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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生活了50多年，走过上千所老北京的四合院。从名人故居到最简陋的大杂院，都让我领略到老北京的文化积淀。但最让我难忘的是位于东城区五道营的一所普通的宅院，它给我留下了与众不同的回忆。更确切地说，它是我事业的起点。
事情还得从70年代说起，我刚刚从兵团转回北京，19岁的我，对生活、对知识充满了渴望。但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学校全部停课，求学已经成为一种奢望。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向邻居陈小云（原北京市统战部部长著名文人廖沫沙的女儿）谈起自己求学的艰难。小云沉吟了一会儿，忽然问我：“想学中医吗？”“当然。”我兴奋地回答。“我可以试试帮你，最终的结果，要看老师的态度。”她说。
次日清晨，我踏进了位于五道营的中医学院教授张志纯老师的家。院落不大，整洁干净，院内草木扶疏，张老师夫妇住在三间西房里。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架古朴的老式书架，上面摆放着线装中医古籍。再往里走就是小小的客厅，八仙桌旁边的交椅上，端坐着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先生。老人面貌清癯、白皙，竟然看不出一点皱纹，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年纪约在古稀开外。我猛然想起“鹤发童颜”四个字，用在老人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问了几句家常话之后，切入正题。“喜欢中医吗？”“喜欢，听小云说中医跟文史哲有密切联系，我最喜欢古典文学了。”“你喜欢古典文学，一定也喜欢诗词吧？”老师颇有兴趣地问道，我连忙点点头。“喜欢谁的诗？”原来老师和我有共同的爱好，我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了，脱口答道：“陆游。尤其喜欢他的《示儿》。”没等我说完，老师轻声吟诵道：“死后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不知怎的，我发现老师脸上掠过一丝悲凉。
之后我们聊起了文学，老师告诉我他喜欢写诗，抗美援朝时他特地写了请战诗，其中“不将三指沉病案，誓将白衣挂战袍。”（白字还上了韵，念bo。）这首诗无疑受到了陆游“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启发。当时，我既感慨老师的博学，又觉得这不像是中医面试，倒像是文学讨论。不过，最让我高兴的是我通过了。许多年以后，我才领悟到，在那个“四人帮”横行的年代，作为老知识分子、老共产党员，老师忧心重重。他多么盼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云开日出的那一天。我无意中谈到陆游及临终诗词，恰巧触动了老师的心事，一腔“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悲愤与无奈油然而生，于是便有了前面那段不同寻常的谈话。
从此，我每天早上到五道营参加老师的义诊。老师看病很仔细，几乎为每个病人都做病例分析，还就病人的症状体征对学生进行提问。我发现，师哥师姐们在义诊之前，都做足了准备，尽管如此，还经常被问得张口结舌。下午是我们的自学时间，按照老师的要求，学习中医基础理论及背诵《药性赋》《汤头歌》等。每周日上午则是雷打不动的讲课时间，老师为我们讲解《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著作。
特别让人感动的是，从教学到看病，一切都是免费的，老师没收过学生和病人的任何财物。倒是九奶奶（老师的夫人），为我们斟茶倒水、跑前跑后，付出了辛苦。
老师的学生都是求学无门的青少年，绝大多数是像我这样的所谓“黑干子弟”。如前面谈到的廖沫沙之女陈小云，原国家建工部部长刘建章之女刘琳，原国家计委副主任之子方晓章，原北京市委副书记陈克寒之女陈庆庆，彭德怀元帅夫人浦安修的外甥女吴丁等。现在想来，老师之所以甘冒风险收我们为徒，除了机缘巧合，更主要的是，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对老干部的同情和对“四人帮”的不满。当然，在我们身上还寄托着他老人家振兴中医的希望。
