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是很多动物的本性，它们每年沿着大致相同的路径在区域间迁徙。动物迁徙的根本原因是自然选择，可以使动物利用多个栖息地中在不同时期所存在的资源，有时是为了得到足够的食物，有时是为了找到最适宜的繁殖地。人类同样也在时刻重复着一个个迁徙的故事，也是为了得到其发展所需的资源，获得最大效益。
　　经济因素是人类迁徙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是为了得到更好的生活条件、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为了这个梦想，人们从乡村迁徙到城市，从小城市迁徙到大城市，从经济不发达地区迁徙到经济发达地区。
　　而资本收益率则是资本迁徙的主要动因。“钱是永远不会睡觉的”，资本总是在寻找生息的机会，一切能够促使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因素都可能导致资本迁徙。除了土地成本、销售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外，税费优惠政策是影响资本迁徙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当其他因素不变时，资本往往会从税负重的地区向税负轻的地区转移，从没有税收优惠的地区向享有税收优惠的地区转移。
　　因此，税收优惠成为世界各国应用最多的调节资本配置的工具。特别是对于创业投资，税收优惠是最有效的措施。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创业投资业的历史最悠久也最发达，而且一直坚持对早期及成长期公司进行投资。这些，都与美国对创业投资业的税收激励政策息息相关。
　　在中国，各种税收优惠、返还和投资补贴政策也成为各地方政府吸引股权和创业投资企业落户的重要措施。这些千差万别的地方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现阶段的PE乱象。这些在不同时间推出的区域优惠政策，导致中国许多PE企业逐渐变成了“候鸟”，哪里环境好就迁往哪里。
　　几年前，天津滨海新区因其“先行先试”的条件，在制定PE监管政策上有较大自由度，天津迅速发展成为“PE之都”，大批PE在天津生根发芽。由于受PE非法集资事件频发的影响，不久前天津提高了资金门槛，导致一大批PE企业开始逃离天津。当然，神州大地从不缺乏热土，不仅遥远的西部新疆伸出了热情的双手，湖南、湖北等中部地区也抛出诱人的绣球。对PE这种轻资产企业而言，换个注资地也并非难事，而且还能较大程度避税，何乐而不为？于是，一场PE “西部大迁徙”开始了。
　　理想的资本迁徙是实现资本的最优配置。以避免为唯一目的的PE迁徙显然不是一个帕累托最优。实践证明，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产业转移有效，但对于PE这种轻资产企业是否同样有效？
　　有时，政策的好坏取决于其实施条件。许多地方以PE落地为基本条件，只要PE在当地注册就可以享受优惠。致使许多PE基金仅将企业注册在当地，实际办公场所和投资区域均在外地，在当地注册的唯一目的是获得优惠，这与地方政府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投资促进创新创业的初衷相违背，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反过来，如果按其在当地实际投资金额来计算优惠额度，政策效果可能会好得多。
　　实践经验表明，真正吸引VC/PE聚集的核心动力是区域经济发展力量和金融环境，只要经济发展环境好了，自然就会出现优秀的创业企业，VC/PE企业就会不请自来。对于VC/PE发达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显然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逻辑游戏，而要想VC/PE聚集，经济发展必须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