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理论界持续关注的内容之一。“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命题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美学问题探讨引发了对艺术生产问题的探究，成为新时期“艺术生产”中国之旅的学术语境。围绕艺术生产论与艺术反映论、意识形态论的“本质”论争，强化了艺术生产研究的学理辨识。伴随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艺术生产思想被大规模介绍到国内，推动了艺术生产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加速了艺术生产论中国化的逻辑进程和中国形态构建，在创作、消费、批评等领域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葆有艺术生产对现实的洞察力、批判性和实践性，是中国学者应深入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中国化;中国形态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21）02-0080-07
The Chinese form of Marxist art production theory
JIANG Ji-hua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224051，China））
Abstract：Marxist art production theory is one of the contents that the theoretical circle of literature and art of China pays continuously attention to since the new era. The proposition of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art production and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the discussion of aesthetic issues in Economics-Philosophy Manuscript of 1844 have triggered the exploration of art production issues， which has become the academic context of the journey of “art produc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Arguments about the “essence” of art production theory， art reflection theory， and ideology theory strengthen the academic identification of art production research. Along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in the 1990s， the art production thoughts of Western Marxism literary theorists were introduced to China on a large scale， which promoted the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art production theory in China， and accelerated the logical proces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art production the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form， and made a number of valu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s of creation， consumption and criticism. In the new situation， how to maintain the insight， criticality and practicality of art production in reality is a question that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think about deeply.
Key words：Marxism; artistic production; sinicization; Chinese form
作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石，艺术生产理论对我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界持续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研究艺术生产问题，诠释艺术生产论的内涵和特征，尤其结合当前文艺发展实践，对文艺观念、文艺现象等诸多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在力图构建以“艺术生产”为起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形态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促进了艺术生产论的中国化进程。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是在何种语境下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产生了哪些论争？如何推动了艺术生产论的“中国形态”构建，进而促成当代文艺学方法和观念的变革？这些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新时期“艺术生产”中国之旅的学术语境
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始于20世纪50年代，学界主要就马克思“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进行探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艺术生产话题被重新拾起，其研究日益深入和系统化，成为文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艺术生产论之所以在新时期重新开始中国之旅，绝非偶然。除了这一时期思想解放以及文艺政策的调整等因素外，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命题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美学问题等方面的探讨尤其引发了对艺术生产问题的深入探究，构成艺术生产论研究的发生学基础，也成为“艺术生产”中国之旅的学术语境。 （一）“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命题的探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并以古希腊艺术的辉煌发展为例进行分析，形成了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命题。国内对于“不平衡”命题的大规模讨论有三次，前两次是1951年和1959年，第三次始于1978年。20世纪50年代的讨论中，朱光潜、周来祥等学者就“不平衡”规律的常识性、一般性问题进行研究。新时期的讨论则较50年代前进了一大步，对“不平衡”问题的内涵、规律、表现、原因等深入研讨，取得了新的成果。诸如“不平衡关系”是文艺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张怀瑾、田文信）、生产关系的发展与艺术生产的关系（潘必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刘世钰）等[1]。这方面探讨虽然见仁见智，但对艺术生产研究的启示是相同的：艺术生产作为马克思所言的“生产的特殊形态”，需要从其与物质生产的有机结合中把握丰富内涵和独立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关于文艺与生产力关系的研究，影响了此后艺术生产研究中对生产力问题的关注。关于两种生产发展的不平衡性研究，启示市场经济大潮下艺术生产需面对市场、大众、消费等问题。正是有了包括20世纪50年代在内的“不平衡”命题探讨，才推动了新时期艺术生产问题的深入研究。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原来无法澄清或者探究不深入的话题，在新时期艺术生产的争论中得到充分彰显。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美学问题的研究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在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重要研究文献，于1932 年发表后，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者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美学思想的研究形成了一次高潮。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刘丕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译本（人民出版社，1979）等新译本的出现，诸多老中青学者加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讨论的队伍中，形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的又一高潮。学者们就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社会实践和美学思想，结合“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美的规律”“异化”等内容，论述了美的本质、美的起源、美的创造、审美活动和艺术等问题，同时这些观点和思想又成为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重要理论资源。“尽管学者们对马克思的‘实践’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彼此间有细微的差别，但基本上都倾向于劳动产生了美，实践产生了美的思想。”[2]无疑，艺术作为生产的特殊形态，是人有意识的劳动实践的结晶，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产品，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这就为从生产论而非反映论和认识论视角回答艺术本质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艺术生产论与艺术反映论、意识形态论的“本质”论争
