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吁求小说从“细支末流”的文化传统中脱化出来，“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紧贴历史现下，统摄政治生活，观照社会人生，是为小说之勾连群治，以翻新文化传统，重整现代中国。衡南劫火仙在《小说之势力》中指出：“欧美之小说，多系公卿硕儒，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绩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用以醒齐民之耳目，励众庶之心志。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然其立意，则莫不在益国利民，使勃勃欲腾之生气，常涵养于人世间而已。”近现代中国的“群治”，是建立在国族观念基础上的关切社会历史的总体性概念;而经历了启蒙与革命之变奏的20世纪，当代中国再谈群治，似乎已是恍然有隔。但相通之处在于，现代中国小说发轫之初即蕴蓄的群治诉求，已成为中国文学“感时忧国”传统中的内在伦理，直至20世纪80年代而始，文学“向内转”的趋向日隆，但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书写等依旧回应着一个世纪以来的“群治”命题，商业化与大众化在新世纪逐渐影响着小说功能的转变与修辞的衍化，然而小说的社会功能、现实担当、历史使命始终历久弥新。可以说，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直贯穿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史，并且与晚近以降的中国文学维持着密切的互动，其影响流泽当下，形塑新的文化形象与伦理修辞。
　　“五四”前后，群治的概念在启蒙意识统摄下，以民主科学为旨归，国族危机、文化代变以及由此延伸的国民性痛疾等问题，陡然生成宏大的群治观念。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形成“问题与主义”之争，政治的、性别的、阶级的，甚至于宗教信仰、律法伦理等，都被置于一个具体方法与根本解决的框架之中加以讨论，论争双方深入辨析，既代表着文学精神的范畴，也指引了社会群治的方向，代表了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求索。而在20世纪20、30年代革命情势与战争背景下，群治的观念走向新的凝聚。毛泽东在1939年12月1日为中共中央写的一个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指出：“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分配适当的工作，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领导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倡导建立起“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直至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进一步提出：“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可以说，晚近以来倡导群治的文化使命及其承担者，在此情势下需要完成“革命化”和“群众化”的身份转变，尊重并塑就自身与工农阶级群体的纽带，建构新的群治观。以至到了20世纪50-70年代，群治的概念发生了深刻的位移，群“治”为“群”治所更替，小说叙事也从“自我”归化于以“阶级”和“群体”为准绳的新意识形态统率中。
　　革命史观中的小说与群治，一直持续至20世纪80年代前后，汉语叙事文本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徘徊乃至切换，至90年代，文学与群治愈显淡化脱钩之势，小说的历史职责与文化重负悄然卸下，以至于王晓明等学者不得不开启人文精神危机的大讨论，“今天，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了行当，于是踊跃‘下海’的人，倒越来越多。”失去了“轰动效应”的文学，姿态不断下沉，由是带来的小说的群治功能逐渐式微。随着21世纪以来革命历史的终结与启蒙意识的衰退，小说的革命历史使命及社会治理功能被一定程度架空，其深度参与并影响政治与文化进程的状态被淡化之后，群治对于叙事文本的作用也相应地发生了位移，进而呈现出一种新的转向。
　　如今，新世纪文学走过了第20个年头，我对当下的中国文学一直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其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实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向外转”。也就是说，文学不应仅仅局限于形式语言的内部，更不应沉落于纷繁复杂的生活现场无法自拔，而是应走出狭义的文学概念，走出内敛的与内卷的现象自身，指向无远弗届的人性世界及生命形态，更推及深远广大的社会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群治将带来外在社会政治乃至内在伦理旨归的新导向，尤其是当代中国小说再度直面政治与时代的命题，重塑文学在晚近以来总体性的历史观念、民主姿态与底层意识等，由是而生发出来的新的群治价值及文化承担，已然成为构筑当代中国小说新的功能与价值的重要旨归。
　　王昕朋的小说一向关注群體的表达，注重群众的关切，具有一种现实性与时代感，其中往往透露出群治与治群相互辩证的深刻的法治及伦理反思。长篇小说《漂二代》叙述的是长期生活在北京的底层小人物的生命轨迹，北漂二代的苦乐辛酸，在内外因的驱动下愈演愈烈，小说正是以这样的切口进入当代中国，审视群治之问题与难题。《北京户口》《红宝石》等小说同样聚焦的是底层群体的生存境况，站在平等的角度与当代中国不容忽视的“群”体进行对视，不预设立场，更不施展智识阶层的高高在上，而是与之对话、协商，在“群治”的整体观念中聆听多声部的音响，并将之引入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之中，对当中的精神进退施以审视和批判。中篇小说《红旗飘飘过大江》与长篇小说《文工团员》充满了对历史的认同与革命的共情，《寸土寸金》通过群众的声音阐发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理念特别是对自然的保护意识，《金融街郊路》《第十九层》《北京上午九点钟》等小说则对当代文学中对底层的超保护状态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拨，以期种下中正理性的群治观念，更为系统综合地观测判断当代中国的社会征兆，也传达出一种充溢着时代意识的总体性叙事形态。
