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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大众化、民主化时代，通识教育的核心目的是如何在大学中构建一个“真正的教育—文明基础”，让这个民族的优秀青年们不至于被教育与学术的技术化分工与实利性诉求搞得六神无主，陷入“要么沉默绝望，要么激进好斗”（沃格林语）的异化状态。
一、“政治自觉”与“文明自觉”
在“奋不顾身的现代化”观念（刘小枫语）指导下，我国的大学教育几近于变成职业教育，大学教育的品质已名存实亡。这不仅是中国大学面临的灾难性处境，更是技术时代的全球性课题。好在无论美国大学的成功经验还是中西古典的文教制度，都为我们提供了审慎践行通识教育的清明视域。
事实上，晚近十余年，国内少数真正既有决断力又有行动力的大学都在模仿美国现代大学模式（而非英国或德国模式）搞通识教育改革，且日呈燎原之势。因此，搞清楚美国现代大学及其通识教育的根底所在，对我们反观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改革尤其核心课程设置至关重要。
在《大学人文教育的理念、目标与模式》〔1〕一文中，甘阳先生挑明，“中国大学目前的学美国，实际只是在学其皮毛，而未学到其根本”〔1〕12。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大学“几乎从来没有问过，美国大学的根在什么地方？”那么，美国大学的生命力植根于何处？在甘阳先生看来，美国大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其“自觉地植根于西方文明的深处”〔1〕12。这一“文明自觉”，乃两次世界大战以铁与火的政治紧迫性镌刻在美国通识教育机体上的醒目徽标。换句话说，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体制在其建立之初，即与其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自觉”或者说“灾难性的现代处境”紧密相关。
一般认为，美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起点在于1917—1919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当时，一战的硝烟正笼罩在欧洲大陆上空。最初，好多美国人想不明白，作为新大陆的美国为什么要卷入腐朽的旧欧洲的战事？这不是没道理的追问，因为美国政府对民众的教化向来以“新”作为着力强调的教育品质——“新大陆”、“新技术”、“新世界”……换言之，战前的美国自觉站在“新”的一边，敌视、反对、抛弃“旧”的一切。战争教育了美国。美国联邦政府痛感有必要对美国公民进行西方文明史教育，要他们明白作为新大陆的美国与古老的欧洲文明的血脉关系，由此表明美国参战的必要性〔1〕18。由此可见，是美国的政治家而非教育家首先意识到，抛弃欧洲古老文明的传统，单凭追新骛奇，不可能建立起美国自身稳靠的文明根基，于是始在大学中开展“战争教育”。正是在此背景上，哥伦比亚大学把以“战争问题”为主的公民教育课程改造为“西方文明”课程，进一步强化“新”“旧”世界的内在关联，为美国通识教育体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如果说“一战”让美国人清楚意识到自身与欧洲古老文明的关系，那么“二战”则引发了美国人普遍的“西方文明危机感”。日后影响深远的“哈佛红皮书”（原名《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就是在战争最激烈的岁月中被反复讨论、修订并发表的。美国的教育家为什么要在战争最激烈的岁月每星期聚会一次频繁讨论“通识教育”问题？教育问题比战争现实更紧迫？作为“红皮书”的担纲者，哈佛大学校长科南指出，“无论在信息时代可以获取多少信息，无论在技术时代发展多少专业技术，无论数学物理生物科学如何发达，无论可以掌握多少外国语言，所有这些都加起来仍然不足以提供一个真正充分的教育基础”〔1〕18，因为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仍然没有触及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美国）的文化模式”，或什么是在古老的“传统中形成的智慧”〔1〕19。在美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们看来，教育问题比原子弹更重要，不仅因为原子弹归根结底要由人来掌控（回想罗尔斯反省日本核爆50周年的痛彻文字），更因为教育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政治共同体的品格与未来。
