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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位老人头上有着太多令人肃然起敬的“光环”：医学泰斗，外科之父，器官移植鼻祖……这位老人就是裘法祖。
为母苦读医学
1914年12月6日，裘法祖出生于杭州西子湖畔，其父亲曾是清朝的秀才。裘法祖在7个兄妹中排行最小。聪明勤奋的他，18岁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预科，学习两年德语。
1933年春天的一个傍晚，裘法祖的母亲突然腹内剧痛，呻吟不止，医生、郎中都束手无策。不久，母亲就痛苦地离开了人世。裘法祖含悲查阅西医书籍，发现母亲竟是死于阑尾炎。在国外，这种病只需要做个十几分钟的手术就能解决问题。
裘法祖立志要做一名医生，解除千万个母亲的病痛。
他怀着“医学救国”的理想刻苦攻读。课余时间全都在图书馆里度过，同学们戏称为“图书馆长”。医科前期结业考试，成绩斐然，解剖学获得满分。坚实的解剖知识，为他从事外科临床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6年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前期结业后，靠两个姐姐的资助，裘法祖西渡德国，就读于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由于学习成绩优良，连年获得奖学金。在学习期间，他一度与家庭失去联系，仅靠奖学金维持极为俭朴的生活。1939年通过德国严格的国家考试和论文答辩，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随即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所属许华平医院任外科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阑尾炎”，成了他今生难忘的一个心结。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读预科、到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留学、在德国施瓦本医院担任外科医师，他最先学会的、做得最多的手术，都是阑尾炎。
1941年。德国。裘法祖开始他行医的第三例阑尾炎手术。病人是一位中年妇女，术后第五天，这位病人突然死去。尽管尸体解剖没有发现手术有什么问题，可导师的一句话让裘法祖记了一辈子。导师说：“裘，这是一个四个孩子的母亲。”
从此，在裘法祖操起手术刀那一刻，他都会想到自己的母亲。
而在他眼里，每一个病人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大家庭里的母亲、父亲和亲人。
中国的辛德勒
1945年，盟军加剧了对德国的轰炸与进攻。在德国的达豪镇、慕尼黑、兰德斯堡三座城市形成的三角形区域内，有一座叫达豪的集中营，这个集中营里发生的罪行，曾震撼了后来攻入的美军部队。当时，纳粹党卫军获知美军正在慕尼黑周边活动，便强令达豪集中营的6000多名囚犯离开此地，前往南部，徒步穿行施塔恩贝格、沃尔夫拉茨豪森、柯尼希斯多夫和巴特特尔茨。在行进过程中，不少人因为无法继续前行而死于毒打或被击毙。
巴特特尔茨位于德国南部，是一座温泉疗养胜地，当时已获得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裘法祖正在这里的备用医院救死扶伤。他还清楚地记得，1945年4月的一天，他在手术室里正准备为病人动手术，一名护士跑进来大声喊道，外面躺着好多集中营里的犯人。对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早有耳闻的裘法祖，连手术帽都没摘就跟着跑了出去。在大街的一角，大约有40多名病弱交加、衣衫褴褛的囚犯戴着镣铐蹲在地上，他们实在走不动了，党卫军们站在那里，喝斥着让他们站起来。
他们已经动弹不得了，裘法祖回忆说，这些囚犯都得了伤寒。“让我把他们带走。”他鼓足了勇气，大声地对那些军官们说道。“初生牛犊不怕虎。”裘法祖对自己那一刻的大胆这样解释道。
裘法祖从纳粹党卫军手中接收了这40多名囚犯，在几名女医生、护士帮助下，裘法祖他们一起把犹太囚犯们安置到了地下室里。在大家的精心护理下，囚犯们的生命得以保全，比起因生病而被枪毙的囚犯，他们真算是幸运的了。
当时裘法祖曾和他的同事贝莱茵、茹厄夫等人立下了“君子协定”，他们誓将这件事永远隐瞒下去。然而生者总是知恩的，获救的犹太人“泄露”了裘老当年的奋勇与无私救助。 198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联邦德国驻华大使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冯·魏茨泽克，向裘法祖颁发了联邦德国大十字功勋勋章，这是德国设立十字勋章以来，第一次将这一殊荣颁给了一位亚洲人。
