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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幼于和他所预见的大空头
因为美国人很难读出徐幼于这个中文名字，还常念成Yoyo（溜溜球），徐幼于给自己取了英文名Eugune。
和很多人一样，进入华尔街的时候，他就看过迈克尔·刘易斯写的《说谎者的扑克牌》，那本书讲述了他如何凭借交易大厅的两年打拼赚到22.5万美元奖金的过程。这个故事激励了徐幼于在内的很多华尔街的年轻人，但他并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另一本书中的人物。
2005年左右，整个美国房地产市场看上去非常乐观。“政策鼓励杠杆，作为国策，大家都觉得是利好。”但徐幼于渐渐发现所有人都忽略了一点。“整个金融系统的杠杆太高了。当时市场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次贷。”徐幼于对《第一财经周刊》说。“2005年左右一切都已经很贵了，大家还在买，为什么？认为不会垮，或者至少不会在今年和明年发 生。”
当时他作为德意志银行结构产品交易部董事总经理，开始在各种公开场合直言不讳地讲述自己的看法。“各种高风险叠加在一起，都集中在次贷持有者身上”。
徐幼于做了系统研究，写出了详尽报告，并用自己的模型做了一些推演。但他也承认，即便觉得危险，也没有预料到2007年的直线式崩塌。
“最薄弱的环节一旦出问题，会带来多米诺效应，影响非常深远，以至于最终大的银行都坚持不下去。”徐幼于说。
到了2007年2月，徐幼于留意到贝尔斯登的两个对冲基金停止了交易，当时贝尔斯登是次级贷款的主要交易平台之一，他意识到这当中的问题比想象的要大。
他和在雷曼担任高管的朋友讲述了自己的担忧，对方非常气愤，不断地反驳他。“我知道雷曼会出事，但是这么一家百年老店的结尾也是我没想到的。”徐幼于多年之后说。
危机之后，迈克尔·刘易斯想写一本关于次贷危机的书，就去问对冲基金经理Steve Eisman，“你为什么会想到做空次贷？”对方告诉他，“你去找德意志银行的Greg Lippmann（德意志银行结构产品交易部交易员），以及他下面的Eugune Xu。”
而同名电影中，Steve Eisman的名字变成了Mark Baum，Greg Lippmann就是瑞恩·高斯林饰演的Jared Vennett的原型，至于那个中国面孔的数学天才，原型正是徐幼于。
徐幼于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78级，随后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之后又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自1993年进入华尔街以来，他也经历过几次金融危机：1994年经历过一次微弱的房贷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也算平稳度过；1998年、2001年的科技泡沫是大家经常提到的；但2000年对他其实还有一次危机，可移动房屋的市场崩盘引发了几个公司垮台。
但没有一次可以和2007年比较。
徐幼于所在的德意志银行也在操作CDS（信用违约互换）。泡沫破裂之前，他一度也很焦虑如果对方付不出钱会如何。“但又想，就像美国国际集团AIG，它的信用评级是三星，你能想到AIG付不出来钱吗？”
他和几个同事开始游说一些对冲基金做空次贷，其中一些人不以为然。“也可以理解。当你看到大家都往一个方向走的时候，你如果往相反方向走，有可能给踩死。任何一个市场的参与者，他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有各种各样的考虑。”徐幼于说。
不过还是有一些人听进去了，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
最终，德意志银行的房贷抵押债券交易部门卖空了50亿美元左右的次贷债券，而保尔森在次贷危机中赚到40亿美元，也让自己的公司成为当时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但之后十年，他并没能顺应华尔街的变化，投资收益一直下滑。
“保尔森很大胆，认准就会赌上去，但次贷危机之后他几次都没押对。比如他对美国经济一开始非常悲观，认为无法迅速恢复，于是买入大量黄金，认为最后通过通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料到，次贷后通胀很低。”徐幼于说。
在他看来，保尔森对一些事情有独到见解，但不做细致分析。他们曾对次贷进行过讨论。保尔森问他，“房价下跌5%，次贷会损失多少？”徐幼于按照自己建立的模型推算说，“房价上涨为零，次贷会下跌6%至8%，足以让最底层的债券亏损掉。下跌5%的话，次贷则会损失12%至13%。”
“他不听这套。一直说，你是錯的，肯定会亏到20%至30%。”徐幼于说。
房价最终跌了30%。保尔森成为金融危机中的明星。
保尔森也试图找徐幼于去为他工作，但双方在理念上存在差异。2006年，保尔森找到了另一个数学好的中国人Sihan Shu，对方当时还在达特茅斯大学读书，是雷曼兄弟的一个初级分析师。Sihan Shu随之帮助保尔森建立了模型，危机中做空了次贷。
