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忆《大公报》的几位老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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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北京《大公报》所划右派中,有四位总字号的人物,他们是:时任总编辑的袁毓明、副总编辑赵恩源、原《大刚报》社长毛健吾和原《中央日报》副总编辑朱沛人,他们都曾活跃在抗日战争年代,在新闻界留下自己的脚印。
  赵恩源是1930年燕京大学新闻系首届毕业生,毕业后即加入天津《大公报》,历任编辑、北平办事处主任。抗战八年间,随同报社奔波于汉口、昆明、香港、重庆等地,属于资深的《大公报》人。在许多有关《大公报》的书籍中,对他的事迹多有记载,这里不赘述了。
  其余三位和老《大公报》并无渊源,因而不见于有关《大公报》史的文章中。日月逝矣,他们获得改正都有二十多年了,这里简述我所了解的三位的情况,聊表纪念之意。
  
  一
  
  袁、毛、朱三位的案情和我有些关联的,是袁毓明。算不上同案犯,只是在所谓”老报人诉苦文章”问题上有点牵扯。文章是我根据一个座谈会的纪录整理而成。批准发表的是袁毓明。至于另外给他网罗了哪些罪名,我已经记不清了。
  袁毓明是典型的三八式老干部,1937年毕业于北平进德中学,当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在家乡河北邢台参加八路军组织的冀西游击队,历任报纸编辑、新华社记者。抗日战争时期,所写战地通讯,曾汇成《太行人民打蛇记》一书,为群众所喜闻乐见。1949年进军大西南,在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胡耀邦的领导下,创办《川北日报》,任社长兼总编辑。他曾深情地回忆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说耀邦非常重视报纸的工作,晚间常常到报社来串门,和大家无拘无束地谈心。在他的感染下,大家精神奋发,心情愉快。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担任重庆《新华日报》(当时中共中央西南局在重庆办的一份报纸)的总编辑。1954年报纸随西南局撤销而停办,袁毓明和社长常芝青、副社长高丽生一同调到北京,他被任命为《大公报》总编辑。
  他是1954年秋冬之交到职的。他身材魁梧,粗眉大眼,典型的一张北方人面孔。当时报社还在东城史家胡同二十四号大院,他在后院办公,但并不把自己关在办公室,而喜欢到处走走,找人了解工作情况。
  来后不久,报社里悄悄传说着一件有关他生活方面的小事:他的妻子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在战争年代曾经掩护他躲避了敌人的追捕,因此结为夫妇。以后,虽然进了城,家庭并没有“重组”。而家庭发生重组,以城里女学生取代乡下黄脸婆的事,那时是时有所闻的。当然,这无关革命大节。但是在小人物们看来,似乎也并非区区小事。
  他和大家很快熟悉起来。中午饭后,他常常端着一个大白茶缸子,从办公室踱出来,到编辑室找人下象棋。他的棋艺不错,能和他对弈的,只有朱启平等报社的一流高手。他下起棋来,神采飞扬,把棋子敲得砰砰作响,口中还不断念念有词:“你这只马,走投无路了吧!”气氛显得热烈紧张。
  我和他接触不多,感觉他说活比较随便。他有时候就站在院子里和大家谈工作,不像有的官员,把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满脸严肃,说话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地向外吐,给人一种从头到脚都很神秘的感觉。
  他来自重庆。我正在重庆建立记者站,人地生疏,遇到些困难。因为和他初次接触,我只是顺便说起。出乎意料的是,他十分关心,并且主动写信介绍我去找《四川日报》一位负责人,从而得到了很多帮助。
