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农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6%，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61%，品种对提高单产的贡献率达43%。尽管我国农业科技发展成效显著，但农业科技力量布局仍不尽合理、发展仍不平衡，科研评价机制亟待转向，农业科技投入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
究竟什么作物品种是好品种，好的品种谁说了算；科研成果如何能走进田间地头，专家的试验产量又如何成为农民大田的产量。这些问题促使我们深入思考我国农业科研体制改革的话题。伴随《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的落实，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盖头正在掀起。
农业科技布局不平衡
农业科技布局不合理的背后，是长期困扰农业科技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仍没有解决
虽然农业科技投入总体逐年增加，但农业内部各产业投入却不平衡。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说，长期以来，农作物尤其是粮食作物始终是科技投入的重点。虽然畜牧业、渔业的总产值已占农业总产值的40%，但畜牧业、渔业的科技投入远没有与产业贡献相适应。园艺等经济作物的科技投入也一直难以满足产业发展需要，与其在促进农民增收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匹配。
农业科技投入在生产环节的不平衡也很突出。尽管对作物新品种培育、病虫害防控等方面投入的科技力量较多，但对农业资源环境、农产品加工、质量安全控制等投入的科技力量较少。中国工程院院士、水稻专家陈温福注意到，全国水稻育种课题组有600多个，而水稻栽培课题组不足100个，其他农作物则更少。农产品加工科研起步晚，农业资源环境、质量安全控制等科研基础则更加薄弱。
“国外农机产品有7000多种，我国农机产品约有3500种，其中仅10%左右国产整机的技术水平，达到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水平。棉油糖、果蔬茶种植和收获机械化水平不足10%。”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一辈子从事农机科研。他表示，从农业学科领域来看，我国对农业生命科学、生物技术重视较多，但对农业信息化、农业机械化技术等重视不够。而农业信息化、智能农机等恰恰是下一轮农业科技革命的主战场。
农业科技布局不合理的背后，是长期困扰农业科技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仍没有解决。农业科技资源分散低效、农业科技领域各自为政等现象较为普遍，跨部门、跨区域、跨学科的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力度不够。
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农业科研机构稳定性科研经费占科研投入的比重高达70%以上，竞争性科研经费不足30%。而我国对农业科技项目的投入不够稳定，科研人员多忙于报项目，严重影响了在某一领域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由于竞争性科研课题比重较大，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逐渐淡化，不少精力耗费在课题资源的竞争上。
竞争过度、稳定不足是我国农业科研投入方式的弊端。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陈萌山说，从中央到地方总计有300多个农科院，加上其他农业科研单位，总人数接近10万，但机构、专业、学科设置重叠，“上下一般粗、左右一个样”。目前，全国小麦育种课题组约500个，水稻育种课题组约600个，玉米育种课题组800多个，课题组间的关系较为松散。农业科研平均资助周期仅为3年左右。这种“小而广”、“短平快”式的农业科研投入方式，不符合农业科研规律和农业产业要求。
科研评价机制亟待转向
农业科研既要出论文，也要出解决宏观问题的系统性方案，还要从微观上提出具体的措施，为农业生产解决实际问题
笔者了解到，目前，课题经费、发表论文、培育品种、获得专利等仍然是农业科技人员年度考核、职称晋升和奖项推荐的主要指标。张桃林认为，目前农业科研评价导向偏离，亟待深化改革、完善评价导向，引导农业科技创新更加注重问题导向和产业需求。
“科研成果不能躺着睡大觉，以育种为例，我国育种力量长期集中在科研单位，多年来沿袭的育种模式是科研院所的教授带着一帮学生的课题组制，育种效率低。”湖南省种子局局长周志魁告诉笔者，必须推进商业化育种，解决科研和产业“两张皮”的问题，实现育种由项目导向转变为市场导向。
41岁的唐文帮是湖南农业大学教授，也是湖南希望种业的育种总监。2013年，湖南农业大学和希望种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公司每年给学校38万元的技术合作经费，其中18万元由唐文帮作为课题发展基金。唐文帮在完成教学、科研任务之外，进行品种选育等研发工作。对于研发成果，独家经营权归希望种业，销售每公斤种子提成0.6元给学校作为品种权费。“在科研院所，我们的目标是完成课题、通过品种审定，不用考虑品种能否适合推广。在企业，选育什么品种要由市场和企业育种委员会说了算。在湖南，推广上百万亩的品种都出自种企。”
过去启动科研项目大多根据科研条线和《科研指南》，现在指挥棒则转向生产实践。不久前，中国农科院联合多家科研机构启动了南方稻米污染治理协同行动。陈萌山说，农科院过去的科研项目都是在研究所启动的，而这次走出实验室，来到需求的最前线，充分体现科研项目的产业导向。