到五道营看病的患者都是慕名前来的，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职业。但其中大多数还是附近的居民，偶尔有中央或是市领导请出诊。我印象最深的是东城区原副区长、“文革”中在安定门办事处工作的冀岩，他是因“失眠、多梦”前来就诊的。他的陈述很生动 ，“梦见自己会飞，醒来时头很痛”，怕我们听不清楚，还特地抖动双臂，做了一个飞翔的姿势。竟然像芭蕾舞天鹅湖中的小天鹅，引得我们忍俊不禁。老师认真切脉之后，意味深长地说：“这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您得多保重。”并开具了疏肝解郁的汤药。事后还一再感叹：“老冀不容易啊。”望着老师欲言又止的表情，我忽然明白了，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作为一位老干部，空怀一腔为党为民之心，也只有在睡梦中才能放飞理想，这是何等的无奈。以后冀老常到这里看病，给了义诊工作很大的支持。老师也经常与他谈古论今，成了好朋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陆续走上了工作岗位，离开了老师，离开了五道营。当我被推荐到北京第二医学院（现在的首都医科大学）读书时，我第一时间赶到五道营，向老师报喜。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老师当时的表情——那份发自心底的欣慰，那份夙愿得偿的满足，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据说，老师以后逢人就讲：魏燕上大学了，我的学生上大学了。
大约一年后，老师在睡梦中安详辞世。他的追悼会简单而隆重，小院里挽帐高挂、花圈林立，草木凋零、天地同哀。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很多都是接受过老师诊治的患者。望着老师的遗像，我忽然有一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哀和遗憾。我懊悔自己少不更事，竟然从没有想过给老师斟一杯茶，没有为老师买过一件礼物，甚至没有郑重其事地说过一句感谢的话。而老师却以自己古稀之年，为我们这些无亲无故的学生甘冒风险，无怨无悔地奉献着。不知是由于悲痛还是思念，我猛然想起老师的自传：“余世清贫，幼失双亲，及长不知慕荣利，侧闻长者之风。”想起他解放前颠沛流离：“白日晴空雁一行，辞别故都到衡阳。”“一日教读四五家，衣衫褴褛似穷花。”想起他解放后欢欣鼓舞，成为最早入党的一批老教授。“社会主义千秋业， 忠心报国万众心。”如今斯人已逝，然风范长存。他将永远激励我们后生晚辈励精图治，报效祖国。
接下来的日子，我成为北京市先进医务工作者，在北京市医学统考中获得第一，评上了高级职称，成为北京市艾滋病性病防治专家组专家……每当此时，我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老师，想起老师“悬壶济世，医者父母心”的教诲。尽管我没有显赫的业绩，但却一直默默地履行着医务人员应尽的职责。我想，老师的在天之灵会感到欣慰的。
我会永远记住五道营那个难忘的小院，永远记住我的恩师张志纯。
事情还得从70年代说起，我刚刚从兵团转回北京，19岁的我，对生活、对知识充满了渴望。但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学校全部停课，求学已经成为一种奢望。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向邻居陈小云（原北京市统战部部长著名文人廖沫沙的女儿）谈起自己求学的艰难。小云沉吟了一会儿，忽然问我：“想学中医吗？”“当然。”我兴奋地回答。“我可以试试帮你，最终的结果，要看老师的态度。”她说。
次日清晨，我踏进了位于五道营的中医学院教授张志纯老师的家。院落不大，整洁干净，院内草木扶疏，张老师夫妇住在三间西房里。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架古朴的老式书架，上面摆放着线装中医古籍。再往里走就是小小的客厅，八仙桌旁边的交椅上，端坐着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先生。老人面貌清癯、白皙，竟然看不出一点皱纹，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年纪约在古稀开外。我猛然想起“鹤发童颜”四个字，用在老人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问了几句家常话之后，切入正题。“喜欢中医吗？”“喜欢，听小云说中医跟文史哲有密切联系，我最喜欢古典文学了。”“你喜欢古典文学，一定也喜欢诗词吧？”老师颇有兴趣地问道，我连忙点点头。“喜欢谁的诗？”原来老师和我有共同的爱好，我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了，脱口答道：“陆游。尤其喜欢他的《示儿》。”没等我说完，老师轻声吟诵道：“死后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不知怎的，我发现老师脸上掠过一丝悲凉。
