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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载，在新飞电器工作了30年的老职工付英礼说，10年前，他们曾是新乡市最令人自豪的一群人，穿着厂服走在大街上，迎接的是羡慕的目光。但10多年过后，新飞电器不仅未能延续辉煌，反而因大幅度亏损招致员工的不满。现在，他们都不好意思对别人说，自己在新飞上班。
新飞的颓势有各方面的原因，但不能不考虑经济大环境的转变，因为中国财富高速增长的时期已经结束，已有“红利”正在终结，必须寻找新的红利。
人口红利正在耗尽
中国人口正在老龄化──未来几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开始缩减，而且，相比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甚至亚洲四小龙，中国的老龄化起步于一个相对较早的经济发展阶段，也就使人担忧中国“未富先老”，随着人口老龄化，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所享受到的“人口红利”将在未来十年内逐渐消失。
在经历了漫长的战争和动荡之后，中国人口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快速增长。虽然有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带来的冲击，但相对稳定的环境还是促进了经济增长并改善了生活条件，并且政府采取了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在这段时间中处于较高水平，中国的总人口从1949年的5亿4千万增加到1970年的8亿3千万。
然而，到了1970年代，人口和就业压力变得越来越突出。政府于是在1973年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鼓励晚婚和少生，并在1979年推出了独生子女政策。这一政策使得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由1970年的3.3%骤降至1980年的1.8%。在过去的30年中，虽然1990年前后曾出现了一轮婴儿潮，但人口出生率总体上延续了逐步放缓的趋势，到2010年已降至1.2%左右。
期间，中国抚养比的下降促进了经济增长，带来了所谓的“人口红利”。由于人口出生率骤降，儿童抚养比──即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重──在过去的35年间不断下降，由1975年的40%降至2010年的20%；而另一方面，老年抚养比──老年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则保持稳定。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快于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增速、总抚养比出现显著下降，由1973年78%一路下降至2010年的38%。这意味着每单位工作年龄人口所承担的少年儿童和老年人的抚养负担在过去30年间大幅下降。这一人口结构的变化推动了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
过去30年间，“人口红利”为年均9%的人均实际GDP增长贡献了0.8个百分点。
但未来的变化趋势是，中国过去享受到的“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中国总人口增长率将不断放缓。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中国总人口将在2030前后达到13.9亿左右，随后开始下降，而且未来几十年间中国人口将迅速老龄化：最新一期联合国人口署预测预计未来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不断加速增长，年均增速由1991-2000年间的2.7%、2001-2010年间的2.1%倍增至2011-2020年间的4.2%。
与此同时，少年儿童人口出生率将持续降低、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将不断减少。另一方面，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前后达到10亿人左右的峰值。
由于不断壮大的老年人口将大幅度抵消少年儿童人口的减少，因此中国总抚养比在未来几年到达谷底的37%之后将持续上行至本世纪中叶。
制造业红利少得可怜
《经济学人》杂志近日载文指出，中国在包括制造业产量、出口、固定投资等在内的21个不同指标中，有过半数已经超过美国。但中国制造大而不强，处于产业链低端，赢利菲薄。
原因何在？以下事实或许能说明一些原因——2012年12月4日，汤姆森路透评选出2012年全球创新力企业（机构）百强，共47家美国企业、32家亚洲企业、21家欧洲企业上榜。虽然中国专利申请数量领先全球，但由于专利质量及影响力不足，中国公司无一上榜。
汤姆森路透的这一评选始于2011年。汤姆森路透表示，创新是经济增长和成功的基石，专利数量是衡量创新力的重要指标，但创新的意义远不止专利申请数量那么简单。其主要评定主要基于专利申请成功率、专利申请的全球性、专利影响力、创新专利数等四项指标。汤姆森路透通过计算各公司过去3年中专利申请数与获批专利数的比例，并统计过去5年中各公司专利被引用数量，来加以分析评定。
中国2011、2012年均无一家企业上榜。分析称，中国专利数量虽在增加，但与入榜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海外专利申请或获批数量过少，专利影响力不足，在专利申请的全球性指标上处于劣势。
