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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摘要根据“需求层次理论”，将农民工的需求信息从低到高分为物质信息、安全信息、尊重信息、自我实现信息四类。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具有层次性、现实性、发展性的特点，并出现了“亚群体分化”；其信息需求主要受个人特征、流动特征、社会融合、信息环境、信息成本等多种因素影响，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影响因素更加多元分散。
关键词：（中）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需求层次；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C92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48-08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2-12-20；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6-29
基金项目：（中）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层次与传播机制研究”（10CXW030）；上海大学高校085学科内涵建设子项目“影视媒体与都市文化建构”（2011-02）。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陶建杰（1978-），浙江海宁人，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新闻传播系副教授，传播学博士。研究方向：发展传播。
正文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作为官方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使占农民工总数60%，拥有1亿多人群规模的“80后”、“90后”农民工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征可以概括为“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高，工作耐受力低[1]。
“三高一低”的群体特征，使新生代农民工具备了更好的信息获取条件，也决定了他们比老一代农民工对信息的需求更迫切、更丰富、更积极。在涉及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诸如衣食住行、招工用人、技能培训、维权社保、文化娱乐、健康医疗、子女教育等，都离不开信息的需求与获取。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日益呈现多样化、纵深化趋势，他们关注各类与自身生活、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也关注各类政治、经济信息，信息意识明显增强[2]。由于在自身认同、身份定位、成长环境等方面的改变，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相应呈现新的变化。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在信息需求方面的新特点以及影响信息需求的具体因素，并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较，是准确把握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现状、提升有关部门信息服务水平的关键，也是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促进社会融合的核心问题之一，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一级标题一、问题的提出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成长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等有较大不同，这些变化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体现为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观念、身份认同、社区认同、乡土认同等方面的鲜明特征[3]。作为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
从现有文献看，与身份认同、城市融入、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关于农民工的“热门”领域相比，学界对农民工信息需求方面的研究略显薄弱。以“农民工”和“信息需求”为标题关键词，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仅有10余篇文献。刁松龄根据生活预期与生活目标的不同，将农民工分成返乡型、徘徊型、融入型三类，并分析了三者信息需求的各自特点[4]。贺辉平等人将农民工转型过程中的信息需求分为国家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信息、农业科技新技术成果信息、特种种植养殖技术信息、市场供求信息四类，提出为满足上述需求应建立“信息服务中心”模式[5]。俞守华等人从就业信息、技能培训信息、社会保障信息、子女教育信息、生活文化信息、政府政策信息等方面，对农民工的信息需求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层次主要集中在意识阶段[6]。
同时，也有学者特别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徐艳霞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主要集中在职业工作、精神和物质文化生活、政治参与三方面[7]；胡晓鹰针对珠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发现，信息需求体现为对职业信息的关注度更高，希望提高自身素质与工作技能，关注住房、教育、社会保障、文娱信息，日益关注权益保护信息[8]；孙耀明等人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集中在就业和职业培训信息、政策和法律信息、精神和文化生活信息三方面[9]。
关于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徐艳霞将制约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因素概括为自身信息获取能力弱、信息获取不平等、信息渠道狭窄三方面[10]。陆雪梅认为，农民工对信息服务的需求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决定农民工对信息客体需求的因素，包括农民工的自身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以及自然条件因素三个基本方面；二是信息服务的因素。据此，她将农民工信息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分为个体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信息服务诱导因素（收入水平、进城务工时间）、信息服务的可及性等三方面，并依次通过回归模型检验了上述因素对农民工信息服务需求的影响[11]。刁松龄对珠三角地区10个城市的2400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教育分化、制度阻隔、信息传递渠道单一是决定农民工信息需求现状的主要因素[12]。
