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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似道推行的公田法，就像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一样，挑战的是已经成熟的土地私有制。
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长江丁家洲（今安徽铜陵附近）。一场关乎南宋王朝前途命运的战略决战徐徐落幕。宋军完败，船只和尸体蔽江而下。宰相贾似道身为统帅，临阵脱逃，导致全军崩盘。保卫首都临安的最后家底，就这样折腾光了。敌军压境，朝野惊恐，舆论哗然，千夫所指，贾似道只好出来顶雷，被贬出京城。
曾几何时，西湖畔“后乐园”的瑰丽图景，日夜饮酒作乐的醉梦岁月，让贾似道背上了“奸臣”恶名。不过，他并非真的不接地气。迷恋斗蛐蛐，却没玩物丧志，反倒潜心研究，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促织经》;推行“公田法”，虽然饱受非议，却也循序渐进，从试点到铺开，帮小朝廷苦撑了十几年。
朝廷缺钱，险象环生
两淮秦川，狼烟不断。南宋立国以来，一直身处险境。先是金国，后是蒙古，挥之不去的强大威胁接踵而至。使南宋军队必须规模庞大。宰相范锺曾向宋理宗上书坦言，南宋有正规军70多万，加上各州的非正规武装，总兵力“亦且百万”，跟北宋差不多。
军人多了，开销就大。宋宁宗嘉定年间，南宋著名理学家真德秀就提到，“东南民力耗于军费者十八”。南宋的官僚机构一如北宋，叠床架屋、队伍庞大、相互牵制、人浮于事。到南宋后期，朝廷“以一百余郡之事力，赡二万四千余员之冗官”。给这些官员发俸禄，又是一笔浩大开支。
朝廷曾组织屯田，但无法完全弥补军需缺口;也曾广开财源，加派苛捐杂税，还实施“和籴法”收购农户余粮。由于收购价格低，加上朝廷滥发楮币，导致严重通胀，百业凋零，流民四起。
官府以前有很多公田，即国有土地。宋高宗时期陆续变卖，获取了大量资金，有助于缓解军费压力，减轻民众税负。可是，公田一卖，国有垦田数量锐减。大地主大商人们依仗权势，大量购入官田，兼并私田，隐瞒田产，偷税漏税。一面是国库缺钱，一面是田租流失，朝廷当然不甘心。
宋理宗景定四年（1263年），临安知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提出了官府回购“公田”的倡议，得到了宰相贾似道的青睐。受他指派，殿中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等人奏陈：“回买官田，可得一千万亩，则每岁六七百万之入，其于军饷沛然有余”。“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杜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平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
显然，这些好处让宋理宗动了心。在贾似道的坚持下，宋理宗力排众议，决心推动“公田法”改革。贾似道还带头将自家在浙西的万亩良田卖给官府，以表忠心，以堵非議。
一场轰轰烈烈的“公田法”改革运动，就在南中国迅速推开。
“公田”并非一买了之
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财经改革。
——先试点，再推广。景定四年六月，宋理宗宣布在平江（今江苏苏州）、嘉兴、安吉（今属浙江湖州）、常州、镇江、江阴六州试点“公田法”。在南宋粮食主产区搞试点，有利于迅速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改进做法，这些地区连年遭受水旱灾害，迫切希望改变现状。
——限面积，限卖价。一开始，官府针对官员家庭，按照职务高低划定了占田限额标准，一品官限田50顷，以下每品递减5顷，至九品为5顷。对于超标田亩，由官府回购三分之一作为公田。回购价按照田租多少来确定，如一亩地如能收租一石，付地价200贯。
改革刚启动一个月，尚书都省就急忙宣布成效显著，“中外支用粗足”。尽管有阿谀拍马的成分，但公田法为南宋官府提供了更多可支配经济资源，对抑制土地兼并，缓和社会矛盾，纾解财政危机是有帮助的。然而，政策一旦落地，问题立刻爆发。
公田法实施四个月，官府就回购了公田350多万亩，但远少于预期，各级官员似乎也不积极。因此，朝廷索性将回购对象扩大到普通地主。限定这类家庭的占田限额不能超过5顷，不久又降到200亩，超出部分的三分之一由官府回购作为公田。官府支付的地价款是比较混乱的。回购超过5000亩的，付给银半分、官诰5分、度牒2分、会子2分半;1000-5000亩的，付给银半分、官诰3分、度牒3分、会子3分半;500-1000亩的，付给度牒、会子各半;低于500亩的，全付会子。
