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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生于1948年，比新中国的年龄还大一岁呢。父亲当了一辈子的卡车司机，50岁那年退休。如今，父亲是个七十多岁的一身老年病的老头儿。十年前，父亲62岁那年，得了场大病，差点没命了，一度瘦到七十多斤，还是颤颤巍巍活到了现在。前年，中秋节前一天，父亲又摔断了左腿，做手术打了钢板，至今仍隐隐作痛，阴雨天尤甚。父亲属鼠，今年是他的本命年，我们给他买了红内衣，皮带上系上红布条，希望他平平安安度过本命年，多活几年。父亲说：“不要怕，我不会那么容易死的，我还想多活几年，再跑一趟青藏公路，再去拉萨转转呢。”父亲年轻时经常开着解放牌的大卡车往返于青藏公路，最远还到过中尼边界。人总是对逝去的年华格外怀念，尤其是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父亲的这个愿望到现在也还没实现。原因很多：我们姐弟三个工作都很忙，不好请假；担心父亲身体受不了高海拔；我们的开车技术不很娴熟，自驾青藏公路还有点胆怯……总之，这愿望就一年年这么搁置下来了。父亲摔了腿之后，走路有点跛了，多走几步就会疼，加上又查出肺气肿、慢阻肺，出门需要坐轮椅，我们更不敢轻易出发了。每次想到这个，我都觉得不安。
照片上，二十出头的父亲浓眉大眼，嘴唇棱角分明。父亲身着军装，站得笔挺，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仿佛面前就是一条金光大道，等着他昂首走过。
父亲的一生当然算不上金光大道，他在部队八年，最高“职位”是班长，得过两次三等功。退伍后，父亲开了二十多年的车，先是货车，再是小汽车，换了好几个单位。换单位不是父亲想换就换，而是他的单位总是倒闭、重组，甚至忽然解散，他不得不辗转于不同的单位。我们也搬了好几次家，母亲每次都要抱怨：“话越带越多，家越搬越穷！”我们的确是过着并不富裕的日子，一切用度都在母亲的精打细算之下刚刚够用。那时有句话，“喇叭一响黄金万两，方向盘一转钱财满贯”，说的是开车的司机们经常会帮别人捎货，挣点外快，甚或在自己运来的货品中顺手牵羊往自家搬运点儿。确实有不少人这么干，好处也显而易见，但父亲不这么做，他总是免费给别人捎货，或者让别人搭顺路车。总有人到我家来找父亲请求帮忙，只要车上还有空位，父亲一概答应。这导致每天晚上我家的门总被敲响，很多面孔甚至不怎么见过。父亲好脾气地请他们坐下说话喝茶，如果刚好是饭点，还会留人家吃饭。这又招来母亲的不满，常常与父亲吵架，“一分钱不挣，还要倒贴！”父亲不怎么会吵架，多半是沉默，母亲骂得狠了，父亲来一句：“我能跟他们一样吗，我是当兵的人！当兵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母亲咬着牙摇头，吵架结束。至于把给单位运来的货品偷往自家拿的事，父亲更是决计不会干的。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父亲的东风卡车坏在路上，深更半夜无法修车，父亲只好在车里睡了一夜。第二天修好车回到单位，清点货品发现少了两箱“尖庄”白酒，大家分析，可能是附近的村民趁夜偷走的，而父亲没有发觉。领导并未责怪父亲，父亲却十分内疚，认为是自己没有把篷布绑结实，才让小偷有机可乘。领了当月工资后，照价赔偿了两箱白酒。父亲说，领导很吃惊，一再说不必赔偿，不是他的错，但父亲坚持把钱塞给了领导。这自然又引来母亲的唠叨。
