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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日本媒体频繁炒作“中国威胁论”，中国引进第三代喷气战机的佼佼者俄制苏霍伊27和苏30型，国产歼-10以及新型“飞豹”歼轰-7A列装等，都成为其渲染的内容。今年初，美国新研制的代号“猛禽”的F-22隐形战机刚服役，便首先进驻关岛，明显以中国为主要目标，并显示出在战机方面对他国又保持了领先一代的优势。不过，美国国防部抛出的《2006年中国军力报告》却提出了一种担心，认为：“中国空军将采取攻势战略，这也是世界上所有大国面对美国第四代战机‘猛禽’时的共同选择。”担心自己的基地遭到中国空军的打击，已成为美国、日本的共同担心。
只守不攻必挨打
上世纪90年代之前，解放军空军在实现装备现代化的同时，在力量结构和作战功能上必须攻防兼备，加强空中进攻力量建设是唯一正确的发展战略。
中国空军虽然有数十万兵员、数千架飞机，战机性能却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一两代，机种又多是单一的歼击机，属于典型的“国土防空型”军种。在世界各大国中，只有中国空军不具备远程攻击能力，几十年间只在大陆上空防御。
解放军空军这种近乎尴尬的状态，是由历史条件、国家工业科技基础和军事指导思想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1949年解放军空军创建时，因国内毫无航空工业基础，最早依靠缴获的10架美制P-51“野马式”战机组成第一个飞行中队，任务便是保卫北京开国大典。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期间，中国空军依靠从苏联进口，作战飞机数量从60架迅速发展到3000架，规模跃居世界第3位。不过，面对世界最强的美国航空兵，中国飞机绝大部分是防空的歼击机，只有10架图-4(苏联仿二战时美B-29制成)可用于远程攻击，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再加上朝鲜战争的局限性，使毛泽东为空军规定的任务只是保护大陆上空和战场的后方，不奢望在前线争夺制空权，更不能设想攻击敌方的后方基地及重要政治经济目标。
自1956年起，中国在苏联援建的沈阳飞机厂生产出仿米格-17的歼-5歼击机，成为世界上仅有的几个可制造喷气战机的国家。此后30多年间，中国生产了万余架作战飞机，绝大多数是歼击机。60年代仿制成功的轰-5(仿苏制伊尔-28)和轰-6(仿苏制图－16)，还属苏联40年代末和50年代中期的技术水平，因缺乏突防能力而未多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依靠落后的飞机进行防空作战小获成功，重要原因是美国并不想对华发动战争，美机和台湾飞机只对大陆进行零星侦察袭扰行动。中国空军几十年担负单一的反袭扰任务，也使军委领导对其确定的建设模式一直是国土防空型。
中国军队长期以陆战为主的特点，是由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所决定，修建防御性的万里长城，便是重守轻攻基因的体现。
1974年西沙海战时，战区距海南岛基地不过400公里，中国歼击机便因作战半径小难以作掩护，空军又缺乏攻舰能力，远出南沙就更谈不上。中国在南海权益争夺中迟迟未入局，正是缺乏远程空中攻击力量造成的困窘。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战争舞台上空中打击已成为主角。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先以空袭击溃萨达姆军队，地面行动只是打扫战场。科索沃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用地面部队而只靠空袭便打败了南联盟，还出现零伤亡。这种严酷的现实，向世界各国空军证明“防御性防御”的理论已经失去了生命力，防空的“盾”已无力单独对付空袭之“矛”，这对几十年间一直以防御主义为纲的中国空军显示出一幅尤为严峻的图景。