再之后，Shu成为保尔森基金的投资总监，也在2016年建立了自己的基金。徐幼于则在2010年离开了德意志银行，建立了自己的基金LibreMax，目前有一个36人的团队，管理30亿美元。
徐幼于早就预感到，危机发生后，投资银行会被监管得异常严格，“迟早会离开的。中国有句话，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还挺适合形容金融业的。十年以来最大的变化就是，你现在到投资银行去看，风控部门异常庞大。以前是一个人管三个交易员，现在三个人管一个交易员。”
下一次危机的薄弱环节在哪里，他也不知道。“肯定不是房贷。如今的住房贷款，和2004年不可同日而语，只是当时的一个零头。”
电影《大空头》在2016年上映的时候，徐幼于也受维亚康姆的邀请去观看首映式。可能出于中国人数学好英文差的传统想象，片方介绍徐幼于的时候说，“他不讲英文”。实际上，他的英文非常流利。 ##一个交易心理学家见证的十年
在心理学家Brett Steenbarger看来，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交易员。一种在寻找普世的模式和交易关系，让它一直运行。另一种则会寻找动态中的稳定，让模式和关系去适应它。
他认为，前者像是枝繁叶茂的大树，会被狂风吹倒，后者则像竹子和柳树，更经得起动荡。对于前者，成功交易的关键是保持稳定的心理状态，后者则要灵活，有创造力，善于适应环境变化。
Brett Steenbarger就像是美剧《亿万》中的Wendy Rhoades—他们为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和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员工提供心理辅导，令其表现出众。或者你也可以称他们为“交易心理学家”。
Steenbarger对于交易最早的认知来自他的祖父。小的时候，祖父就和他分享过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的故事。到了中学，有项作业是找一个职业做访谈，他就选择了股票交易员。他在1970年代成为一个期货交易员，获得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后，他又先后在雪城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医学院等任教。
2003年，他开始为交易员做心理治疗，随之出版了第一本书《交易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Trading）。也是通过这本书，芝加哥的一家交易公司从2004年开始聘请他做全职的交易教练（trading coach）。从那会开始，他坚持写博客TraderFeed，如今这个博客已经成为关于交易和市场心理学方面内容最丰富的网站，更新频率非常高。
Brett Steenbarger真正开始从事“交易心理学家”这份职业，正是在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
2007年开始，Steenbarger的客户名单中多了一些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随着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陷入泥潭，他们都在寻求像Steenbarger这样的人的帮助。
不难想象，当时华尔街上的交易员和基金经理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以前大家只会担心失去某个工作机会，当时担忧的则是自己的职业生涯要结束了，因为招人的公司一下子少了。这种高压，直接影响到他们在股票和基金上持续损失。”Steenbarger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时光。
在Steenbarger以往的经验中，一旦交易员的情绪一直处于恐惧、沮丧，即便是兴奋，都会基于一些肤浅准则做出冲动性决策。“特别在亏钱的时候，非常危险。它会将交易行为转化为一种‘复仇’模式，从而形成恶性循环。”Steenbarger说。
危机期间，这非常常见，《监守自盗》或《大空头》中随处可见这样的案例。错失一次机会，交易员的肾上腺素水平通常就会降低，无论账户中还剩多少。
有些时候，Steenbarger有点像传统的心理医生，一对一地和对方讨论，无论是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问题，还是交易上的困扰。更多的时间，他则像个集训教练，在交易大厅里徘徊，和交易员们交流，不断观察他们的情况。
“我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平复危机中的情绪，让他们尽可能集中精力，做出适当的决策，最好能在危机中找到机会。”Steenbarger说。“成功的交易员就像狙击手。当瞄准目标的时候，狙击手的心率会放缓，身体接近静止，只有那些业余选手才会表现得过度兴奋，受情绪的摆布。”
