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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1世纪，中国史学界对传染病史的研究渐入佳境。许多学者关注到了人类文明与传染病之间的复杂关联并卓有建树。本文从中国古文献对传染病典型字例的释义入手，梳理和总结了21世纪文明史视阈下中国史学界传染病史研究在“传染病影响人类文明”、“疾病改变历史”等方面的主要成果，将相关研究分为三个阶段：两次高潮期和中间的平稳发展期。另外，本文还就其中的不足之处展开探讨。这些努力将有助于中国史学界传染病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传染病史;学术回顾;释义;不足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105（2020）04-0085-04
A Review of Infectious Disease History Research in Chinese Historia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History in the 21st Century
YE Feng
（Zhejiang Industry &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Zhejiang Wenzhou，325003，China）
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study of infectious diseases history in Chinese historians is getting better. Many scholar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civilization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have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ypical characters which indicate infectious diseases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combs and summarizes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infectious disease history research in Chinese historians on “Infectious diseases affect human civilization.”， “Disease changes history.” and so 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history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divides the research into three periods： two periods of climax and one period of steady development. Besides，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its deficiency. These effort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 history research in Chinese historians.
Key Words： infectious disease history;academic review;interpretation;deficiency
2020年3月，面对席卷全球、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形势令人担忧。”[1]在与疫情抗争的过程中，包括历史学者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不是看客，“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2]
然而，传染病研究在传统史学领域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史学家很少关注，涉及这一问题的研究者以流行病学家为主。美国著名历史学者麦克尼尔甚至说传染病是“史学家的漏网之鱼”。[3]进入21世纪，传染病史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热点，出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成果。二十年来，史学界对传染病史的研究逐步發展和壮大，出现了两次高潮，其研究内容和方法都有一定的发展。因此，梳理传染病史研究的脉络并总结其特点就显得很有必要。限于专业和篇幅，本文主要是对文明史视阈下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思考。
一、古文献“疾”、“病”、“疫”、“疠”和“瘟”等字释义
（一）“疾”和“病”、
汉字的疾、病、瘟、疫等字都以“疒”作为偏旁。《说文解字》中说：“疒，倚也。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凡疒之属皆从疒。”[4]大致的意思是，人有了病痛，便需要像放着的筷子一样躺卧休息。“疾”为“病也，从疒，矢声。”[4];“病”为“疾加也。从疒，丙声。”[4]在甲骨文中，“疾”由“人”和“矢”构成，其原初的含义是人受了箭伤，有了病痛。后来表示病来得像射出的箭般快速，意为急病。而“病”的程度则比“疾”更严重些。因而，无论“疾”还是“病”，强调的都是个人情况，与群体性的传染无关。 （二）“疫”、“疠”和“瘟”