20世纪50年代以来，占据我国文艺理论界主导地位的是文学反映论。这种文学观念主要源于苏联，着眼于从认识论哲学视角观照文学本质，突出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性，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由于文学反映论的哲学基础是认识论，这就遭到以实践为基础的艺术生产论的反对，形成了新时期艺术生产论和艺术反映论、意识形态论之间的论争，其指向的是文艺的本质问题。
（一）艺术生产论与艺术反映论的论争
艺术生产论和艺术反映论论争的焦点在于：在揭示文学的本质、引领文学的发展方面，两者哪一个更全面。何国瑞、肖君和、朱辉军等学者提出艺术生产论优于、超越艺术反映论。何国瑞认为艺术生产论从一个更高的视点上，可以超越并囊括人類以往的再现论、表现论，“要科学地认识文艺，反映论还不是充分的理论的基础。只有马克思的生产论才是最正确最充分的理论基础”[3]。朱辉军认为，传统的再现说过于突出客观现实的地位，没能全面反映艺术创造的构成，“从全面概括艺术创造的结构层面来说，艺术生产说也许是最完善的，在这一点上，它确实超越了再现说、表现说和形式说”[4]。肖君和则直接否定文艺思想、文艺创作的理论基础是反映论，呼吁用生产论指导文艺：“指导我们文艺思想、文艺创作的具体的理论基础应该是马克思的生产论，而不是反映论。”[5]
与何国瑞等学者以“生产”取代或超越“反映”不同的是，童庆炳、朱立元、李心峰等学者提出不应简单否定反映论，应看到生产论与反映论之间的包容关系。作为对何国瑞的回应，朱立元提出“艺术生产不等于艺术反映，但大于并实际上包容艺术反映于自身;同样，艺术生产论也大于并包容艺术反映论于自身。说艺术生产论要否定、取消或代替艺术反映论，并不符合事实”[6]。童庆炳认为，艺术反映论一般仅指艺术家头脑中的思维活动，而艺术生产论是经济状况与文学艺术之间的中间环节，不但包含人在艺术创作中的思维活动，还包括艺术活动的各个环节，比反映论涵盖面更大[7]。李心峰认为，艺术生产“既包括了艺术这种特殊精神生产的诸特殊规定，像审美属性、想象性、情感性，还有直觉性等，又包括了艺术作为精神生产的各种一般规定（在这个层面上包容了艺术的认识反映性和意识形态性等），同时，还包容了艺术的生产性、实践性这种最为一般、抽象、概括的规定性”[8]。因此，艺术生产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可实现对艺术本质整体的、系统的把握。
（二）艺术生产论与意识形态论的论争
伊格尔顿认为，如何说明艺术中“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即作为生产的艺术与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当前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9]。伊格尔顿可谓一语中的。随着艺术生产论引入国内，艺术生产论和意识形态论在文艺领域的关系引起论争。
长期以来，受文艺和政治关系的影响，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一直是关涉文艺的本质和特性的问题，并由此形成“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与审美性以及审美意识形态等问题引起学界热议，形成不同理论流派，而在艺术生产论与意识形态论之间的论争，则将文艺的本质属性导向另一个层面。邵建认为，艺术生产论和意识形态论都从某种角度切入马克思的思想，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以艺术生产的实践论为基础框架，不仅接纳意识形态论的内容，而且组构马克思文艺思想的其他理论”[10]。或者说，只有以艺术生产论为基础，意识形态论才能获得合理解释。王德颖主张艺术生产和意识形态是一个逻辑整体，彼此不可分割：“艺术—意识形态观点和艺术生产观点没有本质的、原则的差别，它们只是对同一艺术现象的社会属性所做的不同表述而已。”[11]在王德颖看来，艺术—意识形态和艺术生产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两个支点，是一块整钢，艺术意识形态的生产即艺术生产，以艺术生产论补充或者取代艺术认识论的见解都是错误的。黄力之对王德颖的观点基本持赞同意见，认为意识形态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的其他观点，均应由这个核心观念来加以说明，才能体现其体系性特色”[12]。在黄力之看来，艺术生产论虽然重要，但是其意义的阐释只能从意识形态论着手，即以意识形态论为出发点。更有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乃是一种“协商”的产物，“是在生产过程中具有复杂知识储备的创造者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协商’”[13]。也就是说，艺术生产不是单纯的精神创造活动，而是一种由市场、商品、资本、消费等构成的文化生产行为，即意识形态的生产。当意识形态与艺术生产融为一体时，意识形态无疑面临着被消解的嫌疑，导致文艺的“非意识形态性”出现。 无论是以“生产”取代、超越或者包容反映论，还是以“生产”接纳或统一于意识形态论，都反映出艺术生产在文学活动中的多维展开。抬高艺术生产论而贬低反映论、意识形态论，或者抬高反映论、意识形态论而贬低生产论，势必带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不完整。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三大基石，艺术生产论、艺术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的论争，不仅推动了艺术生产论与长期占据我国文坛的艺术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等之间的理论碰撞，而且强化了艺术生产论研究的学理辨识，启发研究者如何正确运用这一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中国化进程。
三、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中国形态”
新时期以来，学者们试图在接受和化用艺术生产论的过程中，实现与中国文艺实践活动的有机融合，进而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命题，解决当下文艺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推动艺术生产的“中国形态”构建。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中国形态”构建可从创作、消费与批评三个层面把握。
（一）艺术生产的“创作”形态
艺术生产的“创作”形态构建主要是从创作视角对文艺活动及其基本规律予以学理阐释和实践把握，实现艺术生产话语的自我表述。具体而言，以“生产”为逻辑起点，剖析文艺活动的创作特性，揭示文艺活动生成、发展的物化过程及其潜在的秘密，尤其突出艺术生产诸要素的功能，包括生产者、产品、生产方式、艺术生产力等。
何国瑞提出以艺术生产论为主干建设文艺学体系，其主编的《艺术生产原理》在艺术生产的“创作”形态构建方面具有开拓意义。《艺术生产原理》出版于1989年，按照作者所言，1958年就有了撰写这样一本书的心愿，可谓积30年研究之功。该书探究艺术本体的存在以及艺术主体的审美创造心理、创造能力以及创造中的倾向性，剖析艺术客体的性质、类别、辩证关系，分析艺术家传达意象的媒介载体以及艺术受体的消费如何让创造主体的价值得以实现等，由此形成以“生产”为核心，囊括本体论、主体论、客体论、载体论和受体论于一体的艺术生产创造体系。当然，在这个体系中，艺术主体是关键。同时，作者还提出了建立在生产论基础上、与艺术创作密切相关的“艺象”范畴，即“艺术主体以艺术客体为原料使自己的审美意识对象化、符号化的产物，是满足艺术主体和受体心理需要并使之趋于某种心理定势的手段”[14]。在何国瑞看来，“艺象”不同于西方的“艺术形象”范畴，“艺术形象”的理论基础是认识论，“艺象”的理论基础则是生产论。“艺象”的提出既为艺术生产论在本土扎根以及构建文艺学核心范畴体系蓄积了潜能，又显现对艺术创作中主体性的弘扬。
董学文虽然没有直接建构与艺术生产相关的理论体系，但对文艺学当代形态的探索仍然离不开生产实践基础。董学文将文艺活动置于整个生产实践的视域之内，提出要将文艺创作和接受活动的主体化作文艺学改革的生长点，从主体性结构入手研究文艺创作主体的复杂性，探讨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由董学文主编的《文艺学当代形态论》一书无疑是这方面的实践成果。该书注重从文艺活动是审美主客体双向逆反的同构关系以及反映与建构交叉重叠的结构系统出发，提出文艺创作的主客体结构包含主体对作为客体对象的现实生活的审美反映，通过双重主体的交感活动建构内在的艺术意象，以及主体运用物质媒介把存在于内心的艺术意象移植为外在的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从艺术感知到深层的审美体验，从确定创作素材到建构艺术意象再将其物化为新的审美客体，创作主体就是这样地在反映与建构的统一中，完成了对文艺作品的创作过程。”[15]由此，从主客体结构入手研究审美主客体关系及其在文艺创作中的复杂性，尤其关注创作主体的情感心理结构，成为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的重要内容。