局面的急转直下超乎预计。此前几年，整个金融市场处于高速增长的牛市当中，这让很多人进入一种“过度自信”的状态。危机发生后，很多基金经理会找到Steenbarger，“我之前的交易都非常成功，但现在不再自信了，你能不能帮我找回自信？”對于这样的问题，即便是见过无数交易员的Steenbarger，也很难给出简单的答案。
现在那场危机已经过去了十年。十年之间，金融环境再次发生了巨大变化。
股指一再攀升，经济远未有危机的迹象，如今的交易员和投资者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各国货币政策的可能转向？地缘政治冲突的潜在影响？还是华盛顿无休止的大戏？
在Steenbarger看来，虽然交易员们都会讨论这些话题，但当中最关心的是市场的波动性越来越弱，以及，技术替代了部分过去人工做的工作。这令一些交易员也失去了传统的判断优势。一些金融机构开始裁员，但不再是出于危机，而是源于技术的冲击。
“的确如此，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交易员对他们职业的未来如此悲观。是的，这会让人想起1980年代早期股市跌落以及2008年市场崩盘的时候，但现在不一样。”Steenbarger说。“他们会不断问我还有没有未来。”
Steenbarger当然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亿万》有很多夸张的地方，但当中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些年来，整个金融业的确不仅变得更为男人主导（manly），也更加极客化（geeky）了。”Steenbarger说。
他的工作不仅仅是提升金融从业者的表现，更重要的，则是帮助金融机构为未来招到合适的人。他看到趋势越来也明显，专业的交易员越来越多地将量化研究融入原有的交易方式，从建立纳入宏观数据的经济模型，到运用机器学习技能来指导交易。
摩根大通分析师Marko Kolanovic估计，如今美国只有10%的股市交易由拥有自由决定权的交易员操作，其余则由各种基于规则的自动投资系统操作，无论是交易所交易基金（ETF）还是计算机化的高速交易程序。
在最新的著作《交易心理2.0》当中，Steenbarger也提出，如今谈论交易心理，远远不止于像过去一样对情绪的掌控。“最好的交易员，他们会通过长期培养出的创造力，拥有看待市场的独特角度，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机会，也会得到额外回报。” “那些出色的交易员，如今会观察不同时区的机会。”Steenbarger发现，一些交易员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招聘一些刚入行的、和自己技能不同的人。“最好的交易员也成为最好的管理者。这在以往也是不存在的。”
像Steenbarger这样的人如今并不容易找到。那些自认为精通心理学的人并不能理解交易的真正本质，懂得交易原理的人又不一定擅长心理学。
Ari Kiev曾是当中最知名的一个，他一度为知名的对冲基金SAC Capital工作，也是《亿万》中Wendy Rhoades的原型之一。但他已经去世了。Steenbarger是如今最有影响的一位。由于签署了保密协议，他无法告知服务的客户名字，只是透露这些客户管理的资产都在是百亿美元以上。
如今，Brett Steenbarger要定期到客户那里工作，撰写他的博客和专栏。每年临近年底，则是他最忙碌的时候。“交易员的业绩都按年来看的，他们想趁最后一刻赚到更多的钱。”Steenbarger说。“我得帮助他们。”
距离Steenbarger最早进入金融领域，已经过去了35年。他清楚地记得每一次危机的开始和结束。1982年8月，股票市场结束了一个漫长的熊市，进入牛市周期，但交易员们依然停留在低迷的情绪中，市场恢复得很慢。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之前的7年，实际上是所有日内交易员（Day Trader）最好的机会。那现在的机会会是那些加密货币吗？
“市场周期就像是雪花，结构相似，但每个都不一样。”Steenbarger说。
Steenbarger依然相信，有经验和实力的交易员是有价值的。“如果融入完善的技术框架，这个价值会放大。变动市场中，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刻犯错。伟大的交易员和失败者的区别在于，他们会错多久。”
##一个对冲基金经理的自白
Michael Kimelman是个温和安静的人，眼神总带有一些感伤。坐在他面前，你很难想象这个人曾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监狱里渡过了21个月。
罪名是内幕交易。
Michael Kimelman今年46岁。他最初是知名律师事务所Sullivan & Cromwell的一名并购律师，因为厌倦了每周工作100个小时的生活，转行进了华尔街，薪水也跟着翻了几倍。几年之后，他还有了自己的对冲基金。但在任何意义上，他都算不上华尔街的风云人物。
