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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对早期《人民日报》（1946-1948）进行了解读，探索作为传播平台的《人民日报》，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区域治理中产生的巨大的信息集散和舆论引导作用。新闻传播的文教功能是早期《人民日报》的重要特征，其呈现方式是一个对解放区人民进行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结合的媒体教育过程，这种媒体教育旨在培养基层百姓的自主性，赋予其建构自身文化身份的权力。作为“群众导师”的新闻传播工作者，协同搭建了一个日常知识生产平台。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引导和自下而上的参与互相促进的过程。
【关键词】早期《人民日报》;文教事业;新闻传播
解放区新闻界一贯秉持一种独特的基层传播理念与执政经验积累的主体意识。早期《人民日报》（1946-1948），与其他解放区的媒体一样，都扮演着以全民思想教育为目的的基层治理和组织传播工具的角色。从1946年5月16日起，创刊于当时的晋冀鲁豫边区首府——河北邯郸的《人民日报》便一直践行着它的办报宗旨——为人民服务。尽管创刊初期，该报纸还只是一份地方性报纸，但这并不妨碍它和其他解放区媒体一道，形成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战略集群。
一、“报纸”与“新闻”——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观念
1927年，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中写道：“盖报纸者，人類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行停滞，则立限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见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①
“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在这里，去掉相关词语，可简化为，“报纸是媒介”。“报纸”一词对应欧美的“Newspaper”，即新闻纸。故而，这里的“报”对应所指的是“新闻”，报纸即新闻纸也，依此类推，戈先生本意，新闻即是指“人类思想”的外在呈现。交通即传播②（二者同为communication一词的对译词）。在约翰·杜威看来，不但生活和交通（communication）是一回事，彼此是密切联系的，而且一切交通（communication）的作用都有教育的效力。③
“血行停滞，则立限于死状”，媒体不能正常运转，思想不能充分交流，则社会有机体就会失去生命力。与戈公振先生的观点相似，曾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的谢六逸主张，“新闻即社会教育”，“看报就是看社会”，一张报纸就是一本“社会教科书”。④
1946年9月8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了胡乔木的《人人都应学会写新闻》一文，文章认为，“新闻，第一是言之有物，只要有了新的物，就能言一番，咸使闻知。”“人人学会了写新闻，党八股和其他各种空话就可以绝种。群众是新闻的接受者，群众尤其是新闻的创造者。”“练习写新闻也就是练习观察，练习调查研究，练习打开脑筋——思想”，写新闻需要迅速、准确、明了、经济。同时要通过“叙述事实来发表意见”。
在胡乔木看来，最有力量的意见是一种无形的意见，新闻就是这种无形的意见。“愈是好的新闻，就愈善于在内容上贯彻自己意见，也愈善于在形式上隐藏自己的意见。”⑤
正如郭沫若在一篇文章中，用饱含感情的诗性语言所称赞的那样，从事小说、诗歌、剧作、批评创作的文学创作者，古代和近代的史学研究者，新闻界工作者，漫画木刻界工作者，音乐界、戏剧电影界组成的文化工作者，他们是“新时代的缪司九神”。在他看来，这九神当中，应属新闻记者最值得推崇。郭沫若用诗意而激昂的笔触论述道：
新闻记者的报道文学应该是最新最进步的一种文艺形式。把现实抓的那么牢，反映的那么新鲜，批判的那么迅速！它们成为了我们每天的生命。我们每天清早和晚上，就像中世纪的人要受到神的启示一样，我们是受着新闻记者的启示的。有哪一种文艺作品能够抵得上新闻文学的力量呢？⑥
无论是戈公振还是胡乔木，抑或郭沫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将新闻视为一种文化，将报刊视为一种工具，利用这种工具进行社会教育是新闻传播最本真的使命。然而如梁启超所言，思想是事实之母，每有一种思想，必然有基于这种思想观察、剪裁、建构、陈述的事实产生。如此说来，媒体作为思想的交流载体，便时刻发挥着除信息运转之外的舆论生产和导向的功能。
二、精神交往：作为信息平台的《人民日报》
早期《人民日报》是连接解放区文化内容生产的网络平台。报社编辑部是分散在边区各地的通讯员群体内容生产的集散中心和把关机构。正如延安《老百姓报》负责人李敷仁所言，“政治有两个法宝，一文一武，武的是枪，文的是笔。这两个法宝单用有力，扭到一起双用更有力。只要用得适当，是百分之百的效力，百发百中。不过有个前提：得交给人民来管。”⑦“要给老百姓办报，必先学习老百姓，跟老百姓走路，然后才可以教育老百姓，组织老百姓，发动老百姓。你必先了解老百姓的生活，学会了老百姓的语汇，紧紧的抓住了老百姓的心情，你这才能替老百姓讲话，讲老百姓的话。”⑧
创刊伊始，《人民日报》便将多种题材的文本内容集约在一个平台上进行呈现。新闻、文学、艺术作品，经过有效的版面空间配置和布局，形成了舆论宣传和文化教育的矩阵组合。与当下不同的是，彼时的新闻媒体将内容生产的核心权力下放到基层，接受过基本新闻采编技能训练的基层通讯员参与到内容生产之中，且他们在本地新闻的采集和发布中占据绝对主体地位。