“当兵的人也不都是这样啊，你爸他是缺心眼！”后来，当我的年龄到了可以明白母亲当年的委屈时，母亲时常这样对我说。我只能无语沉默。如何判断一件事的对错，有时候是个难题，尤其是被判断的这件事与自己的亲人有关。大多数时候，事情本身就没有对错。而在我少不更事时，我和父亲是同一战线的，我认为父亲是对的，老师时常教育我们，要无私地帮助别人，必要的时候舍己为人。如今再想，父亲是真切地坚信着这些的，这是好是坏呢？
《芳华》上映的时候，我带父亲去看。之前没看电影介绍，以为真如片名所言，电影是追忆一代人的芳华的。海报上是一群身穿军装的年轻人，我以为这电影适合父亲看。看完，我后悔带父亲来了，心里猜测着父亲是否看懂了所谓“芳华”背后的人性之恶，自私、欺骗、集体失语……父亲一直不说话，但看得出他觉得困惑，大概他也看出了这不是他记忆中的“芳华”。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小学都没上完，几乎从不看书看电影。看着他困惑的表情，我忽然觉得难过：大概不止父亲一个人，再也寻不回属于自己的“芳华”了。
父亲的名字里带个“兵”字，很难说他的父亲在他出生时就希望他日后成为一个“兵”。生在关中平原的小村里，和无数个同时代的人一样，不出什么意外的话，父亲的命运是成为一个庄稼人，春种秋收，面朝黄土背朝天。父亲成为一个“兵”，我认为更大原因是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父亲是长子，很快接二连三有了七个弟妹，那几亩薄地眼看无法养活这么多张嘴。于是，在1968年的秋天，听说邻县来了部队的人在征兵，父亲连夜光脚去寻。父亲上过几年小学，认得不少字，年龄又刚好，家庭成分是“贫农”，入伍并不很难。这样，父亲从二十年没出过的小村子，被一列绿皮火车载着，经过一天一夜走走停停的旅程，来到了青海省西宁市，成为某汽车团的战士。父亲说，刚到青海，他吐了两天，头疼欲裂，还以为自己得什么怪病了。长期营养不良，父亲长得瘦小，身高只有一米六过一点，在新兵队伍里显出另一种特别来。黑白照片里，父亲和战友们的合影中，父亲总是站第一排，仍是比身边的人矮半个头。如今的我越发觉得父亲的瘦弱与矮小——我稍微用点力，就能拦腰抱起父亲，对面站着与父亲说话时，他得抬起头看我。我本就个子不高，而父亲比我还矮一些，这总叫我觉得难受。尤其是，每当想到父亲曾是一个军人，那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军人不是应该高大威武的吗？但我又马上说服了自己：合影中父親最矮，可是只有父亲立过功，还立过两次，他们都没有。父亲还当过班长，他们都是父亲的兵。
合影里的战友们已经有三个离世了，得知消息后父亲跌坐在藤椅中很久不说话。如今网络方便，智能手机普及，只要想联系，总有办法联系上。几经辗转，父亲和当时的战友们逐渐联系上了，互相加了微信，建了战友群，时常视频对话。我听到过几次他们的对话，让我想笑又想哭：他们大都耳朵有点背，一个大声喊，一个不停问：“你刚才说啥？”而那个人也已经忘了自己刚才说啥了，一时愣住。屏幕两端都是一个个的“老头儿”了！ 今年春节，有人加父亲微信好友，视频接通后，是个看起来比父亲小几岁的老头儿。老头儿一声声喊着：“班长！班长！”父亲伸长胳膊把手机拿远，盯着看了半天，忽然叫出一个名字，激动得声音都哑了。两人说了很多，都抢着说，那边是浓重的湖南口音，这边父亲是满口的陕西话，谁也听不懂对方说什么，但还是热切地说了大半天，直到父亲的手机没电关机。我本来忍不住笑，最后鼻子发酸了，为了那一声声的“班长！班长”！
父亲说，这是他的一个兵，湖南人，14岁就入伍，刚来青海时吃不惯这里的饭食，又想家，经常偷偷哭。还有尿床的毛病，每次都是父亲帮他换洗被褥。1976年他们一起退伍，湖南战友回了老家，父亲在青海省尖扎县找到工作留在了青海，自此失去联系。我一算，今年是2020年，天啊，已经过去44年了！父亲日渐老去，记忆力一日不如一日，看了好几遍的电视剧都搞不清人物关系，路上遇见熟人总是叫不出名字，可是，隔着44年的光阴和变了太多的面孔，他一下子叫出了战友的名字！如果用雕刻来比喻，父亲的军中岁月，应该是刻得最深最重的那一道。