  还有一个小镜头使我常常记起。1955年报社肃反运动中,一次几个小组联席会上,一位肃反对象和质询者们顶起牛来,相持不下。质询者们声音越来越高,情绪越来越激昂,以致纷纷站起来,要冲向前去。关键时刻,坐在前排的袁毓明站起身来,高声批评肃反对象,喝令他下去好好检查交代。这位对象离去后,他又向与会者宣传注意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道理,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过激的举动。
  袁毓明在《大公报》工作三年左右。那时我做地方记者,编辑部对他的反映如何,我不很了解,外地记者们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他主张记者的工作要目光四射,深入生活抓思想,不赞成刻舟求剑式的,背着一个题目下去,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一意对题目。他这些主张,人家都很赞成,有人将之归纳为“深抓”二字。
  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具体罪行有哪几条我不太清楚,只记得1957年9、10月间,《大公报》第一版上发了一条消息,称他为《大公报》的纳吉,意思是说他像1956年匈牙利领导人纳吉式的人物。说袁毓明是纳吉,显然是说他是向右派投降。这位在斗争最艰苦的年代参加革命的干部,顷刻间成为革命的敌人。
  报社“反右”运动基本结束之后,我和高汾、单于越、石文华等被安排在报社四楼一间办公室里作旧《大公报》的抄录工作。有一天,袁毓明意外地走进来,大家相顾黯然,面面相觑了一会儿。我们向他简单介绍了工作情况,他倾诉说:“你们这里不错,大家可以说说话,我一个人在家里真闷得慌我想过来。”我们几个人都真心地欢迎他,几个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吧过了几天,他终于没有来。想不到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1979年初,我还在贵州黔西县的时候,一天,中共县委组织部忽然叫我去谈话,我惴惴不安地去了。因为这种机关找一个右派谈话,一般是没什么好事的。一位官员先调查我的历史,又问《大公报》有哪些右派,最后才问我认不认识袁毓明。兜了一个大圈子,半个小时之后,才问到正题:“你认为袁毓明应不应该改正﹖”我这才知道,他要改正了。我也明白,这只是走走形式。千里迢迢地征求一个右派分子的意见,值得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从《大公报》熟人处得知他故去的消息,但语焉不详。近年来,我辗转找到袁毓明的家人,打听到一些情况:1958年,袁毓明被遣送至太原,分配到山西省文联,给了一个副秘书长的名义。他工作很努力。想不到的是,“文革”中又遭折磨,受尽屈辱,忧郁成疾,于1973年病逝。终年只有五十八岁,英年早逝了
  
  二
  
  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前,有一个短暂的鸣放时期,全国记协曾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动员党外新闻界人士积极鸣放,名曰“帮助党整风”。当时《大公报》中有幸被邀请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有一位是毛健吾。他参加座谈会的时间约为当年五月下旬。
  他是上午去参加座谈会的,下午回到办公室,兴高采烈地向几位同事转述座谈会的情况,我有幸身临其境。他转述的具体内容我已经毫无印象了,只记得他很兴奋,以为中国新闻改革的时期即将到来,实则是此辈落网的日子已经不远。其后,他又在报社的鸣放座谈会上发言,对肃反、对老报人的安排陈述了意见。不久,他即被大字报点名,并且开了批判斗争会,最后由公安部门公告,宣布他为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时在1958年初。不久即被判刑。
  毛健吾是1952年进入天津《进步日报》的。有一天,报社检查组来了一位中年人,中等身材,体态微胖,衣冠整洁,举止稳重。有人告诉我他是抗战时期著名的《大刚报》社长毛健吾,人称“毛大刚”。