可见，没有这种深切的“政治自觉”与“文明自觉”，美国人不可能建立起优良的通识教育制度。如今，中国大学的现实处境与美国现代转型时期（1870—1940）非常相似，亦是“经济高速腾飞，社会贫富分化急剧拉大，道德沦丧、腐败与黑帮盛行……”〔1〕12，我们或许同样可以说：没有深切的“政治自觉”与“文明自觉”，中国就不可能真正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不可能在西方技术文明的冲击下切实回复中华文明至深之根基并扎根其上，建立起承担中国百年漂泊的现代命运的政制形式与文教制度。〔2〕
二、如何设置“核心课程”
如何设置“核心课程”乃“通识教育”之关津。在教育大众化、民主化时代，通识教育的核心目的是如何在大学中构建一个“真正的教育—文明基础”，让这个民族的优秀青年们不至于被教育与学术的技术化分工与实利性诉求搞得六神无主，陷入“要么沉默绝望，要么激进好斗”（沃格林语）的异化状态。进而言之，如何在“技术—欲望—大众同质化”时代（张志扬语）唤醒中华文明潜在的担纲者其自身的优异、卓越与使命感，是时代赋予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重大课题。这势必意味着，通识教育本身具有某种疏离于民主、实利与技术化的倾向，必然意味着通识教育不是以“多”取胜，而是以“精”为要。只有那些最基本，最要紧，最精当的课程才能担负“奠基”之重任。问题在于，如何设置核心课程，才能突出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目的与核心？才能让莘莘学子暂时忘却市场上的喧嚣，忘却一切以快乐为原则的智术师式的诱导，借助经典的阶梯使其灵魂通向高贵、正义与美好？
正确的行动基于慎思明辨。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记忆与经验可资借鉴？我们发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民主雅典，伟大的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就曾间接涉及此问题，他在他的喜剧《云》中放了一把火，这把火不仅烧毁了苏格拉底专搞思想启蒙的“哲学所”，且或明或暗，一直烧到今天，照亮了整个西方思想史。
借助阿里斯托芬的“火光”，我们能洞察些什么？
三、“通识”与“启蒙”
《云》〔3〕是以失魂落魄的男主角斯瑞西阿德斯的痛苦尖叫开场的，开场时正值茫茫黑夜。斯瑞西阿德斯因债务缠身而在床上辗转难眠，盼望着“光”。〔4〕与此同时，奴隶不服管，儿子没心没肺，斯瑞西阿德斯感叹，战争搅乱了一切。债是儿子欠下的，但他却睡得最香，斯瑞西阿德斯很快意识到，儿子的问题源于自己“不恰当的婚姻”（38—55行）。为什么不恰当？斯瑞西阿德斯原本是个享受着快乐的乡下生活的村夫，却莫名其妙娶到了城里一个骄奢懒惰，没有节制的贵族女子，结果二人原有的生活方式都被打乱了，最终生养出一个骄纵无度、奢侈铺张并带着点儿贵族气的不肖子斐狄庇得斯。因为热爱赛马，斐狄庇得斯欠了一屁股债。在古希腊，“债务”这个词与“必然”相关，意味着“对一个人的约束”，〔5〕11它使人的自由受限（对观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卷二章一）。而阿里斯托芬讲的恰恰就是斯瑞西阿德斯打算跟随苏格拉底学习如何逃避债务的故事。
为了“摆脱债务”，亦即赢获“不义的自由”，斯瑞西阿德斯打算把儿子斐狄庇德斯送进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所”，学习逃债的技艺。“思想所”里教的是什么？是超政治的“自然学”（天象学、地震学、几何学、生物学、音律学等等）与变幻莫测用来打官司的“修辞术”（如今我们的大学课堂上流行的不就是这样的东西吗？）。又是什么人在当教授？据说，在古希腊，传授这套东西的人被称为“智术师”。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希腊各城邦尤其民主的雅典出现了一场“启蒙运动”。〔6〕这场运动的标志是，“摆脱传统宗法观念的束缚，通过技术理性来解决所有现实政治、经济乃至伦理问题”，换言之即把只适合少数人在“研究所”或“经院”中搞的形而上学普及化或通俗化。〔7〕在这场运动中，最积极的鼓动者即来自外邦的新派智术师。与谨慎的老派智术师不同（参《普罗塔戈拉》，317a—c），缺乏慎微美德的新派智识人公开宣扬，“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塔戈拉语），每个人都能自由运用自己的“智性”，并以普遍怀疑的精神质疑宗教与习俗。〔8〕4，147智术师像掮客一样向雅典的青年们兜售各种新奇的知识，就像兜售货物的商贩。〔9〕但实际上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他们所贩卖的东西对人的灵魂是否真的有益，除非买主碰巧是个心灵的医生。否则——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提醒我们——“一旦付了学费、经过学习，教导就进到灵魂本身中去了，离开时，灵魂肯定已经不是受到损害就是获得了裨益”（《普罗塔戈拉》，314b）。这无异于说，启蒙者自身首先就需被启蒙。