70年的医术传奇
1946年10月，裘法祖携妻儿乘船回中国。后来，当人谈起他放弃在德国稳定的职业生涯、毅然回到祖国母亲怀抱这件事。裘法祖回答得很“粗俗”：“我们的鼻子总是塌的，我们面孔总是黄的。只有在中国，我们才是主人。”
裘法祖一回国，在中国外科水平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开展了一系列当时风险较大、较复杂的手术。由于才华出众，1949年即被推选接任我国外科界前辈黄家驷的上海外科学会长之职。并于1948年创办了国内第一本医学科普刊物《大众医学》。1952年裘法祖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并任顾问，在长春军医大学救治志愿军伤员。
1956年，裘法祖随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迁到武汉后，长期担任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现武汉同济医院）外科主任、教授，1993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裘法祖的足迹遍布洪湖、阳新、蔡甸和汉南等曾经的血吸虫疫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自己动手——用木板搭建手术台，用蚊帐为手术台遮灰，用笼屉消毒手术器械和敷料；在没有麻醉和血源的条件下，积极开展脾切除手术挽救病人生命。这可是在城市大医院都属于高难的手术啊，裘法祖怀着一颗仁爱之心，把它们带到了偏远的乡村。
三十年前，裘教授还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一个姓袁的小孩患胆管畸形，当时有些医院就不给他看，后来裘教授收了，给他了胆管畸形的矫形手术，把病治好了。病人的家属为了感谢裘教授，给孩子改了一个名字，裘党生。裘教授姓裘，党嘛是共产党，感谢裘教授，给他的再次生命。
裘氏手术刀法如神，被誉为中国外科的一把“宝刀”，有同事称赞“他要划破两张纸，下面的第三张纸一定完好。”
在外科手术方面，裘法祖改进的手术操作不少于20种。华中科大同济医学院的前任校长吴在德曾谈起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父亲在被送到急诊室时就已死了，他的儿子硬是不相信医生的诊断。在天亮时，他用车子把父亲推到了裘法祖家楼下，非要请他下来看看父亲是不是真的死了。裘法祖一路小跑下来确诊，看完后说人的确死掉了，你赶快送走吧。这人才肯离去。“这是别人对他医术的信任。”吴在德说。
裘法祖对病人极其负责。裘法祖的学生吴孟超院士曾见过这样一幕：裘法祖趴在病床边观察病人的小便流量。
有一次一个病人，在武汉市第二人民医院，他早上起来生炉子的时候一下子肚子痛，肚子痛就昏迷了。到医院内科医生说，这是急性肝炎。后来请裘老去了，裘老说不是急性肝炎是胰腺炎。检查的时候裘老问了他一句话，这里痛不痛啊，我的手是不是很冷啊。后来这个病人抢救过来了。至今这个病人还记得裘老这句话，问他手是不是很冷，就是这个小动作，让他深受感动。
裘法祖曾接待一老妇来诊，病人言说她肚子非常不适已有很长时间，问过病情后，裘法祖让其躺下，又仔细按摸检查她的腹部。检查后她紧紧握住裘法祖的手，久久不放，说：“你真是一个好医生。我去了六七家医院，从来没有一个医生按摸过我的肚子检查。”
上世纪50年代，他开创了我国晚期血吸虫病外科治疗，为上百万患者开辟生命之路；70年代，他主持门静脉高压外科治疗，手术时间缩短３小时，治愈率提高到８０％以上，这一成果获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８０年代，他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器官移植机构，率先开展器官移植研究。他主持的肝移植至今保持“手术例数最多”和“存活时间最长”两项全国纪录。
他改进的胃大部切除手术，胃肠吻合前先缝扎胃黏膜下层血管，使手术后吻合口出血大为减少；改变国外切除胃体积80％以上的老规则，切除部分仅稍稍超过50％，术后病人不会发生小胃症状，溃疡又不会复发，远期效果令人满意。
近70年的医学生涯，技术上的千锤百炼和丰富的经验累积，造就了“不多开一刀，不少缝一针”的“裘式刀法”。同济医院骨科专家罗永湘说，裘老术前准备认真仔细，术中一丝不苟。整个手术干净利索，一场手术下来，几乎没有废动作，体现了极强的手术驾驭能力。
2004年，湖北省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医学家”称号。而在他看来，200`年中国医学基金会医德风范终身奖才是他的最高成就。
“裘氏刀法”代代有传人。