换言之，中国民众未能从看似巨大的制造业中获得应有的财富。与此同时，中国似乎已经遭遇“刘易斯拐点”，过低成本的劳动力已经耗尽，从而将导致工资通胀的到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保障的成本也会上涨，同样会对劳动力成本上涨起到助推作用。日本大和证券则预计，中国可能在未来五至十年内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制造业将转向劳动力成本和人口结构更有优势的东南亚诸国。
那么，中国为何在制造业并不强大的情况下能获得财富呢？一般认为，中国入世以来，有四个主要原因导致暴富：第一，外贸剩余资产进入银行，之后进入房产；第二，大宗商品包括铁矿、煤等；第三，房地产；第四，上市套现。
但目前上述财富也在消失，第一，中国的经常帐户盈余从2000年开始的高速增长在2008年达到顶峰，之后一直回落，今年回落至2005－2006年水平。第二，国内铁矿石价格在08和11年两次登顶后均回落，而新能源的诞生逐步挑战传统能源价格。第三，房价大规模上升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拿地的成本大大提高。第四，2012年上市的公司数量缩水5成以上。
一个不是很典型的明证是，中国的奢侈品销售2012年一度较2011年下降近30%，而澳门博彩业收入增长率也在今年接近0，其中VIP的增幅为负。
改革才是最大红利 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红利将尽，中国需要更深入的改革以继续获取红利。
上世纪末开始的一些列改革与开放政策，包括加入WTO、国企改革和房地产改革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为中国最近十年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逆转、人口红利逐渐变为人口负担，加上出口形势的相对变化，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那么，就像世界银行2012年初推出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简称“世行报告”）所暗示的那样：简单的改革所产生的唾手可得的经济果实已被拾摘殆尽，下一阶段，中国需要更深入的变革，以获取未来的红利。
关键是要对国企进行全面改革。中国的国企本应成为科技和管理创新的主体，但其对资源的廉价占用和内部成本可以随时向全民无偿转嫁的赢利模式，注定使国企失去基本的创新动力，而其对资源和要素的廉价和优先占用，又对民企造成了基于利润被剥夺的创新挤出。
目前，中国改革正在触动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包括一些垄断企业，因此引发反对很正常。改革是有难度，经济增速高了，日子好过了，改革的压力也就不大了，但到了经济困难的时候，反而又不敢改了。这样，改革永远不可能向纵深推进。
对此，世行报告称，中国面临来自境内外的各种风险，过去直线式的增长不可持续；中国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的战略转变。并为中国今后20年的发展开出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药方。
其中备受争议的就是打破国企垄断问题，世行指出中国的国企从很多方面得到了很多收益，包括廉价的融资、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大量的收益留存等，但国企没有让老百姓更多地获利，想使中国老百姓更多地获益，国企应把更多的红利返还给社会，并实行一些结构调整，从而建立良好社会保障体制。而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和全球的发展经验都表明，进一步加大竞争，才能提高生产率水平，进而带来更高水平的工资收入。
在经历30多年高速增长后，中国未来发展环境和条件将明显地不同于过去30年，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战略转变。而这个转变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中国须完成企业、土地、劳动力和金融部门的总体改革，以开放市场，促进竞争和创新，确保机会均等。
为有效推动改革，确保未来改革红利，需要中央的坚强领导，也要鼓励地方和基层的改革试验；争取对改革的支持，凝聚改革共识，克服来自多方面的改革阻力，平衡复杂的利益关系；重视管理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宏观经济和其他方面的风险，把握好应对短期问题和实施长期战略的关系。
比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对公共资源重新定位和定价，并引入包含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措施在内的现代公司治理，在必要情况下实施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在劳动力市场上，中国需要分阶段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确保劳动者今后能在市场信号引导下流动；采取措施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反思并调整企业工资政策；形成可在全国范围内转移的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
同时，国际经验表明，大型企业和为其配套的中小企业群，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应运用综合措施支持包括大型民营企业在内的大型企业创新，建立公共技术平台服务于中小企业创新，增加新设企业获取长期风险资本的可能性。