《說文解字》中说“疫”：“民皆疾也。从疒，役省声。”[4]“殳”在古时写作“役”字。所谓的“役”指的是戍边的士兵和役夫。古代部队行军，士兵和役夫的生活艰苦，卫生环境差，而军队人口密度极大，自然成为传染病爆发和流行的温床。再有，大量的人口通过戍边的方式从原居住地来到了遥远的边地，为传染病的传播提供了媒介和条件。从“疫”字的构成上来看，瘟疫最初在戍边的士兵和役夫聚集的戍守之地流传，应是毫无疑问的了。《说文解字》释“疠”为“恶疾也。从广，历省声。”[4]古人认为，此类病症往往由厉鬼等神秘因素而起，而非一般的疾病。而“瘟”则不见于《说文解字》。关于此，孙玉文指出，先秦时通常把瘟疫称作“疫”或“疠”，而“瘟”字的出现要晚得多，文献中最早只能追溯到东汉末年蔡邕《独断》，直到东晋以后才逐渐盛行。“瘟”古时又常写作“温”，表明古人认为瘟疫起于“温热之气”，多与发烧有关。[5]因而，“疫”强调的是传染病在个体之间的互相影响，“疠”说的是古人所认为的病症起因，“瘟”则是发病时的症状表现。
（三）其他表示传染病的字
除了“疫”、“疠”和“瘟”之外，古文献中常用来表示传染病的字还有札、恶、大灾、渍等。《周礼·大司乐》中说：“大札，令驰县。”郑玄作注：“札，疫疠也。”显然是因大规模传染而死之意。与其相对，小规模的传染病在古文献中有时被称为“瘥”。《左传·成公六年》：“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杜预作注：“恶，疾灾也。”因病成灾，定是传染病爆发了。另外，《公羊传·昭公十九年》中记载：“夏，齐大灾。大灾者何？大瘠也。”[6]宋《春秋传》中解释“大灾者何？大渍也。”“渍”则被解释为：“谓相瀐汙而卧也。”“瀐汙”意即“渐染”，就是“瘟疫相渐染”。根据余云岫的研究，“渐染”就是今天的传染，传染病爆发流行的时候，大量人口死亡，所以叫作“渍”。[7]
二、21世纪文明史视阈下中国史学界传染病研究回顾
进入21世纪，中国学者在“传染病影响人类文明”、“疾病改变历史”等方面论述颇多，具体说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3年——2005年非典型性肺炎爆发及之后的第一次高潮，第二阶段是2006年——2019年的平稳发展期，第三阶段则是2020年新冠肺炎及之后的第二次高潮。
（一）2003年——2005年，第一次高潮
随着史学界对传染病研究的深入，加之西方的相关研究，如麦克尼尔《瘟疫与人》、克罗斯比《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态扩张，900-1900》等成果的进一步普及，中国历史学者对于传染病史研究的兴趣更加浓厚，对于疾病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也有了进一步总结。
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爆发，中国史学界的传染病研究进入第一次高潮，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其中。很多研究以中国某个时段、某个地点传染病的爆发、应对防控和对社会的影响为重点。若在中国知网以“传染病”或“瘟疫”为关键词，便会搜索到一批硕博论文。其中，李玉偿《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方法独到、观点新颖。论文把近代江南的历史看作环境、病原体与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历史。公共卫生的介入使得环境、病原体与人的关系逐步由不平衡达成新的平衡。
论著方面，许多中国学者结合对当时非典型性肺炎爆发的深入思考，从历史的角度展开两方面的讨论和研究：一方面是从传染病（瘟疫）在文明社会的体现及其影响展开研究。桑林等《瘟疫：文明的代价》将瘟疫看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代价，细数了传染病在历史、文学、经济等方面的体现和影响。作者认为肆虐的瘟疫虽然能够毁灭大量个体，甚至毁灭城市，对人类的文明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但却永远无法毁灭人类及其文明。与其类似，欣正人《瘟疫与文明》以中外历史上发生过的重大疫情为线索，介绍了这些疫情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生活方式等所产生的多方面的影响。作者认为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人类与不同的传染病魔抗争并不断胜利的历史。另一方面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在人类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传染病（瘟疫）展开研究。武斌《人类瘟疫的历史和文化》历数各个历史阶段人类社会发生的瘟疫及造成的影响，来论证瘟疫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灾害，还是历史上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的象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伴生物。王旭东、孟庆龙《世界瘟疫史》通过历史上一些重大瘟疫的形成、症状特点、起源与扩散等揭示了传染病与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多种文明类型的影响。李翰洋编著《恐怖年代：人类历史上的传染病灾难》则论述了传染病的症状和暴发、影响以及人类与其的斗争，最后总结了人类取得各次胜利的经验。
（二）2006年——2019年，平稳发展期
2006年之后，中国历史学者对传染病史的研究持续推进，大多用比较纯粹的社会史范式对疾病史进行研究，这与依附于传统医学史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它以历史上的传染病为出发点，通过探讨疾病、医疗与历史的互动来重点探察传染病对社会历史的影响，这其中自然包括了传染病与社会文明发展之间的互相影响，这与将研究基点放在传染病本身的医学史有很大的不同。
