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印关系历史脉络

　　《领导文萃》：2020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请简述中印关系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有何特点？
　　胡仕胜：中印关系在这70年间是起伏不定的。从1950年建交到1959年中印边界爆发一定程度的冲突，或者说到1959年“3·10”拉萨暴乱，这段时间中印关系是相对比较友好的，历史上称为蜜月期。
　　从拉萨暴乱、边界冲突到1962年边界战争期间，这段时间属于冲突期，虽然这段时间短，但对双边关系影响至今。尤其是1962年的边界战争，导致两国到现在都很难有很好的战略互信，对两国关系的战略互信造成了一种难以愈合的伤害，尤其是印度人的“1962年情结”非常浓。
　　1962年沖突之后，中印双边关系开始步入冷冻期。直至1988年11月，双方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往来，即便有也非常少。主要原因是双边关系受到边界问题的严重绑架，印度历届政府坚持在边界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双边关系其他的领域没法开展。1988年12月拉吉夫·甘地访华，这是一次破冰之旅，双边关系从此走上正常化的轨道。这是因为当时的拉吉夫·甘地政府认为，双边关系不应完全受边界问题的绑架，边界问题可以通过对话解决，同时双方还可以在其他领域进行发展，所以一下子打开了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从那时候算起一直到现在，都属于处在一条不断累积战略互信的轨道上，双边关系交流的层次、领域都非常多。
　　从1988年拉吉夫访华以来，双边关系的主要支柱和最主要的特点是高层引领，双边关系受领导人推动的影响比较大，可以说双边关系的最大支柱就是领导人的互动，又称“高层引领”。几次重要文件的签署和双边关系在波折中的止跌回稳，都跟领导人的高层互动有关。比如说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1996年《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2003年中印两国就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达成一致、2005年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等。可以说高层领导人的推动是双边关系的最大动力，尤其是2017年洞朗对峙之后，双边关系出现了很大的波折，很快通过领导人的两次非正式会晤，使双边关系有了明显的好转。当然，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又使这样的关系出现了严重倒退，甚至倒退至1988年之前的关系水平。
　　在其他领域，虽然说经贸关系有所发展也是一根支柱，但是这根柱子力量不够，尤其是受到贸易关系政治化的影响，也就是贸易失衡越来越政治化，所以它虽然是一根越来越粗的支柱，但是这个支柱问题不断，总是不断地催生政治互信赤字问题。
　　除领导人互动、经贸往来外，双边关系就没有什么支柱了。比如说，两国军事关系一直比较弱。虽然有几次陆军的手牵手演习，以及海军的军舰相互访问对方港口，但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军事往来是双边互信的一个最重要标志，但中印双方军事互动、军事外交非常薄弱，突显出两国战略互信，特别是安全互信是缺失的。民间往来也非常薄弱，双方之间的相互认知差别很大，两国民意很容易受双边问题扯动。由于相互认知比较差，相互了解也不够，所以说民意在双边关系中往往起的是负面作用。本来经贸往来应该起到正能量的作用，但由于经贸失衡问题被政治化，也难以发挥压舱石的作用。所以，双边关系的重要特点就剩下一条了，就是高层引领。然而，即便如此，从2017年到现在，高层引领的作用能量也在受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例如，金奈会上两国领导人所达成的共识与下一步努力方向早就被新冠肺炎疫情和边境对峙与冲突冲击得七零八落。
　　2017年洞朗对峙表明，过去30年建立的一系列的机制、形成的战略共识，竟然没有防止冲突的发生，说明双边机制失灵了，它的边际效应在递减。
　　从2017年之后，双方又形成一个新的机制，就是领导人会晤，但这两次非正式会晤也没有化解、避免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而且双方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这次的冲突比上一次洞朗对峙对双边关系的冲击更大，已经从边境问题延伸到军事问题、延伸到经贸问题、延伸到两国民意的表达等一系列问题。
　　这种冲击说明，中印关系经过70多年的发展，双边之间的结构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化解，依然比较脆弱。
　　过去70年中印关系曾经形成过很多高层的战略共识，比如说“互不视对方为威胁”“视对方发展为机遇”“两国关系具有战略和全球意义”“应超越双边范畴经略中印关系”“两个国家可以进行硬件软件的互补合作”“如果中印两个国家不发展，亚洲世纪不会到来”等等。但是这些战略共识并没有凝聚成双边关系稳定的基石。
