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年是“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提出30周年。理解这一政策的关键和枢纽,是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的五次人口座谈会。这五次人口座谈会定下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发展的战略、方针和政策。
现在,政策实施的效果已经显现,与此同时,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家庭负担过重等问题也相继浮出水面,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社会上有文章说,网上也有帖子说,当年的决策过于“草率”,甚至是拍脑袋的结果,没有考虑政策的负面效应等。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也是不够负责任的。实际上,当时不是“没有考虑”,可以说,今天提出的问题当时差不多全都考虑到了,对政策的必要性、可能遇到的问题、如何应对等,均作了当时能够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民主讨论,尽可能科学的分析。为了更好地把握未来人口变动和发展趋势,本人作为座谈会全程参与者和会议报告起草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将当时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公之于众,提供给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参考。
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翻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人口科学战线能不能恢复这条路线,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翻案成为关键。而提到这个问题,就要说到我在《光明日报》1979年 8月5日发表的《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一文。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曾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一起来,将适当控制人口增长当作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进而形成了“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积累越多、发展越快”——人口越多越好的理论教条,而且将人口质量与种族优生混同起来,谁讲人口质量谁就是仇视劳动人民,造成其后十多年人口问题成为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虽然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文件曾提及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但没有有效地贯彻下去。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则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1959年我作为初入北大的一名学子,一踏进校门便赶上第二次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当时我知少识浅,课余时间找来马老的几篇文章和批判他的文章对照着读,感到马老讲得颇有道理,那些批判文章大都千篇一律,空喊政治口号。由此我心中有些愤愤不平。后来马老无名“蒸发”,我心中的不平又平添了几分,便有意搜集一些相关资料,并且一直保存下来。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曾动笔撰写为马老翻案的文章,但当时“两个凡是”当道,自然不得发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数易其稿,最后定名《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送到《光明日报》。报社收到稿子后很重视,告诉我准备作为“重头文章”刊用,发表时加了“编者按”,作为该报对过去错误批判新人口论的清算。
与宋健等合作进行人口预测研究
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对明确中国人口问题的过剩性质非常重要,使人口发展战略、方针和政策,立于可靠的理论基础之上。但是,要制定控制人口的具体政策,还要求对未来的人口变动作出预测,提供人口发展战略需要的選择。
在1979年的一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我遇到七机部二院的李广元同志,我们攀谈起来。这位年轻的山东小伙子很豪爽健谈,思维敏捷,虽然是从事计算工作的,谈起人口来却头头是道。他告诉我说,他们有一个小组在搞人口预测,领导这项工作的是当时七机部二院宋健副院长。
几天后,李广元打电话来说,他回去以后,向宋健副院长作了汇报,能否约个时间,一起交谈一下。于是,我们约好在一个星期天上午相见。这天上午,我在月坛北小街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恭候。九点将近,宋健和李广元骑着自行车准时来到。宋健同志也是山东人,讲起话来开门见山、干净利落。他说,广元同志介绍了你的情况和研究的课题,我们是否可以探讨一下合作研究问题,当前主要是人口预测。他认为,我们可以进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合作研究。我觉得,宋健同志的话是诚恳的、实事求是的,于是我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合作研究。
由于我们各自均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分头的研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讨论研究成果一般均在星期天,个别时候占用晚上。1979年第四季度,差不多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要在一起讨论一次。一般情况下,都是宋健、李广元等同志骑自行车前来。我们中午就买来几个馒头,就着咸菜、白开水充饥。讨论结果,由我撰写成文,并经宋健同志审定,最后选择5种方案,作为合作研究的最终成果。
这一成果由我们合作研究的两家单位的直接领导——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推荐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的陈慕华同志。随后,陈慕华同志回信称“已转报中央政治局”。
1980年2月,新华通讯社发出电稿,报道了合作研究预测成果。这个研究结果揭示了由当时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轻的基本特点所决定,人口增长的势能比较强,即使实行比较严格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全国人口还要再增长较长一段时间;同时,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号称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每年增加的绝对人口数量相当可观,增加了人口问题严重性和控制人口增长任务的紧迫性、艰巨性。