在中国史学界对传染病史研究的平稳发展时期，相关研究持续进行。其中，龚胜生《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对中国过去三千年来瘟疫流行的史料进行了收集和系统整理，成为研究中国古代传染病的重要参考。还有，韩毅对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陈旭对明代瘟疫与社会等方面的研究颇有代表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8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组织召开了名为“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疾病医疗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开创国内史学界疾病史研究先河。会后，相关论文结集出版为余新忠主编《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这段时期的国内史学界的传染病史的研究以对中国古代的论述为主，虽然很少有直接与文明史相结合的论述，但从社会史角度也有谈及瘟疫对中国古代特定阶段文明发展的影响。 （三）2020年——，第二次高潮
2020年初，新冠肺炎爆發，中国史学界的传染病史研究进入了第二次高潮，参与的有过往已在该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也有首次踏入传染病研究的新人。他们对传统文献中记载的传染病进行梳理、对传染病流行的原因进行总结，描绘了各时期的人们与传染病的斗争历史，其中对中国的关注占了较大比重。1998年，中国史学界第一部研究疾病史的专著《三千年疫情》出版。2020年，作者张剑光将该书增删修订后再版，并改名为《中国抗疫史》，梳理了从先秦到清末中国人民防疫、抗疫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观念，认为同舟共济、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战胜各种疫病的根本原因，系统介绍了中国历史上的疾病与社会的关系。刘滴川《大瘟疫：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改编自旧作《秦汉瘟疫考》，以秦汉时期气候变迁与宿主动物的族群迁徙为背景，考释了该时期人类传染病和动物传染病的流行区域和流行特征。同样，武斌《记疫：祈祷、隔离与共生》也是在对《人类瘟疫的历史与文化》的基础上修改增补而成。与前作相比，《记疫：祈祷、隔离与共生》将叙述线索从时间改为疫病，增加了“哥伦布疫病大交换”、“东北大鼠疫”等内容，明确瘟疫是一种“文明病”，认为瘟疫干预了人类文明的历史，人类与瘟疫的斗争是一场持久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文明史视阈下的传染病研究必将更加全面和深入，更多的成果将会出现，这次的研究高潮也会持续一段时间。
三、文明史视阈下中国史学界传染病研究的不足
21世纪，传染病史研究毫无质疑成为中国史学界的研究热点。其研究视阈也不断拓展，从传统的医学史、灾荒史，进入社会史、经济史，接着扩展到政治史、文明史。不但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传染病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而且普遍将传染病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相结合。武斌等中国学者立足于传染病的相关史料，借助西方学者的理论，做到了文明史与传染病史的结合。同时，由于客观存在的研究内容雷同、研究方法单一等原因，中国史学界在文明史视阈下对传染病的研究也有一些令人遗憾的不足。
（一）阐发和评论明显不足
查考21世纪中国学者文明史视阈下传染病史主要著作，其最大的不足是重述轻论。无论是以时期、还是以重大传染病为线索，各本论著都结合相关历史事件，用大量的篇幅来铺陈各类传染病的爆发、流行以及危害和影响。在叙述过程中，虽然也有一定的阐发和评论，但一般都是寥寥数语。在多本论著最前的总论和最后的总结中，对传染病与社会、文明之间的关系的论述，有的过于简约、有的则过于煽情，理论性明显不足。
（二）以记述西方的传染病案例为主
“文明史”这一概念来自西方，从事这一领域大多是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因而，他们是中国将传染病史与文明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主力军。与此相对应，文明史视阈下的传染病研究大多以记述西方和其他国家的传染病案例为主，很少涉及中国的情况。雅典和罗马的瘟疫、查士丁尼鼠疫、黑死病、西班牙、葡萄牙征服拉美造成的印第安疫病大流行、伦敦大瘟疫以及1918年大流感是他们的重点关注对象。很多学者也感觉到了记述中西方传染病的严重不平衡，因而试图改变，如《瘟疫与文明》在介绍了多种西方传染病后，特地增加了一章《疫病与中国古代社会》，再如《记疫：祈祷、隔离与共生》增加了《东北大鼠疫：国士伍连德》一章。虽说如此，因为篇幅和论述对象的关系，加入中国传染病史的相关章节后，反而显得全书的整体性、协调性有所降低。
（三）大量借鉴西方学者成果，自主创新不足
中国史学界在研究传染病与文明的关系时，大量借鉴了西方学者的成果，尤其是麦克尼尔和克罗斯比，典型的有麦克尼尔的“文明病”、“巨寄生”，克罗斯比的“处女地传染病”等，
武斌在《记疫：祈祷、隔离和共生》中指出：“瘟疫是一种‘文明病’，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发展的。”[8]他认为，瘟疫因为极强的传染性，稠密的人口是其滋生的温床。人类的生活方式分为狩猎、农业和城市三种。“相对于狩猎的生活方式，农业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人口密集程度在10倍甚至100倍以上。而与农业的生活方式相比，城市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人口密度更是上百倍地增加。”[8]