1946年9月3日的《人民日报》转载同年9月1日的《解放日报》社论——《改进我们的通讯社和报纸》一文，文章强调，“由于人民力量的生长，现在我们的新闻工作已经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经常影响着中国时局的演变，影响着世界舆论的动向了。”⑨
文章就当时解放区新闻业在通讯社工作和报纸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尚存的问题展开分析和论述。社论认为，“通讯社是宣传斗争的最重要武器，是使全解放区人民每天了解世界动态、全国动态和全解放区动态的最重要武器。”⑩文章呼吁加强对新闻工作的重视和领导，加强培养干部和总结经验。党的各级主要干部必须充分了解今天通讯社和报纸工作在我们整个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意义。 1946年，针对国民党查封北京《解放报》等77家媒体机构，山东解放区新闻界通电全国，宣称，“只要有我们的笔在，我们就要写下当代的春秋;只要我们有喉咙，我们就要吼出人民的呼声。”解放区新闻界一致呼吁全国新闻界文化界及一切民主人士，警觉起来，团结起来，不仅用抗议而更要用实际行动，保卫民主进步的新闻文化事业，为抵抗与制止法西斯野兽的进攻作殊死斗争。
《人民日报》倡导：“各级领导同志亲自动手，把自己亲手作的、亲身领导的、和自己工作范围内各种有宣传教育意义的事情，写给报纸，这是支持党报的最好办法，是贯彻党中央‘全党办报’方针的重要步骤，是交流经验、推进工作的有效途径之一。”
可以说，媒体的平台属性在过去的70多年中没有太多变化。
三、再造国民：早期《人民日报》与媒体教育
报刊的教育功能也即媒体的教育功能。媒体素养是整体性文化素养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将基础文化素养的养成理解为经验的交流，知识的传达，思想的提升，意识的改造。媒体素养是一种专业素养，它有助于让受教育者理解媒体的功能和原理，并通过训练理解媒体教育的方法和意义。即保罗·弗莱雷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一书中多次提到的，他从毛泽东的著作中学到的，解放（liberation）与赋权（empowerment）。
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1920年，毛澤东在长沙听了罗素的演讲，罗素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工专政，反对用武装暴力的形式夺取政权，主张“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毛泽东对此给出两句评语，“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他认为，用教育之力去改变资产阶级，“不能拿到学校与报馆两种教育机关的全部或一大部到手，虽有口舌、印刷物或一二学校、报馆为宣传之具，正如朱子所谓‘教学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直不足以动资本主义者心理的毫末”。
从哲学理念上说，毛泽东受到王阳明和约翰·杜威的影响甚深。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杜威强调经验之于教育的重要性，提倡“从做中学”。杜威在中国的演讲中，明确表示，传播对于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整合至关重要。他认为传播的社会功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学校教育或媒体教育的方式来实现的。
新文化是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都需要丰富的生产资料，中国共产党建构的全民媒体教育体系，恰恰是一个实现从他者解放到自我解放的启蒙过程。从体制上让知识分子让渡出部分精神产品的生产权，劳动分工在枪杆子、笔杆子和锄把子之间进行流转。每个人都具有或多或少的多重身份。这种角色转换有利于形成不同群体之间的“同情性理解”。一如法国学者玛利亚·马西奥希所言，“使‘智慧的人’和‘劳动的人’统一为一个完整的存在，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组成的，一个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个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阶段。”某种意义上说，解放区的新闻与传播事业，就是借用现代传播媒介进行的面向大众的思想教育和文化赋权，报刊的发行是为了进行革命理想的启蒙与革命实践的动员，同时通过对被压迫者进行教育，让他们由自发到自觉地，参与到对自身的解放进程中来。
革命战争年代，物质生产资料通过斗争来获取，精神生产资料通过教育来习得。媒体教育的第一路径是媒介识读（media literacy），即从最简单的识文断字开始，进而逐渐使群众参与到精神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来。报刊或者说媒体，从一开始就作为群众精神产品的一个呈现平台，由政府和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改造的知识分子，组织和动员群众，并积极引导和鼓励普通群众参与精神生产。
在这里，基本文化素养和媒介素养的提升是同时进行的，媒体不再是传播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的工具和载体，而是启发民智、开拓视野的手段和武器。解放区的新闻工作非常注重多种媒介的组合运用，以期形成多载体的全媒体矩阵，同时随着情境需要，随时进行更新和变革，“报”这一内容核心始终如一。识字——读书——看报——写通讯。这是一系列的成建制的、有规划的文化国民的“改造”或“再造”运动。