父亲是汽车兵，最经常的任务是往西藏运送物资。车队一起出发，同行同止，晚上在兵站部休息。在很多年里，我都没想过应该和父亲聊聊，听他讲讲这些往事，这应该是他生命中最难以忘怀的部分吧。在我的认知中，父亲就是一个汽车司机，三天两头跑长途，50岁退休后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老头儿，仅有的娱乐就是看电视。在我未能参与的那些岁月里，父亲曾是一个“兵”，而这恰好是他最好的岁月。哦，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更令我自责的是，我竟是在别人的提点下，才想到要去知晓一下父亲的这些岁月，以另一种方式虚拟参与一下。
那一天，一个好几年未见的老战友来家里看望父亲。父亲得了那场大病后医生嘱咐坚决不能抽烟饮酒，父亲也很好地听从着医生的嘱咐，但那天，他俩喝了不少酒，抽完了一盒烟。他们不停歇地谈论着他们当兵时的往事，一会儿拍着大腿哈哈大笑，一会儿连连叹息着抹眼泪。我给他们添茶，父亲的战友说，丫头，你真该好好听你爸讲讲我们当兵时候的事，不容易啊。我忽然意识到，我从未问过父亲那些事，连一丝好奇也没有，而父亲，也从未在家里主动说起这些。我是个多么不合格的女儿啊。
父亲是个好兵，更是个好班长，对他的兵就像兄长对待弟弟们；父亲荣立两次三等功，其中一次，是以差点牺牲为代价；车队曾经在风雪弥漫的青藏公路抛锚两天，他们没吃没喝差点冻死；他们与驻地老乡们关系融洽，经常有老乡来给他们送馍馍送吃的；1976年退伍时大部分人都回了老家，父亲坚决要留在青海，因为已经深深喜欢上这里……
“你爸爸是个好战士、好班长，更是一个好人！”父亲的战友醉意朦胧地反复对我说。
是的，父亲的一生没留下什么，只留下了一个“好人”的评价。事实上“好人”这个词有着微妙的含义，有时候还带着某种贬义：善良、老实，缺乏主见又不够勇敢。
但父亲分明又是勇敢的：公交车上他竟敢以七十高龄大声喝止正在把手伸向别人皮包里的小偷；十年前的大手术让他受了那么大的罪，那么剧烈的疼痛他咬着牙忍下来了；他以佝偻的腰身和微跛的左腿，尽力站得笔直、走得端正，一看就是个当过兵的人。
我穷尽想象也无法准确在脑海中描摹父亲对我讲述的这一切，或许是父亲的讲述太寡淡了，更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和他一样的当兵的经历。那是我无法触摸的一个领域。我从母亲那里听到的与“当兵”有关的一鳞半爪是：“当兵的人就是那么死心眼，不会转弯！”“你一岁时你爸退伍回来，抱着你就像抱着个炸弹！”“你爸当兵时洋芋吃伤了，一见洋芋就反酸。”“你爸只会唱一首歌，《万丈高楼平地起》，他们每次吃饭前要排着队唱。”“我去部队探亲，没吃着好的还差点累死，你爸抱来一大堆一大堆的战士们的衣服被褥让我洗！”
母亲说的这些，都能找到佐证，因而很有说服力。在我和父亲仅有的几张合影里，一岁时的那张，刚刚退伍的父亲怀抱着我，满脸紧张，真像是抱着个随时要爆炸的炮弹；父亲基本不挑食，但很少吃洋芋；全家聚会热闹时我们撺掇他唱歌，他永远是：“高楼万丈呀平地起，盘龙卧虎呀高山顶……”浓重的陕西腔，拐来拐去的调门，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找到了更多的“父亲是个兵”的佐证：父亲每天起床都要叠被，并且叠得刀切一般齐整；刷牙缸总放在固定的位置，毛巾一定要折三次再搭在架子上，和我上学军训时学过的一样；再热的天衬衣扣子都扣得严实，且一定要扎进裤子里；电视剧看十遍都记不住人名，转到军事节目就两眼放光；妹妹谈了个当过兵的对象，他知道后连面都没见就说非常好、没意见……更主要的是，常常有人问父亲：“老爷子以前当过兵吧？”这说明，父亲身上一定有着一个军人的印记，而且很鲜明。我需要时间慢慢去寻找这些印记，一一印证。