　　70年来的双边关系，归总下来矛盾倒是越来越大，尤其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必要的猜忌和担忧，以及中国对印度加入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安全合作越来越敏感。考虑到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一个70年怎么走，目前看来，前景不容乐观。双边关系将大概率呈现长期的波动状态。
　　《领导文萃》：中印关系分别在两国对外关系中占据什么位置？
　　胡仕胜：过去我们说印度是具有四合一特点的国家，即印度同时是一个新兴大国、我们的大邻国、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在发展问题上志同道合的同盟军、伙伴）、多边舞台中的重要角色。因此，根据我们过去坚持的“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外交总路线，印度在这四个方面都符合，所以，实际上，印度在当时中国外交布局里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位次。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中国主要的战略方向不是在西南一带，而是在西太平洋。由于中美关系、中俄关系，甚至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都明显比中印关系要重要，因此，中印关系处于次要的战略方向，是次要战略方向上的主要方面。但在中美对抗的背景下，印度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影响在增大。 　　对于印度来说，因为中国是它最大的邻国，又和它的邻国关系非常好，所以印度把对华关系放在仅次于对美关系的位置，甚至有时候和对美关系同等位置。上上届国大党政府的曼莫汉·辛格总理就说，他们在对美对华中间采取等距离外交，二者都同等重要。但是这种同等的重要里面，有一半是属于一种负面的重要性，就是说为什么要和中国搞好关系，是因为印度和中国存在这么多矛盾，出于止损的目的而搞好与中国的关系。比如，中国和印度周边邻国关系这样友好和紧密，在印度看来就是一种威胁，印度必须要认真加以对待。而对美的关系，从本世纪以来，双边关系自打摆脱了核不扩散因素的干扰之后，应该说是突飞猛进，如今，两国关系已是“全面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不仅如此，印度与美国同盟体系其他成员的关系也不断提升，很可能都已取得了和对华关系同样重要的地位。
　　也就是说，对于新德里而言，美国的重要性属于一等一的，其次可能是与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欧洲的关系，这些关系处于同一层次。如果就中美印三角关系来看，中国和印度都把对美关系放在头等，印度把对华关系放在二等，中国可能把对印关系放在二等以下，因为它可能置于中俄关系、中日关系，甚至中国-东盟关系之下。对中国来说，如果搞好和印度的关系，有利于对美的斗争;而对于印度来说，搞好对华关系能够稳定它的周边，减少它所谓的“安全威胁”，至少印度是这么认为的，同时还可以有利于它从美国方面争取更多的筹码与资源。双方都不是把两国关系放在一等一的位置，但是相比而言，印度对印中关系的重视程度明显要高于中国对中印关系的重视程度。
　　《领导文萃》：中印边境冲突的历史根源和症结何在？
　　胡仕胜：边界问题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任何一场边界的冲突摩擦都可能牵引两国的民意，它是一个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于一身的非常敏感的话题。
　　中印边界问题，首先要强调的是，中印漫长的1904公里边界，除了锡金那一段204公里，在其余的1700公里边界上，两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任何界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印度独立之后，都没有签订新的边界条约，更没有在地面上树碑、立桩。
　　在1962年边界战争之前，双方也曾努力尝试通过对话解决边界问题，但最终失败。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印度自称为殖民体系的继承者、大英帝国殖民遗产的天然继承人，它要把大英帝国殖民时期在整个西藏、新疆以及在现在中印边境地区所攫取的各种特殊利益，作为一种殖民遗产一股脑地予以继承。
　　我们知道英国在殖民时期制造了很多问题，中印边界的问题，对中国边界的不断蚕食、掠夺、抢占，以及对西藏问题的干涉，鼓动西藏独立等等，这些殖民遗产如果一股脑都被新生印度所继承，也就意味着两国很早已经蕴含着一种潜在的矛盾和冲突。因为中国对殖民体系的态度是必须抛弃而后快，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对殖民体系持完全抛弃、不承认、不接受的态度，但是印度和我们完全相反，从一开始两国就种下了这样的一颗未来冲突的种子。而这个冲突种子里面最大的两块，一个是涉藏问题，一个就是边界问题。
　　涉藏问题上，印度继承的是英国人的衣钵，它认为西藏历史上是独立的，或者至少是半独立的国家。印度最终接受了新中国对西藏的和平解放，因此它认为自己做出了巨大的让步，甚至让出了英国人通过殖民侵略在西藏所攫取的诸多特殊利益，因此新中国应该对此予以回报，回报就是要承认过去英国人和西藏地方政府密谋的文件，虽然这些文件历届中国中央政府都没有承认过。