总体上看，目前无论是对农民工信息需求现状，还是对信息需求影响因素的探讨，都存在诸多不足，主要体现为宏观政策分析多，微观实证支持少；总体研究多，群体分化研究少；描述性角度多，分析性角度少；对策研究多，理论思考少。至于基于新老两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群体等比较视角的信息需求实证研究，目前还是空白。
此外，上述研究均把农民工的不同信息需求，作为同等重要的方面加以讨论。事实上，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只有当人的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13]。在国外，根据“需求层次理论”，韦尔（Weir）早就提出了信息寻求行为等级图（hierarchy of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他认为，一个人在等级中的位置决定着他的信息寻求行为，只有在一个层次的信息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们才会致力于获取更高层次的信息，只有当低层次的信息需求暂时得到满足，个人才会在短期内寻求更高层次的信息[14]。 受“需求层次理论”的启发，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也是分层次的，呈现为一定的“梯度”。新生代农民工对不同信息的需求层次不同，影响需求的因素也可能不同。本文将以此为理论依据，对农民工的信息需求进行层次划分，讨论各自的影响因素，并比较两代农民工的差异。
一级标题二、研究设计
二级标题1.测量指标及操作化定义
下面分别介绍研究中的因变量和自变量设计。
（1）因变量。根据“需求层级理论”对需求的分类，采用“投射法”，我们将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从低到高依次分为：物质信息需求、安全信息需求、尊重信息需求、自我实现信息需求四类。在研究中，分别以“衣食住行信息”、“医疗保健信息”、“维权社保信息”、“子女教育信息”具体进行指代，通过五点量表来测量各种信息的需求程度（1～5分别代表从“很不需要”到“很需要”的递增水平）。
（2）自变量。借鉴其他研究成果，我们将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分为五个方面：个人特征、流动特征、社会融合、信息环境、信息成本。其中，社会融合代表了影响信息需求的主观方面，信息环境和信息成本是影响信息需求的客观条件，个人特征、流动特征则是重要的控制变量。
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一般认为，大龄已婚农民工，基于养家糊口、子女培养等现实负担，会把精力更多投入到日常生活和子女教育，所以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等信息需求有所减弱。他们更倾向于追求安定的生活，工作策略相对保守，不愿意频繁变动工作，就业信息需求也相应降低。而较高的教育水平能激发他们更多、更广泛的信息需求，也是他们获取更多信息的条件和基础。
本文通过外出时间、外出目的、工作稳定性三个变量尽可能地全面反映农民工的流动特征。外出时间越短的农民工，对城市越陌生，各种信息，尤其是基本生活信息的需求也越旺盛。外出目的反映了农民工外出的直接动机，进而影响其信息偏好。一个以提高收入为目的的农民工，肯定会更多关注求职招聘、衣食住行等与“赚钱”密切相关的信息。一个以“见世面”为目的的农民工，关注的信息相对广泛。我们将外出目的分为“纯经济型”、“自我发展型”、“兼具型”三种。工作稳定性也是反映农民工流动特征的重要变量，用“过去三年中，累计换工作的总次数”来测量。频繁换工作的人，往往更关注求职招聘等实用信息，在城市的稳定性和未来发展的长期性相对脆弱，对个人发展、子女教育等信息关注较少。
社会融合包括收入、务工地方言掌握水平、身份认同三个变量。收入反映了农民工在城市的经济融合状况。收入对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影响不言而喻，获取信息往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越富裕的农民工，在获取信息时所受到的经济限制越少。根据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我们将人均月收入分成三组：2000元以下为“低收入”；2000～2799元为“中收入”；2800元及以上为“高收入”。务工地方言掌握水平反映了农民工对地域文化的适应情况，是文化融合的重要指标。我们将“会说”或“大部分能听懂”当地方言的归为“方言水平高”，将“小部分能听懂”、“基本听不懂”、“完全听不懂”的归为“方言水平低”。身份认同代表了农民工的心理融合：自认为是“农民”的农民工，往往把在城市务工作为阶段性策略；自认为是“工人”的农民工，则会把在城市居留发展作为长期选择，从而需要更全面的信息。
信息环境包括居住方式、有无公告栏、有无老乡会、媒体环境四个变量。信息环境一般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所构成的三种不同层次的环境。居住方式指示了人际传播环境，我们将目前居住在“企业员工宿舍”、“车间、工地”的归为“群居”；将目前居住在“出租屋”、“借住亲友家”、“自己买的房子”的归为“非群居”。社区或企业的公告栏被归入他组织传播渠道，老乡会被归入自组织传播渠道，两者共同构成了农民工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组织传播环境。通过计算家中拥有报纸、电视机、收音机、手机、电脑的情况来测量大众传播环境。以总分计，每拥有一种得1分，如果全部拥有，为5分，如全部没有，为0分。
信息成本也是与农民工信息需求密切相关的方面。我们设计了信息获取费用、时间、所需精力三个变量。费用高低、付出时间和精力的多少，会影响到农民工信息获取的积极性，进而影响信息需求。这三个变量均为二分变量，让农民工回答“同意”或“不同意”。
二级标题2.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研究中的所有数据均来自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层次与传播机制研究”。2012年1～3月，课题组在上海、嘉兴、北京、深圳四地，对农民工进行了抽样调查。农民工根据居住方式一般可以分为两类：“散居”（自己租房居住，与市民混居在一起，多为从事商业、服务业的家庭户）和“聚居”（主要分集体宿舍式和村落式聚居两种形式）。我们在各城市分别选择两个区（县），按照街道、居委会两阶段抽样后，每个城市选中10个居委会，将各个居委会出租屋登记名单中的所有农民工作为调查对象的抽样框，采用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散居”类农民工。根据事先配额，在上海、嘉兴各抽取400名，深圳、北京各抽取200名。同时，又在上述四城市各选择1个大量雇佣农民工的企业，对名单中的农民工进行等距抽样，四地共抽取“聚居”
