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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27日，网上爆出香港当红艺人陈冠希与阿娇(钟欣桐)的床照，惹得网民普遍关注，“艳照门”事件拉开序幕。此后，不断有新的“艳照”出现，数量高达1300多张，陆续牵涉出张柏芝、陈文媛、陈思慧、颜颖思等14个知名女艺人，有人称该事件不折不扣地成为“鼠年的一场鼠疫”。2月21日，照片男主角陈冠希召开记者发布会向受害人道歉，并宣布永久退出香港娱乐圈。而深陷此事的女主角们的生活也受到影响。事发至今，事情虽然还没有最终结束，但从各媒体及网站的文章看，很多人已由最初的“好奇”、“窥私”、“愤怒”等情感喧嚣转向相对平静的理性反思，人们从明星的道德操守、隐私权、法律问责、受众的媒介素养等多个层面展开讨论。而本文则以“青少年的偶像崇拜”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媒体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存在的问题，以期广大青少年能树立正确的媒介观念与偶像观念。
明星偶像化——大众媒介时代不可回避的现实
谁是我们的偶像?是孔子?苏东坡?林则徐?鲁迅?黄继光?邱少云?雷锋?还是陈景润?……尽管传统偶像仍被父辈们不断提起，但他们对当今青年人的影响已日渐削弱。据最近一次针对浙江青少年的以“大众媒介对偶像崇拜的影响”为主题的研究结果显示：超过80%的青少年选择影视明星、歌星、体育明星作为自己的偶像首选，远远高于政治人物和其他杰出人物。①而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对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西安、昆明等地2710名大学生及中学生的偶像崇拜现象的调查也显示：50%的人承认有过特别喜欢及崇拜某个明星的经历，34.5%的人承认自己正在崇拜某个明星。②
显然，传统时代的偶像已被今天的明星偶像边缘化。在大众媒介无所不在的包围与浸润下，活跃在荧屏的娱乐明星，毅然挤进偶像舞台的中心，成为大众狂欢与崇拜的对象，尤其是广大青少年，他们对明星偶像趋之若鹜：偶像办演唱会，他们千里迢迢一睹风采；偶像签名售书，他们排着长队等待签名与合影。
心理学认为，偶像崇拜是个人认同他人言行及其自身价值的过程，其核心在于个人情感和自我认知需要的满足。然而，当今青少年对于明星的崇拜，往往停留在浅表性欣赏的感性层面，选择的都是一些外形趋于完美的年轻偶像派明星。这种崇拜并没有经过理性的认知与分析，充满了感性的激情与盲动，很容易产生心理学上的“晕轮效应”，即当我们看到某人身上某一方面的优点时，就觉得他各方面都很突出，处处可爱。③正是这种“晕轮效应”，让广大青少年轻易地认为，他们心中的明星偶像，不但歌唱得好、戏演得好，在做人上、道德上，理应也是值得效仿的楷模。因此，当类似陈冠希“艳照门”这样的明星丑闻出现后，首先是他们的崇拜者——广大的青少年，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与他们原本所信奉的东西相去甚远，他们在感情上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
以明星为卖点——媒介对“偶像”的积极建构
此次“艳照门”事件之所以影响如此之大，就在于“艳照”主角多是香港一线当红明星。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超乎寻常的关注，特别是对于无数“粉丝”而言，他们的偶像是近乎完美的。然而，是谁塑造了这些明星?又是谁让这些明星成为近乎完美的偶像，使其拥有无数的崇拜者?——媒体!媒体不仅参与了明星的推广与传播，也积极参与了明星的“生产”与“制造”，不断地、或隐或现地宣扬“偶像崇拜”的价值观，以此来吸引眼球，引无数受众纷纷加入追星大军。
不惜版面与时间，让你认识他。在大众传媒的消费时代，不论是“真闻”、“假闻”、“绯闻”，只要是“星闻”，就能够轻易地吸引眼球，提高发行量、收视率与点击率。以明星为卖点，无疑成为大众传媒最讨巧的一种内容选择。报道的范围，从明星最近所参演的角色、新发行的唱片、新参与的慈善活动等职业动态，延伸到明星的私人生活领域，比如恋情、家庭生活、衣着服饰、个人爱好、交友习惯等，就连明星今天去逛了哪条街、剪了一个什么样的头发、戴了一个什么样的眼镜、用什么牌子的香水等无谓琐事，也成了媒体竞相追逐的“新闻大餐”。不知不觉中，受众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喂养”，而很多明星为了不被媒体冷落遗弃，甚至不惜主动“制造新闻”，增加上报率、出镜率，以维持并提升自己的人气。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正是不断利用它的“议程设置”与“授予地位”功能，与明星合谋，让不知名的艺人渐渐知名，让已知名的艺人更加知名，成为当红明星。