西藏暂时去不了，我决定带父亲去他当年的部队看看。我简直一刻也等不及了，正常上班的日子随便编了个理由就请了假，开车带父亲去大堡子——父亲的部队就在那里。汽车行驶着，我再次觉得愧疚：在西宁这么多年，这么容易的事，却一直没想过去做，我真是个不合格的女儿。
坐在轮椅上的父亲一下子就认出了他曾经的部队。番号变了，周围建筑都变了，但父亲毫不迟疑地说：“就是这里！”水渠、白杨树、庄稼地，地里戴着红头巾除草的老乡……父亲看着这一切，大概也看着意念中四十多年前的自己。良久，父亲说，要是能进去看看该多好啊。
我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但还是推着父亲走近部队大门。岗哨果然拦住了我们，是个看起来比我儿子大不了几岁的小战士。我告诉他，四十多年前父亲在这里当过兵，非常怀念，想进去看看。小战士很吃惊，也很为难。他说，这得汇报上级，同意了才能进去。父亲说，算了，不进去了，我就在门口看看吧。我不死心地央求小战士：汇报一下试试，说不定能让我们进去呢，就进去两分钟马上出来！小战士显然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大概不忍心一个坐着轮椅的七十多岁老人失望，小战士最终还是联系了战友，战友又跑去汇报，不久后传出话来：还得一层层向上汇报，这事谁也不敢做主。
我向小战士道谢，推著轮椅离开。风轻轻吹着，白杨树叶哗啦啦地响着。我觉得应该说点什么，还没开口呢，父亲说：“我们部队里就是这样的，纪律严明，不能谁想进就进，小战士做得对！”
我注意到父亲用了“我们”这个词。我想，此刻，他又是一个兵了吧。
作者简介：权芳，原名权翠芳。生于1975年。2006年开始写作，有短篇小说、散文、随笔等发表于《青海湖》《芳草》《中国铁路文艺》《瀚海潮》《广州文艺》《雪莲》《北方作家》等文学期刊及报纸，出版有随笔集《亲爱的胖女孩》。2013年加入青海省作家协会，2014年参加鲁院浙江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现供职于青藏铁路公司。
父亲的这个愿望到现在也还没实现。原因很多：我们姐弟三个工作都很忙，不好请假；担心父亲身体受不了高海拔；我们的开车技术不很娴熟，自驾青藏公路还有点胆怯……总之，这愿望就一年年这么搁置下来了。父亲摔了腿之后，走路有点跛了，多走几步就会疼，加上又查出肺气肿、慢阻肺，出门需要坐轮椅，我们更不敢轻易出发了。每次想到这个，我都觉得不安。
照片上，二十出头的父亲浓眉大眼，嘴唇棱角分明。父亲身着军装，站得笔挺，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仿佛面前就是一条金光大道，等着他昂首走过。
父亲的一生当然算不上金光大道，他在部队八年，最高“职位”是班长，得过两次三等功。退伍后，父亲开了二十多年的车，先是货车，再是小汽车，换了好几个单位。换单位不是父亲想换就换，而是他的单位总是倒闭、重组，甚至忽然解散，他不得不辗转于不同的单位。我们也搬了好几次家，母亲每次都要抱怨：“话越带越多，家越搬越穷！”我们的确是过着并不富裕的日子，一切用度都在母亲的精打细算之下刚刚够用。那时有句话，“喇叭一响黄金万两，方向盘一转钱财满贯”，说的是开车的司机们经常会帮别人捎货，挣点外快，甚或在自己运来的货品中顺手牵羊往自家搬运点儿。确实有不少人这么干，好处也显而易见，但父亲不这么做，他总是免费给别人捎货，或者让别人搭顺路车。总有人到我家来找父亲请求帮忙，只要车上还有空位，父亲一概答应。