热议: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1980年,中国人口政策走到历史的关键时刻。这一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了5次人口座谈会。
第一、二次会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正式出席会议人员,包括中央有关部委负责同志25人,自然科学家19人,来自社科院、高校和部委研究部门的社会科学家19人,共63人。这两次会议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文彬同志主持。他开宗明义,说明中央准备研究人口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有各方面专家和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讨论今后20年和更长远一些时间的人口政策。他简要地回顾了人口和计划生育走过来的历程,政策上经历了“晚、稀、少”,“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以及“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等发展阶段。现在我们到底应该制定什么样的人口政策,特别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怎么样,可能遇到哪些问题,如何应对等,请大家畅所欲言,敞开发表意见。
4月,座谈会转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和广西厅召开,参加人员,中央有关部委负责同志没有变动,社会科学界仅剩下几位同志,自然科学界也减少了。在这次会上,问题的讨论更集中、更深入,专业性也更强一些。
第四次讨论回到中南海第二会议室,人员减少到20来人,带有总结的性质。座谈会对人口政策的核心内容和表述,可能遇到的问题的估计,应对的政策措施等达成共识。散会前,陈慕华同志就如何向中央书记处报告,谈了她的想法。会上,我被责成撰写这个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递交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初稿写出后,陈慕华同志又召集了两次小型会议,讨论和修改。
最后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有关部委领导20多人出席,讨论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稿,提出进一步修改的意见。根据这次在书记处办公室讨论提出的意见,我对《报告》做了最后一次修改。5月初,陈慕华同志办公室将准备5月12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的《人口问题汇报提纲》(草稿,以下简称《汇报提纲》),通过内部交换寄给我,此后再没有做过其他改动。在向中央书记处提交的《报告》的基础上,我又起草了陈慕华副总理关于中国人口问题准备向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稿,精神与提交书记处的《报告》一致。
经过与会领导、专家学者的反复讨论,这次座谈会定下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大计,起到了为控制人口增长和加强计划生育一锤定音的作用,对后来人口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下面,我分几个方面,对当时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结合《报告》和《汇报提纲》,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和评价。
其一,要不要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是座谈会提出的一个前提性质的命题,只有这一命题成立,才有必要探讨生育一个孩子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座谈会对这一点完全达成了共识。也有的同志颇为激动,讲全世界不到5个人就有一个中国人,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多人口?应该来一个“急刹车”。会下也有同志问我:搞一个“无婴年”行不行?大家的愿望可以理解,尽快将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降下来,使国家摆脱人口多的困扰,集中力量加快现代化建设;但是操之过急也不行,“无婴年”恐怕属操之过急一类。
具体来讲,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当时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人口现状和未来变动发展趋势。预测表明,如果一对夫妇平均生育2个孩子,21世纪中叶全国人口也要突破15亿人,然后才能缓慢下降,到21世纪结束时,人口总数仍将在14亿人以上。座谈会上发言的人,异口同声地说:中国人口太多了,住房困难,粮食、棉布等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劳动就业困难,“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严重地阻碍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多,消费大,每年国民收入中很大一部分被新增长人口消费掉了;人口增长快,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的发展跟不上,造成人口数量过剩而素质不高的被动局面等。与会者均认为,应当加大人口控制的力度。
第二,政策和要求逐渐明確,距离普遍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只有一步之遥了。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三年以上”。座谈会召开前一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李先念,先后提出要求一对夫妇最好只生育一个孩子,并对生育一个孩子的实行奖励。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多次提到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称之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移。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鼓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
第三,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1979年3月,山东省烟台地区荣成县农民鞠洪泽、鞠荣芬(女)等136对夫妇,向全公社、全县育龄夫妇发出《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书。天津医学院44位教职员工,也发出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倡议书。这说明,人民群众中的一些先知先觉者,对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且开始行动起来。