“既要把论文写在SCI（科学引文索引）上，更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陈萌山认为，SCI论文是要出的，毕竟机理研究要搞清楚。“总体看，我们提倡农业科研要‘顶天立地’，既要出SCI论文，更要出解决宏观问题的系统性方案，为决策提供咨询意见，还要从微观上提出具体的措施办法，为农业生产解决实际问题。”
“贵州启动蔬菜、中药材、肉牛等11个地方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基本实现对全省85个农业县（市）传统产业和优特产业的全覆盖。”贵州省农委副主任肖荣军介绍，贵州要求每个研发中心每年至少组织一次产业科技调研，找准产业发展关键技术难题；每个功能实验室每年研究解决1～2项关键、难点技术；每个综合试验站的科技示范、技术服务工作覆盖周边3个以上的县。
科技管理改革加速推进
必须大力推进农业科技管理改革创新，否则即使国家对科技创新有更大的投入，也难以全面提高科研能力
依靠管理改革推进农业创新是当前各国的普遍经验。美国通过农业部在农业科技管理中的主导权、联邦向州政府提供科研经费等方式，保证了全国农业科研一盘棋运作。以色列采取由全国农业科技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的科研体制，委员会由农业部、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机构、农民组织的代表组成，制定全国农业科技政策。业内专家认为，我国亟待通过管理改革，搭建形成全国分工协作的“一盘棋”农业科研工作新格局。
中国工程院院士、水稻专家陈温福说：“我一辈子搞农业科技，头发都搞白了。我认为，必须大力推进农业科技管理改革创新，否则即使国家对科技创新有更大的投入，也难以全面提高科研能力。”他建议，建立健全决策、执行、评价相对分开、互相监督的运行机制，把科技力量配置由重复分散转向科学分工与联合协作相结合，把科技投入由过度竞争转向稳定支持与适度竞争相结合，推进以产业发展为导向的科技要素优化组合，从而提高创新效率。
“湖北是农业科教大省，但不是农业科技强省，制约的瓶颈在于科研成果转化缺乏活力。目前科技创新的主体集中在高校院所，只有32%的大中型企业有研发机构。”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王文童说，湖北出台“科技十条”，创新研发经费的管理，创新项目资产管理，创新财政激励方式，创新风险管理模式。
更大的好消息是，日前，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成立。这是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三级农业科学院共同参与的全国农业科技创新协作平台。中国农科院院长李家洋说，成立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是主动顺应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要求，联盟将聚焦基础性长期性科技工作、农业生产关键核心技术、农业科技战略前沿以及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等四大方向，打破部门、学科和区域界限，探索建立平台资源共享、高效协同的创新机制。
究竟什么作物品种是好品种，好的品种谁说了算；科研成果如何能走进田间地头，专家的试验产量又如何成为农民大田的产量。这些问题促使我们深入思考我国农业科研体制改革的话题。伴随《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的落实，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盖头正在掀起。
农业科技布局不平衡
农业科技布局不合理的背后，是长期困扰农业科技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仍没有解决
虽然农业科技投入总体逐年增加，但农业内部各产业投入却不平衡。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说，长期以来，农作物尤其是粮食作物始终是科技投入的重点。虽然畜牧业、渔业的总产值已占农业总产值的40%，但畜牧业、渔业的科技投入远没有与产业贡献相适应。园艺等经济作物的科技投入也一直难以满足产业发展需要，与其在促进农民增收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匹配。
农业科技投入在生产环节的不平衡也很突出。尽管对作物新品种培育、病虫害防控等方面投入的科技力量较多，但对农业资源环境、农产品加工、质量安全控制等投入的科技力量较少。中国工程院院士、水稻专家陈温福注意到，全国水稻育种课题组有600多个，而水稻栽培课题组不足100个，其他农作物则更少。农产品加工科研起步晚，农业资源环境、质量安全控制等科研基础则更加薄弱。
“国外农机产品有7000多种，我国农机产品约有3500种，其中仅10%左右国产整机的技术水平，达到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水平。棉油糖、果蔬茶种植和收获机械化水平不足10%。”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一辈子从事农机科研。他表示，从农业学科领域来看，我国对农业生命科学、生物技术重视较多，但对农业信息化、农业机械化技术等重视不够。而农业信息化、智能农机等恰恰是下一轮农业科技革命的主战场。
农业科技布局不合理的背后，是长期困扰农业科技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仍没有解决。农业科技资源分散低效、农业科技领域各自为政等现象较为普遍，跨部门、跨区域、跨学科的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力度不够。