精心包装并不断强化明星的符号价值，让你崇拜他。让你认识他，把一些艺人推到明星前台，只是媒体建构偶像崇拜的浅表层面。为了眼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媒体还通过各种宣传报道精心包装并不断强化明星的符号价值，让你崇拜他。实际上，各经纪公司都在竭力挖掘受众的整体性时代需求，对明星进行精心打造与包装，以迎合这种需求，使明星成为媒介消费者心中追逐与崇拜的偶像。而包装后的“成品”，被媒体不断重复与放大，一步步获得受众的认同与喜爱。
当然，并不是每一家媒体都刻意地包装与强化明星的符号价值，但这是市场经济下大众传媒无法避免的商品化逻辑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媒体之所以有意无意地精心包装并不断强化明星的符号化价值，是因为大众媒介时代的传媒是把偶像当作商品来生产的。④明星已成为商品生产流水线上的一部分，大众传媒生产、制造、传播偶像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交换价值——收视率、收听率，进而获得广告收益。而偶像生产最大的玄机就在于对明星进行“符合受众心理期待”的符号化包装。表面上，粉丝们追逐与崇拜的是明星，但实际上，他们追逐与崇拜的是明星身上所赋予的符号价值。
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大众传媒视野中的明星偶像，无论是出席记者发布会、颁奖典礼还是开演唱会，总是以精致的妆容、光鲜的衣着、昂贵的配饰及众多粉丝的前呼后拥下闪亮登场，风光无限。他们身上所蕴涵的时尚、前卫、现代、酷、奢侈等符号化意义不正与当今青少年追求个性、时尚、另类、物质崇拜及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无限向往的心理相吻合吗?更何况明星们动辄就有几十万元的出场费、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巨额广告费，在媒体不断地渲染下，怎能不成为深受物质主义浸染的青少年追逐的对象?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媒体对“偶像”的无情摧毁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让明星大放异彩的是媒体!让偶像崇拜蔚然成风的是媒体!同样，借偶然事件将偶像推到道德谴责的风口浪尖，无情摧毁偶像崇拜的还是媒体!媒体的力量何其凶猛!可以让一个人被万人崇拜，也可以致人于死地。或许，摧毁几个偶像，并不是媒体的目的，媒体不过是想多赚点眼球。但是当第一个媒体开始报道后，随着其他媒体的陆续跟进，这股浪潮似乎已难以止步，于是事态日益恶化，随着偶像的坍塌，偶像崇拜也被无情摧毁。
过度关注，使明星丑闻家喻户晓，偶像旗帜幡然倒地。从新闻选择的价值标准看，“艳照门”事件，具备“显著性”，可以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但如果过度关注，则会适得其反。事件本身是明星的私人生活，它并不直接牵涉公众利益，真相的挖掘也未必能促进社会的真善美。过度炒作，无论对明星本人，还是广大受众，都会带来极坏的影响，同时，也让媒体自身背上了“幸灾乐祸、无情杀手”的骂名。
然而，此次“艳照门”事件影响范围如此之广，恰恰是因为媒体的“过度关注”。虽然最早刊载照片的是网络，但如果不是传统媒体的持续介入，“艳照门”事件不至于在短短几天内就成为几乎家喻户晓的社会话题。就在第一张照片惊现网络的第二天，香港颇有影响的《苹果日报》、《太阳日报》等报纸，就纷纷在头版以大幅版面刊登照片，只在艺人敏感部位打上马赛克，视觉上非常刺激。此后，“艳照门”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占据报纸头条，各大媒体不惜以显著位置刊发相关报道及图片，为读者进行“细致的解释”和“热情的引导”。类似《“艳照门”新增女星特征》的报道层出不穷，而各大网站则推出专题，事无巨细地追踪事件的最新进展，按照时间顺序画出人物关系图。为挖掘猛料，还在各种场合对当事人穷追不舍。