其二,生一个孩子会不会引起智商的下降。座谈会上,卫生部的一位领导同志在发言中列举民间的一种说法:第一个孩子比较憨厚,俗话叫老大憨;第二个孩子比较聪明;但是最聪明的是老三,俗话讲“猴仨儿”嘛!我们要提倡生一个孩子,“猴仨儿”可没了,会不会导致我们民族智商下降呢?此话一出,语惊四座。一些同志交头接耳议论开来:是不是这样?如果真的是这样,就不能提倡生育一个,老二、老三都不可少。否则人口智商下降,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会议主持者赶紧组织力量查阅资料,进行分析和论证。经过一番努力,最后拿出两点结论性意见。
第一,生育孩子次序同聪明不聪明没有必然的联系。无论是“老大憨”还是“老二聪明”、“猴仨儿”等说法,都拿不出有力的科学依据,最多只是有些地区群众中有这样的一些说法而已。群众的说法,同过去多生多育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生育的子女多,第一个孩子(老大)率先长大,自然担负着协助父母照料比其小的弟弟、妹妹的义务,往往表现出宽容大度,带有一些憨厚的劲头儿;后来出生的弟弟、妹妹常常围着大哥、大姐转,显得要更调皮、活泼一些,给人以“老二聪明”和“猴仨”更聪明的印象。当时有的同志还列举美国飞行员的材料,美国空军飞行员中约有40%为第一个孩子(老大)。众所周知,空军飞行员对身体素质、科学教育素质以及反应能力要求很高,“老大”所占比例高达40%,说明“老大憨”不能成立。
第二,要放到商品经济中去分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婚姻和生育观念将要随着发生某些改变。可以预料的是,诸如婚前性行为、未婚先孕、离婚率升高以及买卖婚姻增多等,发生的可能性将增加。婚姻和生育行为的这种变化,会改变怀孕和实际生育的孩次。作为留下来的“老大”,并不一定都是所怀的第一个孩子,聪明的老二甚至是“猴仨儿”所占的比例会增多。今天看来,当时这样的估计并不过分,实际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三,会不会引起人口老龄化。座谈会的回答是肯定的:生育率和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必然带来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主题歌里唱天地之间有杆秤,对于人口来说,生育率就是定盘星,生育率下来了,少年人口比例下来了,老年板块这一头就上去了,这是必然要发生的。1980年9月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也将“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列为“有些同志担心”的问题之一,做出必然发生但是可以调控和不用担心的诠释。
座谈会曾经具体地讨论了人口老龄化趋势和问题。关于老龄化发展趋势,当时提了三种预测方案,对老龄化水平估计最高的一种方案是:从1980年起生育率大幅度下降,1985年一对夫妇平均生育一个孩子并继续保持下去,200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8.9%,2020年为19.0%,2030年为29.6%。回过头来看,实际情况要比这一预测低许多。这说明,当时中央对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估计预测,是留了一定余地的。
问题是我们怎么对待老龄化。《报告》和《汇报提纲》指出,一方面在20世纪余下的20年时间里不存在老龄化问题,21世纪头20年也不严重;另一方面老龄化可能带来的主要问题,一是会不会发生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这个问题下面专门分析,这里不多赘述。二是会不会发生社会和家庭老年负担过重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提出两项应对的策略和措施:一是通过对生育率的调整,将老年人口负担系数控制在一个合理水平;二是有计划地实行社会保险,建立可靠的养老保障制度。
其四,会不会引起劳动力短缺。座谈会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但与会者并没有太多的不同意见。也许是当时每年安排新劳动力就业压力太大的缘故,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一点儿,是大家巴不得的事情。
《报告》和《汇报提纲》在分析劳动年龄人口变动趋势,会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时,提出:“与此同时,老年人口虽然增长比较快一些,但未成年人口减少也比较快,两项相抵,抚养指数(每个劳动力负担的抚养人口数)在1998年以前一直是下降的,1999年以后开始上升,但要回到目前的水平,需要到2035年。所以,在本世纪余下的20年时间里,不存在老龄化和劳动力、兵源不足,抚养指数增大等问题。”这里已经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和出生率下降以后,将经历较长一段时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大幅度上升、老少被抚养人口比例大幅度下降,即后来称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或“人口视窗”、“人口红利”、“人口盈利”等提了出来。这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事情。当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大家都在寻找机遇,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多种机遇。然而立足于我国人口变动实际,即将到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则是已成定局,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一次机遇。
其五,会不会形成家庭“四二一”年龄代际结构。座谈会上,有一位领导同志提出:如果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等到孩子结婚后再生育一个孩子,这个家庭不就成了老年人为四、成年人为二、少年人口为一的“四二一”家庭结构了吗?!一时间,他的话引来热议:有的说,四个老人怎么养活?有的说,这一代独生子女的责任太重了,承担不起啊,等等。
在座谈会上,我们结合家庭规模的演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澄清。首先,老年人口为四不可能普遍存在。按照年龄组别死亡率U形曲线分布,每年每个年龄组均要死亡一定数量人口,老年人口年龄组死亡率要更高一些,二三十岁为人父母者不可能全部活到60岁或65岁以上。那么“二一”呢?只有独生子女结婚后又生育一个孩子,才具备形成“二一”的条件;如果实行独生子女结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二一”也就失去了产生的条件。因此,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在某些家庭可能出现“四二一”代际结构,但不具有普遍性,整个社会是不可能形成“四二一”结构的。
如何评价“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正式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3月13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两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随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此后,“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在全国城乡普遍推行。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从1982年的2.86,下降到2008年的1.70左右,即降低1.16,降低的幅度很大。