上世纪90年代后“台独”势力的发展，以及台湾空军完成了F-16、“幻影”-2000这两种第三代战机的换装，同样向解放军空军原来的建设模式提出严峻挑战。只重大陆上空防御而不求对岛攻击的建军方式，到头来不仅防不胜防，而且要以打击来止独又显得无力。事实证明，在新时期军事斗争中，防空作战要害不应在“防”字上，而应在如何“攻”敌要害。如同世界公认坦克是陆上最好的反坦克武器一样，对付空中进攻的最好办法也应该是对敌开展空中进攻。
打鸟不如捣巢
中国空军建设迈向攻防兼备的第一步，始于1990年议定从苏联引进苏-27重型战机。此前一年西方对华实施军事制裁，中苏则恢复了正常关系，中国为改变主力战机机种落后局面而向苏联购买战机。起初苏方愿提供新式的轻型战机米格-29，用惯了“米格”机的中国空军也想接受。但中国军方高层却认为，这种轻型机载弹不过2吨，作战半径小，仍只适于国土防空，因此提出购买价格高1倍、航程也远1倍，且能载弹6吨的苏-27型。
1990年中苏签订购买苏-27合同，1995年又订约引进生产线，接着又分几批购买更具对地、对海攻击能力的苏-30型。此前，解放军的主力战机为仅相当于国外上世纪60年代水平的歼-7，引进和仿制苏霍伊战机后，使技术水平提升了至少20年。与此同时，中国利用引进的英国斯贝发动机技术加上国内自研，制成了作战半径可达1000公里、集战斗机和轰炸机于一身的“飞豹”歼轰-7。90年代以后，中国空军装备的新战机，终于能够同美、日、台的第三代战机对等交锋，同时具备了在现代条件下实施空中攻击的能力。
在第三代战机大批装备之前，解放军只有二炮数量有限的导弹能对台湾构成威胁，台军总是自夸有“台海局部制空权”。苏-27、苏-30、“飞豹”和近年新研制成功的歼10列装后，台湾空军的战斗力便因其地理条件陷入绝对劣势。虽然台湾有300余架性能不错的第三代战机，岛上却因空间狭小和仅有几个机场，在具备有效攻击力的解放军空军打击下缺少最基本的回旋躲避空间。纵然飞机可藏入洞库，长长的跑道却无法隐蔽，起飞的战机在其基地遭攻击后将难以降落。近几年台湾“汉光”演习的结果都显示，机场是最脆弱的“软肋”。解放军空军对台作战，不必以一对一空战为出发点，摧毁其空军基地便能使其空中战力瘫痪。按照世界空军理论创始人、意大利的杜黑提出的空战原则，便是打鸟不如捣毁鸟巢。
当解放军空军在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初期大量换装第三代战机时，美国耗资720亿美元、历时近20年研制出的第四代隐形机F-22A又独占了世界战机的鳖头。预计初期产量180架的这种“猛禽”，便能对世界军事战略格局产生相当影响。该机优越的战斗性能和雷达难以探测的隐身性，使米格-29、苏-27／30系列和S-300等地对空导弹系统为主战空军装备的国家在空防技术上面临失效的危险。如果单纯从防隐形技术上研究对策，不仅耗费巨大且不一定能有效制敌。 最好的应对办法，应该按照杜黑的理论，即捣毁其基地。因为飞机可以隐身，机场却无法隐身，载机的航空母舰也难以隐身，其目标庞大又是最好的打击目标。
美国国防部在《2006年中国军力报告》中也公开道出了这一担心，认为：“中国空军认识到单纯防御将不足以对抗‘猛禽’空优能力，因此，将‘猛禽’压制在地面或驱赶到更远的地方就是最好的选择。”这一报告中所谈最多的，恰恰是中国日益增强的远程导弹(包括巡航导弹)攻击能力以及飞机的航程增大(包括空中加油能力)，这些也从反面向中国空军提示了兼备攻防能力的重要性。
空军全面变革
从世界空军发展史来看，中国空军由单一防御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确实来得迟了些，这说明一种战略观念的转变，往往比武器的更新要困难。1999年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攻防兼备的人民空军”思想，可以说是中国空军成军以来建军思想的最具重要意义的转变，是中国空军划时代转型的开端，由此将引发中国空军建设全方位、全纵深的变革。
世界上第一支航空部队出现于190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各大国建立了空军。1921年，意大利的杜黑提出了“制空权”的理论，认为空军可以独立作战并成为决定性军种，可惜当时的技术条件尚不能实现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只有美国凭借强大的工业技术条件建立了战略航空兵，其他国家的空军还都只是陆军和海军舰艇的辅助力量。