这一过程，打破了几千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固有格局。劳动分工界限的打破，使得知识分子固有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不复存在，将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进行有机的整合，此中核心的问题是媒体话语权的颠覆和文化领导权的转移倒置。知识分子作为话语的生产者，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力。打破分工界限意味着打破固有的社会格局，必然会进行精神上的重组。
一如韩毓海所言，中国传统社会有三层结构——上层朝廷，中层文人，基层宗法。数千年的基本统治结构是：朝廷——士大夫——士绅。在他看来，毛泽东把再造基层社会和改造士大夫阶级视为中国革命的两大目标，长期垄断中国社会的基层士绅被在中国革命中诞生的基层劳动者组织（青抗会、妇救会、儿童团等）所取代，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奥秘之所在。
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思想的本质特征即重视基层传播。自下而上地动员被压迫者，并在文化启蒙的过程中，鼓励民众通过参与精神交往和思想生产，彻底实现自我解放。毛泽东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视为共产党人区别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最优秀品质。从潜移默化的角度来看，一切的传播行为都必然会有意无意地产生相应的教育效果。与意识形态观念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正式的教育形式——媒体教育在不经意间完成的。
四、结语
中国文化传统向来重视文治武功。诵诗文以自修，重文教以化人，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武功重在防御，文治乃是根基。基于此，毛泽东在毕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一以贯之地践行和坚守对学校和报馆的文教功能的重视。他反对单纯的、温和渐进的教育手段，提倡用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对枪杆子青睐有加，对笔杆子漠而视之。正如1948年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所言，“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要想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要做老师，先做学生。1989年6月，邓小平曾强调：“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人民日报》创刊之时，有专人手把手地教“后进者”提高传播技能。当前，在更多以产业化为基础的传播生态中，资本的占有决定了信息享有的权利与权力的再分配。内容定制产业的兴起，是信息化社会里，由资本驱动的第二次社会分层运动。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均衡和集中化，导致了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传播能力的天壤之别。技术和资本驱动的媒体转型进一步加剧了信息鸿沟的产生与深化。
报纸或者媒体，作为人民的教科书，犹如一个提供给人民进行自主发声训练的平台，“大家办，大家看”，“做什么，写什么”。这种媒体教育旨在培养基层百姓的自主性，赋予其建构自身文化身份的权力。作为“國民导师”的新闻传播工作者，应该协同搭建一个日常知识生产平台，让所有受教育者“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锻炼，在锻炼中成长”。
实现这一目标，绝非一日之功，“人生有一种习惯性，是心理上的一种力，正如物在斜方必倾向下之为物理上的一种力一样。要物不倾向下，依力学原理，要有与它相等的一力去抵抗它才行。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反抗它才行。”
注释：
①高海波：《论戈公振的传播思想》，《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 4 期。
②《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 125 页。
③约翰·杜威：《民本主义与教育》，邹恩润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④徐培汀：《谢六逸与新闻教育》，《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10期。
⑤乔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人民日报》1946年9月8日，第1版。
⑥郭沫若：《新缪司九神礼赞》，《人民日报》1947年5月15日，第4版。
⑦⑧李敷仁：《谈老百姓报》，《人民日报》1946年9月8日，第4版。
⑨⑩《改进我们的通讯社和报纸》，《人民日报》1946年9月3日，第1版。
《希望各方同志多给本报写稿》，《人民日报》1946年7月25日， 第2版。
《抗议北平“七七事件” 解放区新闻文化界同声愤怒》，《人民日报》1946年6月6日，第1版。
毛泽东：《致蔡和森等人》，《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55—769页。
毛泽东：《一九五八年的一次讲话》，《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1页。