　　中篇小说《万户山》（《福建文学》2021年第8期）谈的是当代中国的社区治理问题，其中体现出叙事文本内外层面的群治关切，这就意味着小说需要在一种既具体而微同时又客观宏阔的层面加以考究。在这个过程中，群体身上生成的精神文化情态未必是整饬的，时常表现出碎片化与反复性的性格，因而需要一种新的“法”治与“人”治相结合的价值理念，既需要全盘的度衡，又不可失却单一的摸索，其中投射出当代中国小说在面对新的群治状况时，所试图进行的整体性与综合性的考量。小说将故事设置在一个拆迁安置性的社区之中，那里有一万零一户人家，故名万户山。里头居民成分复杂，矛盾层出不穷，管理非常困难，此前已换了五任街道办党委书记，是远近驰名的问题社区。主人公范小萍临危受命，走进了万户山担任街道办党委书记。这是麻烦的开始。但随着叙述的展开，小说慢慢铺设其对社群的治理理念与行动方针，困境逐渐拆解，在小说中显露出群治的曙光。 　　范书记进社区第一天，就与“泼妇”刘欢欢起了纠纷，人与人的关系在剑拔弩张中将故事的矛盾迅速推向高潮，个体的内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始终存在难以纾解的死结。值得注意的是，万户山中人在阶层属性上是具有某种同一性的，但人物群像却完全不是以共同体的形式存在，相反，其内部充满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一个叫彭城的说话非常尖锐，也非常直率。他说，对付那些刁民不能心慈手软，该出手时就出手。前任的办事处领导走路都怕踩着蚂蚁，无怪干不成事。
　　范小萍皱了皱眉头，严肃地说，彭城同志，你这个观点不正确。怎么能把群众称为刁民呢？
　　彭城委屈地辩解道：范书记您新来乍到，不了解这个社区的情况。有人就是刁民，对他一百个好他不说你好，对他一点不好，他就骂你祖宗八代……
　　毫无疑问的是，对于范小萍及其治下的万户山的种种状况而言，从个体到群体的融汇衡量与综合考察，成为最终纾解难题的关键。其中可以见出，“群众”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新的伦理。而面对遍地顽疾的万户山，范小萍最终扭转乾坤的解决方案，仍旧是从“群众”入手，“这些垃圾堆放的时间长了，经过雨水浸泡、风吹日晒，蒸发以后严重污染社区空气，对人的身体特别是老人孩子的健康造成直接危害。我前两天请环保部门来做过检测，在全市所有小区中，咱万户山的空气污染指数排在第一位……达跃进在一旁说，再过几年咱社区的孩子考大学、参军体检都会受影响！”新官上任，首先关注的是群众最切身的问题，是他们的生命财产。联欢晚会，事实上是一种群众路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里的情与理，便是真正的群众及社群管理的情感结构和理性基础。
　　但值得注意的是，群治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其中不仅充斥着环境问题、伦理困境、人际危机等，而且彼此纠葛缠绕，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社会肌理与精神岩层的交织。正如小说中的重要症结所在的“广场”，成为群治的重要场域，那里是藏污纳垢之所在，人们将垃圾物件全部堆积其中，同时它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结点，解一结则通全局。在万户山，文化广场是群众的会聚之所，是诸种声音的集散地，那里代表着群众的意愿呼声，也成为疏通万户山症结的重要通道。“广场上的垃圾清理光了，地面冲刷干净了，没有人号召，也没有人通知，万户山社区的很多居民不约而同地来到广场上庆贺。达跃进一遍遍吆喝着，临时招呼一群老头老太太在广场一隅跳起广场舞，把广场上的气氛一下子掀起了个高潮。双喜和一群小伙伴在另一隅溜冰，引得很多大人孩子围观。杜刚走来走去，学着某个明星朗诵家的声音喊着：回来了，广场回到人民的怀抱！”范小萍正是以手术刀般精准的治理能力，从广场开启她的宏大计划，最终在情、理、法等多元化群治方式中，将顽疾遍地的万户山社区重新规整，扭转局面，赢取人心。
　　“平房变楼房，农民变市民，这并不代表就是‘安居’，真正意义上的安，应当是平安、安定、安全。”这样的境况为当代之群治提出了复杂严峻的难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无论是年轻的博士冯梅子，还是经验老到却牢骚满腹的社区工作者彭城，又或者是一腔热情但对群众和社区工作难以理解又无从下手的达跃进、何莹等人，都存在着各自的偏颇，同时也通过不同的偏见展露出群治的不同面向。在这个过程中，范小萍的存在无疑是特殊的，她的策略、理念和方式，都体现出小说意欲传递的群治观念。尤其是当面临万户山的群众问题时，她并没有上升到普遍性的判断，而是始终认为：“这是个别现象。再说，为什么要让他感觉到有一点对他不好呢？那么这一点肯定是我们工作中的问题。”这就在一个新的更富创见与包容的层面上去面对群治，不是搞简单的一刀切与全盘化，而是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形成多元化与多层次的治理要诀。不仅如此，“范小萍在电话里叮嘱她，做方案时一定不要把刘欢欢、杜刚这样的人落下了，也一定要把达跃进他们写上去。她说，还有那些租户，也有几千人呢！要让他们也体会到住进万户山，就是到了家。”在当代新的群治状况下，不是传统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就能处置问题的，更非仅仅结合政治经济学完成上层建筑的简单指令，小说所要探讨的，是如何在此基础上，融入正常运转的社群系统中，沟通多重元素与诸种关系，观照人性与人情，贯穿自然与生命、人性与人情的关联，以此形成当代中国之群治的情感结构、法治观念与发展理念，構筑新的精神文化支点。
　　不得不说，时至今日，群治不仅仅是一种古典理念与晚近观念，这里之所以要重新提起，是因为寻求在历史的渊薮与现实的转向中，形成新的群治理念，重新构筑小说与宏大历史的牵引。这其中代表着百年中国小说中的“群治”理念在当代的显著变化，也是后启蒙时代中国叙事文学的重要革新。值得一提的是，在王昕朋的小说《万户山》中，行政治理、知识分子、基层力量、民间呼声多重互动，于焉求同存异，包孕多元观念的融通理解，以此蕴蓄和培育人文精神，形塑新的情理结构及其文化认同，或许这便是当代中国小说在重整群治关系时不可或缺的要义。
　　责任编辑 林东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