30年之后回过头来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对不对呢? 有赞成者,有反对者,有不置可否者。我是赞成者。我认为,“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反映了上自中央领导、下至黎民百姓的愿望,集中了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各方面的智慧,是符合实际和切实可行的。为什么?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人口多寡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让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发展得更好,全体居民生活得更好。中国封建社会庶众人口观和形形色色的众民主义,都把人口多寡作为目的本身,而将人口的生存和发展列为其次,这就难免本末倒置。从这一见地出发,一是20世纪80年代伊始中国人口问题确实已经相当严重,不采取果断的政策措施加以解决,人口盲目增长下去,就要妨碍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影响人口再生产健康的发展。二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滋长起来的多子多福观念,是传统文化中—个相当顽固的“堡垒”,没有一个大的震动和持之以恒的艰苦努力,是难以撼动和改变的。
但是,我向来不赞成“生育一个孩子就是好”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初,本人应邀到某省给省直机关作人口发展战略学术报告。上午讲完后,下午到省城附近一个村庄做了一点儿调查。我对自愿生育一个孩子的五户独女户,逐一进行了访问。令我奇怪的是,她们对为什么要生育一个孩子的回答几乎一样,都说“生育一个孩子好”;问她们好在哪里,却说不上来,只是说“就是好”,“好就是好呗”!吃晚饭时,主管人口和计生工作的副省长问我,今天下去怎么样,有收获没有?我介绍了调查的情况,特别是详说了五户独女户回答的情况,接着说:“这使我想起‘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首歌,叫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首歌从头至尾就这一句话,唱到最后,再用这句话喊上一句口号结束。”同桌吃饭的人都笑了,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则有点儿不好意思,他“不打自招”地说事先打了招呼。那位副省长打趣地说:“好啊,你们搞攻守同盟,哄骗我们的大教授!”真相大白后,晚上即请这五户人家来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讲明我不是政府官员,大家不必有顾虑,很想听到大家的真实想法,可以敞开思想谈一谈。于是她们谈到只生育一个女孩子,没有男孩子在劳动上遇到的困难,被个别人看不起、视为“绝户”被歧视,以及同“传宗接代”作斗争思想上承受的压力等。听了她们的发言,我很是感动。我接着她们的发言说:“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对于家庭和个人来说,不是最好的办法,而是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增长没有办法的办法。因此,大家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家庭和个人的利益,是牺牲小家顾大家的一种光荣的举动,国家才给予一定的补偿。”这样实事求是地讲了以后,农民群众心里服气,受到安慰和鼓舞,对政策也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后人口政策”任重道远
近30年的实践证明,当时对人口变动和发展趋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制定的政策是成功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人口政策已经尽善尽美了,包括人口政策在内的任何政策,总是要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后,人口的变动又走到十字路口,人口政策面临新的抉择。
2009年12月,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提出人口政策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并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调整方案:第一,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第二,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时期开始实施;第三,在有效制止三孩以上多孩生育的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赞成者、反对者均有之。甚至有人猜测,这是不是政府改变人口政策放出的一个信号。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这只是我作为学者个人提出的建议,而且也不是什么新的想法,实际上是希望履行1980年中央座谈会提出的政策承诺,因为当初主要出发点就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1980年中央人口座谈会上领导同志在审阅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时,提出让我以个人名义写两个“附件”。“附件”之一就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多长时间为宜》。我的基本的观点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主要是要控制住一代人的生育率,因为控制住一代人的生育率,也就自然地控制了下一代做父母的人口数量,因而可以起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作用。为什么不能搞两代人、三代人?如果实行两代人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人口年龄结构就会向着“倒金字塔”方向轉化,必然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社会负担过重等问题,是不能开此先例的。因此,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是既非权宜之计也非永久之计,而是一段时间,具体说是未来二三十年特别是20世纪内的事情。
1980年上半年中央人口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9月25号中共中央《公开信》,都阐明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主要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因而是接下来的二三十年特别是20世纪内的事情。《公开信》向社会公开宣布:“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解,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人口变化的特点是缓慢、累进,但是它的势能很强。我主张瞻前顾后,统揽全局,科学把握。如果不未雨绸缪,适当调整政策,对当代人来讲可能影响不是很大,长远来讲恐怕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纠正起来也会很难。