李彬：《水木书谭：新闻与文化的交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6页。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92页。
（作者系吕梁学院中文系新闻学专业讲师）
【特约编辑：吴婧;责任编辑：陈小希】
【关键词】早期《人民日报》;文教事业;新闻传播
解放区新闻界一贯秉持一种独特的基层传播理念与执政经验积累的主体意识。早期《人民日报》（1946-1948），与其他解放区的媒体一样，都扮演着以全民思想教育为目的的基层治理和组织传播工具的角色。从1946年5月16日起，创刊于当时的晋冀鲁豫边区首府——河北邯郸的《人民日报》便一直践行着它的办报宗旨——为人民服务。尽管创刊初期，该报纸还只是一份地方性报纸，但这并不妨碍它和其他解放区媒体一道，形成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战略集群。
一、“报纸”与“新闻”——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观念
1927年，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中写道：“盖报纸者，人類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行停滞，则立限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见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①
“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在这里，去掉相关词语，可简化为，“报纸是媒介”。“报纸”一词对应欧美的“Newspaper”，即新闻纸。故而，这里的“报”对应所指的是“新闻”，报纸即新闻纸也，依此类推，戈先生本意，新闻即是指“人类思想”的外在呈现。交通即传播②（二者同为communication一词的对译词）。在约翰·杜威看来，不但生活和交通（communication）是一回事，彼此是密切联系的，而且一切交通（communication）的作用都有教育的效力。③
“血行停滞，则立限于死状”，媒体不能正常运转，思想不能充分交流，则社会有机体就会失去生命力。与戈公振先生的观点相似，曾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的谢六逸主张，“新闻即社会教育”，“看报就是看社会”，一张报纸就是一本“社会教科书”。④
1946年9月8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了胡乔木的《人人都应学会写新闻》一文，文章认为，“新闻，第一是言之有物，只要有了新的物，就能言一番，咸使闻知。”“人人学会了写新闻，党八股和其他各种空话就可以绝种。群众是新闻的接受者，群众尤其是新闻的创造者。”“练习写新闻也就是练习观察，练习调查研究，练习打开脑筋——思想”，写新闻需要迅速、准确、明了、经济。同时要通过“叙述事实来发表意见”。
在胡乔木看来，最有力量的意见是一种无形的意见，新闻就是这种无形的意见。“愈是好的新闻，就愈善于在内容上贯彻自己意见，也愈善于在形式上隐藏自己的意见。”⑤
正如郭沫若在一篇文章中，用饱含感情的诗性语言所称赞的那样，从事小说、诗歌、剧作、批评创作的文学创作者，古代和近代的史学研究者，新闻界工作者，漫画木刻界工作者，音乐界、戏剧电影界组成的文化工作者，他们是“新时代的缪司九神”。在他看来，这九神当中，应属新闻记者最值得推崇。郭沫若用诗意而激昂的笔触论述道：
新闻记者的报道文学应该是最新最进步的一种文艺形式。把现实抓的那么牢，反映的那么新鲜，批判的那么迅速！它们成为了我们每天的生命。我们每天清早和晚上，就像中世纪的人要受到神的启示一样，我们是受着新闻记者的启示的。有哪一种文艺作品能够抵得上新闻文学的力量呢？⑥
无论是戈公振还是胡乔木，抑或郭沫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将新闻视为一种文化，将报刊视为一种工具，利用这种工具进行社会教育是新闻传播最本真的使命。然而如梁启超所言，思想是事实之母，每有一种思想，必然有基于这种思想观察、剪裁、建构、陈述的事实产生。如此说来，媒体作为思想的交流载体，便时刻发挥着除信息运转之外的舆论生产和导向的功能。
二、精神交往：作为信息平台的《人民日报》
早期《人民日报》是连接解放区文化内容生产的网络平台。报社编辑部是分散在边区各地的通讯员群体内容生产的集散中心和把关机构。正如延安《老百姓报》负责人李敷仁所言，“政治有两个法宝，一文一武，武的是枪，文的是笔。这两个法宝单用有力，扭到一起双用更有力。只要用得适当，是百分之百的效力，百发百中。不过有个前提：得交给人民来管。”⑦“要给老百姓办报，必先学习老百姓，跟老百姓走路，然后才可以教育老百姓，组织老百姓，发动老百姓。你必先了解老百姓的生活，学会了老百姓的语汇，紧紧的抓住了老百姓的心情，你这才能替老百姓讲话，讲老百姓的话。”⑧
创刊伊始，《人民日报》便将多种题材的文本内容集约在一个平台上进行呈现。新闻、文学、艺术作品，经过有效的版面空间配置和布局，形成了舆论宣传和文化教育的矩阵组合。与当下不同的是，彼时的新闻媒体将内容生产的核心权力下放到基层，接受过基本新闻采编技能训练的基层通讯员参与到内容生产之中，且他们在本地新闻的采集和发布中占据绝对主体地位。
1946年9月3日的《人民日报》转载同年9月1日的《解放日报》社论——《改进我们的通讯社和报纸》一文，文章强调，“由于人民力量的生长，现在我们的新闻工作已经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经常影响着中国时局的演变，影响着世界舆论的动向了。”⑨
