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张爱玲的多部小说被陆续改编为影视剧，其叙事策略主要呈现为三种方式：温情化、主流化和恶俗化。其中，温情化使用最为广泛，也最容易被业内和观众所接受，主流化次之；而恶俗化不仅因为与原著相距甚远，备受业内和张爱玲迷指责，而且也不被普通观众认可，未能达到预期的商业目的。显然，无论是从艺术追求出发，还是看重市场反应，温情化和主流化都必将是今后张爱玲小说影视改编的主要叙事策略。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 影视改编 叙事策略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张爱玲的多部小说被陆续改编为影视剧，如1984年电影版《倾城之恋》（许鞍华执导）、1994年电影版《红玫瑰与白玫瑰》（关锦鹏执导）、1997年电影版《半生缘》（许鞍华执导）、 2003年电视剧版《半生缘》（胡雪杨执导）、2004年电视剧版《金锁记》（穆德远执导）、2007年电影版《色·戒》（李安执导）、2009年电视剧版《倾城之恋》（梦继执导）、2020年电视剧版《半生缘》（杨亚洲、杨博执导，后更名为《情深缘起》）等，都曾引发公众较大关注。
　　从总体上来看，这些影视剧在进行改编的时候，主要呈现为三种叙事策略，即温情化、主流化和恶俗化，故而与原作在人物、情节、主旨、基调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偏离，业内和观众对此反应不一。其中，温情化使用最为广泛，也最容易被业内和观众所接受，主流化次之；而恶俗化不仅因为与原著相距甚远，备受业内和张爱玲迷指责，而且也不被普通观众认可，未能达到预期的商业目的。
　　一.温情化
　　张爱玲曾经说过，自己“更喜欢苍凉。……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1]。因此，在她的绝大多数小说中，苍凉是主基调，绝望与虚无、自私与算计充斥其间，爱情与人生都难以找到些微的亮色与暖意。这样的故事如果原汁原味地拍成以情爱纠葛为核心的影视剧，显然不会符合大多数观众的审美心理。所以，增添温情与善意、淡化苍凉与绝望，成为张爱玲小说影视剧改编的首选。
　　这主要围绕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增加感情戏，强调爱情的力量。在张爱玲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中，如1984年电影版《倾城之恋》、1988年电影版《怨女》（但汉章执导）、1994年电影版《红玫瑰与白玫瑰》、1997年电影版《半生缘》、2003年电视剧版《半生缘》、2007年电影版《色·戒》、2009年电视剧版《倾城之恋》等，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这一做法。其中，《色·戒》的改编在艺术性和商业化方面都最为成功。
　　小说《色·戒》中的王佳芝与易先生之间毫无情意，二人的相处自始至终也没有什么变化，对此电影做了较大改动，让二人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无情到有情、终至毁灭的发展过程，使残酷的故事里多了一些温情萦绕，令人压抑的氛围由此得以冲淡。
　　王佳芝色诱易先生的情节，在小说里并没有详写，不过简单地提及了两次：一处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2]，由王佳芝回忆自己在刺杀小组中的尴尬处境所引出，是她对同学们怨愤之情的对比；另一处是“跟老易在一起那两次总是那么提心吊胆，要处处留神，哪还去问自己觉得怎样”[3]，除了恐惧、紧张之外，王佳芝认为自己没有其他感觉，是对之前联想到的关于男女相处之道的嘲讽。从中可以看出，此事对她确实有所影响，但是都与男女私情没有任何关系。影片中却为此设置了三场情欲戏，细腻地揭示出二人关系的变化，为其后王佳芝的情感变化、以及示警易先生的行为进行了重要的铺垫：第一次，易先生是暴力征服；第二次，易先生对王佳芝近乎平等相待；第三次，有一个易先生任由王佳芝遮住他双眼的镜头，作为一个疑心极重的特务头子，此举显示了他对王佳芝已经有足够的信任感。
　　当王佳芝按照计划、将易先生带到珠宝店之后，小说与电影的处理也大不相同。小说描写王佳芝试戴完钻戒后，二人陷入沉默，王佳芝突然从易先生的神情中产生误读：
