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当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的梁思成收到父亲寄来的《营造法式》时，先是惊喜，随之而来的是莫大的失望和烦恼。充斥其中的术语，字典辞书中都无法查到。这本巨著对他而言，如天书一般。《营造法式》是宋代李诫的著作，这本书，汇集古今建筑制度、源流、布局、构造、用材、配料等，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建筑营造集大成之作。
　　3年后，梁思成与林徽因结婚，婚期定在3月21日。这一天是宋代记载李诫的去世日期。他们的儿子取名“从诫”，意为“师从李诫”。又过了3年，他们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在北方大地的寺庙阁殿中勘探测绘，一点点破解“天书”的奥秘。
　　“天书”初现
　　梁启超给儿子的那本《营造法式》，是朱启钤送给他的。袁氏当国时，朱启钤是交通部部长和内务总长。1919年春，朱启钤代表总统徐世昌，赴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途经南京，在图书馆浏览古籍，发现了影宋抄本《营造法式》，当即将书借出，影印出版。
　　1930年，朱启钤发起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名“营造”，一则致敬李诫，二则不唯建筑，“凡彩绘、雕塑、染织、檬漆、铸冶、传值，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
　　1931年，梁思成、林徽因加入营造学社，次年，在中央大学建筑系当教授的刘敦桢应邀加盟，自此开启“北梁南刘”时代。他们放弃了大学教职和建筑事务所的优厚回报，将才华与精力投注在一个尚无人问津的研究领域。
　　19世纪后半叶，东洋、西洋学者陆续渗透到中国各地。1901年，伊东忠太受日本内阁派遣，对紫禁城进行拍摄和测绘，次年开始考察，在山西大同附近找到了云冈石窟，震动中外学界。他的学弟关野贞紧随其后，于1906年开始了中国古建筑考察。
　　早在1905年，伊东忠太就读到了《营造法式》，却颇为轻视，认为它“不独解释困难，且无科学的组织”。1930年，他在中国营造学社做过一场学术报告，扬言研究中国古建筑“在中国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
　　这些言论，对梁思成、林徽因这些刚加入学社的年轻人来说，是极大的刺激和挑战。1932年4月，学社在北平之外进行的第一次野外调查，就选择了一年前关野贞曾探访过的河北蓟县独乐寺。
　　驴背上的颠簸
　　这趟今天开车不足两小时的路程，当年他们颠簸了整整一天。当晚梁思成给北平打回电话：“没有土匪，四个人住店，一宿一毛五。”
　　站在独乐寺面前，看到扑面而来的山门，“檐出如翼，斗栱雄大”，让建于辽统和二年（984年）的独乐寺，比《营造法式》颁行早116年，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对于一心想破解“营造天书”的梁思成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偷心”“替木”“鸳鸯交首栱”“角柱生起”……书中这些如武功心法般费解的名词，在这座古木建筑中，一一印证。
　　发现远不止于此。独乐寺观音阁有成千上万个构件，却只有大小6种规格，梁思成由此领悟到中国古建之精髓——“以材为组”，也就是“木材之标准化”。“用现代建筑的术语来说，‘材就是木结构建筑的基本‘模数’。在这种高度标准化的生产模式下，大量木构件均可以批量生产、加工，甚至无需在工地进行。”
　　中国建筑史上第一代田野调查由此开始。
　　从1932年到1937年，学社成员共调查县市190余个，实地勘察古建殿堂房舍1823座。他们总是行旅匆匆，只为在战火蔓延的短暂安宁中急起直追，“搜寻证据考据，作有价值的研究探讨，更正外人的许多隔膜和谬解处”。在连绵不断的民族危机中，他们试图回答的，是“何谓中国、何谓中国人，何谓中国文化”这一终极命题。
　　历史却没留给他们太多时间。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与学社成员来到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早晚攀登工作，与蝙蝠臭虫为伍，终于确认，这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唐代木构建筑。
　　7月12日，一行人离开五台山，骑骡子走到代县，看到旧报纸，才知道5天前，“七七”事变爆发了。
　　流亡西南
　　“今晉省沦陷已七年，豆村曾为敌寇进攻台怀据点。名刹存亡，已在未知之数。吾人对此唐代木建孤例之惴惧忧惶，又宁能自已。”当梁思成在贫病交加中写下《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时，已是1944年。
　　7年前，老社长朱启钤决定留下。1941年，他请建筑师张鎛将北京城中轴线建筑逐一测绘下来，历时4年，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绘图600余张——即使城烧光了，凭这些真迹图卷，也能原样再建起来。
　　梁思成一家则决定南行，此后流亡于西南。在云南昆明，学社成员们再度聚首。1939年秋，梁思成和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一起，开始了西南古建筑考察，前后历时半年，经过云南、四川、陕西、西康共36个县，调查古建筑、悬墓、汉阙、摩崖石刻约730余处。他们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就是脱了鞋袜站在水盆里，抖动衣裤，不一会儿，水面上就浮了一层跳蚤。白天劳顿，夜晚也不得安宁，听到空袭警报，就要到屋外、甚至城外田野躲避，徘徊月下，直至天明。
　　1940年8月，同济大学、中研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从昆明迁往南溪县李庄镇。营造学社也随之一同入川。几个月里，李庄的人口从3600人激增到15000人，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成为抗战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
　　物资紧缺，物价飞涨，梁思成每月收到薪金，立刻买米买面，稍有延迟就是一堆废纸。他的体重降到47公斤，开始学着蒸馒头、煮饭、做菜。林徽因则学会了针线活儿，每天强撑病体，给孩子们缝补那几件小得几乎穿不下的衣服。
　　1944年，在菜油灯的微光里，梁思成完成了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的夙愿，终于达成。
　　1946年春天，寓居李庄6年的文化人终于等来了北归的时刻。正是在这个小镇里，梁思成忍着颈椎灰质化病的痛苦，穿着厚重的钢背心，用把下巴抵在花瓶口上的姿势，完成了《中国建筑史》;董作宾，在斗室里不舍昼夜地研究甲骨文，完成了《殷历谱》;陈盘完成了他的《左氏春秋义例辨》等论文;史语所的同仁们还石印了两册学术论文专辑，每一篇都是学术史上的扛鼎之作。
　　这一年，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也落下帷幕。它未完成的使命，分别被梁思成和刘敦桢们带到新的学校和研究机构，在波折与翻覆中展开中国建筑史的新一页。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