斐狄庇得斯死活不肯去苏格拉底的哲学所学习，他怕自己被训练成一个“白面书生”而再没脸去见他的骑士朋友们。无奈之下，斯瑞西阿德斯只好亲自前往。
苏格拉底哲学所的门墙低矮，保密工作极差，斯瑞西阿德斯轻易就混了进去。当时，苏格拉底正坐在悬在半空的吊篮里“逼视太阳”，他对斯瑞西阿德斯说的第一句话是，“朝生暮死的人啊，你叫我做什么？”（225行）一出场，苏格拉底就给人一副超越人世与政治的自然面相。在斯瑞西阿德斯的央求下，苏格拉底下降到地面，同意教他高深的学问。但很快，苏格拉底就发现斯瑞西阿德斯既蠢又笨，根本无法运用自己的理智观察世间万物。换言之，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搞得了哲学，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追求云一般的自由（阿里斯托芬在提醒谁？）。没办法，斯瑞西阿德斯只好把尽管天性不良但却聪明伶俐的儿子赶进了哲学思想所。随后，阿里斯托芬设计了一场“正义言辞”与“不义言辞”（即好与坏，对与错）的对驳（889—1114行），并最终让“不义言辞”胜出，以此向斐狄庇德斯传授不义的技艺并“磨亮了”他的舌头。
两种言辞之间的交锋惊心动魄，俨然古今教育法权之争——“正义的言辞”强调古典的教养教育及其道德观，“那时代我很成功地传授正直的德行，人人都遵守贞洁、谨慎、廉耻和节制”（行960以下），并叱责“不义的言辞”虽生于城邦，却危害城邦；通过鼓吹自由、反对节制、撩拨欲望而败坏青年，告诉他们一切只要快乐就好……，结果使他们心胸狭隘、舌头却很长，还“把坏事看成好事，把好事看成坏事”（1008行以下）。“不义的言辞”则诉诸“智性”，同时援引神话中“神的不义”为“人的不义”辩护。〔10〕31正义之辞无言以对，悲愤的承认失败。
被磨亮了舌头的斐狄庇德斯学徒期满，凭借“不义的言辞”，不但成功赖了账，侮辱了债主，还敢于亵渎神明！在随后父子发生冲突时，斐狄庇德斯甚至凭借这条又窄又长的舌头，不仅能证明儿子打老子是正义的，还通过引用欧里庇得斯关于兄妹乱伦的诗句来证明母子乱伦也是正当的……（1418行以下）
阿里斯托芬如此设计情节无异于挑明，在缺乏审慎之德的新派教育的蛊惑下，民众一味追求“不义的自由”，不再信靠确立城邦礼法根基的神明及其律法，必然搅乱小至家庭大到城邦的伦理—政治秩序。换言之，哲学思想所的启蒙教育不仅破坏了家庭与城邦中原有的教育格局和伦理关系，还抽掉了斯瑞西阿得斯赖以确立自身伦理感觉的礼法根基——传统宗法的道德性教化被当做“封建迷信”给扔掉了，像扔掉一件旧衣服那么决绝（参《普罗塔戈拉》，316d—317b）。这一切让斯瑞西阿得斯深深震惊，因为他最珍视的“家庭”及“伦理秩序”在移风易俗的新派教育中被彻底摧毁，一无所靠。他一边自悔自责，重新寻求神明庇佑，一边怒不可遏地纵火烧毁了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所。启蒙智术师终因“渎神”和“败坏青年”两项罪名而遭致灭顶之灾。全剧在诸神的掌声中徐徐落幕。
《云》剧以对“天光”（理性之光）的吁求开始，以哲学所在“火光”（习俗之光）中灰飞烟灭收尾，首尾两种“光”刚好把整部喜剧框在了中间，也把“死”框在了中间——要么“城邦”死，要么“哲人”死。〔11〕86—89事实上，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上，两种“死”各有典型案例且不绝如缕。这迫使我们反身检省思想所里的新派教育，并思考哲人与民众及其自然道德究竟该保持怎样的关系？〔12〕
四、结语：“通识”与两种启蒙
现在回到前面的问题：我们该基于何等思虑来设置“核心经典课程”。
东西方古典智慧都把经典诗文作为教育次第的起点，正如《论语·泰伯》所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对观柏拉图《理想国》376e以下，《普罗塔戈拉》，312b以下）。换言之，是基于“正义言辞”力挽的传统诗教化性起伪、涵养性情，培育具有卓越言谈与行动的自由人（李猛语）；还是听信“不义言辞”所鼓吹的形而上学大搞思想启蒙，造就阿里斯托芬笔下敢打敢闯的“新青年”，乃事关生死的大事！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在搞“启蒙”，那么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则是在启“启蒙”之“蒙”。