　　“他不在看她，脸上的微笑有点悲哀。本来以为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样的奇遇。当然也是权势的魔力。那倒还犹可，他的权力与他本人多少是分不开的。对女人，礼也是非送不可的，不过送早了就像是看不起她。明知是这么回事，不让他自我陶醉一下，不免怃然。
　　“陪欢场女子买东西，他是老手了，只一旁随侍，总使人不注意他。此刻的微笑也丝毫不带讽刺性，不过有点悲哀。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
　　“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4]
　　对于易先生而言，王佳芝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同其他欢场女子一样，为了权势对自己投怀送抱，送她钻戒只是惯例而已，不含有特殊的意义。然而，王佳芝却误以为易先生爱上了自己，一时意乱情迷，遂警示他离开，致使行動失败。这是非常突兀的一幕，之前也没有什么铺垫，仅仅是王佳芝一刹那间的情感爆发。而影片在此场景中，一直聚焦于王佳芝紧张慌乱、欲言又止的神情，直到易先生对其深情凝视，说出“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几经挣扎，才终于颤抖着说出“快走”两个字。
　　在易先生快速逃离后，小说中的王佳芝惴惴不安地准备去亲戚家避难，她根本不相信他的感情，也不相信他会放过自己。影片中展现的却是王佳芝在街头彷徨无助地游荡片刻之后，随意叫了一辆黄包车，前往与易先生幽会的公寓。车夫问她： “回家呀？”王佳芝答曰：“唉。”在潜意识当中，她已经相信了易先生的爱情和诺言，以为事情就此过去，易先生会继续和她在一起。
　　故事结尾处，对于易先生在王佳芝被处死后的反应，小说中描写他没有丝毫怜惜，反而洋洋自得，“有点精神恍惚的样子，脸上又憋不住的喜气洋洋，带三分春色”[5]，再次强调他对王佳芝只有玩弄之心，从无半点情感，让王佳芝一瞬间的误读显得可笑之极。而影片用了两段场景表现他的痛苦与无奈：他在王佳芝被捕之后，从秘书那里得知王佳芝及其刺杀小组成员的情况早已被日本方面知晓且被监控，易先生不得不忍着悲伤在处决令上签字，然后久久凝视着为王佳芝买的那枚戒指。回到家后，他又独自坐在王佳芝曾经睡过的床上，默默无语，泪水盈眶。这两段场景让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王佳芝的确有几分真情，虽然这真情不能与他自己的性命和权势相提并论，可是至少王佳芝的感情不再是单方面的一厢情愿，而是得到了一丝回应。 　　与小说相比，电影的改编处理使王佳芝与易先生的感情发展变化更为自然、可信，人物形象也较为立体丰满，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契合大多数观众的期待心理。
　　此外，王佳芝与邝裕民之间的关系也被电影改编得温情脉脉。小说中提到二人的感情，只有王佳芝的一点点心理感受，“有一阵子她以为她可能会喜欢邝裕民，结果后来恨他，恨他跟那些别人一样”[6]。她还没来得及对邝裕民产生感情，就因为刺杀计划的缘故，发现他对她的态度和别人一样，只是利用、冷漠和讥讽，于是，她对他也就只剩下了恨。影片中，添补了一些校园生活的戏份，清晰地展示出在二人之间有一种温馨而暧昧的情感流动。当王佳芝为了色诱易先生，被迫献身给同学梁闰生的时候，小说里也没有特意提及邝裕民，但在影片中给了他一个特写，凸显了他无奈、不舍、痛苦的复杂心情。关于二人在最后行动前的见面，小说里也只是提到因为王佳芝高度紧张，邝裕民给过她一瓶安眠药，还提醒她不要因此影响行动，没有一点私人情感在内；而在影片中则是谈完公事之后，邝裕民情不自禁地拥吻王佳芝，却被王佳芝痛苦地拒绝，质问他 ：“三年前，你可以的。为什么不？”邝裕民无言以对。他当年放弃的感情，如今再也无法重拾。
　　小说是带着抱怨、恼恨的情绪描述二人的一点往来，渲染了王佳芝的孤独感和愤懑感，让弥漫在作品中的怨妇心态更为突出；影片则一直暗示二人曾经爱过对方，只是因为刺杀计划，才无奈错过彼此，让观众不由生出遗憾和惋惜之情。
　　二是将亲缘关系中的冷漠、自私、恶毒、龌龊等删减、弱化，乃至彻底颠覆。例如，2003年电视剧版《半生缘》、2009年电视剧版《倾城之恋》中的姐妹关系和母女关系，均是如此处理。