欣正人《瘟疫与文明》提出了“寄生政治”的概念，认为中国古代的征战与疫病是寄生政治的需要，内乱与疫病是寄生政治在失衡，暴民与疫病是寄生政治的不仁。“寄生政治”的说法来自于“巨寄生”：征服者可以从被征服的生产者手中取走食物，以供自己消费。因此对被征服的生产者而言，征服者就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寄生者。华夏社会便是典型的“巨寄生”形态，其与瘟疫的产生具有互动关系。[9]
王旭东、孟庆龙《世界瘟疫史》在论述征服美洲的时候，充分肯定了欧洲人带到美洲的传染病造成印第安人大量死亡是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取得成果的关键。这是由于美洲的原住民因为早先与旧世界的病菌几乎完全隔绝，在免疫学上毫无抵抗力所导致。[10]
21世纪，传染病史研究已成中国史学界的研究热点，基于文明史视阈的研究也不少。但由于种种原因，相关研究无可避免也存在若干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补足、改善和提高。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发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2.
[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
[3]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M].杨玉龄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1.
[4] 许慎.说文解字[M].陶生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0：236，239，240.
[5] 维舟.“瘟”与“疫”有何不同[J].思维与智慧，2020（10）：60-61.
[6] 龚胜生、刘杨、张涛.先秦两汉时期灾异地理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03）：98.
[7] 余云岫.古代疾病名候疏义[M].张苇航、王育林点校.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258.
[8] 武斌.记疫：祈祷、隔离与共生[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5-6.
[9] 欣正人.瘟疫与文明[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142.
[10] 王旭东，孟庆龙.世界瘟疫史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04-245.
（责任编辑：何伟）
关键词：传染病史;学术回顾;释义;不足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105（2020）04-0085-04
A Review of Infectious Disease History Research in Chinese Historia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History in the 21st Century
YE Feng
（Zhejiang Industry &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Zhejiang Wenzhou，325003，China）
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study of infectious diseases history in Chinese historians is getting better. Many scholar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civilization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have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ypical characters which indicate infectious diseases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combs and summarizes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infectious disease history research in Chinese historians on “Infectious diseases affect human civilization.”， “Disease changes history.” and so 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history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divides the research into three periods： two periods of climax and one period of steady development. Besides，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its deficiency. These effort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 history research in Chinese historians.