之后我们聊起了文学，老师告诉我他喜欢写诗，抗美援朝时他特地写了请战诗，其中“不将三指沉病案，誓将白衣挂战袍。”（白字还上了韵，念bo。）这首诗无疑受到了陆游“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启发。当时，我既感慨老师的博学，又觉得这不像是中医面试，倒像是文学讨论。不过，最让我高兴的是我通过了。许多年以后，我才领悟到，在那个“四人帮”横行的年代，作为老知识分子、老共产党员，老师忧心重重。他多么盼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云开日出的那一天。我无意中谈到陆游及临终诗词，恰巧触动了老师的心事，一腔“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悲愤与无奈油然而生，于是便有了前面那段不同寻常的谈话。
从此，我每天早上到五道营参加老师的义诊。老师看病很仔细，几乎为每个病人都做病例分析，还就病人的症状体征对学生进行提问。我发现，师哥师姐们在义诊之前，都做足了准备，尽管如此，还经常被问得张口结舌。下午是我们的自学时间，按照老师的要求，学习中医基础理论及背诵《药性赋》《汤头歌》等。每周日上午则是雷打不动的讲课时间，老师为我们讲解《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著作。
特别让人感动的是，从教学到看病，一切都是免费的，老师没收过学生和病人的任何财物。倒是九奶奶（老师的夫人），为我们斟茶倒水、跑前跑后，付出了辛苦。
老师的学生都是求学无门的青少年，绝大多数是像我这样的所谓“黑干子弟”。如前面谈到的廖沫沙之女陈小云，原国家建工部部长刘建章之女刘琳，原国家计委副主任之子方晓章，原北京市委副书记陈克寒之女陈庆庆，彭德怀元帅夫人浦安修的外甥女吴丁等。现在想来，老师之所以甘冒风险收我们为徒，除了机缘巧合，更主要的是，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对老干部的同情和对“四人帮”的不满。当然，在我们身上还寄托着他老人家振兴中医的希望。
到五道营看病的患者都是慕名前来的，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职业。但其中大多数还是附近的居民，偶尔有中央或是市领导请出诊。我印象最深的是东城区原副区长、“文革”中在安定门办事处工作的冀岩，他是因“失眠、多梦”前来就诊的。他的陈述很生动 ，“梦见自己会飞，醒来时头很痛”，怕我们听不清楚，还特地抖动双臂，做了一个飞翔的姿势。竟然像芭蕾舞天鹅湖中的小天鹅，引得我们忍俊不禁。老师认真切脉之后，意味深长地说：“这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您得多保重。”并开具了疏肝解郁的汤药。事后还一再感叹：“老冀不容易啊。”望着老师欲言又止的表情，我忽然明白了，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作为一位老干部，空怀一腔为党为民之心，也只有在睡梦中才能放飞理想，这是何等的无奈。以后冀老常到这里看病，给了义诊工作很大的支持。老师也经常与他谈古论今，成了好朋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陆续走上了工作岗位，离开了老师，离开了五道营。当我被推荐到北京第二医学院（现在的首都医科大学）读书时，我第一时间赶到五道营，向老师报喜。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老师当时的表情——那份发自心底的欣慰，那份夙愿得偿的满足，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据说，老师以后逢人就讲：魏燕上大学了，我的学生上大学了。
大约一年后，老师在睡梦中安详辞世。他的追悼会简单而隆重，小院里挽帐高挂、花圈林立，草木凋零、天地同哀。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很多都是接受过老师诊治的患者。望着老师的遗像，我忽然有一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哀和遗憾。我懊悔自己少不更事，竟然从没有想过给老师斟一杯茶，没有为老师买过一件礼物，甚至没有郑重其事地说过一句感谢的话。而老师却以自己古稀之年，为我们这些无亲无故的学生甘冒风险，无怨无悔地奉献着。不知是由于悲痛还是思念，我猛然想起老师的自传：“余世清贫，幼失双亲，及长不知慕荣利，侧闻长者之风。”想起他解放前颠沛流离：“白日晴空雁一行，辞别故都到衡阳。”“一日教读四五家，衣衫褴褛似穷花。”想起他解放后欢欣鼓舞，成为最早入党的一批老教授。“社会主义千秋业， 忠心报国万众心。”如今斯人已逝，然风范长存。他将永远激励我们后生晚辈励精图治，报效祖国。
接下来的日子，我成为北京市先进医务工作者，在北京市医学统考中获得第一，评上了高级职称，成为北京市艾滋病性病防治专家组专家……每当此时，我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老师，想起老师“悬壶济世，医者父母心”的教诲。尽管我没有显赫的业绩，但却一直默默地履行着医务人员应尽的职责。我想，老师的在天之灵会感到欣慰的。
我会永远记住五道营那个难忘的小院，永远记住我的恩师张志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