　　在小说《倾城之恋》中，白老太太对待白流苏十分冷漠。白流苏离婚所得的钱财被兄嫂花光之后，她遭到兄嫂嫌弃，常被恶语相加，但懦弱自私的白老太太却从未伸出过援手。孤立无援的白流苏只能在梦中向母亲祈求一点慰藉，“她所祈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7]。白老太太可以毫无顾忌地对流苏露出自己无情的真面目，但对于庶出的宝络，为了自己的名声，白老太太表面上还得做出一副慈母模样，给予她种种优待，实际上也只是敷衍了事，没有感情投入其中。而在电视剧中，白老太太则被塑造成一个真正的慈母。她对白流苏和宝络一视同仁，关爱有加，时常维护她们，甚至在战乱中也不肯逃离家园，只为等待着两个女儿的归来。
　　至于白流苏与妹妹宝络的关系，在小说中提到的也只有寥寥的几句，且因为在宝络与范柳原相亲时，白流苏由于跳舞而出尽风头，招致宝络产生又是愤恨又是羡慕的复杂心理，“宝络心里一定也在骂她，骂得比四奶奶的话还要难听。可是她知道宝络虽恨她，同时也对她刮目相看，肃然起敬”[8]。不过在电视剧中，二人的关系却占据了不少戏份，被改为相互关心、相互鼓励、相互扶持。即便因为范柳原的缘故，宝络曾对流苏有所误会，不过毕竟姐妹情深，误会很快消除，二人的情谊则更加深厚。
　　如此一来，就使白老太太、宝络与白流苏三哥三嫂、四哥四嫂因财物等问题增加了不少戏剧冲突，但又不会改变剧中所营造的温馨的家庭底色，与当下多数普通观众的伦理认知和欣赏趣味是相吻合的。
　　二.主流化
　　文艺作品在改编为影视剧之时，自觉地在人物塑造、主题表达、叙事呈现等方面向主流价值观靠拢，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张爱玲作品的改编也毫不例外，2009年电视剧版《倾城之恋》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张爱玲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向来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所以，她的政治立场也一贯是见风使舵的，这一点在她的创作中有着鲜明的体现：上海沦陷时期，在《忘不了的画》《双声》等文章中极力称颂日本文化，还在《夜营的喇叭》一文中为侵华日军唱赞歌；抗战胜利后，又在小说《华丽缘》中向国民党公开献媚；新中国成立后，则在《十八春》和《小艾》两部小说中，大力批判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积极地为中国共产党和新社会歌功颂德；1952年出走香港后，立即投靠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新闻处，在其策划下创作了《秧歌》和《赤地之恋》两部反共作品，并由此获得难民身份进入美国。
　　而《倾城之恋》创作并发表于1943年，主要描述白流苏与范柳原之间的情感纠葛。小说通篇在苍凉、虚无之感的笼罩下，不但以同情和理解的态度书写二人的自私与算计，反复传递出乱世中个人私利最为重要的观念，而且还将香港的沦陷轻描淡写地引向爱情的传奇，回避甚至抹杀日寇的侵略暴行，明显地迎合了当时日伪政府的文化政策。如果电视剧忠实于原作，必然与当下绝大多数观众的价值观相悖，故而电视剧采取主流化的设置，把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置于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大背景之中，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以满足当下观众的心理期许，引发其情感共鸣。
　　剧中增补了大量揭露日寇侵略暴行和颂扬中国军民英勇抵抗的戏份，同时将范柳原、白流苏、宝络从原作中的自私自利，改为善良且富有正义感，并让他们在国难当头之际，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战的时代洪流之中：范柳原在上海亲眼目睹日寇滥杀无辜的暴行，义愤填膺。在一次意外中，他见到日寇正在抓捕抗日地下游击队女队员，于是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出手相救，并一路护送她回苏北根据地，还为抗日游击队慷慨解囊，捐献巨额善款；白流苏和宝络无惧艰苦，到战地医院做义工，以满腔热情对待抗日的伤病员。当得知医院急需盘尼西林时，二人不顾自身安危，冒险购买。宝络后来一直留在战地医院服务，还嫁给了因抗日而残疾的军人；白流苏和范柳原则在香港沦陷前后，竭尽所能地帮助受难者，二人的感情也在战火纷飞中得到升华，最终结为伴侣。