(责任编辑
现在,政策实施的效果已经显现,与此同时,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家庭负担过重等问题也相继浮出水面,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社会上有文章说,网上也有帖子说,当年的决策过于“草率”,甚至是拍脑袋的结果,没有考虑政策的负面效应等。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也是不够负责任的。实际上,当时不是“没有考虑”,可以说,今天提出的问题当时差不多全都考虑到了,对政策的必要性、可能遇到的问题、如何应对等,均作了当时能够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民主讨论,尽可能科学的分析。为了更好地把握未来人口变动和发展趋势,本人作为座谈会全程参与者和会议报告起草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将当时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公之于众,提供给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参考。
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翻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人口科学战线能不能恢复这条路线,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翻案成为关键。而提到这个问题,就要说到我在《光明日报》1979年 8月5日发表的《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一文。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曾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一起来,将适当控制人口增长当作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进而形成了“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积累越多、发展越快”——人口越多越好的理论教条,而且将人口质量与种族优生混同起来,谁讲人口质量谁就是仇视劳动人民,造成其后十多年人口问题成为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虽然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文件曾提及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但没有有效地贯彻下去。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则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1959年我作为初入北大的一名学子,一踏进校门便赶上第二次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当时我知少识浅,课余时间找来马老的几篇文章和批判他的文章对照着读,感到马老讲得颇有道理,那些批判文章大都千篇一律,空喊政治口号。由此我心中有些愤愤不平。后来马老无名“蒸发”,我心中的不平又平添了几分,便有意搜集一些相关资料,并且一直保存下来。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曾动笔撰写为马老翻案的文章,但当时“两个凡是”当道,自然不得发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数易其稿,最后定名《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送到《光明日报》。报社收到稿子后很重视,告诉我准备作为“重头文章”刊用,发表时加了“编者按”,作为该报对过去错误批判新人口论的清算。
与宋健等合作进行人口预测研究
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对明确中国人口问题的过剩性质非常重要,使人口发展战略、方针和政策,立于可靠的理论基础之上。但是,要制定控制人口的具体政策,还要求对未来的人口变动作出预测,提供人口发展战略需要的選择。
在1979年的一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我遇到七机部二院的李广元同志,我们攀谈起来。这位年轻的山东小伙子很豪爽健谈,思维敏捷,虽然是从事计算工作的,谈起人口来却头头是道。他告诉我说,他们有一个小组在搞人口预测,领导这项工作的是当时七机部二院宋健副院长。
几天后,李广元打电话来说,他回去以后,向宋健副院长作了汇报,能否约个时间,一起交谈一下。于是,我们约好在一个星期天上午相见。这天上午,我在月坛北小街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恭候。九点将近,宋健和李广元骑着自行车准时来到。宋健同志也是山东人,讲起话来开门见山、干净利落。他说,广元同志介绍了你的情况和研究的课题,我们是否可以探讨一下合作研究问题,当前主要是人口预测。他认为,我们可以进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合作研究。我觉得,宋健同志的话是诚恳的、实事求是的,于是我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合作研究。
由于我们各自均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分头的研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讨论研究成果一般均在星期天,个别时候占用晚上。1979年第四季度,差不多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要在一起讨论一次。一般情况下,都是宋健、李广元等同志骑自行车前来。我们中午就买来几个馒头,就着咸菜、白开水充饥。讨论结果,由我撰写成文,并经宋健同志审定,最后选择5种方案,作为合作研究的最终成果。
这一成果由我们合作研究的两家单位的直接领导——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推荐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的陈慕华同志。随后,陈慕华同志回信称“已转报中央政治局”。
1980年2月,新华通讯社发出电稿,报道了合作研究预测成果。这个研究结果揭示了由当时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轻的基本特点所决定,人口增长的势能比较强,即使实行比较严格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全国人口还要再增长较长一段时间;同时,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号称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每年增加的绝对人口数量相当可观,增加了人口问题严重性和控制人口增长任务的紧迫性、艰巨性。
热议: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1980年,中国人口政策走到历史的关键时刻。这一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了5次人口座谈会。