注：年龄、外出时间、工作稳定性、媒体环境四项指标，括号外为均值，括号内为标准差，其中工作稳定性以过去三年中累计换工作总次数来衡量。
类农民工400名。此外，我们在上海、嘉兴各确定一所农民工小学和一所农民工幼儿园，对学生家长进行等距抽样，共获得学生家长样本400名。通过这三种抽样方式，兼顾了样本来源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我们共发放了2000份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614份，有效率807%。其中出生于1980年及以后、符合“新生代农民工”年龄条件的有931人，属于“老一代农民工”的有683人。
表1给出了各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高学历者比例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已婚、纯经济型外出者的比例大大降低，工作稳定性也低于老一代农民工，自我认同为“工人”的比例提高， 周边媒体环境优于老一代农民工。这些情况，与同时期其他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大型调查结果[15]基本一致，也说明了本研究具有较高的效度。
一级标题三、数据分析结果与讨论
二级标题1.两代农民工信息需求比较
比较两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后可以发现以下几点。第一，两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总体旺盛，均值
都在33以上，其中“衣食住行”和“医疗保健”均值低于40，属“中度需要”，“维权社保”和“子女教育”均值高于40，属“迫切需要”。第二，两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排序有差异：老一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从强到弱依次为子女教育、维权社保、医疗保健、衣食住行；新生代农民工则为维权社保、子女教育、衣食住行、医疗保健。F检验进一步表明，四种信息需求存在显著差异，相比物质信息和安全信息，农民工对尊重信息、自我实现信息的需求更加迫切。第三，同一类信息的T检验表明，两代农民工对衣食住行和子女教育信息的需求有显著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对衣食住行信息的需求较高，对子女教育信息的需求较低，详见表2。
可见，无论是新生代还是老一代农民工，现实中的信息需求都是有层次的。目前他们对处于较低层次的物质信息、安全信息需求较低，对处于较高层次的尊重信息、自我实现信息需求较高。这主要是由于社会提供给农民工的较低层次的信息相对完整、丰富，低层次需求已基本满足，他们就有可能、有意愿追求更高层次的信息。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衣食住行信息需求显著较高、子女教育信息需求则较低。这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所具有的现实性和发展性特点。信息需求的现实性是指：越与现阶段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越被关注。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未婚未育的比例大大提高，对他们来说，考虑子女教育问题和主动寻求子女教育信息为时尚早，因而现阶段更关注衣食住行等实际问题。信息需求的发展性是指：信息需求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发展、年龄增长、个人成长阶段的不同而出现相应变化。以子女教育信息为例，一旦结婚生子，此类信息就立刻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最关注、最渴求的内容。
二级标题2.新生代农民工各亚群体信息需求比较
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各亚群体的信息需求后可以发现以下几点。第一，性别、身份认同、务工地方言水平不同的农民工，信息需求没有显著差异。第二，婚姻状况、教育水平、人均月收入不同的农民工，衣食住行、子女教育信息需求有显著差异。其中，未婚、低学历或高学历、收入较低者，衣食住行信息需求较迫切；已婚、学历较低、低收入或高收入者，子女教育信息需求较迫切。第三，外出目的、工作稳定性、居住方式不同的农民工，信息需求大多有显著差异。具体来说，纯经济型外出或工作稳定的农民工，子女教育信息需求较高，衣食住行、医疗保健信息需求较低；群居的农民工，衣食住行和维权社保信息需求高，子女教育信息需求低。第四，F检验显示，无论是哪类亚群体中的个人，四种信息需求均有显著差异，维权社保、子女教育等高层次信息需求更为迫切，详见表2。
这些现象都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也不是“铁板一块”，信息需求出现了“亚群体分化”。需要指出的是，种种“分化”背后都有现实因素，且同样的现象，原因也往往不同。以子女教育信息为例，不同收入的人群需求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U”形。尽管低收入和高收入者都表现为信息需求较高，原因却可能截然不同： 低收入者很想通过教育来改变下一代的命运，“教育是最现实的工具和通道”，这种“高需求”具有较强的功利性；高收入者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往往是基于“教育是未来社会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的理念，他们也具备更好的经济实力。再譬如学历对衣食住行信息的需求也呈“U”形，低学历者的高需求，是出于他们需要获得更多的日常信息在社会中保证基本生存；高学历者的高需求，则往往由于他们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或是为了故意与大部分农民工划清界限而进行“炫耀型”消费。总之，在分析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同时，必须考虑到需求背后的动机。
二级标题3.两代农民工信息需求影响因素比较
我们用五点量表测量信息需求程度，信息需求程度属于“有序分类结果”，因而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进行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分别建立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有序Logistic模型，比较两代农民工信息需求影响因素的差异。表3提供了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四类信息需求影响因素模型的回归结果。