　　它怀着这樣的一种对殖民遗产予以全盘继承的态度来对待边界问题，因此认为边界问题不用谈，早都定好了。而对中国来说边界问题历史上没有界约，即便英国人搞了很多阴谋诡计，中国的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而且中印都是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国家，本来完全可以通过对话商量解决边界问题，但是印度单方面拒绝，还以自我认定、以地图来扩疆域，拿着殖民遗产来划定疆界，这自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印度新生政府在边界地区不断采取蚕食政策，并最终导致边界冲突，进而导致两国关系一下子冷冻起来，一直到1988年，到冷战的末期，两国关系才出现明显和缓。
　　到了冷战末期，拉吉夫·甘地提出，边界问题和两国关系问题应该相互分开、平行推进，边界问题通过谈判来解决，同时两国在其他领域发展关系。这是正确的。但是，这么多年来双方的机制换了一套又一套，为什么没有根本性地解决分歧和问题？还在于印度那种顽固地坚守殖民遗产的心态，完全拿着殖民者当年所炮制的各种文件、所画的各种地图，来和中国进行谈判交涉，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当前，两国国力都处在上升的进程中，两国的民族主义都挺强大，秉持这样一种态度来解决边界问题，显然是走入了“死胡同”。
　　《领导文萃》：如何解决中印边界的冲突、对峙？
　　胡仕胜：当然，两国边界问题也有进展，比如说，从1975年土伦山口枪击事件以来，双方之间40多年来没放一枪一炮，这说明两国虽然认为边界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在将近2000公里的边界上，两国相互保持着很大的克制，体现出一种成熟的态度，或者体现了双方认为边界问题只是双边关系的一部分，不能让它坏了一锅粥。这是一个进展。
　　另外，就是2005年双方在边界问题上形成了边界问题指导原则，有“六大原则”，这也是一大进展。边界问题的解决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形成一个指导原则，就是按什么原则来解决边界问题。第二个阶段是最重要的，就是在这样的原则之下，要形成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框架。第三个阶段是最简单的，一旦有了指导原则，有了解决问题的框架，第三阶段就是体力活，就是在地面上立桩、立柱、立界碑。
　　双方目前走入了第二阶段，但第二阶段走不下去了，因为第一阶段产生的“六大原则”也开始生出了各种各样的歧义，各方有不同的解读。
　　目前如何走下去还不知道。双方经过了多轮的谈判，比如特代机制就进行了22轮谈判，没有什么进展。过去大部分时间是以对话求解决，就是通过政治对话找到一个真正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案，但目前看越来越走不下去。 　　双方的边界问题实际上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以实力强争控。双方都在不断地加强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边防力量建设，不断地实化在地面上的控制，将两国之间的灰色地带不断地缩小。之所以出现边界争端，包括加勒万河谷冲突，就是因为双方对实控线有不同的认知，这就导致巡逻的时候，或者是边防基建的时候，可能就突破了对方所主张的控制线。每年双方之间的这种越线巡逻、越线基建的指控都达到上千起，可见在很多地区双方之间的分歧是很大的。
　　进入新的以实力强争控阶段意味着冲突。现在大家基建能力都很强，科技力量也很强大，定位技术都很强，双方的任何一次进入到对方所主张的控制线都会马上被发现，对方可能会马上提出抗议、做出反应等等。这个阶段就意味着危机、冲突、摩擦会不断，因此这一阶段强调危机管控能力。所以，机制多也有多的好处，一旦出现问题，反正有机制来应对。就拿这次加勒万河谷冲突为例，如军长级的对话机制、两国边境旗会、两国外长的对话、两国特使对话、两国边境事务磋商与协调机制的对话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制都开足了马力。尽管效果仍然是有限的，但是至少起到了危机管控的作用，比如说通过四次军长级对话之后，双方脱离一线、脱离接触，中间形成一个缓冲地带，这就是危机管控。但是目前来看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双方的这种对峙可能要靠气候来解决了，到了大雪封山的时候，双方各自找台阶下，各自班师回朝，等到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再战，这样的话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较量到双方都找到了对方的底线时会慢慢趋于平缓。双方之间通过各种对峙冲突甚至流血冲突，像加勒万河谷这种，找到了两国中间的不能触碰、一碰就要爆发大冲突的高压点，就像高压线的基站一样，最后在边界上连成一个很长的高压线，由此就形成了双方事实上的控制线。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事实上的控制线，即便双方没有最终签订正式的边界条约，也就是没有从法理上解决边界问题，那也没关系了。只要双方之间的冲突减少，边界的摩擦减少，边界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干扰系数、干扰能量就会降低。
　　未来15年中印关系可能会波折不断，因为双方都进入了以实力强争控的阶段，都在试探对方的高压线到底在哪。一旦尘埃落定之后，双方围绕边界的斗争告一段落，这样的冲突就会减少，边界问题对双边关系的干扰就会减少。但在可预见的将来，这样的干扰还会存在。因此，未来两国相处必须要适应“边境对峙频密化”的新常态。