裘法祖说：“只有弟子做得更好，科学家才是成功的。”长期以来，他诲人不倦，为我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医学人才。
裘法祖是临床医学家，可他大半精力花在了医学教育上。在担任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医学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２２年中，他主持编写了以五年制医学教材为主体的５０多种医学教材。我国现在的外科医学主流教材，都是他一手策划和组织编写的。
裘法祖要求外科医生要“会做、会讲、会写”。不仅要会做手术，还要著书立说，总结经验，给后人留下财富。如今，“三会”已成为卫生部培养临床博士研究生的标准之一。
“医生一个错误，病人却要为之付出一生的代价。”裘老对学生很严厉。同济医院院长陈安民回忆当年裘老带学生的情景说：“裘老查房时，我们这些负责主诉病情的年轻医生最紧张了。如果对病人病情了解不准，回答不出问题，裘老一定会狠狠批评。”
更多的时候，裘老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每次手术前后，他一定要亲自清点每一件手术器械、每一块纱布。从医69年，施行手术无数，未错一刀。他的手术台被认为是最安全的手术台。
每天晚上八点，裘法祖在照料好身体欠佳的夫人后，总是准时走进书房，埋头读书、写作，直到第二天一两点钟。这样的习惯坚持了几十年，一直到去世前一天。
他教育医生要惜时，要抓紧时间学习。他说：“要知道一分钟的价值，就去问赶火车的人；要知道一秒钟的价值，就去问那些出交通事故的人；要知道千分之一秒的价值，就去问奥运会的亚军。”
他严谨求实，做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副院长刘志苏的博士论文是裘法祖评审的。他回忆说，他把论文拿回来时吃了一惊，厚厚一本论文，每页都有裘老的字迹，甚至标点符号都一一改过。
即使在“文革”期间被派去做卫生员，他也是认认真真把医用辅料整理好，准时送到门诊。主编《黄家驷外科学》第六版时，800万字的一部书稿，每一篇，每一页，每一个标点他都认真看过。
“自编完那部书后，裘教授累得直不起腰，从此再没直起过。”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主席、同济医院教授陈孝平说。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至今，裘法祖已培养出三代学术带头人，仅在同济医院，经裘老培养起来的副教授以上的医学人才就有50多位。国内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首创断手再植术成功者之一钱允庆、器官移植专家夏穗生都是他的得意门生。
被誉为“破译了肝胆密码”的吴孟超院士说：“裘老是我永远的恩师。”吴孟超院士在当学生的时候，就非常认真地学习了“裘氏刀法”。1975年，安徽一个农民肚子鼓得像十月怀胎的孕妇，没人敢手术。吴孟超亲自主刀，为病人切下了重达18公斤的巨大血管瘤。至今，这个重量保持着世界纪录，病人还活着。裘法祖说：“这么难的手术，当时我自己也做不了，他远远超过了我。我非常自豪。”
2005年，吴孟超亲手从胡锦涛总书记手中接过我国最高科技奖桂冠。那一天，年过九旬的裘法祖在武汉得知消息后兴奋不已，裘法祖说：他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体外培育牛黄”曾获中国科技大奖。获奖公示时，排名第一的是裘法祖的学生蔡红娇。“院士怎么排在学生后面？”不少人提出疑问。“当然应该她在前面。成果是蔡教授花十几年心血完成的，我只是对她有些支持。凭什么名气大些就排第一？”裘教授回应。蔡红娇则坦言：“没有裘教授的指导和帮助，我完不成这个课题。”
“裘老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中国医师奖得主张应天回忆恩师时说：“我常在讨论学术时提出跟裘老不同的观点，裘老从没因此批评我。他是个很包容的人，鼓励我们提出不同观点。”
青年医生申威说，全国医学生都读裘老的教材，都是他的学生。
就是这样一位医学泰斗，裘法祖却一直虚怀若谷，淡泊名利。他住的一套５５平方米的房子５０多年一直没挪动过。直到前几年学校极力要求，将隔壁房子打通，房子才大了一些。有关领导曾多次请他搬到大一些的房子里住，他说：“子女都不在身边，不需要那么大房子，够住了就很好。”
他不同意被人称为“外科之父”，他说：“中国外科学是好多人一起建立的，好多人的贡献比我大。”
他经常说：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他说自己的幸福秘诀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餐温饱，四大皆空……
2004年，他把自己140多万元的科研奖金全部捐献出来，设立普通外科青年医生奖励基金。
传奇的异国绝恋