（1）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显著因素。衣食住行信息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已婚、初中学历、高收入、非群居者，较之其参考类别，衣食住行信息需求显著较低；兼具型外出、认为信息获取费用高者，比其参考类别的信息需求大。年龄越大者的医疗保健信息需求越高；自认为是农民、信息获取方面时间少的人，较之其参考类别，医疗保健信息需求也显著提高。未婚/离异/丧偶、兼具型外出、群居者、信息获取方面时间少者，相比其参考群体，维权社保信息需求较高，且越年长者这方面的需求也越高。影响子女教育信息需求的显著因素全部为人口特征方面的变量，年龄越大、已婚、小学及以下学历者，子女教育信息需求越强。
（2）影响老一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显著因素。女性、个人精力较多者，较之其参考群体，衣食住行信息需求显著提高；外出时间越短、换工作次数越多者，这方面的需求也越旺盛。女性、兼具型外出的老一代农民工，较之其参考群体，医疗保健信息需求显著提高。务工地方言水平高的人，相比水平低者，维权社保信息需求显著降低。自认为是工人、觉得获取信息费用高、时间少的农民工，相比其参考群体，子女教育方面的信息需求显著降低。
通过对有序Logistic回归结果的比较可以发现，无论是衣食住行、医疗保健，还是维权社保、子女教育信息，两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显著影响因素是截然不同的。与老一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性别、外出时间、工作稳定性等少数方面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趋于多样，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活跃、多元、积极主动的群体特点。他们正值青年，工作、生活尚处于起步阶段，文化程度相对高、思想活跃、视野开阔。他们进城务工，不再像父辈那样绝大多数是 出于“赚钱养家”这一最基本的生存目的。他们怀揣各自的梦想和希望来到城市，对各种信息的需求也因人而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的差异性比老一代农民工大得多。此外，性别不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显著因素，也充分说明男性与女性的信息需求趋于均衡、平等。
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也各不相同。从实证结果看，衣食住行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最多，子女教育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最少，恰好说明此类信息无论对哪一类新生代农民工都是需要和迫切的。至于医疗保健、维权社保信息的影响因素也较少，我们认为原因是这两类信息相对专业，不同个体的需求差异不大。可见，越是非专业、层次低、与日常生活密切的信息，其需求差异化越明显；越是专业、层次高、获取难度大的信息，其需求越趋于一致。
一级标题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比较了新老两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及影响因素，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两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都具有层次性，对维权社保、子女教育等高层次信息需求都更迫切。其次，新生代农民工的衣食住行信息需求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子女教育信息需求显著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对于医疗保健、维权社保信息需求，两代农民工较为一致。再次，根据外出目的、教育水平、人均月收入等不同指标划分的各新生代农民工亚群体，各种信息需求呈现明显的差异。最后，两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影响因素差别也较大。老一代农民工集中在性别、外出时间、工作稳定性等少数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影响因素较为分散，且不同信息的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
以上结论的现实意义在于，充分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层次性、差异性、发展性的特点，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各亚群体信息需求的不同，重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主要因素，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针对农民工的信息服务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认清新生代农民工客观信息需求，加强高层次信息供给。课题组的其他研究显示，农民工普遍感到维权社保、子女教育等高需求的高层次信息获取困难，对这些信息的满意度也较低。这反映了一个严峻现实：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与信息供给明显不匹配，存在着严重的“需求-供给错位”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高层次的信息，是促进社会融合、农民工向更高社会阶层过渡的“助推剂”和“催化剂”，此类信息的长期缺失，正是农民工作为“信息弱势群体”的重要体现，也与全社会所倡导的“信息公平”相违背。
第二，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发展性特点，信息服务工作从内容到形式，都要与时俱进。十几年前，当“民工潮”刚刚兴起，老一代农民工初来乍到时，如果说城市提供一些最基本的就业求职、劳动技能、卫生常识、法律法规信息，尚能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并满足农民工日常信息需求的话，那么时至今日，当农民工出现了代际分化，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打工族的主流时，城市提供的信息如果仍然集中于上述方面，而很少涉及文化娱乐、子女教育、心理健康、消费指南等领域的话，显然不适应形势，有违于“发展性”的客观要求。
第三，引入信息“细分”策略，同时改善能激发信息需求的客观条件。新生代农民工的亚群体分化，以及对不同信息影响因素的差异，都提醒有关部门应该重视“细分”信息，采用更多的方法、通过更多的渠道、提供更多的信息，需要从信息的内容、渠道、方式、传播策略等方面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点进行全面调整与创新。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信息环境和信息成本对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影响力远大于老一代农民工。这提醒我们在进行农民工信息服务工作时，除了强化他们的主观意识外，也要积极改善那些能激发信息需求的客观条件。只有从主、客观两方面同时入手，才能使农民工信息服务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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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冯乐]