Key Words： infectious disease history;academic review;interpretation;deficiency
2020年3月，面对席卷全球、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形势令人担忧。”[1]在与疫情抗争的过程中，包括历史学者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不是看客，“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2]
然而，传染病研究在传统史学领域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史学家很少关注，涉及这一问题的研究者以流行病学家为主。美国著名历史学者麦克尼尔甚至说传染病是“史学家的漏网之鱼”。[3]进入21世纪，传染病史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热点，出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成果。二十年来，史学界对传染病史的研究逐步發展和壮大，出现了两次高潮，其研究内容和方法都有一定的发展。因此，梳理传染病史研究的脉络并总结其特点就显得很有必要。限于专业和篇幅，本文主要是对文明史视阈下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思考。
一、古文献“疾”、“病”、“疫”、“疠”和“瘟”等字释义
（一）“疾”和“病”、
汉字的疾、病、瘟、疫等字都以“疒”作为偏旁。《说文解字》中说：“疒，倚也。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凡疒之属皆从疒。”[4]大致的意思是，人有了病痛，便需要像放着的筷子一样躺卧休息。“疾”为“病也，从疒，矢声。”[4];“病”为“疾加也。从疒，丙声。”[4]在甲骨文中，“疾”由“人”和“矢”构成，其原初的含义是人受了箭伤，有了病痛。后来表示病来得像射出的箭般快速，意为急病。而“病”的程度则比“疾”更严重些。因而，无论“疾”还是“病”，强调的都是个人情况，与群体性的传染无关。 （二）“疫”、“疠”和“瘟”
《說文解字》中说“疫”：“民皆疾也。从疒，役省声。”[4]“殳”在古时写作“役”字。所谓的“役”指的是戍边的士兵和役夫。古代部队行军，士兵和役夫的生活艰苦，卫生环境差，而军队人口密度极大，自然成为传染病爆发和流行的温床。再有，大量的人口通过戍边的方式从原居住地来到了遥远的边地，为传染病的传播提供了媒介和条件。从“疫”字的构成上来看，瘟疫最初在戍边的士兵和役夫聚集的戍守之地流传，应是毫无疑问的了。《说文解字》释“疠”为“恶疾也。从广，历省声。”[4]古人认为，此类病症往往由厉鬼等神秘因素而起，而非一般的疾病。而“瘟”则不见于《说文解字》。关于此，孙玉文指出，先秦时通常把瘟疫称作“疫”或“疠”，而“瘟”字的出现要晚得多，文献中最早只能追溯到东汉末年蔡邕《独断》，直到东晋以后才逐渐盛行。“瘟”古时又常写作“温”，表明古人认为瘟疫起于“温热之气”，多与发烧有关。[5]因而，“疫”强调的是传染病在个体之间的互相影响，“疠”说的是古人所认为的病症起因，“瘟”则是发病时的症状表现。
（三）其他表示传染病的字
除了“疫”、“疠”和“瘟”之外，古文献中常用来表示传染病的字还有札、恶、大灾、渍等。《周礼·大司乐》中说：“大札，令驰县。”郑玄作注：“札，疫疠也。”显然是因大规模传染而死之意。与其相对，小规模的传染病在古文献中有时被称为“瘥”。《左传·成公六年》：“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杜预作注：“恶，疾灾也。”因病成灾，定是传染病爆发了。另外，《公羊传·昭公十九年》中记载：“夏，齐大灾。大灾者何？大瘠也。”[6]宋《春秋传》中解释“大灾者何？大渍也。”“渍”则被解释为：“谓相瀐汙而卧也。”“瀐汙”意即“渐染”，就是“瘟疫相渐染”。根据余云岫的研究，“渐染”就是今天的传染，传染病爆发流行的时候，大量人口死亡，所以叫作“渍”。[7]
二、21世纪文明史视阈下中国史学界传染病研究回顾
进入21世纪，中国学者在“传染病影响人类文明”、“疾病改变历史”等方面论述颇多，具体说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3年——2005年非典型性肺炎爆发及之后的第一次高潮，第二阶段是2006年——2019年的平稳发展期，第三阶段则是2020年新冠肺炎及之后的第二次高潮。
（一）2003年——2005年，第一次高潮
随着史学界对传染病研究的深入，加之西方的相关研究，如麦克尼尔《瘟疫与人》、克罗斯比《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态扩张，900-1900》等成果的进一步普及，中国历史学者对于传染病史研究的兴趣更加浓厚，对于疾病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也有了进一步总结。
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爆发，中国史学界的传染病研究进入第一次高潮，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其中。很多研究以中国某个时段、某个地点传染病的爆发、应对防控和对社会的影响为重点。若在中国知网以“传染病”或“瘟疫”为关键词，便会搜索到一批硕博论文。其中，李玉偿《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方法独到、观点新颖。论文把近代江南的历史看作环境、病原体与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历史。公共卫生的介入使得环境、病原体与人的关系逐步由不平衡达成新的平衡。