要知道，官诰和度牒是朝廷印发的空白批文，号称在黑市上很值钱，其实如果太多太滥就不值钱了。行在会子所每天加印15万贯会子，专门用来回购公田，导致会子迅速贬值。用这些东西来回购肥沃良田，无异于赤裸裸的掠夺。
至此，原本带有“抑强嫉富”色彩的“良法美意”彻底变味。
改革走样后的大溃败
尽管很多人反对，但朝廷依然付诸实施。在皇帝看来，筹措军饷，稳定军心，是压倒一切的大局。
为推行公田法，回购更多田亩，国家必须全面核查官民的田产，确定超标的田亩数。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贾似道主持实施“经界法”，逐户丈量土地，绘图造册。
经界法，就是清丈土地，弄清全国的田产占有情况，防止官僚、地主隐瞒田产、逃避赋税。然而，这么做会直接损害权贵集团的经济利益。
贾似道主持的咸淳版“经界”，将工作重点放在为回购公田提供数据，而非清查隐田、抑制兼并。这就只需根据原有田产记录，逐一核查其后变动情况，以便实现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无须清丈田地，手续相对简单，效率就比较高，持续两年就基本完成。
不过，由于执行层面的官员都是乡绅大族，在数据填报上普遍弄虚作假，这就使得多次“经界”后，田亩和赋税数据依然不准。富户照样设法避税，贫民仍旧寸土皆税。
事实上，贾似道推行的公田法，就像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一样，挑战的是已经成熟的土地私有制。他企图用国家行政的强制力来改变土地所有制，进而抑制兼并，其后果则是把富人和穷人都卷了进来，成为盘剥民脂民膏、践踏财产权的恶政，失尽人心。
一些官员上下其手，故意夸大普通地主和自耕农的田亩面积，强制增加回购数量，造成一些农户瞬间破产，更多地主丢掉了土地，只换来形同废纸的会子。当公田租给佃户后，官庄不按土质肥瘠征收田租，而是全部多收，大斗征收，导致许多佃户不堪重负，纷纷抛荒。
最糟糕的是，当初为了回购公田，朝廷加印了大量会子，其结果就是纸币贬值、物价飞涨，由此引发了一轮“会子危机”，把南宋朝廷拖入了万劫不复的险境。而当初“可平物价”的凿凿诺言，早已无影无踪。
兵败丁家洲，成为贾似道官场人生的转折点。此前，人们敢怒不敢言;其后，朝野骂声如潮。事实上，他的倒台，导火线是军事失利，根子还在“公田法”触犯了众怒。贾似道身败名裂，“公田法”未及废除，南宋朝廷就垮了台。忽必烈捡了便宜，公田法改革攫取的田亩和收入，成了他发军饷、给功臣赐田的主要财源。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
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长江丁家洲（今安徽铜陵附近）。一场关乎南宋王朝前途命运的战略决战徐徐落幕。宋军完败，船只和尸体蔽江而下。宰相贾似道身为统帅，临阵脱逃，导致全军崩盘。保卫首都临安的最后家底，就这样折腾光了。敌军压境，朝野惊恐，舆论哗然，千夫所指，贾似道只好出来顶雷，被贬出京城。
曾几何时，西湖畔“后乐园”的瑰丽图景，日夜饮酒作乐的醉梦岁月，让贾似道背上了“奸臣”恶名。不过，他并非真的不接地气。迷恋斗蛐蛐，却没玩物丧志，反倒潜心研究，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促织经》;推行“公田法”，虽然饱受非议，却也循序渐进，从试点到铺开，帮小朝廷苦撑了十几年。
朝廷缺钱，险象环生
两淮秦川，狼烟不断。南宋立国以来，一直身处险境。先是金国，后是蒙古，挥之不去的强大威胁接踵而至。使南宋军队必须规模庞大。宰相范锺曾向宋理宗上书坦言，南宋有正规军70多万，加上各州的非正规武装，总兵力“亦且百万”，跟北宋差不多。
军人多了，开销就大。宋宁宗嘉定年间，南宋著名理学家真德秀就提到，“东南民力耗于军费者十八”。南宋的官僚机构一如北宋，叠床架屋、队伍庞大、相互牵制、人浮于事。到南宋后期，朝廷“以一百余郡之事力，赡二万四千余员之冗官”。给这些官员发俸禄，又是一笔浩大开支。
朝廷曾组织屯田，但无法完全弥补军需缺口;也曾广开财源，加派苛捐杂税，还实施“和籴法”收购农户余粮。由于收购价格低，加上朝廷滥发楮币，导致严重通胀，百业凋零，流民四起。
官府以前有很多公田，即国有土地。宋高宗时期陆续变卖，获取了大量资金，有助于缓解军费压力，减轻民众税负。可是，公田一卖，国有垦田数量锐减。大地主大商人们依仗权势，大量购入官田，兼并私田，隐瞒田产，偷税漏税。一面是国库缺钱，一面是田租流失，朝廷当然不甘心。