关键词：（中）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需求层次；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C92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48-08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2-12-20；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6-29
基金项目：（中）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层次与传播机制研究”（10CXW030）；上海大学高校085学科内涵建设子项目“影视媒体与都市文化建构”（2011-02）。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陶建杰（1978-），浙江海宁人，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新闻传播系副教授，传播学博士。研究方向：发展传播。
正文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作为官方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使占农民工总数60%，拥有1亿多人群规模的“80后”、“90后”农民工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征可以概括为“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高，工作耐受力低[1]。
“三高一低”的群体特征，使新生代农民工具备了更好的信息获取条件，也决定了他们比老一代农民工对信息的需求更迫切、更丰富、更积极。在涉及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诸如衣食住行、招工用人、技能培训、维权社保、文化娱乐、健康医疗、子女教育等，都离不开信息的需求与获取。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日益呈现多样化、纵深化趋势，他们关注各类与自身生活、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也关注各类政治、经济信息，信息意识明显增强[2]。由于在自身认同、身份定位、成长环境等方面的改变，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相应呈现新的变化。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在信息需求方面的新特点以及影响信息需求的具体因素，并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较，是准确把握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现状、提升有关部门信息服务水平的关键，也是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促进社会融合的核心问题之一，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一级标题一、问题的提出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成长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等有较大不同，这些变化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体现为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观念、身份认同、社区认同、乡土认同等方面的鲜明特征[3]。作为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
从现有文献看，与身份认同、城市融入、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关于农民工的“热门”领域相比，学界对农民工信息需求方面的研究略显薄弱。以“农民工”和“信息需求”为标题关键词，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仅有10余篇文献。刁松龄根据生活预期与生活目标的不同，将农民工分成返乡型、徘徊型、融入型三类，并分析了三者信息需求的各自特点[4]。贺辉平等人将农民工转型过程中的信息需求分为国家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信息、农业科技新技术成果信息、特种种植养殖技术信息、市场供求信息四类，提出为满足上述需求应建立“信息服务中心”模式[5]。俞守华等人从就业信息、技能培训信息、社会保障信息、子女教育信息、生活文化信息、政府政策信息等方面，对农民工的信息需求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层次主要集中在意识阶段[6]。
同时，也有学者特别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徐艳霞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主要集中在职业工作、精神和物质文化生活、政治参与三方面[7]；胡晓鹰针对珠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发现，信息需求体现为对职业信息的关注度更高，希望提高自身素质与工作技能，关注住房、教育、社会保障、文娱信息，日益关注权益保护信息[8]；孙耀明等人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集中在就业和职业培训信息、政策和法律信息、精神和文化生活信息三方面[9]。
关于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徐艳霞将制约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因素概括为自身信息获取能力弱、信息获取不平等、信息渠道狭窄三方面[10]。陆雪梅认为，农民工对信息服务的需求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决定农民工对信息客体需求的因素，包括农民工的自身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以及自然条件因素三个基本方面；二是信息服务的因素。据此，她将农民工信息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分为个体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信息服务诱导因素（收入水平、进城务工时间）、信息服务的可及性等三方面，并依次通过回归模型检验了上述因素对农民工信息服务需求的影响[11]。刁松龄对珠三角地区10个城市的2400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教育分化、制度阻隔、信息传递渠道单一是决定农民工信息需求现状的主要因素[12]。