论著方面，许多中国学者结合对当时非典型性肺炎爆发的深入思考，从历史的角度展开两方面的讨论和研究：一方面是从传染病（瘟疫）在文明社会的体现及其影响展开研究。桑林等《瘟疫：文明的代价》将瘟疫看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代价，细数了传染病在历史、文学、经济等方面的体现和影响。作者认为肆虐的瘟疫虽然能够毁灭大量个体，甚至毁灭城市，对人类的文明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但却永远无法毁灭人类及其文明。与其类似，欣正人《瘟疫与文明》以中外历史上发生过的重大疫情为线索，介绍了这些疫情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生活方式等所产生的多方面的影响。作者认为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人类与不同的传染病魔抗争并不断胜利的历史。另一方面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在人类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传染病（瘟疫）展开研究。武斌《人类瘟疫的历史和文化》历数各个历史阶段人类社会发生的瘟疫及造成的影响，来论证瘟疫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灾害，还是历史上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的象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伴生物。王旭东、孟庆龙《世界瘟疫史》通过历史上一些重大瘟疫的形成、症状特点、起源与扩散等揭示了传染病与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多种文明类型的影响。李翰洋编著《恐怖年代：人类历史上的传染病灾难》则论述了传染病的症状和暴发、影响以及人类与其的斗争，最后总结了人类取得各次胜利的经验。
（二）2006年——2019年，平稳发展期
2006年之后，中国历史学者对传染病史的研究持续推进，大多用比较纯粹的社会史范式对疾病史进行研究，这与依附于传统医学史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它以历史上的传染病为出发点，通过探讨疾病、医疗与历史的互动来重点探察传染病对社会历史的影响，这其中自然包括了传染病与社会文明发展之间的互相影响，这与将研究基点放在传染病本身的医学史有很大的不同。
在中国史学界对传染病史研究的平稳发展时期，相关研究持续进行。其中，龚胜生《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对中国过去三千年来瘟疫流行的史料进行了收集和系统整理，成为研究中国古代传染病的重要参考。还有，韩毅对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陈旭对明代瘟疫与社会等方面的研究颇有代表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8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组织召开了名为“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疾病医疗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开创国内史学界疾病史研究先河。会后，相关论文结集出版为余新忠主编《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这段时期的国内史学界的传染病史的研究以对中国古代的论述为主，虽然很少有直接与文明史相结合的论述，但从社会史角度也有谈及瘟疫对中国古代特定阶段文明发展的影响。 （三）2020年——，第二次高潮
2020年初，新冠肺炎爆發，中国史学界的传染病史研究进入了第二次高潮，参与的有过往已在该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也有首次踏入传染病研究的新人。他们对传统文献中记载的传染病进行梳理、对传染病流行的原因进行总结，描绘了各时期的人们与传染病的斗争历史，其中对中国的关注占了较大比重。1998年，中国史学界第一部研究疾病史的专著《三千年疫情》出版。2020年，作者张剑光将该书增删修订后再版，并改名为《中国抗疫史》，梳理了从先秦到清末中国人民防疫、抗疫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观念，认为同舟共济、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战胜各种疫病的根本原因，系统介绍了中国历史上的疾病与社会的关系。刘滴川《大瘟疫：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改编自旧作《秦汉瘟疫考》，以秦汉时期气候变迁与宿主动物的族群迁徙为背景，考释了该时期人类传染病和动物传染病的流行区域和流行特征。同样，武斌《记疫：祈祷、隔离与共生》也是在对《人类瘟疫的历史与文化》的基础上修改增补而成。与前作相比，《记疫：祈祷、隔离与共生》将叙述线索从时间改为疫病，增加了“哥伦布疫病大交换”、“东北大鼠疫”等内容，明确瘟疫是一种“文明病”，认为瘟疫干预了人类文明的历史，人类与瘟疫的斗争是一场持久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文明史视阈下的传染病研究必将更加全面和深入，更多的成果将会出现，这次的研究高潮也会持续一段时间。
三、文明史视阈下中国史学界传染病研究的不足