总之，只有实实在在推行了以上改革，中国才能继续获得国家发展和人民福利所需要的最大红利。
新飞的颓势有各方面的原因，但不能不考虑经济大环境的转变，因为中国财富高速增长的时期已经结束，已有“红利”正在终结，必须寻找新的红利。
人口红利正在耗尽
中国人口正在老龄化──未来几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开始缩减，而且，相比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甚至亚洲四小龙，中国的老龄化起步于一个相对较早的经济发展阶段，也就使人担忧中国“未富先老”，随着人口老龄化，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所享受到的“人口红利”将在未来十年内逐渐消失。
在经历了漫长的战争和动荡之后，中国人口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快速增长。虽然有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带来的冲击，但相对稳定的环境还是促进了经济增长并改善了生活条件，并且政府采取了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在这段时间中处于较高水平，中国的总人口从1949年的5亿4千万增加到1970年的8亿3千万。
然而，到了1970年代，人口和就业压力变得越来越突出。政府于是在1973年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鼓励晚婚和少生，并在1979年推出了独生子女政策。这一政策使得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由1970年的3.3%骤降至1980年的1.8%。在过去的30年中，虽然1990年前后曾出现了一轮婴儿潮，但人口出生率总体上延续了逐步放缓的趋势，到2010年已降至1.2%左右。
期间，中国抚养比的下降促进了经济增长，带来了所谓的“人口红利”。由于人口出生率骤降，儿童抚养比──即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重──在过去的35年间不断下降，由1975年的40%降至2010年的20%；而另一方面，老年抚养比──老年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则保持稳定。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快于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增速、总抚养比出现显著下降，由1973年78%一路下降至2010年的38%。这意味着每单位工作年龄人口所承担的少年儿童和老年人的抚养负担在过去30年间大幅下降。这一人口结构的变化推动了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
过去30年间，“人口红利”为年均9%的人均实际GDP增长贡献了0.8个百分点。
但未来的变化趋势是，中国过去享受到的“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中国总人口增长率将不断放缓。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中国总人口将在2030前后达到13.9亿左右，随后开始下降，而且未来几十年间中国人口将迅速老龄化：最新一期联合国人口署预测预计未来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不断加速增长，年均增速由1991-2000年间的2.7%、2001-2010年间的2.1%倍增至2011-2020年间的4.2%。
与此同时，少年儿童人口出生率将持续降低、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将不断减少。另一方面，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前后达到10亿人左右的峰值。
由于不断壮大的老年人口将大幅度抵消少年儿童人口的减少，因此中国总抚养比在未来几年到达谷底的37%之后将持续上行至本世纪中叶。
制造业红利少得可怜
《经济学人》杂志近日载文指出，中国在包括制造业产量、出口、固定投资等在内的21个不同指标中，有过半数已经超过美国。但中国制造大而不强，处于产业链低端，赢利菲薄。
原因何在？以下事实或许能说明一些原因——2012年12月4日，汤姆森路透评选出2012年全球创新力企业（机构）百强，共47家美国企业、32家亚洲企业、21家欧洲企业上榜。虽然中国专利申请数量领先全球，但由于专利质量及影响力不足，中国公司无一上榜。
汤姆森路透的这一评选始于2011年。汤姆森路透表示，创新是经济增长和成功的基石，专利数量是衡量创新力的重要指标，但创新的意义远不止专利申请数量那么简单。其主要评定主要基于专利申请成功率、专利申请的全球性、专利影响力、创新专利数等四项指标。汤姆森路透通过计算各公司过去3年中专利申请数与获批专利数的比例，并统计过去5年中各公司专利被引用数量，来加以分析评定。
中国2011、2012年均无一家企业上榜。分析称，中国专利数量虽在增加，但与入榜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海外专利申请或获批数量过少，专利影响力不足，在专利申请的全球性指标上处于劣势。
换言之，中国民众未能从看似巨大的制造业中获得应有的财富。与此同时，中国似乎已经遭遇“刘易斯拐点”，过低成本的劳动力已经耗尽，从而将导致工资通胀的到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保障的成本也会上涨，同样会对劳动力成本上涨起到助推作用。日本大和证券则预计，中国可能在未来五至十年内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制造业将转向劳动力成本和人口结构更有优势的东南亚诸国。