施特劳斯注意到，西方思想史上呈现出两种启蒙，一种是真的启蒙，一种是假的启蒙，假的启蒙的真实名称应该是“蛊惑人心”。〔13〕1 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错就错在他不考虑是否“所有人都有能力过沉思生活”就带领他们“逼视太阳”而非“关切人生”。这一重大疏忽的后果在于，“如若非理论性的人受到了苏格拉底倾向的影响，他对城邦必然有毁灭性的影响”。〔10〕33而如今，我们的大学教育，尤其人文学科，却紧紧跟随西方现代智术师们的种种新潮主义……，甚至跟随到了这样的地步：“凡西方皆世界性的普遍必然的现代性，凡非西方皆民族的特殊本土的传统性，因而西方领导世界，西方即世界。”〔14〕389
在此“古今之争”及其背后的“诸神之争”的背景下，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不仅是挽回大学灵魂的大事，更直接关乎百年漂泊的中国现代命运何去何从。在此关口，“通识教育”势在必行，但我们的“通识”以哪种“启蒙”为鹄的，则是行动者首先应当思索的大问题——先生们，请别忘了在不义的欲望鼓荡下，一味追求自由的斯瑞西阿德斯父子悲惨的下场，别忘了那在诸神的掌声中灰飞烟灭的“哲学思想所”以及诸神的警告：
斯瑞西阿德斯：云神啊！这些苦都是因为你们的缘故，因为我把我的一切都托付了你们。
歌队长：这全是你自己的错，因为你要去做坏事。
斯瑞西阿德斯：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反而鼓励一个乡下的老头儿去做那种事呢？
歌队长：我们每次看见一个想做坏事的人，总是这样对待他，直到我们把他毁了，叫他知道敬畏神明！评
注释
〔1〕参见甘阳、陈来、苏力主编：《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北京三联书店，2006。
〔2〕参刘小枫：“‘诗学’与‘国学’”，载《重启古典诗学》，华夏出版社，2010。
〔3〕本文所引《云》剧编码及译文均为罗念生先生译本，参见《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下引译文只在文中标注行数。
〔4〕参见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六讲·第三讲》，参见刘小枫、陈少明主编：《苏格拉底问题》，华夏出版社，2005，第28页。布鲁姆说：“启蒙就是给过去黑暗的地方带去光明，就是用有关自然的科学知识取代原有的想法，即迷信。”参见《美国精神的封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第211页。对观埃斯库洛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第452—453行。
〔5〕参见尼柯尔斯：《苏格拉底与政治共同体》，王双洪译，华夏出版社，2007。
〔6〕参见柯费尔德：《智者运动》，刘开会、徐名驹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
〔7〕参刘小枫：《当今教育状况的几点观察》，载《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2期。
〔8〕启蒙大师康德曾借用贺拉斯的诗句为“启蒙”打出这样的口号：“Sapere ande（敢于明智）”！与普罗塔戈拉之见简直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反驳康德，与其同时代的著名哲人门德尔松，大文豪维兰德分别通过翻译柏拉图和色诺芬这两个苏格拉底的优秀学生的著作，来清除启蒙哲学的“流毒”。参见刘小枫编修：《凯若斯——古希腊语文教程》（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9〕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智术师的经典定义即：“智术师实际上不就是贩卖滋养灵魂的东西的大贩和小贩吗？据我看，智术师就是这样子的人”（《普罗塔戈拉》313c）。
〔10〕参见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六讲·第三讲》，前揭。
〔11〕参见张志扬：《“光”与“死”——两希精神的原始意象》，见氏著《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对观柏拉图《理想国》514a-521c。
〔12〕参见刘小枫：《刺猬的温顺》，载萌萌主编：《启示与理性》第一辑《从苏格拉底、尼采到施特劳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3〕参见刘小枫：《施特劳斯与启蒙哲学》，载萌萌学术工作室编：《启示与理性》第四辑《政治与哲学的共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4〕见张志扬，《启蒙：落日前的凭吊》，见氏著《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前揭，2010。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社科中心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