可能特别的是，在数十名因为金融危机中被指控的人中，Kimelman是唯一服刑的人，而且还被吊销了从业执照。当然，他的对冲基金也关掉了，太太也离开了他。
Kimelman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他的罪名和金融危机并不直接相关，但是赶上了“占领华尔街”蜂拥而至的舆论压力。更不幸的是，他撞上了时任纽约南区法院法官Preet Bharara的上任。Bharara把自己的焦点放在了这些对冲基金经理身上。
“如果早三年或晚三年，或者换个法官，我都不会入狱。毫无可能。”Kimelman说。
2008年危机泡沫破裂后，一个名叫Zvi Goffer的人协助Kimelman建立了对冲基金公司Incremental Capital，他们随后也有往来，Kimelman也常从他那里听到一些消息。不过，危险的Zvi Goffer和科恩的SAC Capital有诸多联系，后者是监管部门长期追踪的对象。
SAC资本最终在2013年支付了18亿美元的罚款，科恩本人则逃过了刑事诉讼。这是继1980年代末“股票套利之王”Ivan Boesky被判以来华尔街最大的内幕交易丑闻，对科恩及为它提供便利的高盛等投行而言都极不光彩。
Kimelman不幸卷入了其中，虽然没有明确证据证明他从Goffer那里得到了任何内幕消息。那个夏天，贝恩资本和美国设备制造商3Com之间的交易流言到处传，《华尔街日报》都做了报道。他也看到了那篇报道，在和Goffer谈了25分钟之后，他买入了9.42万股，获利了29万美元。
他为此付出了代价。
监狱生活超出了Kimelman的想象。食物难以下咽，暖气关了之后只能裹上报纸取暖，洗澡的时间都要提前申请。头4个月，他被关在一个小隔间，同屋是两个贩卖毒品的非裔美国人。
“如果你没去过那儿，这真的很难解释。他们不会把谋杀犯和一个偶尔吸了大麻的人分开。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2/3的人出来都会再入狱。”Kimelman说。
他的父母住在加州，每6周飞来纽约，带着几个孩子开车到监狱看他。“孩子们就在我面前爬来爬去。这是最难的地方。”
刑满之后，Kimelman开始一点点重建自己的生活。他进了一个朋友的地产投资公司，另一个朋友帮他在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租了个两居室。
这个世界和他入狱之前有一点不一样了。他还投资了一家科罗拉多的大麻创业公司和以太币生意，认为这是未来的趋势。他会认真地說，大麻比饮酒更安全。虽然对于出狱不久的他，这听上去像是危险的言论。
如果说狱中生活有带给他一点回报，就是一叠800页的书稿，它最终成了一本书《Confessions of a Wall Street Insider》，还上了亚马逊的畅销榜。这本书可能是第一个经历危机的人的自白，展现了个人生活是如何被毁掉的。
“你做对冲基金的时候，会和同事或其他人讨论伦理问题吗？”面对这个看似有点可笑的问题。他回忆自己刚从律师转做交易员的时候，别人不愿意雇他，大家都觉得律师总会对问题过度分析，不适合做交易。
“这是个好问题。我的确有过挣扎，你知道，好的交易员不会纠结。他们像机器一样，看到的都是数字，非黑即白。我们会讨论吗？几乎不。你不想让自己的情绪影响交易表现。这个行业就是这样，你让客户赚钱，你就能赚钱，如果赔钱，你什么都得不到。”Kimelman说。
很多人不信任华尔街。就像Kimelman说的，认为它只是为在那里工作的人赚钱的机器。在普通人那里，对冲基金也没有什么好名声。科恩就是一号证据。
《华尔街之狼》展现了金融世界的光怪陆离，但当中核心的一点，就是华尔街和金融机构固有的文化如何影响了身在其中的人的行为。“那当中有夸张的地方，但也并非都是夸张的。1990年至2005年之间，你能做的很多事，如今都不合规。现在是硅谷反倒在经历这些。”Kimelman说。
他在初稿中也写了这些令人瞠目的部分，最终被编辑拿掉了。“赌博、嗑药，给你几十万美元让你把眉毛剃掉，荒唐和离谱到处都是。换到如今，这些人肯定马上被开除。华尔街的文化变了。”
Kimelman认为金融危机唤醒了他。“我意识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可能过去几十年都没想过。我在监狱里也交了一些朋友，我知道这听上去很奇怪。”Kimelman说。
《华尔街之狼》的时代的确早就过去了，但在他看来，金融机构里永远有人从事不当交易，“如果你每周看《纽约邮报》的话，你就看到这个家伙又做了这些。”
在他看来，银行没有什么动力做出改变。“无论奥巴马还是联储，总是在直升机上扔一些钱。没人为此付出代价。这就像是你去拉斯维加斯赌博，喝多了，输了一大笔钱。第二天你走过去说，我昨天喝多了能把我的钱拿回来吗？你觉得不可思议是吗？事实上他们拿回来了。”
银行雇了更多的律师，华尔街人的分红少了，唯一的改变是技术的入侵。他过去做的事情本质上和分析师接近，读数据，做判断，给出买或卖的决定，到后来那些图表和数据都在头脑里。“但现在有Robo-advisor，更有效率、更廉 价。”
2017年年底的最新消息是，被禁两年用他人资本交易后，华尔街最响亮的名字之一科恩将在2018年重回对冲基金业务。只是对冲基金的世界也发生了变化，很多长期存在的对冲基金转为了家族办公室（family office）。