裘法祖与夫人裘罗懿邂逅于浪漫的慕尼黑大学校园。1945年两人结为夫妇。
裘罗懿原名叫罗尼·科尼希，出生在德国伊莎河畔一个工程师家庭，裘老在德国认识她的时候，她才18岁。为了丈夫的事业抛弃了舒适的生活，裘罗懿离开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来到中国。
60多年来，裘罗懿给予了裘法祖最大的支持和安慰。1951年，裘法祖以外科医生的身份参加了抗美援朝，1954年至1958年还同时担任上海和武汉的外科教授，每个星期都要往返两地给学生上课。裘夫人在那段日子经常是一个人，她很少能见到丈夫，在家要照看3个小孩。她不仅给孩子们一个幸福的家庭，同时还陪伴丈夫走过事业的每一步。1958年，经周恩来总理的批准，罗懿成为了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德国人。
1979年，裘法祖夫妇到德国去访问的时候，慕尼黑市长在接待宴会上说：“裘夫人，您为中德友好工作做了很多贡献。我们愿意恢复您德国国籍，您可有双重国籍而便于工作。”但裘夫人说：“我非常感谢议长的关心。我在中国生活得很好，很愉快，谢谢大家！”她至今只有中国国籍。
多少年来，每当丈夫外出，裘夫人都会在窗口看着丈夫远去。裘法祖曾说他们的婚姻是全世界最美满的婚姻。几十年了，夫妻两人住在这50平方米的房子里，而这间整洁的小屋子总是洋溢着欢乐，和谐的气氛。裘夫人教会了3个孩子弹钢琴、拉小提琴，家里还时常举办家庭音乐会。
裘法祖是幽默浪漫的，裘法祖从病房下班归来，走近楼下就吹口哨，而“妈妈”裘罗懿一听到“暗号”，就会欢喜地从屋里扑到窗口去，扔出一个橘子或苹果向“窗外的那个他”打去。后来，裘罗懿身体不便，她也会站在窗口目送着丈夫来来去去。
裘法祖是温情细致的。下班回家，裘法祖首先要陪妻子看新闻联播，并从旁翻译……临睡前，两人手牵着手，一同欣赏古典乐曲：肖邦、柴可夫斯基、贝多芬……待妻子在优美的音乐中渐生睡意，裘法祖帮着妻子盥洗就寝完毕。到这时，裘法祖书房的灯才亮起。
裘法祖生前，每晚都要帮体弱多病的夫人洗漱、照顾其休息后才开始工作，学生们都知道恩师的情况，所以晚上九点以前从来不会给他打电话，只怕打扰到裘老照顾夫人，裘法祖曾说：“几十年来，她给我的帮助和支持太大了。我所能补偿的就是出门后早点回家，陪她看电视，一起听听音乐。”
“如果有下辈子，我们还做夫妻。因为老太太只爱我一人，我也只爱她一人。”裘法祖曾说：“我叫她‘妈妈’，她叫我‘小老头’。她在教育孩子上很成功，两子一女都读了博士，所以我叫她‘妈妈’。而在她心目中，八九十岁已经是老头子了，可又不愿意把我叫老了，她认为我还年轻，所以就叫我‘小老头’。
面对死亡，裘老曾坦言，“我们两个谈过一次话，哪个先走，她先走还行。如果我先走，留下她一个人怎么办？她走了，我也就跟着去了。”如今，裘老驾鹤西游，裘夫人此情此爱更与谁人说！
一息尚存工作不止
2008年5月24日，四川地震伤员转诊来武汉同济医院，９４岁的裘老主动请缨，担任医疗专家组顾问。当天中午，伤员住进“爱心病房”不到10分钟，他就拄着拐杖赶到病房查房，参加会诊。
6月7日，裘法祖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分析地震伤员救治情况，指出现代外科分科过细，很多专科医生不具备全面救治常识。普外科医生必须懂得心肺复苏、颅脑外伤救治等全面知识，才能更有效救治伤病员。去世前几天，还这样为完善我国外科学建言献策。
“做一名好医生一定要有仁爱之心，医学要有人的温度，要温暖病人。”“医生是做人的工作，要先交朋友，后做手术。”陈安民回忆毕业当年做医生时，裘老带着他们查房，来到骨科一位病情特殊的患者床前，他不仅问病情，还问病人家庭情况。
裘老对病人极端负责。他要求，外科医生在给病人开刀后的当天晚上，一定要去病房查看。他说：“不去看看病人，回去后能睡得着觉吗？”而由此创立的一天早、中、晚三次查房制度，也在同济医院外科一直沿袭下来，无论多晚，医生一定要到病房探视手术后的病人。
他要求医生尽可能减少病人的苦痛，提高术后生活质量。“能不开刀就不开刀，能开小刀就不开大刀”。四川地震伤员在同济医院治疗，截肢必须征得他同意。
裘法祖要求医生兢兢业业、谨慎细致对待每位病人。他说：“医生治病，是将病人一个一个背过河去的。一个病人愿意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让医生在他肚子上划一刀，对医生是多大的信任啊。这种以生命相托的信任，理应赢得医生亲人般的赤诚。”
医学界人士都知道，裘法祖会诊从不收费。90多岁高龄，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一个电话过来，风雨无阻，马上就走，看完病直接回家。谁要给会诊费，他就会生气、发火。
一息尚存，工作不止。直到去世前一天的6月13日，他还在为他写的文章修改的一个字，翻阅多本专著后确定，上午交给出版社稿件，下午还垂询改得是否合理。
大医、大师、大爱！他不骄不矜，平淡自然，用一生诠释了爱的含义。他的科学态度、技术特色、道德情操和人格风范影响了几代人。