一、“政治自觉”与“文明自觉”
在“奋不顾身的现代化”观念（刘小枫语）指导下，我国的大学教育几近于变成职业教育，大学教育的品质已名存实亡。这不仅是中国大学面临的灾难性处境，更是技术时代的全球性课题。好在无论美国大学的成功经验还是中西古典的文教制度，都为我们提供了审慎践行通识教育的清明视域。
事实上，晚近十余年，国内少数真正既有决断力又有行动力的大学都在模仿美国现代大学模式（而非英国或德国模式）搞通识教育改革，且日呈燎原之势。因此，搞清楚美国现代大学及其通识教育的根底所在，对我们反观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改革尤其核心课程设置至关重要。
在《大学人文教育的理念、目标与模式》〔1〕一文中，甘阳先生挑明，“中国大学目前的学美国，实际只是在学其皮毛，而未学到其根本”〔1〕12。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大学“几乎从来没有问过，美国大学的根在什么地方？”那么，美国大学的生命力植根于何处？在甘阳先生看来，美国大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其“自觉地植根于西方文明的深处”〔1〕12。这一“文明自觉”，乃两次世界大战以铁与火的政治紧迫性镌刻在美国通识教育机体上的醒目徽标。换句话说，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体制在其建立之初，即与其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自觉”或者说“灾难性的现代处境”紧密相关。
一般认为，美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起点在于1917—1919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当时，一战的硝烟正笼罩在欧洲大陆上空。最初，好多美国人想不明白，作为新大陆的美国为什么要卷入腐朽的旧欧洲的战事？这不是没道理的追问，因为美国政府对民众的教化向来以“新”作为着力强调的教育品质——“新大陆”、“新技术”、“新世界”……换言之，战前的美国自觉站在“新”的一边，敌视、反对、抛弃“旧”的一切。战争教育了美国。美国联邦政府痛感有必要对美国公民进行西方文明史教育，要他们明白作为新大陆的美国与古老的欧洲文明的血脉关系，由此表明美国参战的必要性〔1〕18。由此可见，是美国的政治家而非教育家首先意识到，抛弃欧洲古老文明的传统，单凭追新骛奇，不可能建立起美国自身稳靠的文明根基，于是始在大学中开展“战争教育”。正是在此背景上，哥伦比亚大学把以“战争问题”为主的公民教育课程改造为“西方文明”课程，进一步强化“新”“旧”世界的内在关联，为美国通识教育体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如果说“一战”让美国人清楚意识到自身与欧洲古老文明的关系，那么“二战”则引发了美国人普遍的“西方文明危机感”。日后影响深远的“哈佛红皮书”（原名《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就是在战争最激烈的岁月中被反复讨论、修订并发表的。美国的教育家为什么要在战争最激烈的岁月每星期聚会一次频繁讨论“通识教育”问题？教育问题比战争现实更紧迫？作为“红皮书”的担纲者，哈佛大学校长科南指出，“无论在信息时代可以获取多少信息，无论在技术时代发展多少专业技术，无论数学物理生物科学如何发达，无论可以掌握多少外国语言，所有这些都加起来仍然不足以提供一个真正充分的教育基础”〔1〕18，因为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仍然没有触及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美国）的文化模式”，或什么是在古老的“传统中形成的智慧”〔1〕19。在美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们看来，教育问题比原子弹更重要，不仅因为原子弹归根结底要由人来掌控（回想罗尔斯反省日本核爆50周年的痛彻文字），更因为教育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政治共同体的品格与未来。