宋理宗景定四年（1263年），临安知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提出了官府回购“公田”的倡议，得到了宰相贾似道的青睐。受他指派，殿中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等人奏陈：“回买官田，可得一千万亩，则每岁六七百万之入，其于军饷沛然有余”。“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杜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平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
显然，这些好处让宋理宗动了心。在贾似道的坚持下，宋理宗力排众议，决心推动“公田法”改革。贾似道还带头将自家在浙西的万亩良田卖给官府，以表忠心，以堵非議。
一场轰轰烈烈的“公田法”改革运动，就在南中国迅速推开。
“公田”并非一买了之
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财经改革。
——先试点，再推广。景定四年六月，宋理宗宣布在平江（今江苏苏州）、嘉兴、安吉（今属浙江湖州）、常州、镇江、江阴六州试点“公田法”。在南宋粮食主产区搞试点，有利于迅速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改进做法，这些地区连年遭受水旱灾害，迫切希望改变现状。
——限面积，限卖价。一开始，官府针对官员家庭，按照职务高低划定了占田限额标准，一品官限田50顷，以下每品递减5顷，至九品为5顷。对于超标田亩，由官府回购三分之一作为公田。回购价按照田租多少来确定，如一亩地如能收租一石，付地价200贯。
改革刚启动一个月，尚书都省就急忙宣布成效显著，“中外支用粗足”。尽管有阿谀拍马的成分，但公田法为南宋官府提供了更多可支配经济资源，对抑制土地兼并，缓和社会矛盾，纾解财政危机是有帮助的。然而，政策一旦落地，问题立刻爆发。
公田法实施四个月，官府就回购了公田350多万亩，但远少于预期，各级官员似乎也不积极。因此，朝廷索性将回购对象扩大到普通地主。限定这类家庭的占田限额不能超过5顷，不久又降到200亩，超出部分的三分之一由官府回购作为公田。官府支付的地价款是比较混乱的。回购超过5000亩的，付给银半分、官诰5分、度牒2分、会子2分半;1000-5000亩的，付给银半分、官诰3分、度牒3分、会子3分半;500-1000亩的，付给度牒、会子各半;低于500亩的，全付会子。
要知道，官诰和度牒是朝廷印发的空白批文，号称在黑市上很值钱，其实如果太多太滥就不值钱了。行在会子所每天加印15万贯会子，专门用来回购公田，导致会子迅速贬值。用这些东西来回购肥沃良田，无异于赤裸裸的掠夺。
至此，原本带有“抑强嫉富”色彩的“良法美意”彻底变味。
改革走样后的大溃败
尽管很多人反对，但朝廷依然付诸实施。在皇帝看来，筹措军饷，稳定军心，是压倒一切的大局。
为推行公田法，回购更多田亩，国家必须全面核查官民的田产，确定超标的田亩数。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贾似道主持实施“经界法”，逐户丈量土地，绘图造册。
经界法，就是清丈土地，弄清全国的田产占有情况，防止官僚、地主隐瞒田产、逃避赋税。然而，这么做会直接损害权贵集团的经济利益。
贾似道主持的咸淳版“经界”，将工作重点放在为回购公田提供数据，而非清查隐田、抑制兼并。这就只需根据原有田产记录，逐一核查其后变动情况，以便实现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无须清丈田地，手续相对简单，效率就比较高，持续两年就基本完成。
不过，由于执行层面的官员都是乡绅大族，在数据填报上普遍弄虚作假，这就使得多次“经界”后，田亩和赋税数据依然不准。富户照样设法避税，贫民仍旧寸土皆税。
事实上，贾似道推行的公田法，就像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一样，挑战的是已经成熟的土地私有制。他企图用国家行政的强制力来改变土地所有制，进而抑制兼并，其后果则是把富人和穷人都卷了进来，成为盘剥民脂民膏、践踏财产权的恶政，失尽人心。
一些官员上下其手，故意夸大普通地主和自耕农的田亩面积，强制增加回购数量，造成一些农户瞬间破产，更多地主丢掉了土地，只换来形同废纸的会子。当公田租给佃户后，官庄不按土质肥瘠征收田租，而是全部多收，大斗征收，导致许多佃户不堪重负，纷纷抛荒。
最糟糕的是，当初为了回购公田，朝廷加印了大量会子，其结果就是纸币贬值、物价飞涨，由此引发了一轮“会子危机”，把南宋朝廷拖入了万劫不复的险境。而当初“可平物价”的凿凿诺言，早已无影无踪。
兵败丁家洲，成为贾似道官场人生的转折点。此前，人们敢怒不敢言;其后，朝野骂声如潮。事实上，他的倒台，导火线是军事失利，根子还在“公田法”触犯了众怒。贾似道身败名裂，“公田法”未及废除，南宋朝廷就垮了台。忽必烈捡了便宜，公田法改革攫取的田亩和收入，成了他发军饷、给功臣赐田的主要财源。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