中国军队长期以陆战为主的特点，更是由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所决定。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是典型的农耕民族，天性内敛，修建防御性的万里长城作为农业文明的院墙，便是重守轻攻基因的体现。新中国的创建史，其实也是一部陆军征战史。历史的传统习惯，加上中国的航空和船舰制造技术长期落后，使新中国的领导人长期依重陆军，并不自觉地按照陆军思维把空、海军这两个天然进攻性的军种无意识地异化，使其作为配合陆军的防御力量。
从世界军事力量发展的趋势看，各强国对空军力量的使用一开始就充满了进攻意识。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又造成了“矛”胜于“盾”的时代，空军正是这支“矛”的矛尖。它速度快，火力猛，机动性强，天然适合攻势作战。中国空军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建设，却悖于这一世界潮流。当时中国进行局部战争的主角都是拿手的地面战，导致对陆军投入大而对海空军投入少。海空军力量不足和技术提升缓慢，反过来又造成中国不得不长期倚重陆军，形成了不利于海空军建设的恶性循环。
几十年间，解放军空军总是一支缺少独立打击能力的战术空军，只能进行低水平的国土防空，从深层次的文化传统来讲，这正是农耕民族的心理特性及由此带来的军事传统所造成。
20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已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华夏民族的农耕特性，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海外利益迅速扩展的现实，要求中国军队有远程打击以及在海外捍卫自身利益的能力。毛泽东时代的陆地防御的军事战略，已经面临着全新的挑战，过去那种以陆军为主想“诱敌深入”并歼其于内陆的观念，在空中打击下便能决定胜负的新时期早已严重落伍。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面对世界新潮和扩展着的国家利益，对中国空军建设从观念到指导方式上都实行了根本性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领导人总结世界军事斗争的新经验并立足于中国空军的现状，多次要求空军要逐步实现由国土防空向攻防兼备型的转变。根据这一思想，中国空军在实现装备现代化的同时，在力量结构和作战功能上必须是攻防兼备，现阶段又必须加强空中进攻力量建设。在中国仍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的形势下，这是空军力量结构和功能的内在要求，是惟一正确的空军发展战略。空军既是国家的防空力量，更是主要的-外线打击力量。如果空军的进攻力量太弱，就变成了防空军而不是空军。攻防兼备结构，是高技术战争验证的空军建设的正确模式，也是未来解决台湾问题并制止外来干涉的主要保障。
中国空军新的指导思想的变化，也使近年来主战装备的构成发生了重要变化。除了具备空战和攻击双重功能的苏霍伊式战机大量装备空军外，中国新研制的轻型战机也有了载弹量大的特点，如最轻型、价廉的外销型“枭龙”也有3吨外挂能力，都胜于过去专门的轻型轰炸机轰-5(伊尔28)仅1吨的载弹量。老式的轰6挂载了巡航导弹后，可攻击上千公里外的目标，因而能“老树开新花”继续服役。传统的轰炸机与歼击机的区别，在当前新型战机中也大都消失，连新研制的L-15和“山鹰”教练机也可挂载2～3吨航弹和导弹出击。