这一次，科恩要和机器人竞争了。
因为美国人很难读出徐幼于这个中文名字，还常念成Yoyo（溜溜球），徐幼于给自己取了英文名Eugune。
和很多人一样，进入华尔街的时候，他就看过迈克尔·刘易斯写的《说谎者的扑克牌》，那本书讲述了他如何凭借交易大厅的两年打拼赚到22.5万美元奖金的过程。这个故事激励了徐幼于在内的很多华尔街的年轻人，但他并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另一本书中的人物。
2005年左右，整个美国房地产市场看上去非常乐观。“政策鼓励杠杆，作为国策，大家都觉得是利好。”但徐幼于渐渐发现所有人都忽略了一点。“整个金融系统的杠杆太高了。当时市场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次贷。”徐幼于对《第一财经周刊》说。“2005年左右一切都已经很贵了，大家还在买，为什么？认为不会垮，或者至少不会在今年和明年发 生。”
当时他作为德意志银行结构产品交易部董事总经理，开始在各种公开场合直言不讳地讲述自己的看法。“各种高风险叠加在一起，都集中在次贷持有者身上”。
徐幼于做了系统研究，写出了详尽报告，并用自己的模型做了一些推演。但他也承认，即便觉得危险，也没有预料到2007年的直线式崩塌。
“最薄弱的环节一旦出问题，会带来多米诺效应，影响非常深远，以至于最终大的银行都坚持不下去。”徐幼于说。
到了2007年2月，徐幼于留意到贝尔斯登的两个对冲基金停止了交易，当时贝尔斯登是次级贷款的主要交易平台之一，他意识到这当中的问题比想象的要大。
他和在雷曼担任高管的朋友讲述了自己的担忧，对方非常气愤，不断地反驳他。“我知道雷曼会出事，但是这么一家百年老店的结尾也是我没想到的。”徐幼于多年之后说。
危机之后，迈克尔·刘易斯想写一本关于次贷危机的书，就去问对冲基金经理Steve Eisman，“你为什么会想到做空次贷？”对方告诉他，“你去找德意志银行的Greg Lippmann（德意志银行结构产品交易部交易员），以及他下面的Eugune Xu。”
而同名电影中，Steve Eisman的名字变成了Mark Baum，Greg Lippmann就是瑞恩·高斯林饰演的Jared Vennett的原型，至于那个中国面孔的数学天才，原型正是徐幼于。
徐幼于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78级，随后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之后又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自1993年进入华尔街以来，他也经历过几次金融危机：1994年经历过一次微弱的房贷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也算平稳度过；1998年、2001年的科技泡沫是大家经常提到的；但2000年对他其实还有一次危机，可移动房屋的市场崩盘引发了几个公司垮台。
但没有一次可以和2007年比较。
徐幼于所在的德意志银行也在操作CDS（信用违约互换）。泡沫破裂之前，他一度也很焦虑如果对方付不出钱会如何。“但又想，就像美国国际集团AIG，它的信用评级是三星，你能想到AIG付不出来钱吗？”
他和几个同事开始游说一些对冲基金做空次贷，其中一些人不以为然。“也可以理解。当你看到大家都往一个方向走的时候，你如果往相反方向走，有可能给踩死。任何一个市场的参与者，他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有各种各样的考虑。”徐幼于说。
不过还是有一些人听进去了，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
最终，德意志银行的房贷抵押债券交易部门卖空了50亿美元左右的次贷债券，而保尔森在次贷危机中赚到40亿美元，也让自己的公司成为当时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但之后十年，他并没能顺应华尔街的变化，投资收益一直下滑。
“保尔森很大胆，认准就会赌上去，但次贷危机之后他几次都没押对。比如他对美国经济一开始非常悲观，认为无法迅速恢复，于是买入大量黄金，认为最后通过通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料到，次贷后通胀很低。”徐幼于说。
在他看来，保尔森对一些事情有独到见解，但不做细致分析。他们曾对次贷进行过讨论。保尔森问他，“房价下跌5%，次贷会损失多少？”徐幼于按照自己建立的模型推算说，“房价上涨为零，次贷会下跌6%至8%，足以让最底层的债券亏损掉。下跌5%的话，次贷则会损失12%至13%。”
“他不听这套。一直说，你是錯的，肯定会亏到20%至30%。”徐幼于说。
房价最终跌了30%。保尔森成为金融危机中的明星。
保尔森也试图找徐幼于去为他工作，但双方在理念上存在差异。2006年，保尔森找到了另一个数学好的中国人Sihan Shu，对方当时还在达特茅斯大学读书，是雷曼兄弟的一个初级分析师。Sihan Shu随之帮助保尔森建立了模型，危机中做空了次贷。
