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2021年，我从事检察工作已整整10年。
　　10年的检察实践，让我从一名“照葫芦画瓢”的学徒成长为拥有自己办案风格的检察官。这个过程很漫长，与同龄人相比，我的进步要慢很多，但我内心却很踏实。这10年中我的每一次受挫、每一次“撞墙”、每一次跌倒，都为我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成为了我人生进阶的宝贵财富。
　　“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在热播剧《国家公诉》中，检察长叶子菁借黄埔军校大门两旁一副门联来描述检察官这个职业。安守清贫、惩恶扬善、维护公平正义，成为我对检察官形象的最初认知。
　　还记得在新人入职见面会上，检察长语重心长地说：“不要把检察工作当成谋生的手段，而要把它作为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于是，我带着对检察事业的热爱、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对法治中国的憧憬，开启了我的奋斗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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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带徒弟这种“传帮带”模式是检察机关培养新人最重要的方式。我是法学科班出身，凭借着认真勤奋的态度以及对文字的敬畏和敏感，加之师父对我的信任和培养，我很快就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书记员。我师父很有“黑面包公”的气场——海军出身，人高马大，声音浑厚。面对“狡猾”的犯罪嫌疑人，师父会紧皱双眉，适时拍案而起，吓得犯罪嫌疑人瑟瑟发抖，乖乖如实供述。这就是我眼里看到的讯问，也是我以为的精彩讯问该有的样子。当我自认为已经顺利出师，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现实结实地给了我一巴掌。
　　我第一次独立提讯的是一名盗窃案犯罪嫌疑人——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系惯犯，这次是因为偷了电动车上的几块电瓶，涉案金额刚刚达到立案追诉标准。从公安移送的侦查卷宗看，他认罪的态度还可以。第一次作为承办人提讯犯罪嫌疑人，我有些紧张。也许是犯罪嫌疑人看我年轻，也感受到了我的紧张和忐忑，他否定了之前的有罪供述。我当时就火了，用力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声斥责他：“你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了，怎么满嘴跑火车！”听到这句话，他生气地说：“你凭什么说我满嘴跑火车？你是检察官，但你也不能不尊重人呀！”接下来他便一句话都不肯说。后来，即使我放缓语气，并为我的过激言论道歉，都无法重启这场讯问。
　　我只能边懊恼边收拾卷宗。这时，我注意到他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的儿子，就随口问了一句：“你儿子在读小学？”说起儿子，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说：“我儿子特别优秀，每学期都能拿回来好几张奖状。”我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心里激动起来，但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边收拾东西一边继续问：“那你进来了，你儿子有人照顾吗？”他的眼神变得柔和了，之前的怒气似乎也消了。“他在老家跟着我妈生活，我老婆几年前就走了。”“那你儿子真是很棒，只有奶奶陪伴，还能那么懂事，那么优秀。”我看到他的眼眶湿了，接着说，“你儿子现在只有你了，你在这里，如果他问奶奶他的爸爸在哪里，你让老人怎么跟孩子说？”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检察官，我如果认罪，是不是可以从轻处罚？”“当然了，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做错事改了就是了。孩子已经没有妈妈了，你的陪伴，比给孩子钱更重要。”“检察官，咱还能继续吗？你能再打开电脑吗……”在之后的讯问中，他说了很多与监控录像、被害人陈述相印证的细节。那时还没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我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提出了最轻的量刑建议。后来，庭审进行得非常顺利，法院对我们的量刑建议也予以采纳。
　　在对整个案件进行复盘时，我发现自己存在两个很严重的问题。一是机械模仿师父的办案风格。师父的形象、年龄和阅历，足以支撑他以威严震慑犯罪嫌疑人;而我——瘦小、文弱、年轻、涉世不深，连最起码的自信都没有建立起来。我的大嗓门和“愤怒”在犯罪嫌疑人看来，无异于小丑。一味地模仿别人，只能是邯郸学步，非但不管用，最后可能连自己该怎么走路都不知道了。二是没有给予当事人应有的尊重。法条和老师都告诉我们要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从心理学角度看，“满嘴跑火车”这种带有明显贬义色彩的评价实际是对犯罪嫌疑人人格的一种否定。这种表述方式，除了发泄不满情绪之外，对讯问没有任何益处。在当时的情況下，我完全把自己置于道德制高点，而把犯罪嫌疑人推向了对立面。
　　直到现在，我都特别感激那个犯罪嫌疑人——他让我从“照葫芦画瓢”的机械模仿状态中惊醒，也帮我构筑了头脑中“人性司法”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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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以代理检察员的身份独立出庭支持公诉，是办理一起适用简易程序的敲诈勒索案。那年被告人54岁，而我27岁。我当时让朋友作为旁听群众陪我一起去开庭，说是让他给我壮胆，其实是想展现一下作为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的飒爽英姿。第一次独立出庭，那种感觉就像我第一次穿上检察制服一样兴奋。在法庭辩论阶段，发表公诉意见时，我照着提前准备的公诉词念到：“你应该从这次事情中吸取教训……”我不记得被告人说了什么，只记得他自始至终面无表情地看着审判席。
　　整个庭审流程有条不紊，被告人全程认罪，表示不上诉，我对这次庭审很满意。庭审结束后，我兴奋地来到朋友身边。但他的一段话却像一盆冷水把我的兴奋和自我感觉良好浇透了，“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一个二十几岁不经世事的毛丫头，凭什么告诫一个比你爸爸岁数还大的人‘要克服不劳而获的思想，依靠勤奋和努力赚取合法收入’，你有教育人家的资格吗？”
　　后来出庭支持公诉时，在法庭教育环节，我又这样说了几次，但每次讲类似的话时，朋友的那段话就会回响在我耳边，挥之不去，让我觉得脊背发凉。从那之后，法庭教育就变成了我的隐痛，我不再对任何被告人做法庭教育。这些年，我也一直在问自己：法庭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应该在法庭教育中说些什么？
　　书本上说，法庭教育就是通过教育被告人警示旁听群众。目前，在基层司法实践中，多数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一个已经自愿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他在法庭上接受审判，也得到了应有的刑罚，我们再通过法庭教育对他作出否定性评价，给出一成不变的建议，除了彰显自己作为公诉人的权威之外，对协助被告人更生、教育旁听群众又有多大的作用和价值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台湾地区首位女检察长蔡碧玉所写的《检察手记》中提到，“司法也可以很温柔。当检察官一手追诉犯罪、打击不法的同时，另一手又肩负照护弱势、协助被告人更生的职责……检察官在打击犯罪的‘严父’角色之外，还可以扮演照护弱者的‘慈母’角色，对处在困境的无助当事人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度过人生逆境，找到新的人生价值”。透过这些文字，我看到了一名检察官丰富而温暖的内心。而这本书也让“人性司法”的内涵在我头脑中彻底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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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面对陌生的未检工作，虽然依旧要从无数个“第一次”做起，但我已再无检察“小白”的紧张或自负，我带着对“人性司法”的坚守，担起了一份照护未成年人的职责。
　　现在，在办理每个案件时，我都会给犯罪嫌疑人以尊重，在依法履行职责的同时，以同理心去了解案件背后当事人的难言之隐;在每次法庭教育中，我也不再去否定被告人的行为，而是借着这宝贵的沟通机会，发自内心地表达对他过往的同情，以及更生未来的期待。
　　追诉犯罪，同时传递司法的温度，减少再犯的发生——这，就是我作为检察官的职责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