中国空军在全军中的地位，随着作战指导思想的变化而更显重要。2004年末，在解放军空军庆祝建军55周年时，司令员乔清晨和政委邓昌友发表讲话说，在未来高技术战争中，空军担负着“首当其冲，全程使用”的神圣使命。同时，中国空军提出了“首战用我，全程用我”的口号。从这些口号和近年空军建设的方向看，在未来解放军的建设中，包括空军、海军航空兵、陆军航空兵和军事航天单位在内的空中力量，将成为军队建设的头号重点。今天的中国空军强调“攻防兼备”的思想，说明已经向昨天偏重于“防”的空军告别，并将推动使用方式、使用原则上产生质的飞跃，整个中国的国防力量也将由此展现全新的面貌。
只守不攻必挨打
上世纪90年代之前，解放军空军在实现装备现代化的同时，在力量结构和作战功能上必须攻防兼备，加强空中进攻力量建设是唯一正确的发展战略。
中国空军虽然有数十万兵员、数千架飞机，战机性能却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一两代，机种又多是单一的歼击机，属于典型的“国土防空型”军种。在世界各大国中，只有中国空军不具备远程攻击能力，几十年间只在大陆上空防御。
解放军空军这种近乎尴尬的状态，是由历史条件、国家工业科技基础和军事指导思想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1949年解放军空军创建时，因国内毫无航空工业基础，最早依靠缴获的10架美制P-51“野马式”战机组成第一个飞行中队，任务便是保卫北京开国大典。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期间，中国空军依靠从苏联进口，作战飞机数量从60架迅速发展到3000架，规模跃居世界第3位。不过，面对世界最强的美国航空兵，中国飞机绝大部分是防空的歼击机，只有10架图-4(苏联仿二战时美B-29制成)可用于远程攻击，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再加上朝鲜战争的局限性，使毛泽东为空军规定的任务只是保护大陆上空和战场的后方，不奢望在前线争夺制空权，更不能设想攻击敌方的后方基地及重要政治经济目标。
自1956年起，中国在苏联援建的沈阳飞机厂生产出仿米格-17的歼-5歼击机，成为世界上仅有的几个可制造喷气战机的国家。此后30多年间，中国生产了万余架作战飞机，绝大多数是歼击机。60年代仿制成功的轰-5(仿苏制伊尔-28)和轰-6(仿苏制图－16)，还属苏联40年代末和50年代中期的技术水平，因缺乏突防能力而未多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依靠落后的飞机进行防空作战小获成功，重要原因是美国并不想对华发动战争，美机和台湾飞机只对大陆进行零星侦察袭扰行动。中国空军几十年担负单一的反袭扰任务，也使军委领导对其确定的建设模式一直是国土防空型。
中国军队长期以陆战为主的特点，是由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所决定，修建防御性的万里长城，便是重守轻攻基因的体现。
1974年西沙海战时，战区距海南岛基地不过400公里，中国歼击机便因作战半径小难以作掩护，空军又缺乏攻舰能力，远出南沙就更谈不上。中国在南海权益争夺中迟迟未入局，正是缺乏远程空中攻击力量造成的困窘。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战争舞台上空中打击已成为主角。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先以空袭击溃萨达姆军队，地面行动只是打扫战场。科索沃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用地面部队而只靠空袭便打败了南联盟，还出现零伤亡。这种严酷的现实，向世界各国空军证明“防御性防御”的理论已经失去了生命力，防空的“盾”已无力单独对付空袭之“矛”，这对几十年间一直以防御主义为纲的中国空军显示出一幅尤为严峻的图景。
上世纪90年代后“台独”势力的发展，以及台湾空军完成了F-16、“幻影”-2000这两种第三代战机的换装，同样向解放军空军原来的建设模式提出严峻挑战。只重大陆上空防御而不求对岛攻击的建军方式，到头来不仅防不胜防，而且要以打击来止独又显得无力。事实证明，在新时期军事斗争中，防空作战要害不应在“防”字上，而应在如何“攻”敌要害。如同世界公认坦克是陆上最好的反坦克武器一样，对付空中进攻的最好办法也应该是对敌开展空中进攻。