再之后，Shu成为保尔森基金的投资总监，也在2016年建立了自己的基金。徐幼于则在2010年离开了德意志银行，建立了自己的基金LibreMax，目前有一个36人的团队，管理30亿美元。
徐幼于早就预感到，危机发生后，投资银行会被监管得异常严格，“迟早会离开的。中国有句话，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还挺适合形容金融业的。十年以来最大的变化就是，你现在到投资银行去看，风控部门异常庞大。以前是一个人管三个交易员，现在三个人管一个交易员。”
下一次危机的薄弱环节在哪里，他也不知道。“肯定不是房贷。如今的住房贷款，和2004年不可同日而语，只是当时的一个零头。”
电影《大空头》在2016年上映的时候，徐幼于也受维亚康姆的邀请去观看首映式。可能出于中国人数学好英文差的传统想象，片方介绍徐幼于的时候说，“他不讲英文”。实际上，他的英文非常流利。 ##一个交易心理学家见证的十年
在心理学家Brett Steenbarger看来，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交易员。一种在寻找普世的模式和交易关系，让它一直运行。另一种则会寻找动态中的稳定，让模式和关系去适应它。
他认为，前者像是枝繁叶茂的大树，会被狂风吹倒，后者则像竹子和柳树，更经得起动荡。对于前者，成功交易的关键是保持稳定的心理状态，后者则要灵活，有创造力，善于适应环境变化。
Brett Steenbarger就像是美剧《亿万》中的Wendy Rhoades—他们为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和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员工提供心理辅导，令其表现出众。或者你也可以称他们为“交易心理学家”。
Steenbarger对于交易最早的认知来自他的祖父。小的时候，祖父就和他分享过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的故事。到了中学，有项作业是找一个职业做访谈，他就选择了股票交易员。他在1970年代成为一个期货交易员，获得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后，他又先后在雪城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医学院等任教。
2003年，他开始为交易员做心理治疗，随之出版了第一本书《交易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Trading）。也是通过这本书，芝加哥的一家交易公司从2004年开始聘请他做全职的交易教练（trading coach）。从那会开始，他坚持写博客TraderFeed，如今这个博客已经成为关于交易和市场心理学方面内容最丰富的网站，更新频率非常高。
Brett Steenbarger真正开始从事“交易心理学家”这份职业，正是在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
2007年开始，Steenbarger的客户名单中多了一些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随着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陷入泥潭，他们都在寻求像Steenbarger这样的人的帮助。
不难想象，当时华尔街上的交易员和基金经理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以前大家只会担心失去某个工作机会，当时担忧的则是自己的职业生涯要结束了，因为招人的公司一下子少了。这种高压，直接影响到他们在股票和基金上持续损失。”Steenbarger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时光。
在Steenbarger以往的经验中，一旦交易员的情绪一直处于恐惧、沮丧，即便是兴奋，都会基于一些肤浅准则做出冲动性决策。“特别在亏钱的时候，非常危险。它会将交易行为转化为一种‘复仇’模式，从而形成恶性循环。”Steenbarger说。
危机期间，这非常常见，《监守自盗》或《大空头》中随处可见这样的案例。错失一次机会，交易员的肾上腺素水平通常就会降低，无论账户中还剩多少。
有些时候，Steenbarger有点像传统的心理医生，一对一地和对方讨论，无论是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问题，还是交易上的困扰。更多的时间，他则像个集训教练，在交易大厅里徘徊，和交易员们交流，不断观察他们的情况。
“我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平复危机中的情绪，让他们尽可能集中精力，做出适当的决策，最好能在危机中找到机会。”Steenbarger说。“成功的交易员就像狙击手。当瞄准目标的时候，狙击手的心率会放缓，身体接近静止，只有那些业余选手才会表现得过度兴奋，受情绪的摆布。”