这导致每天晚上我家的门总被敲响，很多面孔甚至不怎么见过。父亲好脾气地请他们坐下说话喝茶，如果刚好是饭点，还会留人家吃饭。这又招来母亲的不满，常常与父亲吵架，“一分钱不挣，还要倒贴！”父亲不怎么会吵架，多半是沉默，母亲骂得狠了，父亲来一句：“我能跟他们一样吗，我是当兵的人！当兵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母亲咬着牙摇头，吵架结束。至于把给单位运来的货品偷往自家拿的事，父亲更是决计不会干的。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父亲的东风卡车坏在路上，深更半夜无法修车，父亲只好在车里睡了一夜。第二天修好车回到单位，清点货品发现少了两箱“尖庄”白酒，大家分析，可能是附近的村民趁夜偷走的，而父亲没有发觉。领导并未责怪父亲，父亲却十分内疚，认为是自己没有把篷布绑结实，才让小偷有机可乘。领了当月工资后，照价赔偿了两箱白酒。父亲说，领导很吃惊，一再说不必赔偿，不是他的错，但父亲坚持把钱塞给了领导。这自然又引来母亲的唠叨。
“当兵的人也不都是这样啊，你爸他是缺心眼！”后来，当我的年龄到了可以明白母亲当年的委屈时，母亲时常这样对我说。我只能无语沉默。如何判断一件事的对错，有时候是个难题，尤其是被判断的这件事与自己的亲人有关。大多数时候，事情本身就没有对错。而在我少不更事时，我和父亲是同一战线的，我认为父亲是对的，老师时常教育我们，要无私地帮助别人，必要的时候舍己为人。如今再想，父亲是真切地坚信着这些的，这是好是坏呢？
《芳华》上映的时候，我带父亲去看。之前没看电影介绍，以为真如片名所言，电影是追忆一代人的芳华的。海报上是一群身穿军装的年轻人，我以为这电影适合父亲看。看完，我后悔带父亲来了，心里猜测着父亲是否看懂了所谓“芳华”背后的人性之恶，自私、欺骗、集体失语……父亲一直不说话，但看得出他觉得困惑，大概他也看出了这不是他记忆中的“芳华”。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小学都没上完，几乎从不看书看电影。看着他困惑的表情，我忽然觉得难过：大概不止父亲一个人，再也寻不回属于自己的“芳华”了。
父亲的名字里带个“兵”字，很难说他的父亲在他出生时就希望他日后成为一个“兵”。生在关中平原的小村里，和无数个同时代的人一样，不出什么意外的话，父亲的命运是成为一个庄稼人，春种秋收，面朝黄土背朝天。父亲成为一个“兵”，我认为更大原因是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父亲是长子，很快接二连三有了七个弟妹，那几亩薄地眼看无法养活这么多张嘴。于是，在1968年的秋天，听说邻县来了部队的人在征兵，父亲连夜光脚去寻。父亲上过几年小学，认得不少字，年龄又刚好，家庭成分是“贫农”，入伍并不很难。这样，父亲从二十年没出过的小村子，被一列绿皮火车载着，经过一天一夜走走停停的旅程，来到了青海省西宁市，成为某汽车团的战士。父亲说，刚到青海，他吐了两天，头疼欲裂，还以为自己得什么怪病了。长期营养不良，父亲长得瘦小，身高只有一米六过一点，在新兵队伍里显出另一种特别来。黑白照片里，父亲和战友们的合影中，父亲总是站第一排，仍是比身边的人矮半个头。如今的我越发觉得父亲的瘦弱与矮小——我稍微用点力，就能拦腰抱起父亲，对面站着与父亲说话时，他得抬起头看我。我本就个子不高，而父亲比我还矮一些，这总叫我觉得难受。尤其是，每当想到父亲曾是一个军人，那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军人不是应该高大威武的吗？但我又马上说服了自己：合影中父親最矮，可是只有父亲立过功，还立过两次，他们都没有。父亲还当过班长，他们都是父亲的兵。