爱母亲，爱爱人，爱后辈，爱病人，爱国家……今天，带着爱，他去远行；带着爱，他将永生。
摘自《楚天都市报》《荆楚网》等
为母苦读医学
1914年12月6日，裘法祖出生于杭州西子湖畔，其父亲曾是清朝的秀才。裘法祖在7个兄妹中排行最小。聪明勤奋的他，18岁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预科，学习两年德语。
1933年春天的一个傍晚，裘法祖的母亲突然腹内剧痛，呻吟不止，医生、郎中都束手无策。不久，母亲就痛苦地离开了人世。裘法祖含悲查阅西医书籍，发现母亲竟是死于阑尾炎。在国外，这种病只需要做个十几分钟的手术就能解决问题。
裘法祖立志要做一名医生，解除千万个母亲的病痛。
他怀着“医学救国”的理想刻苦攻读。课余时间全都在图书馆里度过，同学们戏称为“图书馆长”。医科前期结业考试，成绩斐然，解剖学获得满分。坚实的解剖知识，为他从事外科临床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6年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前期结业后，靠两个姐姐的资助，裘法祖西渡德国，就读于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由于学习成绩优良，连年获得奖学金。在学习期间，他一度与家庭失去联系，仅靠奖学金维持极为俭朴的生活。1939年通过德国严格的国家考试和论文答辩，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随即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所属许华平医院任外科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阑尾炎”，成了他今生难忘的一个心结。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读预科、到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留学、在德国施瓦本医院担任外科医师，他最先学会的、做得最多的手术，都是阑尾炎。
1941年。德国。裘法祖开始他行医的第三例阑尾炎手术。病人是一位中年妇女，术后第五天，这位病人突然死去。尽管尸体解剖没有发现手术有什么问题，可导师的一句话让裘法祖记了一辈子。导师说：“裘，这是一个四个孩子的母亲。”
从此，在裘法祖操起手术刀那一刻，他都会想到自己的母亲。
而在他眼里，每一个病人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大家庭里的母亲、父亲和亲人。
中国的辛德勒
1945年，盟军加剧了对德国的轰炸与进攻。在德国的达豪镇、慕尼黑、兰德斯堡三座城市形成的三角形区域内，有一座叫达豪的集中营，这个集中营里发生的罪行，曾震撼了后来攻入的美军部队。当时，纳粹党卫军获知美军正在慕尼黑周边活动，便强令达豪集中营的6000多名囚犯离开此地，前往南部，徒步穿行施塔恩贝格、沃尔夫拉茨豪森、柯尼希斯多夫和巴特特尔茨。在行进过程中，不少人因为无法继续前行而死于毒打或被击毙。
巴特特尔茨位于德国南部，是一座温泉疗养胜地，当时已获得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裘法祖正在这里的备用医院救死扶伤。他还清楚地记得，1945年4月的一天，他在手术室里正准备为病人动手术，一名护士跑进来大声喊道，外面躺着好多集中营里的犯人。对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早有耳闻的裘法祖，连手术帽都没摘就跟着跑了出去。在大街的一角，大约有40多名病弱交加、衣衫褴褛的囚犯戴着镣铐蹲在地上，他们实在走不动了，党卫军们站在那里，喝斥着让他们站起来。
他们已经动弹不得了，裘法祖回忆说，这些囚犯都得了伤寒。“让我把他们带走。”他鼓足了勇气，大声地对那些军官们说道。“初生牛犊不怕虎。”裘法祖对自己那一刻的大胆这样解释道。
裘法祖从纳粹党卫军手中接收了这40多名囚犯，在几名女医生、护士帮助下，裘法祖他们一起把犹太囚犯们安置到了地下室里。在大家的精心护理下，囚犯们的生命得以保全，比起因生病而被枪毙的囚犯，他们真算是幸运的了。
当时裘法祖曾和他的同事贝莱茵、茹厄夫等人立下了“君子协定”，他们誓将这件事永远隐瞒下去。然而生者总是知恩的，获救的犹太人“泄露”了裘老当年的奋勇与无私救助。 198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联邦德国驻华大使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冯·魏茨泽克，向裘法祖颁发了联邦德国大十字功勋勋章，这是德国设立十字勋章以来，第一次将这一殊荣颁给了一位亚洲人。
70年的医术传奇