21世纪，传染病史研究毫无质疑成为中国史学界的研究热点。其研究视阈也不断拓展，从传统的医学史、灾荒史，进入社会史、经济史，接着扩展到政治史、文明史。不但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传染病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而且普遍将传染病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相结合。武斌等中国学者立足于传染病的相关史料，借助西方学者的理论，做到了文明史与传染病史的结合。同时，由于客观存在的研究内容雷同、研究方法单一等原因，中国史学界在文明史视阈下对传染病的研究也有一些令人遗憾的不足。
（一）阐发和评论明显不足
查考21世纪中国学者文明史视阈下传染病史主要著作，其最大的不足是重述轻论。无论是以时期、还是以重大传染病为线索，各本论著都结合相关历史事件，用大量的篇幅来铺陈各类传染病的爆发、流行以及危害和影响。在叙述过程中，虽然也有一定的阐发和评论，但一般都是寥寥数语。在多本论著最前的总论和最后的总结中，对传染病与社会、文明之间的关系的论述，有的过于简约、有的则过于煽情，理论性明显不足。
（二）以记述西方的传染病案例为主
“文明史”这一概念来自西方，从事这一领域大多是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因而，他们是中国将传染病史与文明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主力军。与此相对应，文明史视阈下的传染病研究大多以记述西方和其他国家的传染病案例为主，很少涉及中国的情况。雅典和罗马的瘟疫、查士丁尼鼠疫、黑死病、西班牙、葡萄牙征服拉美造成的印第安疫病大流行、伦敦大瘟疫以及1918年大流感是他们的重点关注对象。很多学者也感觉到了记述中西方传染病的严重不平衡，因而试图改变，如《瘟疫与文明》在介绍了多种西方传染病后，特地增加了一章《疫病与中国古代社会》，再如《记疫：祈祷、隔离与共生》增加了《东北大鼠疫：国士伍连德》一章。虽说如此，因为篇幅和论述对象的关系，加入中国传染病史的相关章节后，反而显得全书的整体性、协调性有所降低。
（三）大量借鉴西方学者成果，自主创新不足
中国史学界在研究传染病与文明的关系时，大量借鉴了西方学者的成果，尤其是麦克尼尔和克罗斯比，典型的有麦克尼尔的“文明病”、“巨寄生”，克罗斯比的“处女地传染病”等，
武斌在《记疫：祈祷、隔离和共生》中指出：“瘟疫是一种‘文明病’，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发展的。”[8]他认为，瘟疫因为极强的传染性，稠密的人口是其滋生的温床。人类的生活方式分为狩猎、农业和城市三种。“相对于狩猎的生活方式，农业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人口密集程度在10倍甚至100倍以上。而与农业的生活方式相比，城市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人口密度更是上百倍地增加。”[8]
欣正人《瘟疫与文明》提出了“寄生政治”的概念，认为中国古代的征战与疫病是寄生政治的需要，内乱与疫病是寄生政治在失衡，暴民与疫病是寄生政治的不仁。“寄生政治”的说法来自于“巨寄生”：征服者可以从被征服的生产者手中取走食物，以供自己消费。因此对被征服的生产者而言，征服者就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寄生者。华夏社会便是典型的“巨寄生”形态，其与瘟疫的产生具有互动关系。[9]
王旭东、孟庆龙《世界瘟疫史》在论述征服美洲的时候，充分肯定了欧洲人带到美洲的传染病造成印第安人大量死亡是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取得成果的关键。这是由于美洲的原住民因为早先与旧世界的病菌几乎完全隔绝，在免疫学上毫无抵抗力所导致。[10]
21世纪，传染病史研究已成中国史学界的研究热点，基于文明史视阈的研究也不少。但由于种种原因，相关研究无可避免也存在若干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补足、改善和提高。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发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2.
[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
[3]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M].杨玉龄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1.
[4] 许慎.说文解字[M].陶生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0：236，239，240.
[5] 维舟.“瘟”与“疫”有何不同[J].思维与智慧，2020（10）：60-61.
[6] 龚胜生、刘杨、张涛.先秦两汉时期灾异地理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03）：98.
[7] 余云岫.古代疾病名候疏义[M].张苇航、王育林点校.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258.
[8] 武斌.记疫：祈祷、隔离与共生[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5-6.
[9] 欣正人.瘟疫与文明[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142.
[10] 王旭东，孟庆龙.世界瘟疫史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04-245.
（责任编辑：何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