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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需要表达清高或起码的真诚的时候,多会蔑视过于痴狂的读者;而当他需要吵架、赚钱的时候,他就需要粉丝了。
人活一辈子,难免假模假式,好比名流讳言私生子,富翁不提种地的爹。就算我这样的无名小卒,也捂着几处疮疤,假惺惺的不让人揭看。恋过的人和看过的书,当属其中之二。此二者之所以不便示人,是因为有时间风险。毕业多年,再会同窗,翩翩少年早已经不复当年,帅气才气化为酒气怨气,壮志满怀化为厚黑满腹。惊见之下,咬碎牙根一—真是一片冰心付给了夜壶。读书这事,与此同理。回想当年看过的那些书和那些人,我真冷汗直流:《读者》、三毛、汪国真、刘墉。走的是歪门邪道,学的是歪理邪说,我居然也能自修成文青?
每次看名人传记,照例要冷汗倒流:三岁咏唐诗,四岁阅春秋,六岁读史记,八岁批红楼——不服不行,自小就是名人的品流。这是书和男人第二个共同点:都是你品位的体现。拿“品位”刻薄人百试不爽。高人们大多见招拆招:没钱,叫视金钱为粪土;没势,叫粪土王侯;没妞,也可以粪土美色。但说你没品位,就叫粪土之墙不可污,一招必杀。
书和男人的第三个共同点,是流毒甚广宁缺勿滥。看一本烂书,和爱一个烂男人_样,都是生理心理中毒的过程,既无解药,创伤又不可逆。看到眼睛里去的,拔不出来,恋过的,也不能针对性失忆。而若是先看了—本烂书,以为世界很美好,于是跑去恋一个烂人,才发现世界很糟糕,这毒性几乎加倍。不幸的是人生大多如此。它的基本模式就是祸不单行。
“兵荒马乱”的阅读
我很享受这个年代,不是繁荣昌盛,不是琳琅满目,也不是缤纷多姿——就是因为它的兵荒马乱。如果我当街大喝一声要刷墙,至少有800多种涂料会应声而出,但如果有足够耐心稍微研究研究,你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一码子破事。
这种感觉我在书店里也有。“百家讲坛”戏说历史好几年了,还没说完。《明朝那些事儿》居然有“大结局”版。有明一朝,多少兴亡事,活活儿说了七本书。斜扫书架上,除了早前的三国,秦汉唐等等也都开始被说了。有趣的是,历史题材的图书,书名都很不历史:有市井派《某朝那些事儿》、寻衅派的《历史什么玩意儿》,大片派的《两宋风云》,暴力游戏派的《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虚无派的《如果这是宋史》。《中国历史常识》敦实得让人疑心是在赌气,最妙的是天桥大力丸派的《一本书读懂中国史》,饱含以一当百的气概。以“百家讲坛”掀起的通俗热,真让人啼笑皆非。它是在史书之下,评书之上,电视剧之左,历史课本之右。说它俗吧,来的都是大教授;说它雅吧,说的又都是小常识。拿去应考,基本要被挂掉;拿去炫耀,也只够说明你也看电视。“百家讲坛”给图书最大的启迪,在于旧酒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新瓶子。在我看来,这和金城武演诸葛亮,刘谦变魔术是一个招数。此类图书的作者和读者之间有一套不谋而合的默契:作者若是学者,不会拿去报业绩评职称,读者若稍有姿态,也不会将它奉上高阁骄示于人。
我这么说,粉丝们恐怕不爱听。我也当过粉丝,完全能理解这种心情。二十年前的三毛,十年前的王小渡,都曾是我的偶像。我之所以没和批评者大打出手,完全是因为当年没有网络——你期待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有多少理智?事实上,即便是一个成年人,你又能指望他有多少理智?但如今我再看三毛,只感到味同嚼蜡;就算是对王小波也多少有些微词。《黄金时代》里陈清扬屁股上挨的那一巴掌,在《一夜风流》里跳出来,多少拧了我—下。从盲从到理智,这其间的过程无迹可寻。理智这个东西,太约像是枝头的果子,有时候要做的就是等一等而已。自然界能量守恒,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多年前我所不欲的,今天终于施于他人了。
蔑视“粉丝”的作家们
作者真的需要我们这些读者吗?在明星制的写作环境下,这个命题才可能出现。在巴尔扎克的年代,作家在作品里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他所挖苦所鞭挞的对象,就是将来花钱买他书的那些人。这几乎是我向往文学的原始动力——这买卖太合算了。