合影里的战友们已经有三个离世了，得知消息后父亲跌坐在藤椅中很久不说话。如今网络方便，智能手机普及，只要想联系，总有办法联系上。几经辗转，父亲和当时的战友们逐渐联系上了，互相加了微信，建了战友群，时常视频对话。我听到过几次他们的对话，让我想笑又想哭：他们大都耳朵有点背，一个大声喊，一个不停问：“你刚才说啥？”而那个人也已经忘了自己刚才说啥了，一时愣住。屏幕两端都是一个个的“老头儿”了！ 今年春节，有人加父亲微信好友，视频接通后，是个看起来比父亲小几岁的老头儿。老头儿一声声喊着：“班长！班长！”父亲伸长胳膊把手机拿远，盯着看了半天，忽然叫出一个名字，激动得声音都哑了。两人说了很多，都抢着说，那边是浓重的湖南口音，这边父亲是满口的陕西话，谁也听不懂对方说什么，但还是热切地说了大半天，直到父亲的手机没电关机。我本来忍不住笑，最后鼻子发酸了，为了那一声声的“班长！班长”！
父亲说，这是他的一个兵，湖南人，14岁就入伍，刚来青海时吃不惯这里的饭食，又想家，经常偷偷哭。还有尿床的毛病，每次都是父亲帮他换洗被褥。1976年他们一起退伍，湖南战友回了老家，父亲在青海省尖扎县找到工作留在了青海，自此失去联系。我一算，今年是2020年，天啊，已经过去44年了！父亲日渐老去，记忆力一日不如一日，看了好几遍的电视剧都搞不清人物关系，路上遇见熟人总是叫不出名字，可是，隔着44年的光阴和变了太多的面孔，他一下子叫出了战友的名字！如果用雕刻来比喻，父亲的军中岁月，应该是刻得最深最重的那一道。
父亲是汽车兵，最经常的任务是往西藏运送物资。车队一起出发，同行同止，晚上在兵站部休息。在很多年里，我都没想过应该和父亲聊聊，听他讲讲这些往事，这应该是他生命中最难以忘怀的部分吧。在我的认知中，父亲就是一个汽车司机，三天两头跑长途，50岁退休后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老头儿，仅有的娱乐就是看电视。在我未能参与的那些岁月里，父亲曾是一个“兵”，而这恰好是他最好的岁月。哦，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更令我自责的是，我竟是在别人的提点下，才想到要去知晓一下父亲的这些岁月，以另一种方式虚拟参与一下。
那一天，一个好几年未见的老战友来家里看望父亲。父亲得了那场大病后医生嘱咐坚决不能抽烟饮酒，父亲也很好地听从着医生的嘱咐，但那天，他俩喝了不少酒，抽完了一盒烟。他们不停歇地谈论着他们当兵时的往事，一会儿拍着大腿哈哈大笑，一会儿连连叹息着抹眼泪。我给他们添茶，父亲的战友说，丫头，你真该好好听你爸讲讲我们当兵时候的事，不容易啊。我忽然意识到，我从未问过父亲那些事，连一丝好奇也没有，而父亲，也从未在家里主动说起这些。我是个多么不合格的女儿啊。
父亲是个好兵，更是个好班长，对他的兵就像兄长对待弟弟们；父亲荣立两次三等功，其中一次，是以差点牺牲为代价；车队曾经在风雪弥漫的青藏公路抛锚两天，他们没吃没喝差点冻死；他们与驻地老乡们关系融洽，经常有老乡来给他们送馍馍送吃的；1976年退伍时大部分人都回了老家，父亲坚决要留在青海，因为已经深深喜欢上这里……
“你爸爸是个好战士、好班长，更是一个好人！”父亲的战友醉意朦胧地反复对我说。
是的，父亲的一生没留下什么，只留下了一个“好人”的评价。事实上“好人”这个词有着微妙的含义，有时候还带着某种贬义：善良、老实，缺乏主见又不够勇敢。
但父亲分明又是勇敢的：公交车上他竟敢以七十高龄大声喝止正在把手伸向别人皮包里的小偷；十年前的大手术让他受了那么大的罪，那么剧烈的疼痛他咬着牙忍下来了；他以佝偻的腰身和微跛的左腿，尽力站得笔直、走得端正，一看就是个当过兵的人。
