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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强调研究项目的选择要有问题意识，要有问题导向。在我看来，人口老龄化就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地区。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3％，而上海是23.4％，老龄化比全国提前了20年。上海的今天，就是20年后中国的情景。俞正声来上海之前羡慕上海一年近3000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来之后却大呼：“养老、医疗统筹穿帮了。”上海的社会保障收不抵支，每年财政补贴100多亿元。
更要命的是，上海的妇女们不打算要孩子的越来越多。上海的总和生育率为0.7－0.9，属于超超低生育率。大致推算一下，25年一代人，十代人以后，也就是250年以后，现在的上海户籍人口1400万人将仅剩1000多人，细声细语的精细的上海人将成为珍稀动物。若不是平均年龄不过31岁的1000万外来常住人口的支撑，可以想象这个城市的景象会如何。
早些时候，奥巴马的《国情咨文》里面说：“美国正面临着把制造业从中国等地搬回来的大好机会。”最近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中一篇关于“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文章指出，中国制造业劳务成本上升了，世界正面临着一场信息技术的产业革命，可以把制造业从中国搬回富国来。
我看中国是被逼到了墙角。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蔡说：“2013年－2015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将降到最低点，之后将迅速攀升，我们现在的趋势是未富先老，旧的比较优势在丧失，新的比较优势尚未形成，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蔡认为，即使就算现在调整人口政策，对减慢老龄化进程已经于事无补。
诺奖得主克鲁格曼说：“中国目前的情况与以往经济危机发生的前夕非常相似，中国经济濒临崩溃。”“乌鸦嘴”鲁比尼说：“2013年中国经济必将硬着陆。”世行高路易说：“中国就业增长带动GDP增长的作用，已从上世纪末的带动GDP增长3.3个百分点到2012年－2015年只带动0.2个百分点，之后，就业因素对GDP增长将是负影响，也就是人口红利将见底。那么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即将终结。”
这些论据的焦点都聚集在2005年中国出现了民工荒，呈现了刘易斯第一个拐点的症候——劳动力缺乏。这对应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论点：劳动力缺乏。受此制约，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若没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素质的提升，经济增长将不可持续。这就是克鲁格曼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理论依据。
但是中国前些年还处于人口红利的收益期，并不存在劳动力短缺，克鲁格曼论点的前提条件不成立。但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刘易斯拐点的征兆，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这就逼得我们不得不考虑经济会不会停滞，下一波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不得不提防“中等收入陷阱”了。
更值得担忧的是远虑，是入不敷出的养老保障。谁来养活中国老人？世界银行的报告称：“如果按照目前制度及模式，到2075年，中国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要达到9.15万亿元。”目前全国15个省市基本养老金当期收支亏空，上海当属其中。养老保障的制度设计非常重要，中国当前急需一个养老保障的顶层设计。
远虑的同时也有近忧，中国1.4亿个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第一批80后独生子女，如果20岁左右就夭折，他（她）的母亲已属45岁生育高龄，失子（女）的家庭的痛苦是无法弥补的，汶川大地震中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残破而又难以成全的“失独”家庭。中国这种“人伦缺失，人性变异”的人口生育政策还能走多远？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上世纪60、70年代的“6”降至1980年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公开信》发表时的“3”。再降到今天已是两个说不到一起的数：“1.8”（国家计生委）及“1.33”（国家统计局）。不论到哪个数，都已经大大低于保持物种延续的“2.1”，上海的“0.83”更是属于要抢救的物种。
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从1980年公开信发表时的11.87％降至2008年的5.08％。
20年来，上海人口几乎一直保持负增长，并且还有下降的趋势。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阿文德·苏勃拉曼尼预估，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4％。
我之前对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一直沒有认真地思考过，只是按照党的号召惯性思维。现在，中国知识界迫切需要独立精神，需要反思、质疑、批判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总要有一个说法和共识。
我们要从广的视角思考中国老龄化问题。2011年,围绕老龄化问题召开过两次香山科学会议，科技部也支持了两个有关衰老的973项目，但大多数是围绕人口老龄的基础科学、临床等有关医学的问题。这只是老龄化问题的一个方面，老龄化问题同时也面临着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挑战。
我们不能囿于学科的界限，学科是人划分的，但不一定就反映了学科本身普遍联系性的规律。
老龄化问题事关社会、经济、行为、环境、遗传因素等诸多方面，因此，如果这个研究项目能获得重大研究项目级的支持，我们必将联手生命和医药学部，但项目的重心仍是中国老龄化的宏观政策研究。
郭重庆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主任、同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本文由实习生张子星整理