可见，没有这种深切的“政治自觉”与“文明自觉”，美国人不可能建立起优良的通识教育制度。如今，中国大学的现实处境与美国现代转型时期（1870—1940）非常相似，亦是“经济高速腾飞，社会贫富分化急剧拉大，道德沦丧、腐败与黑帮盛行……”〔1〕12，我们或许同样可以说：没有深切的“政治自觉”与“文明自觉”，中国就不可能真正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不可能在西方技术文明的冲击下切实回复中华文明至深之根基并扎根其上，建立起承担中国百年漂泊的现代命运的政制形式与文教制度。〔2〕
二、如何设置“核心课程”
如何设置“核心课程”乃“通识教育”之关津。在教育大众化、民主化时代，通识教育的核心目的是如何在大学中构建一个“真正的教育—文明基础”，让这个民族的优秀青年们不至于被教育与学术的技术化分工与实利性诉求搞得六神无主，陷入“要么沉默绝望，要么激进好斗”（沃格林语）的异化状态。进而言之，如何在“技术—欲望—大众同质化”时代（张志扬语）唤醒中华文明潜在的担纲者其自身的优异、卓越与使命感，是时代赋予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重大课题。这势必意味着，通识教育本身具有某种疏离于民主、实利与技术化的倾向，必然意味着通识教育不是以“多”取胜，而是以“精”为要。只有那些最基本，最要紧，最精当的课程才能担负“奠基”之重任。问题在于，如何设置核心课程，才能突出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目的与核心？才能让莘莘学子暂时忘却市场上的喧嚣，忘却一切以快乐为原则的智术师式的诱导，借助经典的阶梯使其灵魂通向高贵、正义与美好？
正确的行动基于慎思明辨。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记忆与经验可资借鉴？我们发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民主雅典，伟大的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就曾间接涉及此问题，他在他的喜剧《云》中放了一把火，这把火不仅烧毁了苏格拉底专搞思想启蒙的“哲学所”，且或明或暗，一直烧到今天，照亮了整个西方思想史。
借助阿里斯托芬的“火光”，我们能洞察些什么？
三、“通识”与“启蒙”
《云》〔3〕是以失魂落魄的男主角斯瑞西阿德斯的痛苦尖叫开场的，开场时正值茫茫黑夜。斯瑞西阿德斯因债务缠身而在床上辗转难眠，盼望着“光”。〔4〕与此同时，奴隶不服管，儿子没心没肺，斯瑞西阿德斯感叹，战争搅乱了一切。债是儿子欠下的，但他却睡得最香，斯瑞西阿德斯很快意识到，儿子的问题源于自己“不恰当的婚姻”（38—55行）。为什么不恰当？斯瑞西阿德斯原本是个享受着快乐的乡下生活的村夫，却莫名其妙娶到了城里一个骄奢懒惰，没有节制的贵族女子，结果二人原有的生活方式都被打乱了，最终生养出一个骄纵无度、奢侈铺张并带着点儿贵族气的不肖子斐狄庇得斯。因为热爱赛马，斐狄庇得斯欠了一屁股债。在古希腊，“债务”这个词与“必然”相关，意味着“对一个人的约束”，〔5〕11它使人的自由受限（对观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卷二章一）。而阿里斯托芬讲的恰恰就是斯瑞西阿德斯打算跟随苏格拉底学习如何逃避债务的故事。
为了“摆脱债务”，亦即赢获“不义的自由”，斯瑞西阿德斯打算把儿子斐狄庇德斯送进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所”，学习逃债的技艺。“思想所”里教的是什么？是超政治的“自然学”（天象学、地震学、几何学、生物学、音律学等等）与变幻莫测用来打官司的“修辞术”（如今我们的大学课堂上流行的不就是这样的东西吗？）。又是什么人在当教授？据说，在古希腊，传授这套东西的人被称为“智术师”。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希腊各城邦尤其民主的雅典出现了一场“启蒙运动”。〔6〕这场运动的标志是，“摆脱传统宗法观念的束缚，通过技术理性来解决所有现实政治、经济乃至伦理问题”，换言之即把只适合少数人在“研究所”或“经院”中搞的形而上学普及化或通俗化。〔7〕在这场运动中，最积极的鼓动者即来自外邦的新派智术师。与谨慎的老派智术师不同（参《普罗塔戈拉》，317a—c），缺乏慎微美德的新派智识人公开宣扬，“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塔戈拉语），每个人都能自由运用自己的“智性”，并以普遍怀疑的精神质疑宗教与习俗。〔8〕4，147智术师像掮客一样向雅典的青年们兜售各种新奇的知识，就像兜售货物的商贩。〔9〕但实际上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他们所贩卖的东西对人的灵魂是否真的有益，除非买主碰巧是个心灵的医生。否则——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提醒我们——“一旦付了学费、经过学习，教导就进到灵魂本身中去了，离开时，灵魂肯定已经不是受到损害就是获得了裨益”（《普罗塔戈拉》，314b）。这无异于说，启蒙者自身首先就需被启蒙。