　　如此颠覆性的改编，虽然引发一些争议，但是該剧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地区都获得较高的收视率，受到众多观众好评，无疑也证明了它是影视剧改编主流化的一次积极有益的尝试。
　　三.恶俗化
　　随着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日韩等地区泛娱乐化风气的侵袭，恶俗化倾向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大陆影视剧改编中逐渐显现，2004年电视剧版《金锁记》、2020年电视剧版《半生缘》等就表现得非常明显。 　　《金锁记》是张爱玲最具批判性的一部作品，讲述了在物欲和情欲的双重折磨下，女主人公曹七巧心理逐渐扭曲变态，从而导致毁灭自我、戕害他人的悲剧命运。如果在长达几十集的电视剧中，只是着力展现女主角无爱、阴暗、压抑、绝望、疯狂、畸变的一生，恐怕是无法让大多数观众有追剧的欲望。因此，为了迎合当地观众口味，电视剧对原作进行大幅度地修改。这原本也无可厚非，但绝不能是不符合生活常识、毫无逻辑性可言、带着恶俗趣味的胡编乱造，然而该剧却将其贯彻始终。
　　剧中将曹七巧与姜季泽之间根本不存在的爱情设置为主线，并添加了大量宅斗戏：小户人家女儿曹七巧与豪门贵族姜家三少爷季泽一见钟情，不过囿于姜母的门第之见，二人无法结为连理。为了能与季泽亲近，七巧决定嫁给姜家残疾的二少爷仲泽。而姜家大少爷伯泽为了霸占家产，就利用七巧和季泽的感情挑拨离间，使二人产生误会。二人皆伤心不已，且有意无意地做出伤害对方和无辜者的举动。而后便是挑拨—误会—伤心的情节重复上演，直至七巧弥留之际，才终于和季泽解除误会、尽释前嫌。与此同时，剧中还出现了不少三角恋的烂俗情节：仲泽为七巧的隐忍善良、痴情一片所打动，竭尽所能地维护和帮助她，即使她生下的儿子不是自己的；兰仙无怨无悔地深爱着季泽，无论是他痴恋着自己的嫂子，还是喜欢流连妓院，并最终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给他留下一个孩子。
　　显然，该剧在人物设定、情节模式等方面竭力模仿中国台湾苦情剧，可是却抛弃了其催泪虐心的情感极端化这一核心特色，并且还保留了原作中与苦情剧矛盾的部分人物走向和结局，最终就使得该剧原本希望打造的虐恋情深，在无数恶俗、老套的剧情和桥段中变得尴尬无比。这导致该剧在受到一些专家学者和张爱玲迷批评的同时，也并不被普通观众所青睞，市场反响远远低于预期。
　　与之相比，2020年电视剧版《半生缘》在恶俗化的改编之路上走得更远。该剧将主要人物一律扁平化，然后在他们的感情纠葛中安排大量狗血的三角恋情、弱智的职场竞争、幼稚的商战争斗等烂俗元素，再配上文艺腔矫揉造作的煽情独白，以及琼瑶剧常见的逻辑混乱、情感浮夸的台词，最后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大杂烩，遭遇差评如潮，可谓是一次相当失败的改编。
　　毋庸置疑，在张爱玲小说被改编为影视剧的过程中，减弱甚至抹去张爱玲的个人特色，使其走向大众化和时代化，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而无论是从艺术追求出发，还是看重市场反应，温情化和主流化都将是今后张爱玲小说影视化所采用的最为普遍、也最为重要的叙事策略。
　　参考文献：
　　[1]张爱玲.自己的文章[A].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173.
　　[2][3][4][5][6]张爱玲.色·戒[A].张爱玲文集·第一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257，264，264，268，264.
　　[7][8]张爱玲.倾城之恋[A].张爱玲文集·第二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52，58.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