打鸟不如捣巢
中国空军建设迈向攻防兼备的第一步，始于1990年议定从苏联引进苏-27重型战机。此前一年西方对华实施军事制裁，中苏则恢复了正常关系，中国为改变主力战机机种落后局面而向苏联购买战机。起初苏方愿提供新式的轻型战机米格-29，用惯了“米格”机的中国空军也想接受。但中国军方高层却认为，这种轻型机载弹不过2吨，作战半径小，仍只适于国土防空，因此提出购买价格高1倍、航程也远1倍，且能载弹6吨的苏-27型。
1990年中苏签订购买苏-27合同，1995年又订约引进生产线，接着又分几批购买更具对地、对海攻击能力的苏-30型。此前，解放军的主力战机为仅相当于国外上世纪60年代水平的歼-7，引进和仿制苏霍伊战机后，使技术水平提升了至少20年。与此同时，中国利用引进的英国斯贝发动机技术加上国内自研，制成了作战半径可达1000公里、集战斗机和轰炸机于一身的“飞豹”歼轰-7。90年代以后，中国空军装备的新战机，终于能够同美、日、台的第三代战机对等交锋，同时具备了在现代条件下实施空中攻击的能力。
在第三代战机大批装备之前，解放军只有二炮数量有限的导弹能对台湾构成威胁，台军总是自夸有“台海局部制空权”。苏-27、苏-30、“飞豹”和近年新研制成功的歼10列装后，台湾空军的战斗力便因其地理条件陷入绝对劣势。虽然台湾有300余架性能不错的第三代战机，岛上却因空间狭小和仅有几个机场，在具备有效攻击力的解放军空军打击下缺少最基本的回旋躲避空间。纵然飞机可藏入洞库，长长的跑道却无法隐蔽，起飞的战机在其基地遭攻击后将难以降落。近几年台湾“汉光”演习的结果都显示，机场是最脆弱的“软肋”。解放军空军对台作战，不必以一对一空战为出发点，摧毁其空军基地便能使其空中战力瘫痪。按照世界空军理论创始人、意大利的杜黑提出的空战原则，便是打鸟不如捣毁鸟巢。
当解放军空军在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初期大量换装第三代战机时，美国耗资720亿美元、历时近20年研制出的第四代隐形机F-22A又独占了世界战机的鳖头。预计初期产量180架的这种“猛禽”，便能对世界军事战略格局产生相当影响。该机优越的战斗性能和雷达难以探测的隐身性，使米格-29、苏-27／30系列和S-300等地对空导弹系统为主战空军装备的国家在空防技术上面临失效的危险。如果单纯从防隐形技术上研究对策，不仅耗费巨大且不一定能有效制敌。 最好的应对办法，应该按照杜黑的理论，即捣毁其基地。因为飞机可以隐身，机场却无法隐身，载机的航空母舰也难以隐身，其目标庞大又是最好的打击目标。
美国国防部在《2006年中国军力报告》中也公开道出了这一担心，认为：“中国空军认识到单纯防御将不足以对抗‘猛禽’空优能力，因此，将‘猛禽’压制在地面或驱赶到更远的地方就是最好的选择。”这一报告中所谈最多的，恰恰是中国日益增强的远程导弹(包括巡航导弹)攻击能力以及飞机的航程增大(包括空中加油能力)，这些也从反面向中国空军提示了兼备攻防能力的重要性。
空军全面变革
从世界空军发展史来看，中国空军由单一防御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确实来得迟了些，这说明一种战略观念的转变，往往比武器的更新要困难。1999年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攻防兼备的人民空军”思想，可以说是中国空军成军以来建军思想的最具重要意义的转变，是中国空军划时代转型的开端，由此将引发中国空军建设全方位、全纵深的变革。
世界上第一支航空部队出现于190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各大国建立了空军。1921年，意大利的杜黑提出了“制空权”的理论，认为空军可以独立作战并成为决定性军种，可惜当时的技术条件尚不能实现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只有美国凭借强大的工业技术条件建立了战略航空兵，其他国家的空军还都只是陆军和海军舰艇的辅助力量。