我穷尽想象也无法准确在脑海中描摹父亲对我讲述的这一切，或许是父亲的讲述太寡淡了，更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和他一样的当兵的经历。那是我无法触摸的一个领域。我从母亲那里听到的与“当兵”有关的一鳞半爪是：“当兵的人就是那么死心眼，不会转弯！”“你一岁时你爸退伍回来，抱着你就像抱着个炸弹！”“你爸当兵时洋芋吃伤了，一见洋芋就反酸。”“你爸只会唱一首歌，《万丈高楼平地起》，他们每次吃饭前要排着队唱。”“我去部队探亲，没吃着好的还差点累死，你爸抱来一大堆一大堆的战士们的衣服被褥让我洗！”
母亲说的这些，都能找到佐证，因而很有说服力。在我和父亲仅有的几张合影里，一岁时的那张，刚刚退伍的父亲怀抱着我，满脸紧张，真像是抱着个随时要爆炸的炮弹；父亲基本不挑食，但很少吃洋芋；全家聚会热闹时我们撺掇他唱歌，他永远是：“高楼万丈呀平地起，盘龙卧虎呀高山顶……”浓重的陕西腔，拐来拐去的调门，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找到了更多的“父亲是个兵”的佐证：父亲每天起床都要叠被，并且叠得刀切一般齐整；刷牙缸总放在固定的位置，毛巾一定要折三次再搭在架子上，和我上学军训时学过的一样；再热的天衬衣扣子都扣得严实，且一定要扎进裤子里；电视剧看十遍都记不住人名，转到军事节目就两眼放光；妹妹谈了个当过兵的对象，他知道后连面都没见就说非常好、没意见……更主要的是，常常有人问父亲：“老爷子以前当过兵吧？”这说明，父亲身上一定有着一个军人的印记，而且很鲜明。我需要时间慢慢去寻找这些印记，一一印证。
西藏暂时去不了，我决定带父亲去他当年的部队看看。我简直一刻也等不及了，正常上班的日子随便编了个理由就请了假，开车带父亲去大堡子——父亲的部队就在那里。汽车行驶着，我再次觉得愧疚：在西宁这么多年，这么容易的事，却一直没想过去做，我真是个不合格的女儿。
坐在轮椅上的父亲一下子就认出了他曾经的部队。番号变了，周围建筑都变了，但父亲毫不迟疑地说：“就是这里！”水渠、白杨树、庄稼地，地里戴着红头巾除草的老乡……父亲看着这一切，大概也看着意念中四十多年前的自己。良久，父亲说，要是能进去看看该多好啊。
我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但还是推着父亲走近部队大门。岗哨果然拦住了我们，是个看起来比我儿子大不了几岁的小战士。我告诉他，四十多年前父亲在这里当过兵，非常怀念，想进去看看。小战士很吃惊，也很为难。他说，这得汇报上级，同意了才能进去。父亲说，算了，不进去了，我就在门口看看吧。我不死心地央求小战士：汇报一下试试，说不定能让我们进去呢，就进去两分钟马上出来！小战士显然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大概不忍心一个坐着轮椅的七十多岁老人失望，小战士最终还是联系了战友，战友又跑去汇报，不久后传出话来：还得一层层向上汇报，这事谁也不敢做主。
我向小战士道谢，推著轮椅离开。风轻轻吹着，白杨树叶哗啦啦地响着。我觉得应该说点什么，还没开口呢，父亲说：“我们部队里就是这样的，纪律严明，不能谁想进就进，小战士做得对！”
我注意到父亲用了“我们”这个词。我想，此刻，他又是一个兵了吧。
作者简介：权芳，原名权翠芳。生于1975年。2006年开始写作，有短篇小说、散文、随笔等发表于《青海湖》《芳草》《中国铁路文艺》《瀚海潮》《广州文艺》《雪莲》《北方作家》等文学期刊及报纸，出版有随笔集《亲爱的胖女孩》。2013年加入青海省作家协会，2014年参加鲁院浙江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现供职于青藏铁路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