以倾向性、挑逗性报道不断误导受众，煽动负面社会情绪。此次“艳照门”事件中，媒体的报道一开始就缺乏理性、有失公允，充满了倾向性、猎奇性报道，恶意挑逗受众的窥私欲望，并误导受众对事实的判断。首先是在用词的选择上，就暴露了很多媒体对此事的倾向性。比如香港媒体大多选用“淫照”一词来定性此事，“淫照”与“艳照”、“床照”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中的倾向性已不言自明，由此我们也可看出香港媒体对此事的初步态度。另外，在新闻角度的选择上、意见的表达上，媒体的倾向性、挑逗性也非常明显。比如事件刚一发生，就有媒体刊发了诸如“盘点坏小子陈冠希的十大绯闻女友”、“陈冠希一贯言行出位”等具有鲜明倾向性的报道，并配发大量相关图片，毫不吝啬地进行细节渲染，竭力强化当事明星的“道德堕落”与“淫秽”形象，进一步煽动社会的负面情绪。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不到媒体应有的文化品位，也看不到媒体应有的理性引导。实际上，“艳照门”事件发生后，媒体应该更多地关注如何对受众进行正面的、积极的引导，帮助广大受众树立正确的偶像观，避免偶像崇拜的“晕轮效应”，并尊重个人隐私，而不是幸灾乐祸、落井下石。
反思
“艳照门”事件的帷幕还没有最终拉上，但从此事各方面的表现来看，有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首先，是“偶像观念”需要被重塑。正如香港一位学者所言：“艳照门”事件的发生，彻底打破了偶像崇拜的畸形神话，香港人已经到了告别偶像，寻找榜样的时候。明星虽然被媒体包装打造成“偶像”，但他们也是普通人，并不一定是道德楷模，我们可以喜欢某位明星的表演，可以钦佩他们对艺术的敬业精神，但没有必要过多地把他们当成“偶像”来崇拜。其次，是明星的自律。明星由于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已然成为社会公众人物，他们的一言一行不可能不对公众产生影响，所以，明星应该比普通人更加注重个人的行为规范与道德操守。同时，因为他们已经从“公众人物”的身份上获得了高额的代言、广告、演出费等个人收益，所以也理应承担“公众人物”相应的社会责任。生活上的自律是最基本的要求。再次，是媒体的自律。收视率、发行量、点击率、广告利润等，是商业化大潮下媒体不可回避的经济选择，但新闻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同样不能回避其社会责任。从成熟商业媒体的发展模式看，《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3%的严肃媒体发行量并不及一些大众化煽情报纸，但这3%的严肃媒体却占据了美国40%的广告份额。可见，注意力不等于影响力。从媒体的长远发展来看，真正做大的媒体必定是有影响力的媒体，而有影响力的媒体，必定是自律的、理性的、负责的。
注释：
①章洁、方建移：《从偏执追星看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浙江青少年偶像崇拜的调查》，《当代传播》，2007(5)。
②③吴长青：《追星与偶像崇拜》，《中学语文教学》，2004(9)。
④赵华、曹青：《青年偶像崇拜的媒介批判》，《新闻窗》，2007(4)。
(作者为广州体育学院新闻传播系讲师)
编校：张红玲
明星偶像化——大众媒介时代不可回避的现实
谁是我们的偶像?是孔子?苏东坡?林则徐?鲁迅?黄继光?邱少云?雷锋?还是陈景润?……尽管传统偶像仍被父辈们不断提起，但他们对当今青年人的影响已日渐削弱。据最近一次针对浙江青少年的以“大众媒介对偶像崇拜的影响”为主题的研究结果显示：超过80%的青少年选择影视明星、歌星、体育明星作为自己的偶像首选，远远高于政治人物和其他杰出人物。①而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对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西安、昆明等地2710名大学生及中学生的偶像崇拜现象的调查也显示：50%的人承认有过特别喜欢及崇拜某个明星的经历，34.5%的人承认自己正在崇拜某个明星。②
显然，传统时代的偶像已被今天的明星偶像边缘化。在大众媒介无所不在的包围与浸润下，活跃在荧屏的娱乐明星，毅然挤进偶像舞台的中心，成为大众狂欢与崇拜的对象，尤其是广大青少年，他们对明星偶像趋之若鹜：偶像办演唱会，他们千里迢迢一睹风采；偶像签名售书，他们排着长队等待签名与合影。
心理学认为，偶像崇拜是个人认同他人言行及其自身价值的过程，其核心在于个人情感和自我认知需要的满足。然而，当今青少年对于明星的崇拜，往往停留在浅表性欣赏的感性层面，选择的都是一些外形趋于完美的年轻偶像派明星。这种崇拜并没有经过理性的认知与分析，充满了感性的激情与盲动，很容易产生心理学上的“晕轮效应”，即当我们看到某人身上某一方面的优点时，就觉得他各方面都很突出，处处可爱。③正是这种“晕轮效应”，让广大青少年轻易地认为，他们心中的明星偶像，不但歌唱得好、戏演得好，在做人上、道德上，理应也是值得效仿的楷模。因此，当类似陈冠希“艳照门”这样的明星丑闻出现后，首先是他们的崇拜者——广大的青少年，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与他们原本所信奉的东西相去甚远，他们在感情上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