第一、二次会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正式出席会议人员,包括中央有关部委负责同志25人,自然科学家19人,来自社科院、高校和部委研究部门的社会科学家19人,共63人。这两次会议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文彬同志主持。他开宗明义,说明中央准备研究人口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有各方面专家和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讨论今后20年和更长远一些时间的人口政策。他简要地回顾了人口和计划生育走过来的历程,政策上经历了“晚、稀、少”,“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以及“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等发展阶段。现在我们到底应该制定什么样的人口政策,特别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怎么样,可能遇到哪些问题,如何应对等,请大家畅所欲言,敞开发表意见。
4月,座谈会转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和广西厅召开,参加人员,中央有关部委负责同志没有变动,社会科学界仅剩下几位同志,自然科学界也减少了。在这次会上,问题的讨论更集中、更深入,专业性也更强一些。
第四次讨论回到中南海第二会议室,人员减少到20来人,带有总结的性质。座谈会对人口政策的核心内容和表述,可能遇到的问题的估计,应对的政策措施等达成共识。散会前,陈慕华同志就如何向中央书记处报告,谈了她的想法。会上,我被责成撰写这个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递交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初稿写出后,陈慕华同志又召集了两次小型会议,讨论和修改。
最后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有关部委领导20多人出席,讨论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稿,提出进一步修改的意见。根据这次在书记处办公室讨论提出的意见,我对《报告》做了最后一次修改。5月初,陈慕华同志办公室将准备5月12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的《人口问题汇报提纲》(草稿,以下简称《汇报提纲》),通过内部交换寄给我,此后再没有做过其他改动。在向中央书记处提交的《报告》的基础上,我又起草了陈慕华副总理关于中国人口问题准备向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稿,精神与提交书记处的《报告》一致。
经过与会领导、专家学者的反复讨论,这次座谈会定下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大计,起到了为控制人口增长和加强计划生育一锤定音的作用,对后来人口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下面,我分几个方面,对当时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结合《报告》和《汇报提纲》,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和评价。
其一,要不要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是座谈会提出的一个前提性质的命题,只有这一命题成立,才有必要探讨生育一个孩子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座谈会对这一点完全达成了共识。也有的同志颇为激动,讲全世界不到5个人就有一个中国人,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多人口?应该来一个“急刹车”。会下也有同志问我:搞一个“无婴年”行不行?大家的愿望可以理解,尽快将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降下来,使国家摆脱人口多的困扰,集中力量加快现代化建设;但是操之过急也不行,“无婴年”恐怕属操之过急一类。
具体来讲,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当时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人口现状和未来变动发展趋势。预测表明,如果一对夫妇平均生育2个孩子,21世纪中叶全国人口也要突破15亿人,然后才能缓慢下降,到21世纪结束时,人口总数仍将在14亿人以上。座谈会上发言的人,异口同声地说:中国人口太多了,住房困难,粮食、棉布等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劳动就业困难,“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严重地阻碍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多,消费大,每年国民收入中很大一部分被新增长人口消费掉了;人口增长快,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的发展跟不上,造成人口数量过剩而素质不高的被动局面等。与会者均认为,应当加大人口控制的力度。
第二,政策和要求逐渐明確,距离普遍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只有一步之遥了。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三年以上”。座谈会召开前一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李先念,先后提出要求一对夫妇最好只生育一个孩子,并对生育一个孩子的实行奖励。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多次提到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称之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移。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鼓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
第三,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1979年3月,山东省烟台地区荣成县农民鞠洪泽、鞠荣芬(女)等136对夫妇,向全公社、全县育龄夫妇发出《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书。天津医学院44位教职员工,也发出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倡议书。这说明,人民群众中的一些先知先觉者,对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且开始行动起来。
其二,生一个孩子会不会引起智商的下降。座谈会上,卫生部的一位领导同志在发言中列举民间的一种说法:第一个孩子比较憨厚,俗话叫老大憨;第二个孩子比较聪明;但是最聪明的是老三,俗话讲“猴仨儿”嘛!我们要提倡生一个孩子,“猴仨儿”可没了,会不会导致我们民族智商下降呢?此话一出,语惊四座。一些同志交头接耳议论开来:是不是这样?如果真的是这样,就不能提倡生育一个,老二、老三都不可少。否则人口智商下降,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会议主持者赶紧组织力量查阅资料,进行分析和论证。经过一番努力,最后拿出两点结论性意见。