1946年10月，裘法祖携妻儿乘船回中国。后来，当人谈起他放弃在德国稳定的职业生涯、毅然回到祖国母亲怀抱这件事。裘法祖回答得很“粗俗”：“我们的鼻子总是塌的，我们面孔总是黄的。只有在中国，我们才是主人。”
裘法祖一回国，在中国外科水平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开展了一系列当时风险较大、较复杂的手术。由于才华出众，1949年即被推选接任我国外科界前辈黄家驷的上海外科学会长之职。并于1948年创办了国内第一本医学科普刊物《大众医学》。1952年裘法祖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并任顾问，在长春军医大学救治志愿军伤员。
1956年，裘法祖随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迁到武汉后，长期担任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现武汉同济医院）外科主任、教授，1993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裘法祖的足迹遍布洪湖、阳新、蔡甸和汉南等曾经的血吸虫疫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自己动手——用木板搭建手术台，用蚊帐为手术台遮灰，用笼屉消毒手术器械和敷料；在没有麻醉和血源的条件下，积极开展脾切除手术挽救病人生命。这可是在城市大医院都属于高难的手术啊，裘法祖怀着一颗仁爱之心，把它们带到了偏远的乡村。
三十年前，裘教授还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一个姓袁的小孩患胆管畸形，当时有些医院就不给他看，后来裘教授收了，给他了胆管畸形的矫形手术，把病治好了。病人的家属为了感谢裘教授，给孩子改了一个名字，裘党生。裘教授姓裘，党嘛是共产党，感谢裘教授，给他的再次生命。
裘氏手术刀法如神，被誉为中国外科的一把“宝刀”，有同事称赞“他要划破两张纸，下面的第三张纸一定完好。”
在外科手术方面，裘法祖改进的手术操作不少于20种。华中科大同济医学院的前任校长吴在德曾谈起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父亲在被送到急诊室时就已死了，他的儿子硬是不相信医生的诊断。在天亮时，他用车子把父亲推到了裘法祖家楼下，非要请他下来看看父亲是不是真的死了。裘法祖一路小跑下来确诊，看完后说人的确死掉了，你赶快送走吧。这人才肯离去。“这是别人对他医术的信任。”吴在德说。
裘法祖对病人极其负责。裘法祖的学生吴孟超院士曾见过这样一幕：裘法祖趴在病床边观察病人的小便流量。
有一次一个病人，在武汉市第二人民医院，他早上起来生炉子的时候一下子肚子痛，肚子痛就昏迷了。到医院内科医生说，这是急性肝炎。后来请裘老去了，裘老说不是急性肝炎是胰腺炎。检查的时候裘老问了他一句话，这里痛不痛啊，我的手是不是很冷啊。后来这个病人抢救过来了。至今这个病人还记得裘老这句话，问他手是不是很冷，就是这个小动作，让他深受感动。
裘法祖曾接待一老妇来诊，病人言说她肚子非常不适已有很长时间，问过病情后，裘法祖让其躺下，又仔细按摸检查她的腹部。检查后她紧紧握住裘法祖的手，久久不放，说：“你真是一个好医生。我去了六七家医院，从来没有一个医生按摸过我的肚子检查。”
上世纪50年代，他开创了我国晚期血吸虫病外科治疗，为上百万患者开辟生命之路；70年代，他主持门静脉高压外科治疗，手术时间缩短３小时，治愈率提高到８０％以上，这一成果获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８０年代，他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器官移植机构，率先开展器官移植研究。他主持的肝移植至今保持“手术例数最多”和“存活时间最长”两项全国纪录。
他改进的胃大部切除手术，胃肠吻合前先缝扎胃黏膜下层血管，使手术后吻合口出血大为减少；改变国外切除胃体积80％以上的老规则，切除部分仅稍稍超过50％，术后病人不会发生小胃症状，溃疡又不会复发，远期效果令人满意。
近70年的医学生涯，技术上的千锤百炼和丰富的经验累积，造就了“不多开一刀，不少缝一针”的“裘式刀法”。同济医院骨科专家罗永湘说，裘老术前准备认真仔细，术中一丝不苟。整个手术干净利索，一场手术下来，几乎没有废动作，体现了极强的手术驾驭能力。
2004年，湖北省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医学家”称号。而在他看来，200`年中国医学基金会医德风范终身奖才是他的最高成就。
“裘氏刀法”代代有传人。
裘法祖说：“只有弟子做得更好，科学家才是成功的。”长期以来，他诲人不倦，为我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医学人才。