以明星为卖点——媒介对“偶像”的积极建构
此次“艳照门”事件之所以影响如此之大，就在于“艳照”主角多是香港一线当红明星。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超乎寻常的关注，特别是对于无数“粉丝”而言，他们的偶像是近乎完美的。然而，是谁塑造了这些明星?又是谁让这些明星成为近乎完美的偶像，使其拥有无数的崇拜者?——媒体!媒体不仅参与了明星的推广与传播，也积极参与了明星的“生产”与“制造”，不断地、或隐或现地宣扬“偶像崇拜”的价值观，以此来吸引眼球，引无数受众纷纷加入追星大军。
不惜版面与时间，让你认识他。在大众传媒的消费时代，不论是“真闻”、“假闻”、“绯闻”，只要是“星闻”，就能够轻易地吸引眼球，提高发行量、收视率与点击率。以明星为卖点，无疑成为大众传媒最讨巧的一种内容选择。报道的范围，从明星最近所参演的角色、新发行的唱片、新参与的慈善活动等职业动态，延伸到明星的私人生活领域，比如恋情、家庭生活、衣着服饰、个人爱好、交友习惯等，就连明星今天去逛了哪条街、剪了一个什么样的头发、戴了一个什么样的眼镜、用什么牌子的香水等无谓琐事，也成了媒体竞相追逐的“新闻大餐”。不知不觉中，受众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喂养”，而很多明星为了不被媒体冷落遗弃，甚至不惜主动“制造新闻”，增加上报率、出镜率，以维持并提升自己的人气。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正是不断利用它的“议程设置”与“授予地位”功能，与明星合谋，让不知名的艺人渐渐知名，让已知名的艺人更加知名，成为当红明星。
精心包装并不断强化明星的符号价值，让你崇拜他。让你认识他，把一些艺人推到明星前台，只是媒体建构偶像崇拜的浅表层面。为了眼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媒体还通过各种宣传报道精心包装并不断强化明星的符号价值，让你崇拜他。实际上，各经纪公司都在竭力挖掘受众的整体性时代需求，对明星进行精心打造与包装，以迎合这种需求，使明星成为媒介消费者心中追逐与崇拜的偶像。而包装后的“成品”，被媒体不断重复与放大，一步步获得受众的认同与喜爱。
当然，并不是每一家媒体都刻意地包装与强化明星的符号价值，但这是市场经济下大众传媒无法避免的商品化逻辑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媒体之所以有意无意地精心包装并不断强化明星的符号化价值，是因为大众媒介时代的传媒是把偶像当作商品来生产的。④明星已成为商品生产流水线上的一部分，大众传媒生产、制造、传播偶像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交换价值——收视率、收听率，进而获得广告收益。而偶像生产最大的玄机就在于对明星进行“符合受众心理期待”的符号化包装。表面上，粉丝们追逐与崇拜的是明星，但实际上，他们追逐与崇拜的是明星身上所赋予的符号价值。
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大众传媒视野中的明星偶像，无论是出席记者发布会、颁奖典礼还是开演唱会，总是以精致的妆容、光鲜的衣着、昂贵的配饰及众多粉丝的前呼后拥下闪亮登场，风光无限。他们身上所蕴涵的时尚、前卫、现代、酷、奢侈等符号化意义不正与当今青少年追求个性、时尚、另类、物质崇拜及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无限向往的心理相吻合吗?更何况明星们动辄就有几十万元的出场费、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巨额广告费，在媒体不断地渲染下，怎能不成为深受物质主义浸染的青少年追逐的对象?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媒体对“偶像”的无情摧毁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让明星大放异彩的是媒体!让偶像崇拜蔚然成风的是媒体!同样，借偶然事件将偶像推到道德谴责的风口浪尖，无情摧毁偶像崇拜的还是媒体!媒体的力量何其凶猛!可以让一个人被万人崇拜，也可以致人于死地。或许，摧毁几个偶像，并不是媒体的目的，媒体不过是想多赚点眼球。但是当第一个媒体开始报道后，随着其他媒体的陆续跟进，这股浪潮似乎已难以止步，于是事态日益恶化，随着偶像的坍塌，偶像崇拜也被无情摧毁。