张玉能主张以艺术生产论为主干，重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他称之为“艺术创造论”，主要包括三大块：艺术创造动力学、艺术创造形态学、艺术创造信息学[16]。在张玉能看来，“艺术创造论”体系既是对中国传统文艺学的继承和批判，也是我国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还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为参照系比较研究的结论。
何国瑞、董学文、张玉能等学者对艺术生产的创作形态考察表现出以生产实践为起点实现对传统认识论、反映论的纠偏和改造，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形态的尝试。在这一过程中，突出主体在艺术创作活动中的能动性成为构建文艺学体系的基本原则。何国瑞对“艺象”形态的重视，董学文强调文艺学当代形态的“主体性”结构，张玉能对“艺术创造动力学”的分析，都凸显对以往文艺创作中遮蔽主体能动性的反拨。这些对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二）艺术生产的“消费”形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艺术生产和经济规律、艺术消费等方面的认识得到深化，艺术生产的创作形态研究逐渐让位于消费形态研究。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艺术生产在中国语境下由计划到市场的转换过程中带来的消费问题给予关注，尝试给以合理的解释。
藝术生产的“消费”形态首先面对的是艺术的商品化问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围绕这一问题，理论界曾展开过争鸣和探讨，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一种是肯定艺术生产是一种商品生产，因此应服从价值规律的支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张来民认为，中国目前的艺术商品化与国外的恩主制不同，随着我国艺术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艺术家由国家统包制转为走向市场，自谋职业，所以艺术的商品化使艺术家获得相对的自由度，是一种艺术的进步[17]。另一种是从艺术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出发，在承认艺术文化产品除了在流通领域具有商品形式的同时，认为艺术的发生和发展以及演变等所遵循的不应该是商品经济原则和价值规律，只应该是艺术规律，因为社会主义艺术文化首要是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18]。还有学者从文艺既是社会意识形态又是社会生产的两重属性出发，主张社会主义文艺产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具有交换价值的属性和一定的商品性，但不是商品，更不能商品化[19]。 显然，关于艺术与商品关系的探讨都承认艺术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流通和消费领域具有商品形式，但分歧点在于艺术这种“商品形式”与商品有何“质”的不同。对此，马驰认为艺术具有不同于商品的质的规定性，是审美观念与物质形式的统一[20]。也就是说，当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并获得读者的接受时，凭借的是自身的审美价值，审美价值与商品价值成为消费视域下艺术的存在形态。那么，艺术的审美价值是如何实现的呢？这就涉及艺术创作和艺术消费之间的中介体制。“艺术品是审美观念、精神意识与一定的物质形式的统一，艺术的观念意识只有依靠印刷、装帧、发行等物质性生产手段才能完成和定型。没有物质形式的艺术不可能现实性地存在，也就不成其为一种艺术品。”[21]凭借“物质性生产手段”，包括出版社、剧院、音乐会、展览会等传播途径，艺术成为消费的艺术。由此，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远非马克思所言的直接关系，而是增加了许多中间环节、中介体制。对艺术消费中间环节的认识加速了艺术的商品化及走向消费的历程，改变了学界对文艺观念、文艺现实与市场体制的看法。
艺术消费的“生产”功能也受到学者关注。陈定家认为，消费完成生产行为，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具有“生产”的意义[22]，艺术消费从而具有和生产并重的地位。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消费的“生产”功能对大众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狂欢仪式、庆典活动、广场文艺等大众化文艺生产，消解以个人意志凌驾在众人之上的启蒙主义神话，“成功地以娱乐性和审美性抵消传统文艺的道德说教功能”[23];一是市场引导大众的消费倾向，容易滋生商品拜物教现象，使艺术生产者舍弃社会效益而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这给社会主义艺术生产的启示是：在解放束缚艺术生产力发展的市场机制，最大限度地满足艺术消费者的多样化需要的同时，要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
艺术的“审美价值与商品价值”二重性以及艺术消费的中间环节和“生产”功能等研究，不仅凸显艺术生产、艺术消费与市场机制同生共谋的关系，而且深化了社会主义艺术生产规律的认识，显示艺术生产论经过文艺理论界的争论后，在消费领域逐渐得到了认可和确立，同时需正视艺术的商品属性和消费特性。尤其随着艺术生产的标准化、产业化，乃至媒介化、科技化、数字化的发展，艺术的审美价值与商品价值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纷争等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
（三）艺术生产的“批评”形态
如果说在新时期艺术生产论的研究中，学界侧重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解读，那么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艺术的商品化、产业化的出现，以本雅明、阿尔都塞、马谢雷、伊格尔顿、詹姆逊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艺术生产思想被大规模介绍到国内，学界从批评视角研究艺术生产问题的多了起来。在这方面，阿尔都塞症候式阅读和意识形态论、马谢雷“意识形态的生产”理论、伊格尔顿文本意识形态的生产、詹姆逊文本阐释论等对文本的“生产性”解读，为当代学界拓展理论话语提供了可能性空间，成为国内艺术生产研究中新的理论增长点。国内学者正是在此视域下，从“艺术生产”的源头挖掘批评资源，开启批评的“生产性”之路。艺术生产的“批评”形态构建即是从批评的“生产性”这一问题域出发，探究批评的释意结构，构建批评的释意场域，形成批评的“生产性”形态。
其一，批评的“生产性”功能挖掘。文学批评不是对既有内容的如实反映和重复，而是发挥创建性，以强大的“生产性”实现对已经阐述过的事实的再阐述，这是“生产性”文学批评的精髓和核心。姚文放指出，相对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也是艺术生产，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文学批评在促进文学的意义生产、价值增值、知识增长、符号编码等方面具有强大的生产性，在增进认知、促进人生、引导思想、改良社会等方面发挥独特的社会效用”[24]。另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艺术的“生产性”解读和反思，往往与意识形态问题密切相关，凸显对现代技术生产下文化工业的批判。例如阿多诺和阿尔都塞等对文化生产、审美行为的剖析和反思莫不如此。这些问题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甚至一度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文艺理论界热议和研讨的中心。随着“生产性”批评研究的推进，这一切昭示着“文学文本的阐释应当与阐释者所秉持的政治、经济、种族、性别、阶级、宗教等立场的‘期待视野’相关联，或者说，文学文本以外带有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的‘期待视野’成了文学解释最重要的生产性动机”[25]。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中汲取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发挥其对文化实践的批判功能和引领作用，将成为“生产性”批评的旨归。
其二，“问题域”与“症候式”：批评的“生产性”结构突破。胡亚敏认为，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相对滞后，未形成鲜明的问题意识，借用阿尔都塞的“问题域”概念可以寻求方法上的突破，“围绕这一目标，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提出了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命题，如人民、政治、民族、实践等术语，这些基本范畴组成相互关联的问题群落，在问题域中彼此呼应又彼此制约，共同形成‘中国形态’的理论特质和理论建树”[26]。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艺术生产论的中国形态探讨。与“问题域”紧密相关的是“症候式”文本解读，这一阅读方法源于阿尔都塞。症候式解读的目的就在于以症候把深藏在文本中的意义空白揭示出来，其过程就是“生产性”功能呈现的过程。“‘症候解读’不是从文本的‘明言’之处去寻绎意义增殖的可能性，而是从文本的‘无言’之处去寻求其生产性，这一点隐秘而不神秘……”[27]在这方面，蓝棣之所著《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是国内运用“症候式”解读方法全面分析现代文学经典文本的发端之作，该书分析鲁迅、茅盾、老舍、巴金、丁玲、钱钟书等作家作品，以敦促讀者对现代文学经典重新诠释和体认[28]。显然，症候式解读作为知识生产和意义重构的过程，具有独特的价值。