裘法祖是临床医学家，可他大半精力花在了医学教育上。在担任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医学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２２年中，他主持编写了以五年制医学教材为主体的５０多种医学教材。我国现在的外科医学主流教材，都是他一手策划和组织编写的。
裘法祖要求外科医生要“会做、会讲、会写”。不仅要会做手术，还要著书立说，总结经验，给后人留下财富。如今，“三会”已成为卫生部培养临床博士研究生的标准之一。
“医生一个错误，病人却要为之付出一生的代价。”裘老对学生很严厉。同济医院院长陈安民回忆当年裘老带学生的情景说：“裘老查房时，我们这些负责主诉病情的年轻医生最紧张了。如果对病人病情了解不准，回答不出问题，裘老一定会狠狠批评。”
更多的时候，裘老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每次手术前后，他一定要亲自清点每一件手术器械、每一块纱布。从医69年，施行手术无数，未错一刀。他的手术台被认为是最安全的手术台。
每天晚上八点，裘法祖在照料好身体欠佳的夫人后，总是准时走进书房，埋头读书、写作，直到第二天一两点钟。这样的习惯坚持了几十年，一直到去世前一天。
他教育医生要惜时，要抓紧时间学习。他说：“要知道一分钟的价值，就去问赶火车的人；要知道一秒钟的价值，就去问那些出交通事故的人；要知道千分之一秒的价值，就去问奥运会的亚军。”
他严谨求实，做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副院长刘志苏的博士论文是裘法祖评审的。他回忆说，他把论文拿回来时吃了一惊，厚厚一本论文，每页都有裘老的字迹，甚至标点符号都一一改过。
即使在“文革”期间被派去做卫生员，他也是认认真真把医用辅料整理好，准时送到门诊。主编《黄家驷外科学》第六版时，800万字的一部书稿，每一篇，每一页，每一个标点他都认真看过。
“自编完那部书后，裘教授累得直不起腰，从此再没直起过。”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主席、同济医院教授陈孝平说。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至今，裘法祖已培养出三代学术带头人，仅在同济医院，经裘老培养起来的副教授以上的医学人才就有50多位。国内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首创断手再植术成功者之一钱允庆、器官移植专家夏穗生都是他的得意门生。
被誉为“破译了肝胆密码”的吴孟超院士说：“裘老是我永远的恩师。”吴孟超院士在当学生的时候，就非常认真地学习了“裘氏刀法”。1975年，安徽一个农民肚子鼓得像十月怀胎的孕妇，没人敢手术。吴孟超亲自主刀，为病人切下了重达18公斤的巨大血管瘤。至今，这个重量保持着世界纪录，病人还活着。裘法祖说：“这么难的手术，当时我自己也做不了，他远远超过了我。我非常自豪。”
2005年，吴孟超亲手从胡锦涛总书记手中接过我国最高科技奖桂冠。那一天，年过九旬的裘法祖在武汉得知消息后兴奋不已，裘法祖说：他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体外培育牛黄”曾获中国科技大奖。获奖公示时，排名第一的是裘法祖的学生蔡红娇。“院士怎么排在学生后面？”不少人提出疑问。“当然应该她在前面。成果是蔡教授花十几年心血完成的，我只是对她有些支持。凭什么名气大些就排第一？”裘教授回应。蔡红娇则坦言：“没有裘教授的指导和帮助，我完不成这个课题。”
“裘老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中国医师奖得主张应天回忆恩师时说：“我常在讨论学术时提出跟裘老不同的观点，裘老从没因此批评我。他是个很包容的人，鼓励我们提出不同观点。”
青年医生申威说，全国医学生都读裘老的教材，都是他的学生。
就是这样一位医学泰斗，裘法祖却一直虚怀若谷，淡泊名利。他住的一套５５平方米的房子５０多年一直没挪动过。直到前几年学校极力要求，将隔壁房子打通，房子才大了一些。有关领导曾多次请他搬到大一些的房子里住，他说：“子女都不在身边，不需要那么大房子，够住了就很好。”
他不同意被人称为“外科之父”，他说：“中国外科学是好多人一起建立的，好多人的贡献比我大。”
他经常说：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他说自己的幸福秘诀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餐温饱，四大皆空……
2004年，他把自己140多万元的科研奖金全部捐献出来，设立普通外科青年医生奖励基金。
传奇的异国绝恋
裘法祖与夫人裘罗懿邂逅于浪漫的慕尼黑大学校园。1945年两人结为夫妇。
裘罗懿原名叫罗尼·科尼希，出生在德国伊莎河畔一个工程师家庭，裘老在德国认识她的时候，她才18岁。为了丈夫的事业抛弃了舒适的生活，裘罗懿离开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来到中国。