局面的急转直下超乎预计。此前几年，整个金融市场处于高速增长的牛市当中，这让很多人进入一种“过度自信”的状态。危机发生后，很多基金经理会找到Steenbarger，“我之前的交易都非常成功，但现在不再自信了，你能不能帮我找回自信？”對于这样的问题，即便是见过无数交易员的Steenbarger，也很难给出简单的答案。
现在那场危机已经过去了十年。十年之间，金融环境再次发生了巨大变化。
股指一再攀升，经济远未有危机的迹象，如今的交易员和投资者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各国货币政策的可能转向？地缘政治冲突的潜在影响？还是华盛顿无休止的大戏？
在Steenbarger看来，虽然交易员们都会讨论这些话题，但当中最关心的是市场的波动性越来越弱，以及，技术替代了部分过去人工做的工作。这令一些交易员也失去了传统的判断优势。一些金融机构开始裁员，但不再是出于危机，而是源于技术的冲击。
“的确如此，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交易员对他们职业的未来如此悲观。是的，这会让人想起1980年代早期股市跌落以及2008年市场崩盘的时候，但现在不一样。”Steenbarger说。“他们会不断问我还有没有未来。”
Steenbarger当然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亿万》有很多夸张的地方，但当中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些年来，整个金融业的确不仅变得更为男人主导（manly），也更加极客化（geeky）了。”Steenbarger说。
他的工作不仅仅是提升金融从业者的表现，更重要的，则是帮助金融机构为未来招到合适的人。他看到趋势越来也明显，专业的交易员越来越多地将量化研究融入原有的交易方式，从建立纳入宏观数据的经济模型，到运用机器学习技能来指导交易。
摩根大通分析师Marko Kolanovic估计，如今美国只有10%的股市交易由拥有自由决定权的交易员操作，其余则由各种基于规则的自动投资系统操作，无论是交易所交易基金（ETF）还是计算机化的高速交易程序。
在最新的著作《交易心理2.0》当中，Steenbarger也提出，如今谈论交易心理，远远不止于像过去一样对情绪的掌控。“最好的交易员，他们会通过长期培养出的创造力，拥有看待市场的独特角度，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机会，也会得到额外回报。” “那些出色的交易员，如今会观察不同时区的机会。”Steenbarger发现，一些交易员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招聘一些刚入行的、和自己技能不同的人。“最好的交易员也成为最好的管理者。这在以往也是不存在的。”
像Steenbarger这样的人如今并不容易找到。那些自认为精通心理学的人并不能理解交易的真正本质，懂得交易原理的人又不一定擅长心理学。
Ari Kiev曾是当中最知名的一个，他一度为知名的对冲基金SAC Capital工作，也是《亿万》中Wendy Rhoades的原型之一。但他已经去世了。Steenbarger是如今最有影响的一位。由于签署了保密协议，他无法告知服务的客户名字，只是透露这些客户管理的资产都在是百亿美元以上。
如今，Brett Steenbarger要定期到客户那里工作，撰写他的博客和专栏。每年临近年底，则是他最忙碌的时候。“交易员的业绩都按年来看的，他们想趁最后一刻赚到更多的钱。”Steenbarger说。“我得帮助他们。”
距离Steenbarger最早进入金融领域，已经过去了35年。他清楚地记得每一次危机的开始和结束。1982年8月，股票市场结束了一个漫长的熊市，进入牛市周期，但交易员们依然停留在低迷的情绪中，市场恢复得很慢。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之前的7年，实际上是所有日内交易员（Day Trader）最好的机会。那现在的机会会是那些加密货币吗？
“市场周期就像是雪花，结构相似，但每个都不一样。”Steenbarger说。
Steenbarger依然相信，有经验和实力的交易员是有价值的。“如果融入完善的技术框架，这个价值会放大。变动市场中，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刻犯错。伟大的交易员和失败者的区别在于，他们会错多久。”
##一个对冲基金经理的自白
Michael Kimelman是个温和安静的人，眼神总带有一些感伤。坐在他面前，你很难想象这个人曾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监狱里渡过了21个月。
罪名是内幕交易。
Michael Kimelman今年46岁。他最初是知名律师事务所Sullivan & Cromwell的一名并购律师，因为厌倦了每周工作100个小时的生活，转行进了华尔街，薪水也跟着翻了几倍。几年之后，他还有了自己的对冲基金。但在任何意义上，他都算不上华尔街的风云人物。
可能特别的是，在数十名因为金融危机中被指控的人中，Kimelman是唯一服刑的人，而且还被吊销了从业执照。当然，他的对冲基金也关掉了，太太也离开了他。