文艺批评的“生产性”功能挖掘及其“问题域”与“症候式”的结构突破，乃至实践应用，体现以艺术生产解决中国文艺理论问题的一种鲜明策略，其背后是基于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语境的反思。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艺术生产论和艺术反映论、意识形态论的论争，其指向的是文艺的本质这一问题域，那么面对文学接受和文本阐释功能的增强，艺术生产的问题域已转向“批评作为生产”的文学解释学模式。具体来说，即以“生产性”作为破解当代文艺理论发展困境的问题域，发挥文学批评在社会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的理论建构和意义阐释的生产功能，解决中国文艺理论出现的问题，并使每个问题都在“生产性”的整体中被反思和批判，避免视野盲区。近年来，文化生产、空间生产、场域生产、媒介生产等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凸显“生产性”批评积极介入现实的实践价值，体现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中国化的鲜明指向。这一切，为建设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四、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中国形态构建意义与挑战
在迄今的近半个世纪中，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融入我国当代文艺理论实践，形成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和中国形态话语，对于社会主义艺术生产活动和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拓宽了长期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在文艺本质问题上的单向度认识。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文艺本质的问题上，国内学界几乎都是从反映论视角看待文艺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艺术生产问题引起学界的全面关注和深入研究，尤其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大量引入，文艺本质的一元观念和理论原有的同质空间被打破，艺术生产论的价值得以深入发掘和全面凸显。应该说，无论从艺术生产的创作、消费形态，还是批评形态上，“艺术生产”的中国之旅激活了艺术活动的生产性基因，使得传统单一的文艺本质观出现解构和质的转化，走向阐释场域的重建，再现艺术生产介入现实的强大功能。而随着以艺术生产为主导的批评理论对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政治维度的关注，文学批评越出了传统的固有界域，被跨越边界、异质开放的新理念所替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生产的开放性终结了长期以来占学界主导地位的单向度的艺术本体观。
其次，强化了中国文艺活动的实践品格。艺术生产的提出使得传统的“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鉴赏”的文学系统如今走向了“艺术生产—艺术产品—艺术消费”的新模式，这一切不仅说明艺术生产论所触及的论域相当广泛，而且预示着文艺活动需置于生产语境下，其落脚点最终在实践上，形成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构建中国形态，体现文艺的能动性、创造性以及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尤其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艺术生产的商品性日益凸显，如何加强对艺术生产的宏观调控，完善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解放和发展艺术生产力，处理好审美创造规律与市场经济规律对艺术的规约以及资本和审美的关系，艺术生产论无疑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借鉴性。
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中国形态构建也面临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以面向现实的维度审视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在当代的新发展，力图从理论和实践的契合点上研究、拓展艺术生产的审美内涵和存在空间，开辟艺术生产论回答时代问题、解决实践需要的新路径，也由此推动经过本土化淬炼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进入新境界。但应看到，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主要是基于社会学、文化学视域，试图从文本外介入文本，不可避免地将文学研究引入非文学境地，出现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分野矛盾。当艺术生产拥抱文化，越来越成为一种面向文化市场、商业资本、文化产业的应用性理论时，当在艺术生产的视域下，跨越边界、填平鸿沟的文学性诉求成为一种常态时，文艺学面临的首要挑战无疑是能否向自身的审美回归，并对文艺发展做出正确的引导。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中国化也同样面临这样的困境。另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内容丰富，除艺术生产论、反映论、意识形态论这三大理论基石外，还有活动论、人类学、艺术消费等。这些内容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里都有体现，都可以找到它们存在的理由和根据，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不同视角对文艺进行的研究，只不过论述的视域不同。自然，艺术生产论仅仅是其中受到关注的内容之一。这种关注延展到国内，既是学界对新时期之前的30年文艺观念的反拨，又是对新时期以来的文艺本质论的回应。如何在与其他理论融合、对话的过程中，发挥其对现实的巨大阐释效力和文化批判效用，避免陷入“强制阐释”的误区及其带来的狭窄视域，构成了艺术生产论本土化持续发展的又一挑战。这些挑战的存在，勾勒出艺术生产在审美性的坚守与文化性的扩张之间的内在冲突。在21世纪的今天，如何弥补日益增大的鸿沟，葆有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对现实的洞察力、批判性和实践性，是中国学者应深入思考的问题。在这方面，更需要学者们具备“批评作为生产”的勇气。
[参考文献]
潘布之. 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研究综述[J]. 国内哲学动态，1980（12）：12-17.
尹庆红. 问题与反思：《巴黎手稿》的美学思想研究综述[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5）：9-17.
何国瑞.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的方法论问题[J]. 文学评论，1991（6）：70-85.
朱辉军. 艺术生产论的独创与缺陷：兼与何国瑞先生商榷[J]. 理论与创作，1990（1）：50-53.
肖君和. 要用马克思的“生产论”指导文艺[J]. 文艺争鸣，1986（4）：15-23.
朱立元. 艺术生产论与艺术反映论关系之辨析：兼与何国瑞教授商榷[J]. 学术月刊，1992（8）：54-60.
童庆炳. 马克思早期的艺术生产论的现代意义[J]. 中国文学研究，1997（4）：3-10.
李心峰. 再论从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看艺术的本质：兼与邵建同志商榷[J]. 文艺争鸣，1991（6）：15-21.
特里·伊格尔顿.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 文宝，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81.
邵建. 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本質辩识：兼与陆梅林先生商榷[J]. 文艺争鸣，1991（3）：24-33.
王德颖. 艺术生产论和艺术意识形态论[J]. 文艺研究，1991（4）：15-22.
黄力之. 体系框架中的意识形态论[J]. 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6）：108-115.
罗波. 文学文本，意识形态与生产理论[J]. 江淮论坛，1999（1）：89-96.
何国瑞. 艺术生产原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15.
董学文. 文艺学当代形态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88.
张玉能. 反映论、创造论与文艺学的建构[J]. 学术月刊，1994（9）：76-81.
张来民. 市场经济与文艺观念的变革[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5）：62-68.
程代熙.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艺术文化：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J]. 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2）：11-15.
冯宪光. 试论社会主义文艺产品的商品性[J]. 当代文坛，1985（2）：2-6.
马驰. 论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J]. 社会科学，1998（10）：44-48.
王本朝. 论艺术的商品化与商品的艺术化[J]. 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1995（00）：168-176.
陈定家. 市场经济与艺术消费[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6）：93-98.
颜翔林. 现代神话与文艺生产[J]. 文学评论，2007（4）：196-200.
姚文放. 生产性文学批评论纲[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5-15.
