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锢的头脑》是一本妥协之书。这种妥协不单是切斯瓦夫·米沃什在书写这些文字时，有意识对书中那些熟悉的作家进行了修饰与遮掩，更多是因为他的书完成时身处的尴尬语境。
　　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53年，由巴黎最负盛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这样的写作是一种妥协，因为从1951年米沃什在巴黎避难开始，也就意味着他完全与家乡断绝了关系，此后他的写作变得岌岌可危。在巴黎用波兰语写作，艰巨性可想而知，他后来回忆那段生活，比喻成“穷得像教堂里的仓鼠”。多亏加缪的推荐，加上米沃什当时获得了欧洲文学奖，才得以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他的作品。
　　在序言中，米沃什这样介绍：“我写这本书，目的在引导读者走入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去......我想报道和解释的是：人民民主国家中人民的思想改变过程。”我们首先应明白，在当时的欧洲文化版图上，第二个欧洲意味着什么。在这方面米沃什和昆德拉有着几乎相同的经验，他们一个来自波兰，一个来自捷克，先后都在巴黎避难，但是他们还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不得不向那些巴黎的朋友解释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与遥远的俄罗斯没有关系。很尴尬的是，周围的人都是以共产主义化作为衡量他们国家的标准，很少用地理概念的归属地来判定他们的家乡。
　　1911年，米沃什出生于立陶宛一个贵族家庭。他在这块土地上度过了动荡不安的童年，在维尔诺读书，接受大学教育。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历史镌刻在每一块石头上”，遍布巴洛克式的建筑，拥有许多教堂，被犹太人称为“北方的耶路撒冷”。米沃什说能在这样一座城市接受教育是一种莫大福气。
　　历史改写了诗人的足迹。1941年至1944年之间，立陶宛被纳粹占据，之后又被苏联吞噬，直到1991年才重新获得独立。这段历史夹杂着阴谋与背叛、废墟与希望、杀戮与集中营、流放与妥协，才得以重见天日。《被禁锢的头脑》正是一份可贵的记忆之书，当我们只知道奥斯维辛，选择性遗忘卡廷惨案时；当我们忙于对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大唱赞歌，忽略他们对东欧的蛮横入侵时；当我们忙于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区分敌我之时，米沃什已经用他的文字保留了另一种隐秘的真相。
　　米沃什的这本书完成了某种存在者的忠实记录。他选取了几位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或是永远挣扎在道德边缘的小说家，或是彻底虚无主义的诗人，或是变身为一个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者，或是放浪形骸地视一切为虚妄的行吟诗人。通过他们各自不同的经历与命运，我们能看到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如何改造一个国家，如何用所谓的辩证法和共产主义改造人们的思想。这是当时东欧大部分小国的集体命运，哈维尔就曾在他的文章中说，可以把东欧国家的命运看作是西欧的记事本，可以帮助后者揭示其潜在的趋势。
　　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中说到，就像我们日常的认识一样，诗歌可以定义为突破社会常规的个人气质表现。而在东欧，在斯大林主义的统治下，新信仰的诗歌则定义为通过贬损个人气质来变现社会常规。他最终发现无法服从这种信仰所带来的任何转变。虽然他有份不错的外交官的工作，但最终还是选择流亡。他在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致奖词中说，当今诗人之所以会流亡，起因于一种发现：谁掌握了权力，谁就可以控制语言——不单是靠检查制度的恐吓，同时还靠改变文字的内涵。所以唯一能够忠实于自己的记忆与诗歌的，只有选择带着语言一起流亡。这是那些暴虐的统治者唯一不能剥夺的东西，我们依靠忠实的记忆 、朴实的语言，完成自我意识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