  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生活过的人,大都听说过《大刚报》和它的社长毛健吾,在湖广一带尤其有名。那是一张民办报纸,和《大公报》、《新民晚报》等报纸一样,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民间报纸的光荣传统,敢于发言,勇于论政,宣扬抗战,反对投降,关注战场,体恤民生,揭发腐败,监督政府,做出了不小的成绩。
  《大刚报》初创时属于国民党部队系统,1937年11月创刊于郑州。毛健吾因为当时是这支部队国民党党部的负责人,被任命为社长。报纸出版约七个月后,郑州危急,报社随着军队南撤到信阳。1938年8月,国民党中宣部决定报纸停办。9月,在经费无着的困境下,《大刚报》全体职工在毛健吾的领导下,决定将报纸改为民营报纸继续办下去。毛健吾出面号召,凡参加工作的,都是报纸的主人。他提出“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办自己的报”的口号。在办报方针上,提出以《大公报》为榜样,坚持民间特色。当年10月,报纸人员、设备迁到湖南衡阳,1938年11月1日在衡阳正式复刊。复刊后战局暂告平静,报纸销路日增。
  1939年起,报社先后办起大刚造纸厂、大刚印书馆、大刚书店等实业,用实业收入弥补新闻事业的开支,实行实业与文化并进的方针,报纸得以立足并得到相当的发展。其间,《大刚报》多次遭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机器被毁,人员伤亡,一度被迫在郊区简陋的房屋中安身,过着三餐无定时、居无定所的日子。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毛健吾和大家同甘苦共患难,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到1944年6月,在衡阳出版达五年半之久。湘桂战起,撤退到柳州、贵阳等处,继续出版。
  几年间,毛健吾为《大刚报》敦聘了不少坚持进步立场的著名报人到社工作,羊枣、俞颂华、叶启芳等先后应聘担任过总编辑,他还请来熊佛西、邵荃麟、何家槐等文艺界知名人士编辑副刊。
  报纸连续发表过多篇社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痛斥汪精卫汉奸卖国集团,全力报道各地军民英勇杀敌的斗争,包括游击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报社开展过爱国义卖献金活动、捐集十万个救急包活动、捐献滑翔机活动,还印刷过航空版,由空军空投到沦陷区去,出版过《大刚晚报》。
  《大刚报》曾以《青黄不接话豫灾》为题发表社论,揭露河南受灾实况,被检察官删去数百字,报纸以“开天窗”形式刊出,以示抗议。1944年报纸揭露湖南贪污腐败成风,被罚停刊三日。
  毛健吾经常给报纸写社论写新闻。1943年,他为报纸撰写《左乎右乎谈青年思想问题》,被国民党新闻检察机关扣押。他工作勤快,苦干实干,事无巨细,亲自动手。
  从1937年算起,毛健吾担任了十年社长,凡遇工作人员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他必然多方设法救助。十年间,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因思想政治问题被捕入狱。
  抗战八年,《大刚报》三遭轰炸,四次搬迁,战胜了艰难困苦,抵制了各种压力,终于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毛健吾以为创办新闻托拉斯的梦想即将实现了。他拟定了一个在上海、天津、南京、武汉、香港、新加坡等地出版报纸的计划。计划首先出版上海版、汉口版和南京版。
  他太天真了。除汉口版算是顺利出版外,上海版遭到拒绝,南京版迟迟不批。毛健吾饥不择食,竟然与虎谋皮,求助于当年中央政校的老师陈立夫和陈果夫。此时二陈正准备在南京出版报纸,而《大刚报》民间报纸的声誉正好利用,真乃天赐良机。二陈不仅答应解决出版问题,而且提供入股资金。陈立夫提出组成有限公司,原《大刚报》资产核定为法币二千五百万元,另由三行两局(中国、交通、农民三行,中央信托局、邮政汇储局)各投资五百万元,合成五千万股,并批给十八万美元官价外汇以购置机器。圈套加诱饵,“二陈”就把他们的这位老门生收入彀中。新董事会中,陈立夫任董事长,陈果夫任监事长。不少国民党党棍都当上了董事。《大刚报》虽然得于1946年1月在南京出版,但是大权一步步地落入二陈手中。
