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宗教慈善受限于特殊身份，一向行事低调，给外界留下神秘印象。对研究者而言，宗教慈善的规模、透明度、专业性等不如人意。公益界对宗教慈善的心态也是多样，总体上乐见其成。今年初，国家六部委联合发文，颁行《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宗教界对这个文件依旧是三缄其口，而公益慈善领域的反响远大于宗教界。
　　这个政策意见除了规定加强领导、做好政教分离等，其新增部分可以归结为三条：一是明确宗教慈善可以办公益项目；二是宗教团体可以创办社会组织；三是向宗教慈善组织捐赠可以免税。
　　也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个政策意见持肯定态度。在5月份的慈善与宗教论坛上，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就直呼“读不懂”这个文件，说不知道它要表达什么。与徐永光意见完全相反，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则说，“我读懂了最新的宗教管理条例”。她认为该政策区分了宗教活动与慈善活动，显示了双方都有需求。
　　“允许成立自己的组织，可以离开自己的宗教场所去行善，至于动机和绩效如何，以后再去分享。”但她同时认为，“如果不提宗教团体与慈善组织隔离，是否还要进行财产和组织上的隔离？”
　　从民政部司长任上辞职，进入北师大担任院长的王振耀附议金锦萍的看法。据他介绍，以往国家遇到灾害，在寻找慈善捐赠时，往往会把宗教组织排除在外。王振耀赞赏新规定有两个好处：一是放开慈善，原先宗教没纳入公益捐款范围，现在可以了；二是可以离开宗教场所搞公益。考虑到宗教敏感性，政策制订者会采取小步改善的方法求突破。
　　“至于捐款免税。在别的国家，只要捐给教会，都可以免税。但过去实践处理起来是很大的挑战。我为了这个，去美国学习，可是怎么学习呢？人家教区和社区是融合的。”王振耀说。有着基督教背景的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认为，宗教与慈善实现良好互动，需要长期过程，“我们有责任推动。前几年很困难，要有耐心，去推动，形成全社会的互动。”
　　在大陆的慈善环境下，宗教团体与公益团体隶属于不同的主管机构，形成了各自区隔的慈善理念和操作手段，宗教慈善需要公益组织的专业化经验，后者需要前者资源支持，新规的任务是促成融合。
　　“从操作层面看，大陆已经迈了很大的步子；但理论上，宗教局肯定会说这没什么。这是我自己的理解。”王振耀如此解释政策温和推进与激进期待之间的微妙之处。不过，金锦萍也认为新规还可以改进，“当宗教团体设立民非的时候是世俗行为，是否还应该有一条界限？在神性和人性之间是否还有个规则？”
　　徐永光的担忧很现实，“现在宗教资产可以随时拿来做国家财产。北京一千多个寺庙就是这样被国家拿走的。”
　　宗教慈善的破冰之旅才刚刚开始，其公益行为的组织化、专业化与透明化，都将叠加公益格局的现有问题。毫无疑问，宗教慈善的潜力巨大，新旧问题合一，需要在前行中求解。
　　“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不会用法律语言去界定宗教慈善组织。我为什么肯定这个条例？是因为我跟王振耀是一样的，官员做的事情，要鼓励他引导他往前走。”金锦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