总体上看，目前无论是对农民工信息需求现状，还是对信息需求影响因素的探讨，都存在诸多不足，主要体现为宏观政策分析多，微观实证支持少；总体研究多，群体分化研究少；描述性角度多，分析性角度少；对策研究多，理论思考少。至于基于新老两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群体等比较视角的信息需求实证研究，目前还是空白。
此外，上述研究均把农民工的不同信息需求，作为同等重要的方面加以讨论。事实上，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只有当人的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13]。在国外，根据“需求层次理论”，韦尔（Weir）早就提出了信息寻求行为等级图（hierarchy of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他认为，一个人在等级中的位置决定着他的信息寻求行为，只有在一个层次的信息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们才会致力于获取更高层次的信息，只有当低层次的信息需求暂时得到满足，个人才会在短期内寻求更高层次的信息[14]。 受“需求层次理论”的启发，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也是分层次的，呈现为一定的“梯度”。新生代农民工对不同信息的需求层次不同，影响需求的因素也可能不同。本文将以此为理论依据，对农民工的信息需求进行层次划分，讨论各自的影响因素，并比较两代农民工的差异。
一级标题二、研究设计
二级标题1.测量指标及操作化定义
下面分别介绍研究中的因变量和自变量设计。
（1）因变量。根据“需求层级理论”对需求的分类，采用“投射法”，我们将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从低到高依次分为：物质信息需求、安全信息需求、尊重信息需求、自我实现信息需求四类。在研究中，分别以“衣食住行信息”、“医疗保健信息”、“维权社保信息”、“子女教育信息”具体进行指代，通过五点量表来测量各种信息的需求程度（1～5分别代表从“很不需要”到“很需要”的递增水平）。
（2）自变量。借鉴其他研究成果，我们将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分为五个方面：个人特征、流动特征、社会融合、信息环境、信息成本。其中，社会融合代表了影响信息需求的主观方面，信息环境和信息成本是影响信息需求的客观条件，个人特征、流动特征则是重要的控制变量。
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一般认为，大龄已婚农民工，基于养家糊口、子女培养等现实负担，会把精力更多投入到日常生活和子女教育，所以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等信息需求有所减弱。他们更倾向于追求安定的生活，工作策略相对保守，不愿意频繁变动工作，就业信息需求也相应降低。而较高的教育水平能激发他们更多、更广泛的信息需求，也是他们获取更多信息的条件和基础。
本文通过外出时间、外出目的、工作稳定性三个变量尽可能地全面反映农民工的流动特征。外出时间越短的农民工，对城市越陌生，各种信息，尤其是基本生活信息的需求也越旺盛。外出目的反映了农民工外出的直接动机，进而影响其信息偏好。一个以提高收入为目的的农民工，肯定会更多关注求职招聘、衣食住行等与“赚钱”密切相关的信息。一个以“见世面”为目的的农民工，关注的信息相对广泛。我们将外出目的分为“纯经济型”、“自我发展型”、“兼具型”三种。工作稳定性也是反映农民工流动特征的重要变量，用“过去三年中，累计换工作的总次数”来测量。频繁换工作的人，往往更关注求职招聘等实用信息，在城市的稳定性和未来发展的长期性相对脆弱，对个人发展、子女教育等信息关注较少。
社会融合包括收入、务工地方言掌握水平、身份认同三个变量。收入反映了农民工在城市的经济融合状况。收入对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影响不言而喻，获取信息往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越富裕的农民工，在获取信息时所受到的经济限制越少。根据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我们将人均月收入分成三组：2000元以下为“低收入”；2000～2799元为“中收入”；2800元及以上为“高收入”。务工地方言掌握水平反映了农民工对地域文化的适应情况，是文化融合的重要指标。我们将“会说”或“大部分能听懂”当地方言的归为“方言水平高”，将“小部分能听懂”、“基本听不懂”、“完全听不懂”的归为“方言水平低”。身份认同代表了农民工的心理融合：自认为是“农民”的农民工，往往把在城市务工作为阶段性策略；自认为是“工人”的农民工，则会把在城市居留发展作为长期选择，从而需要更全面的信息。
信息环境包括居住方式、有无公告栏、有无老乡会、媒体环境四个变量。信息环境一般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所构成的三种不同层次的环境。居住方式指示了人际传播环境，我们将目前居住在“企业员工宿舍”、“车间、工地”的归为“群居”；将目前居住在“出租屋”、“借住亲友家”、“自己买的房子”的归为“非群居”。社区或企业的公告栏被归入他组织传播渠道，老乡会被归入自组织传播渠道，两者共同构成了农民工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组织传播环境。通过计算家中拥有报纸、电视机、收音机、手机、电脑的情况来测量大众传播环境。以总分计，每拥有一种得1分，如果全部拥有，为5分，如全部没有，为0分。
信息成本也是与农民工信息需求密切相关的方面。我们设计了信息获取费用、时间、所需精力三个变量。费用高低、付出时间和精力的多少，会影响到农民工信息获取的积极性，进而影响信息需求。这三个变量均为二分变量，让农民工回答“同意”或“不同意”。
二级标题2.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研究中的所有数据均来自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层次与传播机制研究”。2012年1～3月，课题组在上海、嘉兴、北京、深圳四地，对农民工进行了抽样调查。农民工根据居住方式一般可以分为两类：“散居”（自己租房居住，与市民混居在一起，多为从事商业、服务业的家庭户）和“聚居”（主要分集体宿舍式和村落式聚居两种形式）。我们在各城市分别选择两个区（县），按照街道、居委会两阶段抽样后，每个城市选中10个居委会，将各个居委会出租屋登记名单中的所有农民工作为调查对象的抽样框，采用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散居”类农民工。根据事先配额，在上海、嘉兴各抽取400名，深圳、北京各抽取200名。同时，又在上述四城市各选择1个大量雇佣农民工的企业，对名单中的农民工进行等距抽样，四地共抽取“聚居”
注：年龄、外出时间、工作稳定性、媒体环境四项指标，括号外为均值，括号内为标准差，其中工作稳定性以过去三年中累计换工作总次数来衡量。