阎嘉. 当代西方生产性文学批评理论的缘起与问题[J]. 社会科学辑刊，2019（2）：202-212.
胡亚敏.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探讨[J]. 中国文学批评，2015（4）：51-57.
姚文放. 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294.
蓝棣之. 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序.
[责任编辑 王艳芳]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中国化;中国形态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21）02-0080-07
The Chinese form of Marxist art production theory
JIANG Ji-hua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224051，China））
Abstract：Marxist art production theory is one of the contents that the theoretical circle of literature and art of China pays continuously attention to since the new era. The proposition of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art production and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the discussion of aesthetic issues in Economics-Philosophy Manuscript of 1844 have triggered the exploration of art production issues， which has become the academic context of the journey of “art produc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Arguments about the “essence” of art production theory， art reflection theory， and ideology theory strengthen the academic identification of art production research. Along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in the 1990s， the art production thoughts of Western Marxism literary theorists were introduced to China on a large scale， which promoted the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art production theory in China， and accelerated the logical proces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art production the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form， and made a number of valu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s of creation， consumption and criticism. In the new situation， how to maintain the insight， criticality and practicality of art production in reality is a question that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think about deeply.
Key words：Marxism; artistic production; sinicization; Chinese form
作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石，艺术生产理论对我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界持续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研究艺术生产问题，诠释艺术生产论的内涵和特征，尤其结合当前文艺发展实践，对文艺观念、文艺现象等诸多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在力图构建以“艺术生产”为起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形态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促进了艺术生产论的中国化进程。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是在何种语境下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产生了哪些论争？如何推动了艺术生产论的“中国形态”构建，进而促成当代文艺学方法和观念的变革？这些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新时期“艺术生产”中国之旅的学术语境
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始于20世纪50年代，学界主要就马克思“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进行探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艺术生产话题被重新拾起，其研究日益深入和系统化，成为文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艺术生产论之所以在新时期重新开始中国之旅，绝非偶然。除了这一时期思想解放以及文艺政策的调整等因素外，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命题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美学问题等方面的探讨尤其引发了对艺术生产问题的深入探究，构成艺术生产论研究的发生学基础，也成为“艺术生产”中国之旅的学术语境。 （一）“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命题的探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并以古希腊艺术的辉煌发展为例进行分析，形成了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命题。国内对于“不平衡”命题的大规模讨论有三次，前两次是1951年和1959年，第三次始于1978年。20世纪50年代的讨论中，朱光潜、周来祥等学者就“不平衡”规律的常识性、一般性问题进行研究。新时期的讨论则较50年代前进了一大步，对“不平衡”问题的内涵、规律、表现、原因等深入研讨，取得了新的成果。诸如“不平衡关系”是文艺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张怀瑾、田文信）、生产关系的发展与艺术生产的关系（潘必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刘世钰）等[1]。这方面探讨虽然见仁见智，但对艺术生产研究的启示是相同的：艺术生产作为马克思所言的“生产的特殊形态”，需要从其与物质生产的有机结合中把握丰富内涵和独立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关于文艺与生产力关系的研究，影响了此后艺术生产研究中对生产力问题的关注。关于两种生产发展的不平衡性研究，启示市场经济大潮下艺术生产需面对市场、大众、消费等问题。正是有了包括20世纪50年代在内的“不平衡”命题探讨，才推动了新时期艺术生产问题的深入研究。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原来无法澄清或者探究不深入的话题，在新时期艺术生产的争论中得到充分彰显。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美学问题的研究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在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重要研究文献，于1932 年发表后，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者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美学思想的研究形成了一次高潮。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刘丕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译本（人民出版社，1979）等新译本的出现，诸多老中青学者加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讨论的队伍中，形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的又一高潮。学者们就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社会实践和美学思想，结合“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美的规律”“异化”等内容，论述了美的本质、美的起源、美的创造、审美活动和艺术等问题，同时这些观点和思想又成为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重要理论资源。“尽管学者们对马克思的‘实践’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彼此间有细微的差别，但基本上都倾向于劳动产生了美，实践产生了美的思想。”[2]无疑，艺术作为生产的特殊形态，是人有意识的劳动实践的结晶，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产品，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这就为从生产论而非反映论和认识论视角回答艺术本质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艺术生产论与艺术反映论、意识形态论的“本质”论争