Kimelman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他的罪名和金融危机并不直接相关，但是赶上了“占领华尔街”蜂拥而至的舆论压力。更不幸的是，他撞上了时任纽约南区法院法官Preet Bharara的上任。Bharara把自己的焦点放在了这些对冲基金经理身上。
“如果早三年或晚三年，或者换个法官，我都不会入狱。毫无可能。”Kimelman说。
2008年危机泡沫破裂后，一个名叫Zvi Goffer的人协助Kimelman建立了对冲基金公司Incremental Capital，他们随后也有往来，Kimelman也常从他那里听到一些消息。不过，危险的Zvi Goffer和科恩的SAC Capital有诸多联系，后者是监管部门长期追踪的对象。
SAC资本最终在2013年支付了18亿美元的罚款，科恩本人则逃过了刑事诉讼。这是继1980年代末“股票套利之王”Ivan Boesky被判以来华尔街最大的内幕交易丑闻，对科恩及为它提供便利的高盛等投行而言都极不光彩。
Kimelman不幸卷入了其中，虽然没有明确证据证明他从Goffer那里得到了任何内幕消息。那个夏天，贝恩资本和美国设备制造商3Com之间的交易流言到处传，《华尔街日报》都做了报道。他也看到了那篇报道，在和Goffer谈了25分钟之后，他买入了9.42万股，获利了29万美元。
他为此付出了代价。
监狱生活超出了Kimelman的想象。食物难以下咽，暖气关了之后只能裹上报纸取暖，洗澡的时间都要提前申请。头4个月，他被关在一个小隔间，同屋是两个贩卖毒品的非裔美国人。
“如果你没去过那儿，这真的很难解释。他们不会把谋杀犯和一个偶尔吸了大麻的人分开。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2/3的人出来都会再入狱。”Kimelman说。
他的父母住在加州，每6周飞来纽约，带着几个孩子开车到监狱看他。“孩子们就在我面前爬来爬去。这是最难的地方。”
刑满之后，Kimelman开始一点点重建自己的生活。他进了一个朋友的地产投资公司，另一个朋友帮他在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租了个两居室。
这个世界和他入狱之前有一点不一样了。他还投资了一家科罗拉多的大麻创业公司和以太币生意，认为这是未来的趋势。他会认真地說，大麻比饮酒更安全。虽然对于出狱不久的他，这听上去像是危险的言论。
如果说狱中生活有带给他一点回报，就是一叠800页的书稿，它最终成了一本书《Confessions of a Wall Street Insider》，还上了亚马逊的畅销榜。这本书可能是第一个经历危机的人的自白，展现了个人生活是如何被毁掉的。
“你做对冲基金的时候，会和同事或其他人讨论伦理问题吗？”面对这个看似有点可笑的问题。他回忆自己刚从律师转做交易员的时候，别人不愿意雇他，大家都觉得律师总会对问题过度分析，不适合做交易。
“这是个好问题。我的确有过挣扎，你知道，好的交易员不会纠结。他们像机器一样，看到的都是数字，非黑即白。我们会讨论吗？几乎不。你不想让自己的情绪影响交易表现。这个行业就是这样，你让客户赚钱，你就能赚钱，如果赔钱，你什么都得不到。”Kimelman说。
很多人不信任华尔街。就像Kimelman说的，认为它只是为在那里工作的人赚钱的机器。在普通人那里，对冲基金也没有什么好名声。科恩就是一号证据。
《华尔街之狼》展现了金融世界的光怪陆离，但当中核心的一点，就是华尔街和金融机构固有的文化如何影响了身在其中的人的行为。“那当中有夸张的地方，但也并非都是夸张的。1990年至2005年之间，你能做的很多事，如今都不合规。现在是硅谷反倒在经历这些。”Kimelman说。
他在初稿中也写了这些令人瞠目的部分，最终被编辑拿掉了。“赌博、嗑药，给你几十万美元让你把眉毛剃掉，荒唐和离谱到处都是。换到如今，这些人肯定马上被开除。华尔街的文化变了。”
Kimelman认为金融危机唤醒了他。“我意识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可能过去几十年都没想过。我在监狱里也交了一些朋友，我知道这听上去很奇怪。”Kimelman说。
《华尔街之狼》的时代的确早就过去了，但在他看来，金融机构里永远有人从事不当交易，“如果你每周看《纽约邮报》的话，你就看到这个家伙又做了这些。”
在他看来，银行没有什么动力做出改变。“无论奥巴马还是联储，总是在直升机上扔一些钱。没人为此付出代价。这就像是你去拉斯维加斯赌博，喝多了，输了一大笔钱。第二天你走过去说，我昨天喝多了能把我的钱拿回来吗？你觉得不可思议是吗？事实上他们拿回来了。”
银行雇了更多的律师，华尔街人的分红少了，唯一的改变是技术的入侵。他过去做的事情本质上和分析师接近，读数据，做判断，给出买或卖的决定，到后来那些图表和数据都在头脑里。“但现在有Robo-advisor，更有效率、更廉 价。”
2017年年底的最新消息是，被禁两年用他人资本交易后，华尔街最响亮的名字之一科恩将在2018年重回对冲基金业务。只是对冲基金的世界也发生了变化，很多长期存在的对冲基金转为了家族办公室（family office）。
这一次，科恩要和机器人竞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