类农民工400名。此外，我们在上海、嘉兴各确定一所农民工小学和一所农民工幼儿园，对学生家长进行等距抽样，共获得学生家长样本400名。通过这三种抽样方式，兼顾了样本来源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我们共发放了2000份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614份，有效率807%。其中出生于1980年及以后、符合“新生代农民工”年龄条件的有931人，属于“老一代农民工”的有683人。
表1给出了各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高学历者比例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已婚、纯经济型外出者的比例大大降低，工作稳定性也低于老一代农民工，自我认同为“工人”的比例提高， 周边媒体环境优于老一代农民工。这些情况，与同时期其他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大型调查结果[15]基本一致，也说明了本研究具有较高的效度。
一级标题三、数据分析结果与讨论
二级标题1.两代农民工信息需求比较
比较两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后可以发现以下几点。第一，两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总体旺盛，均值
都在33以上，其中“衣食住行”和“医疗保健”均值低于40，属“中度需要”，“维权社保”和“子女教育”均值高于40，属“迫切需要”。第二，两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排序有差异：老一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从强到弱依次为子女教育、维权社保、医疗保健、衣食住行；新生代农民工则为维权社保、子女教育、衣食住行、医疗保健。F检验进一步表明，四种信息需求存在显著差异，相比物质信息和安全信息，农民工对尊重信息、自我实现信息的需求更加迫切。第三，同一类信息的T检验表明，两代农民工对衣食住行和子女教育信息的需求有显著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对衣食住行信息的需求较高，对子女教育信息的需求较低，详见表2。
可见，无论是新生代还是老一代农民工，现实中的信息需求都是有层次的。目前他们对处于较低层次的物质信息、安全信息需求较低，对处于较高层次的尊重信息、自我实现信息需求较高。这主要是由于社会提供给农民工的较低层次的信息相对完整、丰富，低层次需求已基本满足，他们就有可能、有意愿追求更高层次的信息。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衣食住行信息需求显著较高、子女教育信息需求则较低。这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所具有的现实性和发展性特点。信息需求的现实性是指：越与现阶段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越被关注。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未婚未育的比例大大提高，对他们来说，考虑子女教育问题和主动寻求子女教育信息为时尚早，因而现阶段更关注衣食住行等实际问题。信息需求的发展性是指：信息需求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发展、年龄增长、个人成长阶段的不同而出现相应变化。以子女教育信息为例，一旦结婚生子，此类信息就立刻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最关注、最渴求的内容。
二级标题2.新生代农民工各亚群体信息需求比较
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各亚群体的信息需求后可以发现以下几点。第一，性别、身份认同、务工地方言水平不同的农民工，信息需求没有显著差异。第二，婚姻状况、教育水平、人均月收入不同的农民工，衣食住行、子女教育信息需求有显著差异。其中，未婚、低学历或高学历、收入较低者，衣食住行信息需求较迫切；已婚、学历较低、低收入或高收入者，子女教育信息需求较迫切。第三，外出目的、工作稳定性、居住方式不同的农民工，信息需求大多有显著差异。具体来说，纯经济型外出或工作稳定的农民工，子女教育信息需求较高，衣食住行、医疗保健信息需求较低；群居的农民工，衣食住行和维权社保信息需求高，子女教育信息需求低。第四，F检验显示，无论是哪类亚群体中的个人，四种信息需求均有显著差异，维权社保、子女教育等高层次信息需求更为迫切，详见表2。
这些现象都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也不是“铁板一块”，信息需求出现了“亚群体分化”。需要指出的是，种种“分化”背后都有现实因素，且同样的现象，原因也往往不同。以子女教育信息为例，不同收入的人群需求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U”形。尽管低收入和高收入者都表现为信息需求较高，原因却可能截然不同： 低收入者很想通过教育来改变下一代的命运，“教育是最现实的工具和通道”，这种“高需求”具有较强的功利性；高收入者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往往是基于“教育是未来社会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的理念，他们也具备更好的经济实力。再譬如学历对衣食住行信息的需求也呈“U”形，低学历者的高需求，是出于他们需要获得更多的日常信息在社会中保证基本生存；高学历者的高需求，则往往由于他们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或是为了故意与大部分农民工划清界限而进行“炫耀型”消费。总之，在分析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同时，必须考虑到需求背后的动机。
二级标题3.两代农民工信息需求影响因素比较
我们用五点量表测量信息需求程度，信息需求程度属于“有序分类结果”，因而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进行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分别建立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有序Logistic模型，比较两代农民工信息需求影响因素的差异。表3提供了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四类信息需求影响因素模型的回归结果。
（1）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显著因素。衣食住行信息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已婚、初中学历、高收入、非群居者，较之其参考类别，衣食住行信息需求显著较低；兼具型外出、认为信息获取费用高者，比其参考类别的信息需求大。年龄越大者的医疗保健信息需求越高；自认为是农民、信息获取方面时间少的人，较之其参考类别，医疗保健信息需求也显著提高。未婚/离异/丧偶、兼具型外出、群居者、信息获取方面时间少者，相比其参考群体，维权社保信息需求较高，且越年长者这方面的需求也越高。影响子女教育信息需求的显著因素全部为人口特征方面的变量，年龄越大、已婚、小学及以下学历者，子女教育信息需求越强。