　　但是边界问题不管怎么说只是双边关系的一部分，不是双边关系的全部，这一点高层领导是有清醒的认识的，这就意味着双方不太会因为边界问题而爆发全面战争，也就是爆发第二次中印边界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

中印关系稳定的意义及挑战

　　《领导文萃》：中国外交部多次强调，中印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如何理解这句话？中印关系稳定发展对两国有何意义？
　　胡仕胜：两国关系稳定，这意义大了。双方围绕着总共12.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闹得双边关系时而冲突，时而冷战，时而波折不断，导致双方政治互信赤字不断扩大、两国民间不断敌视，严重影响双边稳定关系的发展。
　　两个国家都是发展中大国，首要的任务仍然是发展，发展至上。由于边界问题的牵制、两国关系的动荡，使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没法聚焦于发展，这个发展不光是指各自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有双方之间的软硬件相互取长补短，相互通过合作发挥三大优势，即所谓的后发优势、先发优势、互补优势，如果双边关系波折不断，三大优势就没法发挥。中、印都是10亿级人口体量的国家，目前双边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的发展与体量完全不匹配，潜力巨大，但是一直没有发挥出来。这实际上对两国人民、地区，甚至对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都是很不利的。
　　两国人民加在一起有二十七八亿人口。我曾经计算过，如果把各自14亿人口的嘴巴缝在一块，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每天一起床看到的是一个70平方公里的大洞，两个国家都面临这个“大洞”，这个“大洞”每天至少要往里面填两次食材，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大洞对食材质量和数量的要求都逐日提升。这是个巨大的压力，因为这是个无底洞。但是两国之间由于没法相互发挥后发优势、先发优势、互补优势，使得双方没法相互借力。尽管我们有战略共识，互视对方为发展机遇，但是仍然停留在口头上，比如这次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印度使用各种手段要切割、脱钩，这完全有悖于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的意愿。
　　另外一个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性在于全球格局下的两国位次。当前世界格局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有中、印这样的新兴国家的发展的推动和催化，但是现在中印作为推动这样一种巨变的力量，相互之间摩擦不断，没有互信，更别说战略合作，实际上会严重影响两个国家对未来世界大变局所提供的战略机遇的把握能力。如果两国携手并进，利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利用全球经济政治安全秩序的大变化，那将会为中印两国，以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追求一种更加公平、更具代表性的新秩序带来一个非常光明的前景。
　　《领导文萃》：在面对全球一系列公共挑战和国际重大议题时，中印有哪些共同利益？有哪些合作的成功案例？
　　胡仕胜：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尤其是在有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问题上，是有很大的共识的。
　　过去有过合作成功的案例。比如说对待 WTO农产品补贴谈判上，几轮谈判中我们都携手共进站在一起，共同反对发达国家在补贴问题上的打压，取得了不少回合的胜利。另外在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两国携手同进，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历史性義务，有区别地对待历史性义务，双方对此形成过一致的共识。再比如说在人权问题上、劳工标准问题上，我们过去都曾经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在很长一段时间，有人说两国代表在联合国发言的内容掐头去尾，中间几乎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听清开头和结尾，对两国的口音也不敏感的话，你会认为是一个国家的两个代表在说话。 　　但是这几年，可能随着中印之间实力差距的扩大，尤其是随着西方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发展中国家地位的炒作，双方在相互认知上，尤其是相互身份认同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两国之间的共识有所减少。身份的认同都不一样了，在很多问题上的共识就没法形成。