60多年来，裘罗懿给予了裘法祖最大的支持和安慰。1951年，裘法祖以外科医生的身份参加了抗美援朝，1954年至1958年还同时担任上海和武汉的外科教授，每个星期都要往返两地给学生上课。裘夫人在那段日子经常是一个人，她很少能见到丈夫，在家要照看3个小孩。她不仅给孩子们一个幸福的家庭，同时还陪伴丈夫走过事业的每一步。1958年，经周恩来总理的批准，罗懿成为了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德国人。
1979年，裘法祖夫妇到德国去访问的时候，慕尼黑市长在接待宴会上说：“裘夫人，您为中德友好工作做了很多贡献。我们愿意恢复您德国国籍，您可有双重国籍而便于工作。”但裘夫人说：“我非常感谢议长的关心。我在中国生活得很好，很愉快，谢谢大家！”她至今只有中国国籍。
多少年来，每当丈夫外出，裘夫人都会在窗口看着丈夫远去。裘法祖曾说他们的婚姻是全世界最美满的婚姻。几十年了，夫妻两人住在这50平方米的房子里，而这间整洁的小屋子总是洋溢着欢乐，和谐的气氛。裘夫人教会了3个孩子弹钢琴、拉小提琴，家里还时常举办家庭音乐会。
裘法祖是幽默浪漫的，裘法祖从病房下班归来，走近楼下就吹口哨，而“妈妈”裘罗懿一听到“暗号”，就会欢喜地从屋里扑到窗口去，扔出一个橘子或苹果向“窗外的那个他”打去。后来，裘罗懿身体不便，她也会站在窗口目送着丈夫来来去去。
裘法祖是温情细致的。下班回家，裘法祖首先要陪妻子看新闻联播，并从旁翻译……临睡前，两人手牵着手，一同欣赏古典乐曲：肖邦、柴可夫斯基、贝多芬……待妻子在优美的音乐中渐生睡意，裘法祖帮着妻子盥洗就寝完毕。到这时，裘法祖书房的灯才亮起。
裘法祖生前，每晚都要帮体弱多病的夫人洗漱、照顾其休息后才开始工作，学生们都知道恩师的情况，所以晚上九点以前从来不会给他打电话，只怕打扰到裘老照顾夫人，裘法祖曾说：“几十年来，她给我的帮助和支持太大了。我所能补偿的就是出门后早点回家，陪她看电视，一起听听音乐。”
“如果有下辈子，我们还做夫妻。因为老太太只爱我一人，我也只爱她一人。”裘法祖曾说：“我叫她‘妈妈’，她叫我‘小老头’。她在教育孩子上很成功，两子一女都读了博士，所以我叫她‘妈妈’。而在她心目中，八九十岁已经是老头子了，可又不愿意把我叫老了，她认为我还年轻，所以就叫我‘小老头’。
面对死亡，裘老曾坦言，“我们两个谈过一次话，哪个先走，她先走还行。如果我先走，留下她一个人怎么办？她走了，我也就跟着去了。”如今，裘老驾鹤西游，裘夫人此情此爱更与谁人说！
一息尚存工作不止
2008年5月24日，四川地震伤员转诊来武汉同济医院，９４岁的裘老主动请缨，担任医疗专家组顾问。当天中午，伤员住进“爱心病房”不到10分钟，他就拄着拐杖赶到病房查房，参加会诊。
6月7日，裘法祖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分析地震伤员救治情况，指出现代外科分科过细，很多专科医生不具备全面救治常识。普外科医生必须懂得心肺复苏、颅脑外伤救治等全面知识，才能更有效救治伤病员。去世前几天，还这样为完善我国外科学建言献策。
“做一名好医生一定要有仁爱之心，医学要有人的温度，要温暖病人。”“医生是做人的工作，要先交朋友，后做手术。”陈安民回忆毕业当年做医生时，裘老带着他们查房，来到骨科一位病情特殊的患者床前，他不仅问病情，还问病人家庭情况。
裘老对病人极端负责。他要求，外科医生在给病人开刀后的当天晚上，一定要去病房查看。他说：“不去看看病人，回去后能睡得着觉吗？”而由此创立的一天早、中、晚三次查房制度，也在同济医院外科一直沿袭下来，无论多晚，医生一定要到病房探视手术后的病人。
他要求医生尽可能减少病人的苦痛，提高术后生活质量。“能不开刀就不开刀，能开小刀就不开大刀”。四川地震伤员在同济医院治疗，截肢必须征得他同意。
裘法祖要求医生兢兢业业、谨慎细致对待每位病人。他说：“医生治病，是将病人一个一个背过河去的。一个病人愿意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让医生在他肚子上划一刀，对医生是多大的信任啊。这种以生命相托的信任，理应赢得医生亲人般的赤诚。”
医学界人士都知道，裘法祖会诊从不收费。90多岁高龄，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一个电话过来，风雨无阻，马上就走，看完病直接回家。谁要给会诊费，他就会生气、发火。
一息尚存，工作不止。直到去世前一天的6月13日，他还在为他写的文章修改的一个字，翻阅多本专著后确定，上午交给出版社稿件，下午还垂询改得是否合理。
大医、大师、大爱！他不骄不矜，平淡自然，用一生诠释了爱的含义。他的科学态度、技术特色、道德情操和人格风范影响了几代人。
爱母亲，爱爱人，爱后辈，爱病人，爱国家……今天，带着爱，他去远行；带着爱，他将永生。
摘自《楚天都市报》《荆楚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