斐狄庇得斯死活不肯去苏格拉底的哲学所学习，他怕自己被训练成一个“白面书生”而再没脸去见他的骑士朋友们。无奈之下，斯瑞西阿德斯只好亲自前往。
苏格拉底哲学所的门墙低矮，保密工作极差，斯瑞西阿德斯轻易就混了进去。当时，苏格拉底正坐在悬在半空的吊篮里“逼视太阳”，他对斯瑞西阿德斯说的第一句话是，“朝生暮死的人啊，你叫我做什么？”（225行）一出场，苏格拉底就给人一副超越人世与政治的自然面相。在斯瑞西阿德斯的央求下，苏格拉底下降到地面，同意教他高深的学问。但很快，苏格拉底就发现斯瑞西阿德斯既蠢又笨，根本无法运用自己的理智观察世间万物。换言之，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搞得了哲学，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追求云一般的自由（阿里斯托芬在提醒谁？）。没办法，斯瑞西阿德斯只好把尽管天性不良但却聪明伶俐的儿子赶进了哲学思想所。随后，阿里斯托芬设计了一场“正义言辞”与“不义言辞”（即好与坏，对与错）的对驳（889—1114行），并最终让“不义言辞”胜出，以此向斐狄庇德斯传授不义的技艺并“磨亮了”他的舌头。
两种言辞之间的交锋惊心动魄，俨然古今教育法权之争——“正义的言辞”强调古典的教养教育及其道德观，“那时代我很成功地传授正直的德行，人人都遵守贞洁、谨慎、廉耻和节制”（行960以下），并叱责“不义的言辞”虽生于城邦，却危害城邦；通过鼓吹自由、反对节制、撩拨欲望而败坏青年，告诉他们一切只要快乐就好……，结果使他们心胸狭隘、舌头却很长，还“把坏事看成好事，把好事看成坏事”（1008行以下）。“不义的言辞”则诉诸“智性”，同时援引神话中“神的不义”为“人的不义”辩护。〔10〕31正义之辞无言以对，悲愤的承认失败。
被磨亮了舌头的斐狄庇德斯学徒期满，凭借“不义的言辞”，不但成功赖了账，侮辱了债主，还敢于亵渎神明！在随后父子发生冲突时，斐狄庇德斯甚至凭借这条又窄又长的舌头，不仅能证明儿子打老子是正义的，还通过引用欧里庇得斯关于兄妹乱伦的诗句来证明母子乱伦也是正当的……（1418行以下）
阿里斯托芬如此设计情节无异于挑明，在缺乏审慎之德的新派教育的蛊惑下，民众一味追求“不义的自由”，不再信靠确立城邦礼法根基的神明及其律法，必然搅乱小至家庭大到城邦的伦理—政治秩序。换言之，哲学思想所的启蒙教育不仅破坏了家庭与城邦中原有的教育格局和伦理关系，还抽掉了斯瑞西阿得斯赖以确立自身伦理感觉的礼法根基——传统宗法的道德性教化被当做“封建迷信”给扔掉了，像扔掉一件旧衣服那么决绝（参《普罗塔戈拉》，316d—317b）。这一切让斯瑞西阿得斯深深震惊，因为他最珍视的“家庭”及“伦理秩序”在移风易俗的新派教育中被彻底摧毁，一无所靠。他一边自悔自责，重新寻求神明庇佑，一边怒不可遏地纵火烧毁了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所。启蒙智术师终因“渎神”和“败坏青年”两项罪名而遭致灭顶之灾。全剧在诸神的掌声中徐徐落幕。
《云》剧以对“天光”（理性之光）的吁求开始，以哲学所在“火光”（习俗之光）中灰飞烟灭收尾，首尾两种“光”刚好把整部喜剧框在了中间，也把“死”框在了中间——要么“城邦”死，要么“哲人”死。〔11〕86—89事实上，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上，两种“死”各有典型案例且不绝如缕。这迫使我们反身检省思想所里的新派教育，并思考哲人与民众及其自然道德究竟该保持怎样的关系？〔12〕
四、结语：“通识”与两种启蒙
现在回到前面的问题：我们该基于何等思虑来设置“核心经典课程”。
东西方古典智慧都把经典诗文作为教育次第的起点，正如《论语·泰伯》所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对观柏拉图《理想国》376e以下，《普罗塔戈拉》，312b以下）。换言之，是基于“正义言辞”力挽的传统诗教化性起伪、涵养性情，培育具有卓越言谈与行动的自由人（李猛语）；还是听信“不义言辞”所鼓吹的形而上学大搞思想启蒙，造就阿里斯托芬笔下敢打敢闯的“新青年”，乃事关生死的大事！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在搞“启蒙”，那么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则是在启“启蒙”之“蒙”。
施特劳斯注意到，西方思想史上呈现出两种启蒙，一种是真的启蒙，一种是假的启蒙，假的启蒙的真实名称应该是“蛊惑人心”。〔13〕1 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错就错在他不考虑是否“所有人都有能力过沉思生活”就带领他们“逼视太阳”而非“关切人生”。这一重大疏忽的后果在于，“如若非理论性的人受到了苏格拉底倾向的影响，他对城邦必然有毁灭性的影响”。〔10〕33而如今，我们的大学教育，尤其人文学科，却紧紧跟随西方现代智术师们的种种新潮主义……，甚至跟随到了这样的地步：“凡西方皆世界性的普遍必然的现代性，凡非西方皆民族的特殊本土的传统性，因而西方领导世界，西方即世界。”〔14〕389