20世纪50年代以来，占据我国文艺理论界主导地位的是文学反映论。这种文学观念主要源于苏联，着眼于从认识论哲学视角观照文学本质，突出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性，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由于文学反映论的哲学基础是认识论，这就遭到以实践为基础的艺术生产论的反对，形成了新时期艺术生产论和艺术反映论、意识形态论之间的论争，其指向的是文艺的本质问题。
（一）艺术生产论与艺术反映论的论争
艺术生产论和艺术反映论论争的焦点在于：在揭示文学的本质、引领文学的发展方面，两者哪一个更全面。何国瑞、肖君和、朱辉军等学者提出艺术生产论优于、超越艺术反映论。何国瑞认为艺术生产论从一个更高的视点上，可以超越并囊括人類以往的再现论、表现论，“要科学地认识文艺，反映论还不是充分的理论的基础。只有马克思的生产论才是最正确最充分的理论基础”[3]。朱辉军认为，传统的再现说过于突出客观现实的地位，没能全面反映艺术创造的构成，“从全面概括艺术创造的结构层面来说，艺术生产说也许是最完善的，在这一点上，它确实超越了再现说、表现说和形式说”[4]。肖君和则直接否定文艺思想、文艺创作的理论基础是反映论，呼吁用生产论指导文艺：“指导我们文艺思想、文艺创作的具体的理论基础应该是马克思的生产论，而不是反映论。”[5]
与何国瑞等学者以“生产”取代或超越“反映”不同的是，童庆炳、朱立元、李心峰等学者提出不应简单否定反映论，应看到生产论与反映论之间的包容关系。作为对何国瑞的回应，朱立元提出“艺术生产不等于艺术反映，但大于并实际上包容艺术反映于自身;同样，艺术生产论也大于并包容艺术反映论于自身。说艺术生产论要否定、取消或代替艺术反映论，并不符合事实”[6]。童庆炳认为，艺术反映论一般仅指艺术家头脑中的思维活动，而艺术生产论是经济状况与文学艺术之间的中间环节，不但包含人在艺术创作中的思维活动，还包括艺术活动的各个环节，比反映论涵盖面更大[7]。李心峰认为，艺术生产“既包括了艺术这种特殊精神生产的诸特殊规定，像审美属性、想象性、情感性，还有直觉性等，又包括了艺术作为精神生产的各种一般规定（在这个层面上包容了艺术的认识反映性和意识形态性等），同时，还包容了艺术的生产性、实践性这种最为一般、抽象、概括的规定性”[8]。因此，艺术生产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可实现对艺术本质整体的、系统的把握。
（二）艺术生产论与意识形态论的论争
伊格尔顿认为，如何说明艺术中“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即作为生产的艺术与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当前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9]。伊格尔顿可谓一语中的。随着艺术生产论引入国内，艺术生产论和意识形态论在文艺领域的关系引起论争。
长期以来，受文艺和政治关系的影响，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一直是关涉文艺的本质和特性的问题，并由此形成“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与审美性以及审美意识形态等问题引起学界热议，形成不同理论流派，而在艺术生产论与意识形态论之间的论争，则将文艺的本质属性导向另一个层面。邵建认为，艺术生产论和意识形态论都从某种角度切入马克思的思想，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以艺术生产的实践论为基础框架，不仅接纳意识形态论的内容，而且组构马克思文艺思想的其他理论”[10]。或者说，只有以艺术生产论为基础，意识形态论才能获得合理解释。王德颖主张艺术生产和意识形态是一个逻辑整体，彼此不可分割：“艺术—意识形态观点和艺术生产观点没有本质的、原则的差别，它们只是对同一艺术现象的社会属性所做的不同表述而已。”[11]在王德颖看来，艺术—意识形态和艺术生产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两个支点，是一块整钢，艺术意识形态的生产即艺术生产，以艺术生产论补充或者取代艺术认识论的见解都是错误的。黄力之对王德颖的观点基本持赞同意见，认为意识形态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的其他观点，均应由这个核心观念来加以说明，才能体现其体系性特色”[12]。在黄力之看来，艺术生产论虽然重要，但是其意义的阐释只能从意识形态论着手，即以意识形态论为出发点。更有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乃是一种“协商”的产物，“是在生产过程中具有复杂知识储备的创造者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协商’”[13]。也就是说，艺术生产不是单纯的精神创造活动，而是一种由市场、商品、资本、消费等构成的文化生产行为，即意识形态的生产。当意识形态与艺术生产融为一体时，意识形态无疑面临着被消解的嫌疑，导致文艺的“非意识形态性”出现。 无论是以“生产”取代、超越或者包容反映论，还是以“生产”接纳或统一于意识形态论，都反映出艺术生产在文学活动中的多维展开。抬高艺术生产论而贬低反映论、意识形态论，或者抬高反映论、意识形态论而贬低生产论，势必带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不完整。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三大基石，艺术生产论、艺术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的论争，不仅推动了艺术生产论与长期占据我国文坛的艺术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等之间的理论碰撞，而且强化了艺术生产论研究的学理辨识，启发研究者如何正确运用这一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中国化进程。
三、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中国形态”
新时期以来，学者们试图在接受和化用艺术生产论的过程中，实现与中国文艺实践活动的有机融合，进而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命题，解决当下文艺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推动艺术生产的“中国形态”构建。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中国形态”构建可从创作、消费与批评三个层面把握。
（一）艺术生产的“创作”形态
艺术生产的“创作”形态构建主要是从创作视角对文艺活动及其基本规律予以学理阐释和实践把握，实现艺术生产话语的自我表述。具体而言，以“生产”为逻辑起点，剖析文艺活动的创作特性，揭示文艺活动生成、发展的物化过程及其潜在的秘密，尤其突出艺术生产诸要素的功能，包括生产者、产品、生产方式、艺术生产力等。
何国瑞提出以艺术生产论为主干建设文艺学体系，其主编的《艺术生产原理》在艺术生产的“创作”形态构建方面具有开拓意义。《艺术生产原理》出版于1989年，按照作者所言，1958年就有了撰写这样一本书的心愿，可谓积30年研究之功。该书探究艺术本体的存在以及艺术主体的审美创造心理、创造能力以及创造中的倾向性，剖析艺术客体的性质、类别、辩证关系，分析艺术家传达意象的媒介载体以及艺术受体的消费如何让创造主体的价值得以实现等，由此形成以“生产”为核心，囊括本体论、主体论、客体论、载体论和受体论于一体的艺术生产创造体系。当然，在这个体系中，艺术主体是关键。同时，作者还提出了建立在生产论基础上、与艺术创作密切相关的“艺象”范畴，即“艺术主体以艺术客体为原料使自己的审美意识对象化、符号化的产物，是满足艺术主体和受体心理需要并使之趋于某种心理定势的手段”[14]。在何国瑞看来，“艺象”不同于西方的“艺术形象”范畴，“艺术形象”的理论基础是认识论，“艺象”的理论基础则是生产论。“艺象”的提出既为艺术生产论在本土扎根以及构建文艺学核心范畴体系蓄积了潜能，又显现对艺术创作中主体性的弘扬。
董学文虽然没有直接建构与艺术生产相关的理论体系，但对文艺学当代形态的探索仍然离不开生产实践基础。董学文将文艺活动置于整个生产实践的视域之内，提出要将文艺创作和接受活动的主体化作文艺学改革的生长点，从主体性结构入手研究文艺创作主体的复杂性，探讨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由董学文主编的《文艺学当代形态论》一书无疑是这方面的实践成果。该书注重从文艺活动是审美主客体双向逆反的同构关系以及反映与建构交叉重叠的结构系统出发，提出文艺创作的主客体结构包含主体对作为客体对象的现实生活的审美反映，通过双重主体的交感活动建构内在的艺术意象，以及主体运用物质媒介把存在于内心的艺术意象移植为外在的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从艺术感知到深层的审美体验，从确定创作素材到建构艺术意象再将其物化为新的审美客体，创作主体就是这样地在反映与建构的统一中，完成了对文艺作品的创作过程。”[15]由此，从主客体结构入手研究审美主客体关系及其在文艺创作中的复杂性，尤其关注创作主体的情感心理结构，成为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的重要内容。
张玉能主张以艺术生产论为主干，重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他称之为“艺术创造论”，主要包括三大块：艺术创造动力学、艺术创造形态学、艺术创造信息学[16]。在张玉能看来，“艺术创造论”体系既是对中国传统文艺学的继承和批判，也是我国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还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为参照系比较研究的结论。