奥地利有个妙人叫汉特克,当年耶利内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半自谦半心虚地说,如果有一个奥地利人要获这个奖项,那也该是汉特克。就是这名大作家,有部戏剧作品名字就叫《骂观众》。当然,比他更妙的一个奥地利人,叫伯恩哈特。1986年在奥地利国家文学奖颁奖仪式上,他这么说:“人们注定是卑劣和弱智的……。”他现在已经死了,奥地利人应该松口气了。他活着的时候曾经痛骂读者,痛骂他们的愚昧、盲从、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缺乏批判能力。他曾悲观地表示,这些年来,他的创作是失败的,标志之一就是其粉丝越来越多。而他写作的目的就是消灭粉丝这种现象。读者对他的盲从,在他看来,与盲从上帝或希特勒并无本质区别:一个无用人最减省的办法,就是依靠他人的大脑去感知、理解或判断。他说的我完全同意,设想王小波的忠实粉丝们,还要聚众去口诛笔伐其批评者,那王小波也算是白写了。如果一个作家,他全部所要说的只是“相信我”。那么可能性有二:一,你在读《圣经》;二,你在看广告。
网络时代,作者读者的距离几乎是零。一个读者可以根据最片面的印象,给予作品最全面的否定。读者对图书的评价,在网络时期最快捷,最直接,也最庞杂。网络时代的作者,对于网络生态早已经谙熟于心,大多不惧网友恶评。深沉点的,充耳不闻,继续该怎么写怎么写;轻浮点的,因势利导,变恶为宝拉拉人气。那些虚心听取网友意见进行创作的,不是菜鸟,就是阴谋家。
但有时候作者确实需要读者。多少文人对骂中,粉丝军团的破坏力就是明证。看看这几年总是不断上演的“××之争”吧。大多数时候,声高就是有理,侮辱和谩骂也是斗争。文人只好以笔为枪,不能赤身肉搏,而且必须有招式、无硬伤,但粉丝们却能虽赤手空拳却仍无坚不摧。试想如果不是去粉丝团爬不上去的华山之巅大比武,而就在长安城里摆擂台,且不论实力如何,光是台下各路粉丝架秧子起哄打太平拳,郭靖就断无胜算,杨康长得帅,他爹也有权有势,真假粉丝绑一起,群众基础就很牢靠。在这点上,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很像明星和记者的关系。
风景也不唯我们这边独好,就我所知,外国的文化人吵架也是家常便饭。我们这里,是作家之间吵,粉丝之间吵,德国倒常是作家和自己的读者吵架,或是作家和批评家吵架,真刀真枪的在电视或杂志上争论,摆事实讲道理,和街头乱战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君特格拉斯自爆曾为纳粹人员之时,讨伐之声最盛的是资深读者群里。上面提到的伯恩哈特和读者的关系也剑拔弩张,他本身使用德语写作,奥地利文学和德国文学无法一刀两断,而且他的读者很多就是德国人,可他说“我当真很讨厌德国人”。如
人活一辈子,难免假模假式,好比名流讳言私生子,富翁不提种地的爹。就算我这样的无名小卒,也捂着几处疮疤,假惺惺的不让人揭看。恋过的人和看过的书,当属其中之二。此二者之所以不便示人,是因为有时间风险。毕业多年,再会同窗,翩翩少年早已经不复当年,帅气才气化为酒气怨气,壮志满怀化为厚黑满腹。惊见之下,咬碎牙根一—真是一片冰心付给了夜壶。读书这事,与此同理。回想当年看过的那些书和那些人,我真冷汗直流:《读者》、三毛、汪国真、刘墉。走的是歪门邪道,学的是歪理邪说,我居然也能自修成文青?
每次看名人传记,照例要冷汗倒流:三岁咏唐诗,四岁阅春秋,六岁读史记,八岁批红楼——不服不行,自小就是名人的品流。这是书和男人第二个共同点:都是你品位的体现。拿“品位”刻薄人百试不爽。高人们大多见招拆招:没钱,叫视金钱为粪土;没势,叫粪土王侯;没妞,也可以粪土美色。但说你没品位,就叫粪土之墙不可污,一招必杀。
书和男人的第三个共同点,是流毒甚广宁缺勿滥。看一本烂书,和爱一个烂男人_样,都是生理心理中毒的过程,既无解药,创伤又不可逆。看到眼睛里去的,拔不出来,恋过的,也不能针对性失忆。而若是先看了—本烂书,以为世界很美好,于是跑去恋一个烂人,才发现世界很糟糕,这毒性几乎加倍。不幸的是人生大多如此。它的基本模式就是祸不单行。
“兵荒马乱”的阅读
我很享受这个年代,不是繁荣昌盛,不是琳琅满目,也不是缤纷多姿——就是因为它的兵荒马乱。如果我当街大喝一声要刷墙,至少有800多种涂料会应声而出,但如果有足够耐心稍微研究研究,你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一码子破事。
这种感觉我在书店里也有。“百家讲坛”戏说历史好几年了,还没说完。《明朝那些事儿》居然有“大结局”版。有明一朝,多少兴亡事,活活儿说了七本书。斜扫书架上,除了早前的三国,秦汉唐等等也都开始被说了。有趣的是,历史题材的图书,书名都很不历史:有市井派《某朝那些事儿》、寻衅派的《历史什么玩意儿》,大片派的《两宋风云》,暴力游戏派的《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虚无派的《如果这是宋史》。《中国历史常识》敦实得让人疑心是在赌气,最妙的是天桥大力丸派的《一本书读懂中国史》,饱含以一当百的气概。以“百家讲坛”掀起的通俗热,真让人啼笑皆非。它是在史书之下,评书之上,电视剧之左,历史课本之右。说它俗吧,来的都是大教授;说它雅吧,说的又都是小常识。拿去应考,基本要被挂掉;拿去炫耀,也只够说明你也看电视。“百家讲坛”给图书最大的启迪,在于旧酒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新瓶子。在我看来,这和金城武演诸葛亮,刘谦变魔术是一个招数。此类图书的作者和读者之间有一套不谋而合的默契:作者若是学者,不会拿去报业绩评职称,读者若稍有姿态,也不会将它奉上高阁骄示于人。