中国军队长期以陆战为主的特点，更是由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所决定。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是典型的农耕民族，天性内敛，修建防御性的万里长城作为农业文明的院墙，便是重守轻攻基因的体现。新中国的创建史，其实也是一部陆军征战史。历史的传统习惯，加上中国的航空和船舰制造技术长期落后，使新中国的领导人长期依重陆军，并不自觉地按照陆军思维把空、海军这两个天然进攻性的军种无意识地异化，使其作为配合陆军的防御力量。
从世界军事力量发展的趋势看，各强国对空军力量的使用一开始就充满了进攻意识。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又造成了“矛”胜于“盾”的时代，空军正是这支“矛”的矛尖。它速度快，火力猛，机动性强，天然适合攻势作战。中国空军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建设，却悖于这一世界潮流。当时中国进行局部战争的主角都是拿手的地面战，导致对陆军投入大而对海空军投入少。海空军力量不足和技术提升缓慢，反过来又造成中国不得不长期倚重陆军，形成了不利于海空军建设的恶性循环。
几十年间，解放军空军总是一支缺少独立打击能力的战术空军，只能进行低水平的国土防空，从深层次的文化传统来讲，这正是农耕民族的心理特性及由此带来的军事传统所造成。
20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已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华夏民族的农耕特性，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海外利益迅速扩展的现实，要求中国军队有远程打击以及在海外捍卫自身利益的能力。毛泽东时代的陆地防御的军事战略，已经面临着全新的挑战，过去那种以陆军为主想“诱敌深入”并歼其于内陆的观念，在空中打击下便能决定胜负的新时期早已严重落伍。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面对世界新潮和扩展着的国家利益，对中国空军建设从观念到指导方式上都实行了根本性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领导人总结世界军事斗争的新经验并立足于中国空军的现状，多次要求空军要逐步实现由国土防空向攻防兼备型的转变。根据这一思想，中国空军在实现装备现代化的同时，在力量结构和作战功能上必须是攻防兼备，现阶段又必须加强空中进攻力量建设。在中国仍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的形势下，这是空军力量结构和功能的内在要求，是惟一正确的空军发展战略。空军既是国家的防空力量，更是主要的-外线打击力量。如果空军的进攻力量太弱，就变成了防空军而不是空军。攻防兼备结构，是高技术战争验证的空军建设的正确模式，也是未来解决台湾问题并制止外来干涉的主要保障。
中国空军新的指导思想的变化，也使近年来主战装备的构成发生了重要变化。除了具备空战和攻击双重功能的苏霍伊式战机大量装备空军外，中国新研制的轻型战机也有了载弹量大的特点，如最轻型、价廉的外销型“枭龙”也有3吨外挂能力，都胜于过去专门的轻型轰炸机轰-5(伊尔28)仅1吨的载弹量。老式的轰6挂载了巡航导弹后，可攻击上千公里外的目标，因而能“老树开新花”继续服役。传统的轰炸机与歼击机的区别，在当前新型战机中也大都消失，连新研制的L-15和“山鹰”教练机也可挂载2～3吨航弹和导弹出击。
中国空军在全军中的地位，随着作战指导思想的变化而更显重要。2004年末，在解放军空军庆祝建军55周年时，司令员乔清晨和政委邓昌友发表讲话说，在未来高技术战争中，空军担负着“首当其冲，全程使用”的神圣使命。同时，中国空军提出了“首战用我，全程用我”的口号。从这些口号和近年空军建设的方向看，在未来解放军的建设中，包括空军、海军航空兵、陆军航空兵和军事航天单位在内的空中力量，将成为军队建设的头号重点。今天的中国空军强调“攻防兼备”的思想，说明已经向昨天偏重于“防”的空军告别，并将推动使用方式、使用原则上产生质的飞跃，整个中国的国防力量也将由此展现全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