过度关注，使明星丑闻家喻户晓，偶像旗帜幡然倒地。从新闻选择的价值标准看，“艳照门”事件，具备“显著性”，可以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但如果过度关注，则会适得其反。事件本身是明星的私人生活，它并不直接牵涉公众利益，真相的挖掘也未必能促进社会的真善美。过度炒作，无论对明星本人，还是广大受众，都会带来极坏的影响，同时，也让媒体自身背上了“幸灾乐祸、无情杀手”的骂名。
然而，此次“艳照门”事件影响范围如此之广，恰恰是因为媒体的“过度关注”。虽然最早刊载照片的是网络，但如果不是传统媒体的持续介入，“艳照门”事件不至于在短短几天内就成为几乎家喻户晓的社会话题。就在第一张照片惊现网络的第二天，香港颇有影响的《苹果日报》、《太阳日报》等报纸，就纷纷在头版以大幅版面刊登照片，只在艺人敏感部位打上马赛克，视觉上非常刺激。此后，“艳照门”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占据报纸头条，各大媒体不惜以显著位置刊发相关报道及图片，为读者进行“细致的解释”和“热情的引导”。类似《“艳照门”新增女星特征》的报道层出不穷，而各大网站则推出专题，事无巨细地追踪事件的最新进展，按照时间顺序画出人物关系图。为挖掘猛料，还在各种场合对当事人穷追不舍。
以倾向性、挑逗性报道不断误导受众，煽动负面社会情绪。此次“艳照门”事件中，媒体的报道一开始就缺乏理性、有失公允，充满了倾向性、猎奇性报道，恶意挑逗受众的窥私欲望，并误导受众对事实的判断。首先是在用词的选择上，就暴露了很多媒体对此事的倾向性。比如香港媒体大多选用“淫照”一词来定性此事，“淫照”与“艳照”、“床照”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中的倾向性已不言自明，由此我们也可看出香港媒体对此事的初步态度。另外，在新闻角度的选择上、意见的表达上，媒体的倾向性、挑逗性也非常明显。比如事件刚一发生，就有媒体刊发了诸如“盘点坏小子陈冠希的十大绯闻女友”、“陈冠希一贯言行出位”等具有鲜明倾向性的报道，并配发大量相关图片，毫不吝啬地进行细节渲染，竭力强化当事明星的“道德堕落”与“淫秽”形象，进一步煽动社会的负面情绪。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不到媒体应有的文化品位，也看不到媒体应有的理性引导。实际上，“艳照门”事件发生后，媒体应该更多地关注如何对受众进行正面的、积极的引导，帮助广大受众树立正确的偶像观，避免偶像崇拜的“晕轮效应”，并尊重个人隐私，而不是幸灾乐祸、落井下石。
反思
“艳照门”事件的帷幕还没有最终拉上，但从此事各方面的表现来看，有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首先，是“偶像观念”需要被重塑。正如香港一位学者所言：“艳照门”事件的发生，彻底打破了偶像崇拜的畸形神话，香港人已经到了告别偶像，寻找榜样的时候。明星虽然被媒体包装打造成“偶像”，但他们也是普通人，并不一定是道德楷模，我们可以喜欢某位明星的表演，可以钦佩他们对艺术的敬业精神，但没有必要过多地把他们当成“偶像”来崇拜。其次，是明星的自律。明星由于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已然成为社会公众人物，他们的一言一行不可能不对公众产生影响，所以，明星应该比普通人更加注重个人的行为规范与道德操守。同时，因为他们已经从“公众人物”的身份上获得了高额的代言、广告、演出费等个人收益，所以也理应承担“公众人物”相应的社会责任。生活上的自律是最基本的要求。再次，是媒体的自律。收视率、发行量、点击率、广告利润等，是商业化大潮下媒体不可回避的经济选择，但新闻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同样不能回避其社会责任。从成熟商业媒体的发展模式看，《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3%的严肃媒体发行量并不及一些大众化煽情报纸，但这3%的严肃媒体却占据了美国40%的广告份额。可见，注意力不等于影响力。从媒体的长远发展来看，真正做大的媒体必定是有影响力的媒体，而有影响力的媒体，必定是自律的、理性的、负责的。
注释：
①章洁、方建移：《从偏执追星看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浙江青少年偶像崇拜的调查》，《当代传播》，2007(5)。
②③吴长青：《追星与偶像崇拜》，《中学语文教学》，2004(9)。
④赵华、曹青：《青年偶像崇拜的媒介批判》，《新闻窗》，2007(4)。
(作者为广州体育学院新闻传播系讲师)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