我这么说,粉丝们恐怕不爱听。我也当过粉丝,完全能理解这种心情。二十年前的三毛,十年前的王小渡,都曾是我的偶像。我之所以没和批评者大打出手,完全是因为当年没有网络——你期待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有多少理智?事实上,即便是一个成年人,你又能指望他有多少理智?但如今我再看三毛,只感到味同嚼蜡;就算是对王小波也多少有些微词。《黄金时代》里陈清扬屁股上挨的那一巴掌,在《一夜风流》里跳出来,多少拧了我—下。从盲从到理智,这其间的过程无迹可寻。理智这个东西,太约像是枝头的果子,有时候要做的就是等一等而已。自然界能量守恒,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多年前我所不欲的,今天终于施于他人了。
蔑视“粉丝”的作家们
作者真的需要我们这些读者吗?在明星制的写作环境下,这个命题才可能出现。在巴尔扎克的年代,作家在作品里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他所挖苦所鞭挞的对象,就是将来花钱买他书的那些人。这几乎是我向往文学的原始动力——这买卖太合算了。
奥地利有个妙人叫汉特克,当年耶利内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半自谦半心虚地说,如果有一个奥地利人要获这个奖项,那也该是汉特克。就是这名大作家,有部戏剧作品名字就叫《骂观众》。当然,比他更妙的一个奥地利人,叫伯恩哈特。1986年在奥地利国家文学奖颁奖仪式上,他这么说:“人们注定是卑劣和弱智的……。”他现在已经死了,奥地利人应该松口气了。他活着的时候曾经痛骂读者,痛骂他们的愚昧、盲从、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缺乏批判能力。他曾悲观地表示,这些年来,他的创作是失败的,标志之一就是其粉丝越来越多。而他写作的目的就是消灭粉丝这种现象。读者对他的盲从,在他看来,与盲从上帝或希特勒并无本质区别:一个无用人最减省的办法,就是依靠他人的大脑去感知、理解或判断。他说的我完全同意,设想王小波的忠实粉丝们,还要聚众去口诛笔伐其批评者,那王小波也算是白写了。如果一个作家,他全部所要说的只是“相信我”。那么可能性有二:一,你在读《圣经》;二,你在看广告。
网络时代,作者读者的距离几乎是零。一个读者可以根据最片面的印象,给予作品最全面的否定。读者对图书的评价,在网络时期最快捷,最直接,也最庞杂。网络时代的作者,对于网络生态早已经谙熟于心,大多不惧网友恶评。深沉点的,充耳不闻,继续该怎么写怎么写;轻浮点的,因势利导,变恶为宝拉拉人气。那些虚心听取网友意见进行创作的,不是菜鸟,就是阴谋家。
但有时候作者确实需要读者。多少文人对骂中,粉丝军团的破坏力就是明证。看看这几年总是不断上演的“××之争”吧。大多数时候,声高就是有理,侮辱和谩骂也是斗争。文人只好以笔为枪,不能赤身肉搏,而且必须有招式、无硬伤,但粉丝们却能虽赤手空拳却仍无坚不摧。试想如果不是去粉丝团爬不上去的华山之巅大比武,而就在长安城里摆擂台,且不论实力如何,光是台下各路粉丝架秧子起哄打太平拳,郭靖就断无胜算,杨康长得帅,他爹也有权有势,真假粉丝绑一起,群众基础就很牢靠。在这点上,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很像明星和记者的关系。
风景也不唯我们这边独好,就我所知,外国的文化人吵架也是家常便饭。我们这里,是作家之间吵,粉丝之间吵,德国倒常是作家和自己的读者吵架,或是作家和批评家吵架,真刀真枪的在电视或杂志上争论,摆事实讲道理,和街头乱战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君特格拉斯自爆曾为纳粹人员之时,讨伐之声最盛的是资深读者群里。上面提到的伯恩哈特和读者的关系也剑拔弩张,他本身使用德语写作,奥地利文学和德国文学无法一刀两断,而且他的读者很多就是德国人,可他说“我当真很讨厌德国人”。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