏一件古董应着眼于作品的独特气质或个性，就像出席音乐会，完美演奏并非必然，只要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好。欣赏艺术品往往就需要这种包容的观点。
　　


　　香港民间收藏在华人社会具有不可取代的特殊地位，他们在传承中华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香港的收藏文化。一场成功的艺术展览往往能对艺术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不知此次钧瓷展览的成功举办，是否能推动钧瓷艺术市场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