　　因为当我们的发展水平和印度之间相差太大之后，在很多全球治理问题上的要求、期待、话语权、规制权都不一样，所以两国之间的共同话语越来越少。尤其是随着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印度就觉得“一带一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对印度传统势力范围（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构成了严重的侵蚀，中印之间的这种战略性矛盾越来越大。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尤其是中美大博弈牵引各方力量分化组合，美国要构筑它的反华统一战线，要和中国脱钩，和印度挂钩。
　　一方面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使印度产生了一种期望，就是选边站的一种冲动。因为印度认为美国现在是全方位、全政府、全时段地打压中国，并且认为美国的胜算可能更高，因此就有可能会产生不断往美国方向靠的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之间合作的动能锐减，尤其是在全球治理问题上。
　　另一方面印度认为它的变道超车的机遇来了。现在，美国对印度的拉拢特别明显，印度也不断迎合美国的这种对华政策，尤其是从疫情暴发以来，基本上美国甩什么锅印度都在后面随声附和，美国表示要切割，印度表示要接盘，不断地深化对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的参与力度等等。中印双方之间的价值取向、对全球事务上的观点立场越来越远，合作的动力越来越弱。
　　美国2017年就推出印太战略，这是个海上安全战略，而和中国脱钩和印度挂钩是一个经济战略。这两大战略一挤压，双方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大。印度主动迎合美国，我们稳定中印关系的代价就增大，一旦我们不愿意付出那么大的让步和代价，中印关系的稳定系数就变差。
　　但是不管怎么说，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中印理应能在很多全球治理问题上找到一些共识，这需要两国领导层冷静下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过去常说中印关系超越了双边的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的价值。两国毕竟各有14亿人口，中印两国加上美国，这三个国家同时具有这样的能力——既具有改变世界格局的能力，也具有改变地球面貌的能力，尤其是地球面貌，如果这三大国家不合作，地球都会完蛋。从止损的角度、从挽救人类未来命运的角度，中印也应该会找到合作的共识。

“龙象共舞”如何突破困局

　　《领导文萃》：近期印度国内对华质疑声音不绝于耳，“中国威胁论”趁势大行其道，对两国解决边境冲突造成了极大阻碍。中国如何应对印度国内此类对华消极声音？
　　胡仕胜：印度是个多元化的国家，印度的媒体非常发达，在世界其他国家平面媒体都在日趋减少的情况下，印度的平面媒体反而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印度的语言又多，光钱币上就印着15种地方语言，都是大语种，每个大语种背后都有很多的平面媒体。印度又是个政治多元化的国家，所以一切都是多元化的，被称为人种的博物馆、民族的博物馆、语言的博物馆，也可以称为政党的博物馆，每次大选都是好几百个政党同台共技，2019年大选有400多个政党，注册的政党有1000个。每一个媒体都要生存，每一个政党都要发声。
　　中国都这么大了，对印度的“杂音”不要太敏感，要习惯。美国人在全世界被骂的次数比我们多得多，我们要习惯于被骂，习惯于被人质疑，我们要心平气和地和别人解释，话还是要软说，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来试图理解别人，然后把我们的思想、观念传播出去，让别人多一份理解。
　　《领导文萃》：中印关系中是否存在“压舱石”？哪些因素在推动中印关系向好？如何利用并促进这些因素以处理双边关系纠葛？
　　胡仕胜：压舱石有两个。一个比较强的是领导人高层领航。领导人引领一直以来是两国关系的最大支柱，我们不希望印方不遵守领导人会晤所达成的共识。
　　还有一個很弱的压舱石是两国的文化交往。比如印度的瑜伽、印度的佛教文化、宝莱坞等都在中国传播。从张骞出使西域起2000多年来，两国历史上冲突、大规模战争很少，只占了两国关系的很小一部分。因此两国文化上还是要加强沟通，文化的交流意味着双方的理解，能够让自己推己及人，多替别人着想，两国文化都相对是包容的，这样更容易增进两国的文明互鉴。
　　产业链现在还不是压舱石，还没有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反而经常成为一个政治性的话题。现在印度在切割，我们要想方设法不让它切割，在产业链方面要和印度缠在一块。两国都拥有这么大的市场，产业链如果完全被美国抢夺，那就麻烦了。目前印度对中国的中低端产业链的依赖比较大，我们要利用这样的条件，不断地稳固当前的产业链。我觉得在产业链问题上还可以深挖多做文章。第4次工业革命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中的数据就是战略性的资源，我们的14亿人口产生的数据和印度14亿人口产生的数据，如果互相激荡、相互携手，那就能形成标准，一旦中印之间在数字经济上形成一个标准，那就会成为全球的标准。因此不能与它切割，要想方设法在产业链上与印度扭住，把它变成一个真正的压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