何国瑞、董学文、张玉能等学者对艺术生产的创作形态考察表现出以生产实践为起点实现对传统认识论、反映论的纠偏和改造，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形态的尝试。在这一过程中，突出主体在艺术创作活动中的能动性成为构建文艺学体系的基本原则。何国瑞对“艺象”形态的重视，董学文强调文艺学当代形态的“主体性”结构，张玉能对“艺术创造动力学”的分析，都凸显对以往文艺创作中遮蔽主体能动性的反拨。这些对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二）艺术生产的“消费”形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艺术生产和经济规律、艺术消费等方面的认识得到深化，艺术生产的创作形态研究逐渐让位于消费形态研究。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艺术生产在中国语境下由计划到市场的转换过程中带来的消费问题给予关注，尝试给以合理的解释。
藝术生产的“消费”形态首先面对的是艺术的商品化问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围绕这一问题，理论界曾展开过争鸣和探讨，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一种是肯定艺术生产是一种商品生产，因此应服从价值规律的支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张来民认为，中国目前的艺术商品化与国外的恩主制不同，随着我国艺术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艺术家由国家统包制转为走向市场，自谋职业，所以艺术的商品化使艺术家获得相对的自由度，是一种艺术的进步[17]。另一种是从艺术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出发，在承认艺术文化产品除了在流通领域具有商品形式的同时，认为艺术的发生和发展以及演变等所遵循的不应该是商品经济原则和价值规律，只应该是艺术规律，因为社会主义艺术文化首要是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18]。还有学者从文艺既是社会意识形态又是社会生产的两重属性出发，主张社会主义文艺产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具有交换价值的属性和一定的商品性，但不是商品，更不能商品化[19]。 显然，关于艺术与商品关系的探讨都承认艺术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流通和消费领域具有商品形式，但分歧点在于艺术这种“商品形式”与商品有何“质”的不同。对此，马驰认为艺术具有不同于商品的质的规定性，是审美观念与物质形式的统一[20]。也就是说，当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并获得读者的接受时，凭借的是自身的审美价值，审美价值与商品价值成为消费视域下艺术的存在形态。那么，艺术的审美价值是如何实现的呢？这就涉及艺术创作和艺术消费之间的中介体制。“艺术品是审美观念、精神意识与一定的物质形式的统一，艺术的观念意识只有依靠印刷、装帧、发行等物质性生产手段才能完成和定型。没有物质形式的艺术不可能现实性地存在，也就不成其为一种艺术品。”[21]凭借“物质性生产手段”，包括出版社、剧院、音乐会、展览会等传播途径，艺术成为消费的艺术。由此，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远非马克思所言的直接关系，而是增加了许多中间环节、中介体制。对艺术消费中间环节的认识加速了艺术的商品化及走向消费的历程，改变了学界对文艺观念、文艺现实与市场体制的看法。
艺术消费的“生产”功能也受到学者关注。陈定家认为，消费完成生产行为，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具有“生产”的意义[22]，艺术消费从而具有和生产并重的地位。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消费的“生产”功能对大众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狂欢仪式、庆典活动、广场文艺等大众化文艺生产，消解以个人意志凌驾在众人之上的启蒙主义神话，“成功地以娱乐性和审美性抵消传统文艺的道德说教功能”[23];一是市场引导大众的消费倾向，容易滋生商品拜物教现象，使艺术生产者舍弃社会效益而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这给社会主义艺术生产的启示是：在解放束缚艺术生产力发展的市场机制，最大限度地满足艺术消费者的多样化需要的同时，要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
艺术的“审美价值与商品价值”二重性以及艺术消费的中间环节和“生产”功能等研究，不仅凸显艺术生产、艺术消费与市场机制同生共谋的关系，而且深化了社会主义艺术生产规律的认识，显示艺术生产论经过文艺理论界的争论后，在消费领域逐渐得到了认可和确立，同时需正视艺术的商品属性和消费特性。尤其随着艺术生产的标准化、产业化，乃至媒介化、科技化、数字化的发展，艺术的审美价值与商品价值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纷争等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
（三）艺术生产的“批评”形态
如果说在新时期艺术生产论的研究中，学界侧重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解读，那么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艺术的商品化、产业化的出现，以本雅明、阿尔都塞、马谢雷、伊格尔顿、詹姆逊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艺术生产思想被大规模介绍到国内，学界从批评视角研究艺术生产问题的多了起来。在这方面，阿尔都塞症候式阅读和意识形态论、马谢雷“意识形态的生产”理论、伊格尔顿文本意识形态的生产、詹姆逊文本阐释论等对文本的“生产性”解读，为当代学界拓展理论话语提供了可能性空间，成为国内艺术生产研究中新的理论增长点。国内学者正是在此视域下，从“艺术生产”的源头挖掘批评资源，开启批评的“生产性”之路。艺术生产的“批评”形态构建即是从批评的“生产性”这一问题域出发，探究批评的释意结构，构建批评的释意场域，形成批评的“生产性”形态。
其一，批评的“生产性”功能挖掘。文学批评不是对既有内容的如实反映和重复，而是发挥创建性，以强大的“生产性”实现对已经阐述过的事实的再阐述，这是“生产性”文学批评的精髓和核心。姚文放指出，相对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也是艺术生产，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文学批评在促进文学的意义生产、价值增值、知识增长、符号编码等方面具有强大的生产性，在增进认知、促进人生、引导思想、改良社会等方面发挥独特的社会效用”[24]。另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艺术的“生产性”解读和反思，往往与意识形态问题密切相关，凸显对现代技术生产下文化工业的批判。例如阿多诺和阿尔都塞等对文化生产、审美行为的剖析和反思莫不如此。这些问题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甚至一度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文艺理论界热议和研讨的中心。随着“生产性”批评研究的推进，这一切昭示着“文学文本的阐释应当与阐释者所秉持的政治、经济、种族、性别、阶级、宗教等立场的‘期待视野’相关联，或者说，文学文本以外带有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的‘期待视野’成了文学解释最重要的生产性动机”[25]。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中汲取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发挥其对文化实践的批判功能和引领作用，将成为“生产性”批评的旨归。
其二，“问题域”与“症候式”：批评的“生产性”结构突破。胡亚敏认为，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相对滞后，未形成鲜明的问题意识，借用阿尔都塞的“问题域”概念可以寻求方法上的突破，“围绕这一目标，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提出了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命题，如人民、政治、民族、实践等术语，这些基本范畴组成相互关联的问题群落，在问题域中彼此呼应又彼此制约，共同形成‘中国形态’的理论特质和理论建树”[26]。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艺术生产论的中国形态探讨。与“问题域”紧密相关的是“症候式”文本解读，这一阅读方法源于阿尔都塞。症候式解读的目的就在于以症候把深藏在文本中的意义空白揭示出来，其过程就是“生产性”功能呈现的过程。“‘症候解读’不是从文本的‘明言’之处去寻绎意义增殖的可能性，而是从文本的‘无言’之处去寻求其生产性，这一点隐秘而不神秘……”[27]在这方面，蓝棣之所著《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是国内运用“症候式”解读方法全面分析现代文学经典文本的发端之作，该书分析鲁迅、茅盾、老舍、巴金、丁玲、钱钟书等作家作品，以敦促讀者对现代文学经典重新诠释和体认[28]。显然，症候式解读作为知识生产和意义重构的过程，具有独特的价值。
文艺批评的“生产性”功能挖掘及其“问题域”与“症候式”的结构突破，乃至实践应用，体现以艺术生产解决中国文艺理论问题的一种鲜明策略，其背后是基于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语境的反思。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艺术生产论和艺术反映论、意识形态论的论争，其指向的是文艺的本质这一问题域，那么面对文学接受和文本阐释功能的增强，艺术生产的问题域已转向“批评作为生产”的文学解释学模式。具体来说，即以“生产性”作为破解当代文艺理论发展困境的问题域，发挥文学批评在社会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的理论建构和意义阐释的生产功能，解决中国文艺理论出现的问题，并使每个问题都在“生产性”的整体中被反思和批判，避免视野盲区。近年来，文化生产、空间生产、场域生产、媒介生产等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凸显“生产性”批评积极介入现实的实践价值，体现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中国化的鲜明指向。这一切，为建设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四、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中国形态构建意义与挑战
