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维稳”这个词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无论是各级政府对于“维稳”的理解和贯彻还是民间以及学界对于“维稳”的评判和解析，都体现出稳定在中国当前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特别吸引舆论关注的是，网络上很多网友质疑“维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遮羞布”，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官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庇护伞”。
　　例如：2010年8月发生的湖南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标事件，当地政府部门隐瞒检验结果的借口，竟然是为了社会稳定；2010年9月，河南商城县蜱虫疫情导致18人死亡，然而当地政府同样以“维稳”为由，拒绝公布死亡者名单；甚至一些地方搞暴力拆迁，也名曰“维稳”。
　　我们看到，在逐渐增多的群体性事件之后，是心理越来越“脆弱”的各级政府在面对民众强烈的利益诉求表达时缺乏全面的理解，表现为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和客观公正的态度立场。不仅如此，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也将公民权利诉求看成对自己优势地位的挑战，汲汲乎压制之而后快。不少地方政府对“稳定压倒一切”的解读正悄然偏离初衷。
　　细究当前最集中的“维稳”原因：长期存在并日益发展变形的腐败问题、收入分配中不合理现象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广泛存在于各行各业的潜规则问题、“二代现象”所体现的阶层固化问题、体现着道德沦丧的各类食品安全问题等等相互纠结，在这个特殊的历史坐标上，民众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呼吁不该成为“维稳”的对象。只有将社会中真实存在的突出矛盾尽力妥善解决，才是标本兼治的“维稳”。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认为，正常的利益表达，是老百姓的自由，而不是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更没有所谓的“维稳”概念了。我们是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概念比“维稳”概念更好。
　　事实上，自体内存在的局部“冲突”可以成为进化和发展的有益动力。一个动态发展的文明国家，不可能消灭所有的内部冲突，盲目压制这些冲突将等于在某种程度上对自身改良的方向视而不见。中国需要在一个动态的、总体稳定的社会体系之下实现自己的发展，而这样的动态稳定才是我们乐于见到的。
　　摘自半月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