那么，中国为何在制造业并不强大的情况下能获得财富呢？一般认为，中国入世以来，有四个主要原因导致暴富：第一，外贸剩余资产进入银行，之后进入房产；第二，大宗商品包括铁矿、煤等；第三，房地产；第四，上市套现。
但目前上述财富也在消失，第一，中国的经常帐户盈余从2000年开始的高速增长在2008年达到顶峰，之后一直回落，今年回落至2005－2006年水平。第二，国内铁矿石价格在08和11年两次登顶后均回落，而新能源的诞生逐步挑战传统能源价格。第三，房价大规模上升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拿地的成本大大提高。第四，2012年上市的公司数量缩水5成以上。
一个不是很典型的明证是，中国的奢侈品销售2012年一度较2011年下降近30%，而澳门博彩业收入增长率也在今年接近0，其中VIP的增幅为负。
改革才是最大红利 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红利将尽，中国需要更深入的改革以继续获取红利。
上世纪末开始的一些列改革与开放政策，包括加入WTO、国企改革和房地产改革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为中国最近十年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逆转、人口红利逐渐变为人口负担，加上出口形势的相对变化，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那么，就像世界银行2012年初推出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简称“世行报告”）所暗示的那样：简单的改革所产生的唾手可得的经济果实已被拾摘殆尽，下一阶段，中国需要更深入的变革，以获取未来的红利。
关键是要对国企进行全面改革。中国的国企本应成为科技和管理创新的主体，但其对资源的廉价占用和内部成本可以随时向全民无偿转嫁的赢利模式，注定使国企失去基本的创新动力，而其对资源和要素的廉价和优先占用，又对民企造成了基于利润被剥夺的创新挤出。
目前，中国改革正在触动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包括一些垄断企业，因此引发反对很正常。改革是有难度，经济增速高了，日子好过了，改革的压力也就不大了，但到了经济困难的时候，反而又不敢改了。这样，改革永远不可能向纵深推进。
对此，世行报告称，中国面临来自境内外的各种风险，过去直线式的增长不可持续；中国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的战略转变。并为中国今后20年的发展开出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药方。
其中备受争议的就是打破国企垄断问题，世行指出中国的国企从很多方面得到了很多收益，包括廉价的融资、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大量的收益留存等，但国企没有让老百姓更多地获利，想使中国老百姓更多地获益，国企应把更多的红利返还给社会，并实行一些结构调整，从而建立良好社会保障体制。而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和全球的发展经验都表明，进一步加大竞争，才能提高生产率水平，进而带来更高水平的工资收入。
在经历30多年高速增长后，中国未来发展环境和条件将明显地不同于过去30年，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战略转变。而这个转变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中国须完成企业、土地、劳动力和金融部门的总体改革，以开放市场，促进竞争和创新，确保机会均等。
为有效推动改革，确保未来改革红利，需要中央的坚强领导，也要鼓励地方和基层的改革试验；争取对改革的支持，凝聚改革共识，克服来自多方面的改革阻力，平衡复杂的利益关系；重视管理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宏观经济和其他方面的风险，把握好应对短期问题和实施长期战略的关系。
比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对公共资源重新定位和定价，并引入包含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措施在内的现代公司治理，在必要情况下实施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在劳动力市场上，中国需要分阶段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确保劳动者今后能在市场信号引导下流动；采取措施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反思并调整企业工资政策；形成可在全国范围内转移的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
同时，国际经验表明，大型企业和为其配套的中小企业群，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应运用综合措施支持包括大型民营企业在内的大型企业创新，建立公共技术平台服务于中小企业创新，增加新设企业获取长期风险资本的可能性。
总之，只有实实在在推行了以上改革，中国才能继续获得国家发展和人民福利所需要的最大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