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农业科研机构稳定性科研经费占科研投入的比重高达70%以上，竞争性科研经费不足30%。而我国对农业科技项目的投入不够稳定，科研人员多忙于报项目，严重影响了在某一领域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由于竞争性科研课题比重较大，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逐渐淡化，不少精力耗费在课题资源的竞争上。
竞争过度、稳定不足是我国农业科研投入方式的弊端。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陈萌山说，从中央到地方总计有300多个农科院，加上其他农业科研单位，总人数接近10万，但机构、专业、学科设置重叠，“上下一般粗、左右一个样”。目前，全国小麦育种课题组约500个，水稻育种课题组约600个，玉米育种课题组800多个，课题组间的关系较为松散。农业科研平均资助周期仅为3年左右。这种“小而广”、“短平快”式的农业科研投入方式，不符合农业科研规律和农业产业要求。
科研评价机制亟待转向
农业科研既要出论文，也要出解决宏观问题的系统性方案，还要从微观上提出具体的措施，为农业生产解决实际问题
笔者了解到，目前，课题经费、发表论文、培育品种、获得专利等仍然是农业科技人员年度考核、职称晋升和奖项推荐的主要指标。张桃林认为，目前农业科研评价导向偏离，亟待深化改革、完善评价导向，引导农业科技创新更加注重问题导向和产业需求。
“科研成果不能躺着睡大觉，以育种为例，我国育种力量长期集中在科研单位，多年来沿袭的育种模式是科研院所的教授带着一帮学生的课题组制，育种效率低。”湖南省种子局局长周志魁告诉笔者，必须推进商业化育种，解决科研和产业“两张皮”的问题，实现育种由项目导向转变为市场导向。
41岁的唐文帮是湖南农业大学教授，也是湖南希望种业的育种总监。2013年，湖南农业大学和希望种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公司每年给学校38万元的技术合作经费，其中18万元由唐文帮作为课题发展基金。唐文帮在完成教学、科研任务之外，进行品种选育等研发工作。对于研发成果，独家经营权归希望种业，销售每公斤种子提成0.6元给学校作为品种权费。“在科研院所，我们的目标是完成课题、通过品种审定，不用考虑品种能否适合推广。在企业，选育什么品种要由市场和企业育种委员会说了算。在湖南，推广上百万亩的品种都出自种企。”
过去启动科研项目大多根据科研条线和《科研指南》，现在指挥棒则转向生产实践。不久前，中国农科院联合多家科研机构启动了南方稻米污染治理协同行动。陈萌山说，农科院过去的科研项目都是在研究所启动的，而这次走出实验室，来到需求的最前线，充分体现科研项目的产业导向。
“既要把论文写在SCI（科学引文索引）上，更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陈萌山认为，SCI论文是要出的，毕竟机理研究要搞清楚。“总体看，我们提倡农业科研要‘顶天立地’，既要出SCI论文，更要出解决宏观问题的系统性方案，为决策提供咨询意见，还要从微观上提出具体的措施办法，为农业生产解决实际问题。”
“贵州启动蔬菜、中药材、肉牛等11个地方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基本实现对全省85个农业县（市）传统产业和优特产业的全覆盖。”贵州省农委副主任肖荣军介绍，贵州要求每个研发中心每年至少组织一次产业科技调研，找准产业发展关键技术难题；每个功能实验室每年研究解决1～2项关键、难点技术；每个综合试验站的科技示范、技术服务工作覆盖周边3个以上的县。
科技管理改革加速推进
必须大力推进农业科技管理改革创新，否则即使国家对科技创新有更大的投入，也难以全面提高科研能力
依靠管理改革推进农业创新是当前各国的普遍经验。美国通过农业部在农业科技管理中的主导权、联邦向州政府提供科研经费等方式，保证了全国农业科研一盘棋运作。以色列采取由全国农业科技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的科研体制，委员会由农业部、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机构、农民组织的代表组成，制定全国农业科技政策。业内专家认为，我国亟待通过管理改革，搭建形成全国分工协作的“一盘棋”农业科研工作新格局。
中国工程院院士、水稻专家陈温福说：“我一辈子搞农业科技，头发都搞白了。我认为，必须大力推进农业科技管理改革创新，否则即使国家对科技创新有更大的投入，也难以全面提高科研能力。”他建议，建立健全决策、执行、评价相对分开、互相监督的运行机制，把科技力量配置由重复分散转向科学分工与联合协作相结合，把科技投入由过度竞争转向稳定支持与适度竞争相结合，推进以产业发展为导向的科技要素优化组合，从而提高创新效率。
“湖北是农业科教大省，但不是农业科技强省，制约的瓶颈在于科研成果转化缺乏活力。目前科技创新的主体集中在高校院所，只有32%的大中型企业有研发机构。”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王文童说，湖北出台“科技十条”，创新研发经费的管理，创新项目资产管理，创新财政激励方式，创新风险管理模式。
更大的好消息是，日前，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成立。这是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三级农业科学院共同参与的全国农业科技创新协作平台。中国农科院院长李家洋说，成立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是主动顺应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要求，联盟将聚焦基础性长期性科技工作、农业生产关键核心技术、农业科技战略前沿以及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等四大方向，打破部门、学科和区域界限，探索建立平台资源共享、高效协同的创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