  毛健吾后来发现自己铸成大错,悔之已晚。虽然在老同事的支持下,还进行过多次斗争,但是终于被排除在《大刚报》社最高领导层之外,悄然于1948年流落美国。他身在美国,仍然关心国内新闻界的发展。1948年国民党当局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悍然封闭《新民报》时,他毅然参加了抗议签名的行列。
  1949年毛健吾回到香港。他谢绝了香港大学邀请他担任新闻系系主任的聘请,和龙云、黄绍竑等四十四人一起宣布起义,随即回到北京,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领导上原拟分配他到政协机关,但是他对新闻工作情有独钟,仍然要求到报社工作,乃于1951年被安排到天津《进步日报》。
  《大公报》与《进步日报》合并后,毛健吾转入《大公报》,和原上海《新闻报》副总编辑朱文浦一道在检查组工作。两位资深报人工作十分认真,他们负责检查报纸二校后的清样,用绿色墨水修改、书写,有时候发现问题较多,修改过的小样上呈现一片绿色,被排字车间称为“绿色恐怖”。
  毛健吾当时年过五旬,精力依然旺盛,腰板笔直,步履矫健。工余之暇,读了不少中医药书籍,可以熟练地把脉、开处方。早晚休息时间,不时有报社同仁登门求医,被称为“毛大夫”。
  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又因“历史问题”被判徒刑,发送黑龙江省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据同时在农场改造的《大公报》记者谭秉文回忆说,有一天下大雨,他站在牢房窗口,曾看到毛健吾雨中身背一捆柴棒,踉踉跄跄地走过,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和他交谈的机会。
  1968年3月28日,一代爱国报人毛健吾瘐死,终年六十二岁。毛健吾的多年老友王淮冰、黄邦和在纪念文章中写道:“毛健吾其成也由于办报,其冤死也与办报有关,这是令人唏嘘不已的。”
  
  三
  
  1950年2月初一个晚上,我进天津《进步日报》当编辑。总编辑张琴老向我详细交代任务以后,第一个给我介绍的同事就是朱沛人。当天晚上,他是第一个来办公室的。他身材不高,体格偏瘦,留着短背头,操南方调的普通话。此后,我们就比邻而居,共操编务了。他比我先到半年,对《进步日报》从发稿到组版的一套编辑程序十分熟练。我遇到什么问题向他求教时,他总是不吝赐教,比比划划地提出一些办法。
  五十年代初,报纸出版的过程比较复杂,要经过排铅字、拼版、打纸型、浇铅版,最后才印刷出版。那时的编辑发完稿子,要到排字房去,和排字工人一起拼版,直到看完大样,才算完工,常常长达十来个小时。工作中有些空闲,我们海阔天空地漫话古今中外。从他的谈话中,我得知他是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毕业的。抗战爆发,在浙江省一个地方参加报纸工作。抗战胜利以后,因为新闻系主任马星野担任南京《中央日报》社长,他被邀请去任副总编辑。
  朱沛人虽然在国民党报纸中身居要职,却没有一叶障目,对时局看得还是比较清醒的。他希望国家走向民主富强。1947年7月29日,报社另一副总编辑陆铿在报纸上揭发孔祥熙非法套汇,朱沛人予以支持。为此,陆受到审查,朱沛人也遭到训斥。1948年6月11日,他和陆铿联名在《中央日报》上刊登广告,宣布脱离《中央日报》,同时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递交报告,自愿脱离国民党。其后,他应北平《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之邀,北上担任总编辑。
  北平和平解放后,他经过一个短期培训班培训后,被分配到天津《进步日报》。
  我们共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时报社职工的收入是比较低的。工资以小米计算,一般的编辑记者,每月收入小米五百斤左右,约合人民币旧币四十多万元(1953年币制改革时,定为一万比一),收入偏低。当时长达十二年的战乱刚刚停止,各行各业处于恢复时期,老百姓的生活都比较艰苦,大家认为理应共渡时艰,因此工作都十分努力。