在迄今的近半个世纪中，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融入我国当代文艺理论实践，形成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和中国形态话语，对于社会主义艺术生产活动和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拓宽了长期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在文艺本质问题上的单向度认识。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文艺本质的问题上，国内学界几乎都是从反映论视角看待文艺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艺术生产问题引起学界的全面关注和深入研究，尤其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大量引入，文艺本质的一元观念和理论原有的同质空间被打破，艺术生产论的价值得以深入发掘和全面凸显。应该说，无论从艺术生产的创作、消费形态，还是批评形态上，“艺术生产”的中国之旅激活了艺术活动的生产性基因，使得传统单一的文艺本质观出现解构和质的转化，走向阐释场域的重建，再现艺术生产介入现实的强大功能。而随着以艺术生产为主导的批评理论对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政治维度的关注，文学批评越出了传统的固有界域，被跨越边界、异质开放的新理念所替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生产的开放性终结了长期以来占学界主导地位的单向度的艺术本体观。
其次，强化了中国文艺活动的实践品格。艺术生产的提出使得传统的“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鉴赏”的文学系统如今走向了“艺术生产—艺术产品—艺术消费”的新模式，这一切不仅说明艺术生产论所触及的论域相当广泛，而且预示着文艺活动需置于生产语境下，其落脚点最终在实践上，形成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构建中国形态，体现文艺的能动性、创造性以及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尤其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艺术生产的商品性日益凸显，如何加强对艺术生产的宏观调控，完善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解放和发展艺术生产力，处理好审美创造规律与市场经济规律对艺术的规约以及资本和审美的关系，艺术生产论无疑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借鉴性。
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中国形态构建也面临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以面向现实的维度审视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在当代的新发展，力图从理论和实践的契合点上研究、拓展艺术生产的审美内涵和存在空间，开辟艺术生产论回答时代问题、解决实践需要的新路径，也由此推动经过本土化淬炼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进入新境界。但应看到，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主要是基于社会学、文化学视域，试图从文本外介入文本，不可避免地将文学研究引入非文学境地，出现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分野矛盾。当艺术生产拥抱文化，越来越成为一种面向文化市场、商业资本、文化产业的应用性理论时，当在艺术生产的视域下，跨越边界、填平鸿沟的文学性诉求成为一种常态时，文艺学面临的首要挑战无疑是能否向自身的审美回归，并对文艺发展做出正确的引导。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中国化也同样面临这样的困境。另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内容丰富，除艺术生产论、反映论、意识形态论这三大理论基石外，还有活动论、人类学、艺术消费等。这些内容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里都有体现，都可以找到它们存在的理由和根据，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不同视角对文艺进行的研究，只不过论述的视域不同。自然，艺术生产论仅仅是其中受到关注的内容之一。这种关注延展到国内，既是学界对新时期之前的30年文艺观念的反拨，又是对新时期以来的文艺本质论的回应。如何在与其他理论融合、对话的过程中，发挥其对现实的巨大阐释效力和文化批判效用，避免陷入“强制阐释”的误区及其带来的狭窄视域，构成了艺术生产论本土化持续发展的又一挑战。这些挑战的存在，勾勒出艺术生产在审美性的坚守与文化性的扩张之间的内在冲突。在21世纪的今天，如何弥补日益增大的鸿沟，葆有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对现实的洞察力、批判性和实践性，是中国学者应深入思考的问题。在这方面，更需要学者们具备“批评作为生产”的勇气。
[参考文献]
潘布之. 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研究综述[J]. 国内哲学动态，1980（12）：12-17.
尹庆红. 问题与反思：《巴黎手稿》的美学思想研究综述[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5）：9-17.
何国瑞.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的方法论问题[J]. 文学评论，1991（6）：70-85.
朱辉军. 艺术生产论的独创与缺陷：兼与何国瑞先生商榷[J]. 理论与创作，1990（1）：50-53.
肖君和. 要用马克思的“生产论”指导文艺[J]. 文艺争鸣，1986（4）：15-23.
朱立元. 艺术生产论与艺术反映论关系之辨析：兼与何国瑞教授商榷[J]. 学术月刊，1992（8）：54-60.
童庆炳. 马克思早期的艺术生产论的现代意义[J]. 中国文学研究，1997（4）：3-10.
李心峰. 再论从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看艺术的本质：兼与邵建同志商榷[J]. 文艺争鸣，1991（6）：15-21.
特里·伊格尔顿.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 文宝，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81.
邵建. 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本質辩识：兼与陆梅林先生商榷[J]. 文艺争鸣，1991（3）：24-33.
王德颖. 艺术生产论和艺术意识形态论[J]. 文艺研究，1991（4）：15-22.
黄力之. 体系框架中的意识形态论[J]. 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6）：108-115.
罗波. 文学文本，意识形态与生产理论[J]. 江淮论坛，1999（1）：89-96.
何国瑞. 艺术生产原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15.
董学文. 文艺学当代形态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88.
张玉能. 反映论、创造论与文艺学的建构[J]. 学术月刊，1994（9）：76-81.
张来民. 市场经济与文艺观念的变革[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5）：62-68.
程代熙.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艺术文化：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J]. 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2）：11-15.
冯宪光. 试论社会主义文艺产品的商品性[J]. 当代文坛，1985（2）：2-6.
马驰. 论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J]. 社会科学，1998（10）：44-48.
王本朝. 论艺术的商品化与商品的艺术化[J]. 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1995（00）：168-176.
陈定家. 市场经济与艺术消费[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6）：93-98.
颜翔林. 现代神话与文艺生产[J]. 文学评论，2007（4）：196-200.
姚文放. 生产性文学批评论纲[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5-15.
阎嘉. 当代西方生产性文学批评理论的缘起与问题[J]. 社会科学辑刊，2019（2）：202-212.
胡亚敏.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探讨[J]. 中国文学批评，2015（4）：51-57.
姚文放. 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294.
蓝棣之. 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序.
[责任编辑 王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