在此“古今之争”及其背后的“诸神之争”的背景下，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不仅是挽回大学灵魂的大事，更直接关乎百年漂泊的中国现代命运何去何从。在此关口，“通识教育”势在必行，但我们的“通识”以哪种“启蒙”为鹄的，则是行动者首先应当思索的大问题——先生们，请别忘了在不义的欲望鼓荡下，一味追求自由的斯瑞西阿德斯父子悲惨的下场，别忘了那在诸神的掌声中灰飞烟灭的“哲学思想所”以及诸神的警告：
斯瑞西阿德斯：云神啊！这些苦都是因为你们的缘故，因为我把我的一切都托付了你们。
歌队长：这全是你自己的错，因为你要去做坏事。
斯瑞西阿德斯：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反而鼓励一个乡下的老头儿去做那种事呢？
歌队长：我们每次看见一个想做坏事的人，总是这样对待他，直到我们把他毁了，叫他知道敬畏神明！评
注释
〔1〕参见甘阳、陈来、苏力主编：《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北京三联书店，2006。
〔2〕参刘小枫：“‘诗学’与‘国学’”，载《重启古典诗学》，华夏出版社，2010。
〔3〕本文所引《云》剧编码及译文均为罗念生先生译本，参见《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下引译文只在文中标注行数。
〔4〕参见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六讲·第三讲》，参见刘小枫、陈少明主编：《苏格拉底问题》，华夏出版社，2005，第28页。布鲁姆说：“启蒙就是给过去黑暗的地方带去光明，就是用有关自然的科学知识取代原有的想法，即迷信。”参见《美国精神的封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第211页。对观埃斯库洛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第452—453行。
〔5〕参见尼柯尔斯：《苏格拉底与政治共同体》，王双洪译，华夏出版社，2007。
〔6〕参见柯费尔德：《智者运动》，刘开会、徐名驹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
〔7〕参刘小枫：《当今教育状况的几点观察》，载《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2期。
〔8〕启蒙大师康德曾借用贺拉斯的诗句为“启蒙”打出这样的口号：“Sapere ande（敢于明智）”！与普罗塔戈拉之见简直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反驳康德，与其同时代的著名哲人门德尔松，大文豪维兰德分别通过翻译柏拉图和色诺芬这两个苏格拉底的优秀学生的著作，来清除启蒙哲学的“流毒”。参见刘小枫编修：《凯若斯——古希腊语文教程》（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9〕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智术师的经典定义即：“智术师实际上不就是贩卖滋养灵魂的东西的大贩和小贩吗？据我看，智术师就是这样子的人”（《普罗塔戈拉》313c）。
〔10〕参见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六讲·第三讲》，前揭。
〔11〕参见张志扬：《“光”与“死”——两希精神的原始意象》，见氏著《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对观柏拉图《理想国》514a-521c。
〔12〕参见刘小枫：《刺猬的温顺》，载萌萌主编：《启示与理性》第一辑《从苏格拉底、尼采到施特劳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3〕参见刘小枫：《施特劳斯与启蒙哲学》，载萌萌学术工作室编：《启示与理性》第四辑《政治与哲学的共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4〕见张志扬，《启蒙：落日前的凭吊》，见氏著《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前揭，2010。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社科中心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