文章就当时解放区新闻业在通讯社工作和报纸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尚存的问题展开分析和论述。社论认为，“通讯社是宣传斗争的最重要武器，是使全解放区人民每天了解世界动态、全国动态和全解放区动态的最重要武器。”⑩文章呼吁加强对新闻工作的重视和领导，加强培养干部和总结经验。党的各级主要干部必须充分了解今天通讯社和报纸工作在我们整个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意义。 1946年，针对国民党查封北京《解放报》等77家媒体机构，山东解放区新闻界通电全国，宣称，“只要有我们的笔在，我们就要写下当代的春秋;只要我们有喉咙，我们就要吼出人民的呼声。”解放区新闻界一致呼吁全国新闻界文化界及一切民主人士，警觉起来，团结起来，不仅用抗议而更要用实际行动，保卫民主进步的新闻文化事业，为抵抗与制止法西斯野兽的进攻作殊死斗争。
《人民日报》倡导：“各级领导同志亲自动手，把自己亲手作的、亲身领导的、和自己工作范围内各种有宣传教育意义的事情，写给报纸，这是支持党报的最好办法，是贯彻党中央‘全党办报’方针的重要步骤，是交流经验、推进工作的有效途径之一。”
可以说，媒体的平台属性在过去的70多年中没有太多变化。
三、再造国民：早期《人民日报》与媒体教育
报刊的教育功能也即媒体的教育功能。媒体素养是整体性文化素养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将基础文化素养的养成理解为经验的交流，知识的传达，思想的提升，意识的改造。媒体素养是一种专业素养，它有助于让受教育者理解媒体的功能和原理，并通过训练理解媒体教育的方法和意义。即保罗·弗莱雷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一书中多次提到的，他从毛泽东的著作中学到的，解放（liberation）与赋权（empowerment）。
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1920年，毛澤东在长沙听了罗素的演讲，罗素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工专政，反对用武装暴力的形式夺取政权，主张“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毛泽东对此给出两句评语，“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他认为，用教育之力去改变资产阶级，“不能拿到学校与报馆两种教育机关的全部或一大部到手，虽有口舌、印刷物或一二学校、报馆为宣传之具，正如朱子所谓‘教学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直不足以动资本主义者心理的毫末”。
从哲学理念上说，毛泽东受到王阳明和约翰·杜威的影响甚深。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杜威强调经验之于教育的重要性，提倡“从做中学”。杜威在中国的演讲中，明确表示，传播对于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整合至关重要。他认为传播的社会功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学校教育或媒体教育的方式来实现的。
新文化是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都需要丰富的生产资料，中国共产党建构的全民媒体教育体系，恰恰是一个实现从他者解放到自我解放的启蒙过程。从体制上让知识分子让渡出部分精神产品的生产权，劳动分工在枪杆子、笔杆子和锄把子之间进行流转。每个人都具有或多或少的多重身份。这种角色转换有利于形成不同群体之间的“同情性理解”。一如法国学者玛利亚·马西奥希所言，“使‘智慧的人’和‘劳动的人’统一为一个完整的存在，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组成的，一个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个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阶段。”某种意义上说，解放区的新闻与传播事业，就是借用现代传播媒介进行的面向大众的思想教育和文化赋权，报刊的发行是为了进行革命理想的启蒙与革命实践的动员，同时通过对被压迫者进行教育，让他们由自发到自觉地，参与到对自身的解放进程中来。
革命战争年代，物质生产资料通过斗争来获取，精神生产资料通过教育来习得。媒体教育的第一路径是媒介识读（media literacy），即从最简单的识文断字开始，进而逐渐使群众参与到精神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来。报刊或者说媒体，从一开始就作为群众精神产品的一个呈现平台，由政府和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改造的知识分子，组织和动员群众，并积极引导和鼓励普通群众参与精神生产。
在这里，基本文化素养和媒介素养的提升是同时进行的，媒体不再是传播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的工具和载体，而是启发民智、开拓视野的手段和武器。解放区的新闻工作非常注重多种媒介的组合运用，以期形成多载体的全媒体矩阵，同时随着情境需要，随时进行更新和变革，“报”这一内容核心始终如一。识字——读书——看报——写通讯。这是一系列的成建制的、有规划的文化国民的“改造”或“再造”运动。
这一过程，打破了几千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固有格局。劳动分工界限的打破，使得知识分子固有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不复存在，将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进行有机的整合，此中核心的问题是媒体话语权的颠覆和文化领导权的转移倒置。知识分子作为话语的生产者，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力。打破分工界限意味着打破固有的社会格局，必然会进行精神上的重组。