  报社职工经常加班加点。编辑们下了夜班,白天又加班编增刊,自得其乐。1950年实行休假制度,每人可以休假十天。有些人休息了四五天以后,就回到报社上班,说是天天闲着真过不惯,宁可来干活。朱沛人是其中的一位。可以看出,他和大家的精神状态是同调的。
  1951年,全国足球比赛在天津举行。朱沛人和我都兼职去采访,在他的提议下,《进步日报》编辑出版了有关比赛资料的小册子,由工厂的小青年抱着到比赛现场去出售,受到了球迷们的欢迎。那年秋天,在他的建议下,报社编辑出版了时事日历,为报社增加了一些收入。编辑的全部工作则是无偿的。
  当年年末,在天津市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朱沛人被公安部门定为历史反革命,被管制两年,从编辑的岗位上调整到报纸检查工作。《大公报》、《进步日报》两报合并之后,他调到北京参加贸易合作组的编辑工作。我则到社长办公室,后来又调作驻地记者,联系不多了。
  1957年5月间的鸣放阶段,我在报纸上读到他的几篇短文。他对当时机关工作的官僚主义和社会风气提出一些批评,是完全合乎政府一再提出的鸣放号召的。但是,文章既不合乎他的身份,又不合乎上司的要求,乃被收入右派网中。又因他曾在国民党《中央日报》担任过要职,于是被新账老账一起算,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
  1965年,朱沛人从北京通县的监狱转押到黑龙江东部的监狱,又苦熬了三年,终于1968年服刑期满。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刑满并不释放,而是分配到嫩江农场九分场工作。除了每月能拿到三十二点五元的工资,并享有可以到食堂买饭菜、到合作社买东西的“自由”外,其他方面和在押犯相差无几,在农场被称为“新生”,也被称为“二劳改”。这种人物,我在云山畜牧场所见甚多,无论精神上还是活动上,都和劳改犯相仿。他们回家探亲是要经领导批准的。
  朱沛人成为“二劳改”以后,曾经几次调动工作。最自由的是往嫩江县城关农场的职工医院给托儿所烧炕的日子。他白天挑水、烧炕,天黑以后,孩子们回家了,两间房子的两铺大炕,就剩下他一个人,不再有什么人来监管。他买了一只半导体收音机,躺在炕上无拘无束地听听广播,就他当时的处境而言,真的可以说是神仙过的日子了。那是1975年。
  让他特别高兴的是,这一年冬天,竟然遇到了一位命运相同的熟人——《文汇报》原驻北京记者谢蔚明。老谢和他的遭遇完全相同,也是划了右派,又判了徒刑,到了北大荒,又成了“二劳改”。过去,他们虽然来往不多,北大荒一见,正所谓“千里他乡遇故知”,使他们都感到喜出望外,原来,这时的谢蔚明是奉命陪伴一个病人到职工医院来的。
  2003年,他们这次相会的二十七年之后,我在上海谢蔚明的寓所,听他回忆了他们1975年会面的一些情景。
  “他使我大吃一惊”年已高达八十六岁的谢老对我说:“他衰老得使我几乎认不出来了。人像是缩小了一块,头发几乎脱光了,消瘦得只剩下一张三角脸。他本来脸发黄,这时候变得黢黑了。他的右手受过伤,拇指伸不直。他穿一身补丁摞补丁的黑色棉衣,俨然一个叫花子。”
  “但是,他头脑依然十分清晰。借助一只半导体,他从套话连篇的新闻八股中,从现实生活中,依然感到国家局势的混乱,感到自己前途的渺茫。他对我说,妻子八年前不堪困顿的生活,故去了,只有五十三岁。现在唯一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能再见到孩子们一面。”
  他们在一起聚会了三天。两位老友同桌而掬,抵足而眠,促膝谈心,互相倾诉压在胸中近二十年的积郁。临别时互道珍重,相期再见。然而,朱沛人已经没有机会了。
  1976年,朱沛人被摘掉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仍然一心想着一家团圆,但已是重病在身,1977年4月11日,在家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凄然死去,终年六十一岁。他的一儿一女在他去世后十天赶到当地,只看到大荒原中的一座低小的孤坟。他们只能捧回一抔黑土,作为永久的纪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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