第一,生育孩子次序同聪明不聪明没有必然的联系。无论是“老大憨”还是“老二聪明”、“猴仨儿”等说法,都拿不出有力的科学依据,最多只是有些地区群众中有这样的一些说法而已。群众的说法,同过去多生多育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生育的子女多,第一个孩子(老大)率先长大,自然担负着协助父母照料比其小的弟弟、妹妹的义务,往往表现出宽容大度,带有一些憨厚的劲头儿;后来出生的弟弟、妹妹常常围着大哥、大姐转,显得要更调皮、活泼一些,给人以“老二聪明”和“猴仨”更聪明的印象。当时有的同志还列举美国飞行员的材料,美国空军飞行员中约有40%为第一个孩子(老大)。众所周知,空军飞行员对身体素质、科学教育素质以及反应能力要求很高,“老大”所占比例高达40%,说明“老大憨”不能成立。
第二,要放到商品经济中去分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婚姻和生育观念将要随着发生某些改变。可以预料的是,诸如婚前性行为、未婚先孕、离婚率升高以及买卖婚姻增多等,发生的可能性将增加。婚姻和生育行为的这种变化,会改变怀孕和实际生育的孩次。作为留下来的“老大”,并不一定都是所怀的第一个孩子,聪明的老二甚至是“猴仨儿”所占的比例会增多。今天看来,当时这样的估计并不过分,实际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三,会不会引起人口老龄化。座谈会的回答是肯定的:生育率和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必然带来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主题歌里唱天地之间有杆秤,对于人口来说,生育率就是定盘星,生育率下来了,少年人口比例下来了,老年板块这一头就上去了,这是必然要发生的。1980年9月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也将“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列为“有些同志担心”的问题之一,做出必然发生但是可以调控和不用担心的诠释。
座谈会曾经具体地讨论了人口老龄化趋势和问题。关于老龄化发展趋势,当时提了三种预测方案,对老龄化水平估计最高的一种方案是:从1980年起生育率大幅度下降,1985年一对夫妇平均生育一个孩子并继续保持下去,200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8.9%,2020年为19.0%,2030年为29.6%。回过头来看,实际情况要比这一预测低许多。这说明,当时中央对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估计预测,是留了一定余地的。
问题是我们怎么对待老龄化。《报告》和《汇报提纲》指出,一方面在20世纪余下的20年时间里不存在老龄化问题,21世纪头20年也不严重;另一方面老龄化可能带来的主要问题,一是会不会发生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这个问题下面专门分析,这里不多赘述。二是会不会发生社会和家庭老年负担过重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提出两项应对的策略和措施:一是通过对生育率的调整,将老年人口负担系数控制在一个合理水平;二是有计划地实行社会保险,建立可靠的养老保障制度。
其四,会不会引起劳动力短缺。座谈会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但与会者并没有太多的不同意见。也许是当时每年安排新劳动力就业压力太大的缘故,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一点儿,是大家巴不得的事情。
《报告》和《汇报提纲》在分析劳动年龄人口变动趋势,会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时,提出:“与此同时,老年人口虽然增长比较快一些,但未成年人口减少也比较快,两项相抵,抚养指数(每个劳动力负担的抚养人口数)在1998年以前一直是下降的,1999年以后开始上升,但要回到目前的水平,需要到2035年。所以,在本世纪余下的20年时间里,不存在老龄化和劳动力、兵源不足,抚养指数增大等问题。”这里已经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和出生率下降以后,将经历较长一段时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大幅度上升、老少被抚养人口比例大幅度下降,即后来称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或“人口视窗”、“人口红利”、“人口盈利”等提了出来。这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事情。当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大家都在寻找机遇,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多种机遇。然而立足于我国人口变动实际,即将到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则是已成定局,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一次机遇。
其五,会不会形成家庭“四二一”年龄代际结构。座谈会上,有一位领导同志提出:如果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等到孩子结婚后再生育一个孩子,这个家庭不就成了老年人为四、成年人为二、少年人口为一的“四二一”家庭结构了吗?!一时间,他的话引来热议:有的说,四个老人怎么养活?有的说,这一代独生子女的责任太重了,承担不起啊,等等。
在座谈会上,我们结合家庭规模的演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澄清。首先,老年人口为四不可能普遍存在。按照年龄组别死亡率U形曲线分布,每年每个年龄组均要死亡一定数量人口,老年人口年龄组死亡率要更高一些,二三十岁为人父母者不可能全部活到60岁或65岁以上。那么“二一”呢?只有独生子女结婚后又生育一个孩子,才具备形成“二一”的条件;如果实行独生子女结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二一”也就失去了产生的条件。因此,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在某些家庭可能出现“四二一”代际结构,但不具有普遍性,整个社会是不可能形成“四二一”结构的。
如何评价“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正式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3月13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两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随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此后,“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在全国城乡普遍推行。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从1982年的2.86,下降到2008年的1.70左右,即降低1.16,降低的幅度很大。