（2）影响老一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显著因素。女性、个人精力较多者，较之其参考群体，衣食住行信息需求显著提高；外出时间越短、换工作次数越多者，这方面的需求也越旺盛。女性、兼具型外出的老一代农民工，较之其参考群体，医疗保健信息需求显著提高。务工地方言水平高的人，相比水平低者，维权社保信息需求显著降低。自认为是工人、觉得获取信息费用高、时间少的农民工，相比其参考群体，子女教育方面的信息需求显著降低。
通过对有序Logistic回归结果的比较可以发现，无论是衣食住行、医疗保健，还是维权社保、子女教育信息，两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显著影响因素是截然不同的。与老一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性别、外出时间、工作稳定性等少数方面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趋于多样，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活跃、多元、积极主动的群体特点。他们正值青年，工作、生活尚处于起步阶段，文化程度相对高、思想活跃、视野开阔。他们进城务工，不再像父辈那样绝大多数是 出于“赚钱养家”这一最基本的生存目的。他们怀揣各自的梦想和希望来到城市，对各种信息的需求也因人而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的差异性比老一代农民工大得多。此外，性别不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显著因素，也充分说明男性与女性的信息需求趋于均衡、平等。
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也各不相同。从实证结果看，衣食住行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最多，子女教育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最少，恰好说明此类信息无论对哪一类新生代农民工都是需要和迫切的。至于医疗保健、维权社保信息的影响因素也较少，我们认为原因是这两类信息相对专业，不同个体的需求差异不大。可见，越是非专业、层次低、与日常生活密切的信息，其需求差异化越明显；越是专业、层次高、获取难度大的信息，其需求越趋于一致。
一级标题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比较了新老两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及影响因素，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两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都具有层次性，对维权社保、子女教育等高层次信息需求都更迫切。其次，新生代农民工的衣食住行信息需求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子女教育信息需求显著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对于医疗保健、维权社保信息需求，两代农民工较为一致。再次，根据外出目的、教育水平、人均月收入等不同指标划分的各新生代农民工亚群体，各种信息需求呈现明显的差异。最后，两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影响因素差别也较大。老一代农民工集中在性别、外出时间、工作稳定性等少数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影响因素较为分散，且不同信息的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
以上结论的现实意义在于，充分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层次性、差异性、发展性的特点，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各亚群体信息需求的不同，重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主要因素，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针对农民工的信息服务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认清新生代农民工客观信息需求，加强高层次信息供给。课题组的其他研究显示，农民工普遍感到维权社保、子女教育等高需求的高层次信息获取困难，对这些信息的满意度也较低。这反映了一个严峻现实：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与信息供给明显不匹配，存在着严重的“需求-供给错位”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高层次的信息，是促进社会融合、农民工向更高社会阶层过渡的“助推剂”和“催化剂”，此类信息的长期缺失，正是农民工作为“信息弱势群体”的重要体现，也与全社会所倡导的“信息公平”相违背。
第二，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发展性特点，信息服务工作从内容到形式，都要与时俱进。十几年前，当“民工潮”刚刚兴起，老一代农民工初来乍到时，如果说城市提供一些最基本的就业求职、劳动技能、卫生常识、法律法规信息，尚能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并满足农民工日常信息需求的话，那么时至今日，当农民工出现了代际分化，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打工族的主流时，城市提供的信息如果仍然集中于上述方面，而很少涉及文化娱乐、子女教育、心理健康、消费指南等领域的话，显然不适应形势，有违于“发展性”的客观要求。
第三，引入信息“细分”策略，同时改善能激发信息需求的客观条件。新生代农民工的亚群体分化，以及对不同信息影响因素的差异，都提醒有关部门应该重视“细分”信息，采用更多的方法、通过更多的渠道、提供更多的信息，需要从信息的内容、渠道、方式、传播策略等方面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点进行全面调整与创新。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信息环境和信息成本对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影响力远大于老一代农民工。这提醒我们在进行农民工信息服务工作时，除了强化他们的主观意识外，也要积极改善那些能激发信息需求的客观条件。只有从主、客观两方面同时入手，才能使农民工信息服务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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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