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地区。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3％，而上海是23.4％，老龄化比全国提前了20年。上海的今天，就是20年后中国的情景。俞正声来上海之前羡慕上海一年近3000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来之后却大呼：“养老、医疗统筹穿帮了。”上海的社会保障收不抵支，每年财政补贴100多亿元。
更要命的是，上海的妇女们不打算要孩子的越来越多。上海的总和生育率为0.7－0.9，属于超超低生育率。大致推算一下，25年一代人，十代人以后，也就是250年以后，现在的上海户籍人口1400万人将仅剩1000多人，细声细语的精细的上海人将成为珍稀动物。若不是平均年龄不过31岁的1000万外来常住人口的支撑，可以想象这个城市的景象会如何。
早些时候，奥巴马的《国情咨文》里面说：“美国正面临着把制造业从中国等地搬回来的大好机会。”最近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中一篇关于“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文章指出，中国制造业劳务成本上升了，世界正面临着一场信息技术的产业革命，可以把制造业从中国搬回富国来。
我看中国是被逼到了墙角。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蔡说：“2013年－2015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将降到最低点，之后将迅速攀升，我们现在的趋势是未富先老，旧的比较优势在丧失，新的比较优势尚未形成，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蔡认为，即使就算现在调整人口政策，对减慢老龄化进程已经于事无补。
诺奖得主克鲁格曼说：“中国目前的情况与以往经济危机发生的前夕非常相似，中国经济濒临崩溃。”“乌鸦嘴”鲁比尼说：“2013年中国经济必将硬着陆。”世行高路易说：“中国就业增长带动GDP增长的作用，已从上世纪末的带动GDP增长3.3个百分点到2012年－2015年只带动0.2个百分点，之后，就业因素对GDP增长将是负影响，也就是人口红利将见底。那么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即将终结。”
这些论据的焦点都聚集在2005年中国出现了民工荒，呈现了刘易斯第一个拐点的症候——劳动力缺乏。这对应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论点：劳动力缺乏。受此制约，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若没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素质的提升，经济增长将不可持续。这就是克鲁格曼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理论依据。
但是中国前些年还处于人口红利的收益期，并不存在劳动力短缺，克鲁格曼论点的前提条件不成立。但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刘易斯拐点的征兆，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这就逼得我们不得不考虑经济会不会停滞，下一波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不得不提防“中等收入陷阱”了。
更值得担忧的是远虑，是入不敷出的养老保障。谁来养活中国老人？世界银行的报告称：“如果按照目前制度及模式，到2075年，中国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要达到9.15万亿元。”目前全国15个省市基本养老金当期收支亏空，上海当属其中。养老保障的制度设计非常重要，中国当前急需一个养老保障的顶层设计。
远虑的同时也有近忧，中国1.4亿个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第一批80后独生子女，如果20岁左右就夭折，他（她）的母亲已属45岁生育高龄，失子（女）的家庭的痛苦是无法弥补的，汶川大地震中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残破而又难以成全的“失独”家庭。中国这种“人伦缺失，人性变异”的人口生育政策还能走多远？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上世纪60、70年代的“6”降至1980年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公开信》发表时的“3”。再降到今天已是两个说不到一起的数：“1.8”（国家计生委）及“1.33”（国家统计局）。不论到哪个数，都已经大大低于保持物种延续的“2.1”，上海的“0.83”更是属于要抢救的物种。
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从1980年公开信发表时的11.87％降至2008年的5.08％。
20年来，上海人口几乎一直保持负增长，并且还有下降的趋势。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阿文德·苏勃拉曼尼预估，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4％。
我之前对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一直沒有认真地思考过，只是按照党的号召惯性思维。现在，中国知识界迫切需要独立精神，需要反思、质疑、批判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总要有一个说法和共识。
我们要从广的视角思考中国老龄化问题。2011年,围绕老龄化问题召开过两次香山科学会议，科技部也支持了两个有关衰老的973项目，但大多数是围绕人口老龄的基础科学、临床等有关医学的问题。这只是老龄化问题的一个方面，老龄化问题同时也面临着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挑战。
我们不能囿于学科的界限，学科是人划分的，但不一定就反映了学科本身普遍联系性的规律。
老龄化问题事关社会、经济、行为、环境、遗传因素等诸多方面，因此，如果这个研究项目能获得重大研究项目级的支持，我们必将联手生命和医药学部，但项目的重心仍是中国老龄化的宏观政策研究。
郭重庆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主任、同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本文由实习生张子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