30年之后回过头来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对不对呢? 有赞成者,有反对者,有不置可否者。我是赞成者。我认为,“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反映了上自中央领导、下至黎民百姓的愿望,集中了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各方面的智慧,是符合实际和切实可行的。为什么?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人口多寡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让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发展得更好,全体居民生活得更好。中国封建社会庶众人口观和形形色色的众民主义,都把人口多寡作为目的本身,而将人口的生存和发展列为其次,这就难免本末倒置。从这一见地出发,一是20世纪80年代伊始中国人口问题确实已经相当严重,不采取果断的政策措施加以解决,人口盲目增长下去,就要妨碍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影响人口再生产健康的发展。二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滋长起来的多子多福观念,是传统文化中—个相当顽固的“堡垒”,没有一个大的震动和持之以恒的艰苦努力,是难以撼动和改变的。
但是,我向来不赞成“生育一个孩子就是好”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初,本人应邀到某省给省直机关作人口发展战略学术报告。上午讲完后,下午到省城附近一个村庄做了一点儿调查。我对自愿生育一个孩子的五户独女户,逐一进行了访问。令我奇怪的是,她们对为什么要生育一个孩子的回答几乎一样,都说“生育一个孩子好”;问她们好在哪里,却说不上来,只是说“就是好”,“好就是好呗”!吃晚饭时,主管人口和计生工作的副省长问我,今天下去怎么样,有收获没有?我介绍了调查的情况,特别是详说了五户独女户回答的情况,接着说:“这使我想起‘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首歌,叫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首歌从头至尾就这一句话,唱到最后,再用这句话喊上一句口号结束。”同桌吃饭的人都笑了,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则有点儿不好意思,他“不打自招”地说事先打了招呼。那位副省长打趣地说:“好啊,你们搞攻守同盟,哄骗我们的大教授!”真相大白后,晚上即请这五户人家来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讲明我不是政府官员,大家不必有顾虑,很想听到大家的真实想法,可以敞开思想谈一谈。于是她们谈到只生育一个女孩子,没有男孩子在劳动上遇到的困难,被个别人看不起、视为“绝户”被歧视,以及同“传宗接代”作斗争思想上承受的压力等。听了她们的发言,我很是感动。我接着她们的发言说:“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对于家庭和个人来说,不是最好的办法,而是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增长没有办法的办法。因此,大家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家庭和个人的利益,是牺牲小家顾大家的一种光荣的举动,国家才给予一定的补偿。”这样实事求是地讲了以后,农民群众心里服气,受到安慰和鼓舞,对政策也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后人口政策”任重道远
近30年的实践证明,当时对人口变动和发展趋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制定的政策是成功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人口政策已经尽善尽美了,包括人口政策在内的任何政策,总是要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后,人口的变动又走到十字路口,人口政策面临新的抉择。
2009年12月,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提出人口政策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并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调整方案:第一,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第二,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时期开始实施;第三,在有效制止三孩以上多孩生育的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赞成者、反对者均有之。甚至有人猜测,这是不是政府改变人口政策放出的一个信号。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这只是我作为学者个人提出的建议,而且也不是什么新的想法,实际上是希望履行1980年中央座谈会提出的政策承诺,因为当初主要出发点就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1980年中央人口座谈会上领导同志在审阅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时,提出让我以个人名义写两个“附件”。“附件”之一就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多长时间为宜》。我的基本的观点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主要是要控制住一代人的生育率,因为控制住一代人的生育率,也就自然地控制了下一代做父母的人口数量,因而可以起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作用。为什么不能搞两代人、三代人?如果实行两代人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人口年龄结构就会向着“倒金字塔”方向轉化,必然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社会负担过重等问题,是不能开此先例的。因此,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是既非权宜之计也非永久之计,而是一段时间,具体说是未来二三十年特别是20世纪内的事情。
1980年上半年中央人口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9月25号中共中央《公开信》,都阐明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主要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因而是接下来的二三十年特别是20世纪内的事情。《公开信》向社会公开宣布:“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解,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人口变化的特点是缓慢、累进,但是它的势能很强。我主张瞻前顾后,统揽全局,科学把握。如果不未雨绸缪,适当调整政策,对当代人来讲可能影响不是很大,长远来讲恐怕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纠正起来也会很难。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