一如韩毓海所言，中国传统社会有三层结构——上层朝廷，中层文人，基层宗法。数千年的基本统治结构是：朝廷——士大夫——士绅。在他看来，毛泽东把再造基层社会和改造士大夫阶级视为中国革命的两大目标，长期垄断中国社会的基层士绅被在中国革命中诞生的基层劳动者组织（青抗会、妇救会、儿童团等）所取代，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奥秘之所在。
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思想的本质特征即重视基层传播。自下而上地动员被压迫者，并在文化启蒙的过程中，鼓励民众通过参与精神交往和思想生产，彻底实现自我解放。毛泽东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视为共产党人区别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最优秀品质。从潜移默化的角度来看，一切的传播行为都必然会有意无意地产生相应的教育效果。与意识形态观念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正式的教育形式——媒体教育在不经意间完成的。
四、结语
中国文化传统向来重视文治武功。诵诗文以自修，重文教以化人，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武功重在防御，文治乃是根基。基于此，毛泽东在毕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一以贯之地践行和坚守对学校和报馆的文教功能的重视。他反对单纯的、温和渐进的教育手段，提倡用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对枪杆子青睐有加，对笔杆子漠而视之。正如1948年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所言，“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要想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要做老师，先做学生。1989年6月，邓小平曾强调：“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人民日报》创刊之时，有专人手把手地教“后进者”提高传播技能。当前，在更多以产业化为基础的传播生态中，资本的占有决定了信息享有的权利与权力的再分配。内容定制产业的兴起，是信息化社会里，由资本驱动的第二次社会分层运动。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均衡和集中化，导致了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传播能力的天壤之别。技术和资本驱动的媒体转型进一步加剧了信息鸿沟的产生与深化。
报纸或者媒体，作为人民的教科书，犹如一个提供给人民进行自主发声训练的平台，“大家办，大家看”，“做什么，写什么”。这种媒体教育旨在培养基层百姓的自主性，赋予其建构自身文化身份的权力。作为“國民导师”的新闻传播工作者，应该协同搭建一个日常知识生产平台，让所有受教育者“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锻炼，在锻炼中成长”。
实现这一目标，绝非一日之功，“人生有一种习惯性，是心理上的一种力，正如物在斜方必倾向下之为物理上的一种力一样。要物不倾向下，依力学原理，要有与它相等的一力去抵抗它才行。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反抗它才行。”
注释：
①高海波：《论戈公振的传播思想》，《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 4 期。
②《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 125 页。
③约翰·杜威：《民本主义与教育》，邹恩润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④徐培汀：《谢六逸与新闻教育》，《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10期。
⑤乔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人民日报》1946年9月8日，第1版。
⑥郭沫若：《新缪司九神礼赞》，《人民日报》1947年5月15日，第4版。
⑦⑧李敷仁：《谈老百姓报》，《人民日报》1946年9月8日，第4版。
⑨⑩《改进我们的通讯社和报纸》，《人民日报》1946年9月3日，第1版。
《希望各方同志多给本报写稿》，《人民日报》1946年7月25日， 第2版。
《抗议北平“七七事件” 解放区新闻文化界同声愤怒》，《人民日报》1946年6月6日，第1版。
毛泽东：《致蔡和森等人》，《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55—769页。
毛泽东：《一九五八年的一次讲话》，《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1页。
李彬：《水木书谭：新闻与文化的交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6页。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92页。
（作者系吕梁学院中文系新闻学专业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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