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同业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NCD）与贷款基础利率（LPR）相继落地，向市场宣告了“中国式”市场化基准利率体系重新锚定，计划色彩浓重的“双轨制利率体系”将渐进告别历史，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对刺激市场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对商业银行而言，利率市场化首先意味着资金来源的透明化和竞争加剧，银行成本的台阶式上升不言而喻。银行准入门槛主动开放（民营银行兴起）和被动降低（互联网金融入侵），贷款也会因为竞争加剧而使得利润率下降，这将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它意味着银行坐享丰厚利润的好日子要结束了。
　　如果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经营主体风险承担和收益获取是对等的，利率市场化会倒逼银行回归稳健经营、风险厌恶、有序创新的“国民经济服务者、经济增长长期红利分享者”的角色定位，以真正市场主体的角色去参与即将到来的竞争，从而在整个社会形成稳健经营、回避风险、寻求长期收益、银企共赢、长期渐进成长的金融风险和管理文化。但是，由于政府一股独大和长期干预，中国商业银行独立市场经营和竞争主体地位不具备，市场化的监管能力弱化，风险承担和收益追逐长期不对等，理想的金融生态难以形成。在利率市场化急速推进、创新和混业经营已成事实的情况下，金融监管由于滞后或被“俘获”，监管套利、期限错配，寻求短期获利的“野蛮生长”和“道德风险泛滥”的情况很可能在这种不良的金融生态下出现，它最终结果是，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和金融服务没有得到满足，资金却通过不断变换“名目”的影子银行来博取超额短期收益，实体金融饥渴与虚拟金融繁荣的反差局面难以改观，金融风险链条被拉长、系统性风险在积聚。
　　上述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正在加速上升。
　　首先，商业银行仍旧无法获得完整的、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6月份“钱荒”的试探及随后注入资金的暗示，再加上近期“不放松也不收紧”的表态，意味着管理层没有信心断绝对商业银行过度追逐风险的援助。
　　其次，商业银行通过不断创设新的影子银行的模式来逃避监管，获取短期盈利非常容易。混业经营已成事实，银行通过与信托、保险、证券、基金等机构相互合作，创设出多种多样的非标融资模式，传统的银信合作一直受到监管层的打压，但结局仍旧是“斩不断、理不清”，银信合作的资产规模从2008年的1.22万亿增长到今年的9.45万亿，5年间膨胀了8倍。同时，银证合作也开创出新的影子银行盈利模式—券商资产管理业务。在短短的一年内，这一新兴业务所激发的资产规模增长了6倍，达到3.42万亿，这中间80%为银证合作的硕果。如果监管当局打压，银行和资金供给主体很容易创设新的方式来进行规避。
　　最后，在新增长模式还未出现的情况下，银行与实体经济共成长是一句“艰难的神话”。说到底，整个社会已经进入了资金逐利的时代，以银行信用（背后是政府信用）为中心将社会资金全部吸引过来，谁都没有耐心去培育实体经济成长。
　　数据也在说明这一问题。今年10月份，全社会新增贷款为5016亿，创10个月新低，但M2同比却增长14.3%。2013年1～10月，全社会融资规模为14.82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1.81万亿元。新增贷款创新低，反映了银行信贷在收紧，市场资金链紧张，而M2仍在保持很高的增速，表明市场对资金的需求还是非常旺盛，只是部分需求就会被赶到表外。今年以来，信贷走势和社会融资走势背离的趋势一直没有改变。目前，融资市场借新债以还旧债非常普遍，银行信贷占比在不断下降，而影子银行融资的比例在增加，这就导致银行信贷越收越紧，影子银行越做越大。
　　金融生态恶化叠加实体经济不振令人担忧，金融机构不独立，加上监管者被“俘获”使道德风险泛滥，整个社会进入玩钱时代。上世纪80年代，为应对竞争和欧美压力，日本提振实体经济、推进产业升级，大力推进金融自由化、金融机构竞争。但是，主办银行制放大了道德风险，监管又不力，资金没有进入政府意欲支持的产业和企业，反而制造了了房地产泡沫，最终导致日本出现“失去的10年”。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市场化是实现“二次腾飞”的必经阶段，也是提高实体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必经步骤，这被认为是“改革棋局”中先行改革的棋子，很多人认为这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政府的长期干预不仅影响了监管主体的独立和监管能力的提高，而且导致监管者被“俘获”，恶化了整个金融生态，最终的成本转嫁到了政府财政或纳税人身上，化为谁都说不清、但必然发生的改革成本。因此，如果不同时配以金融生态的完善，以利率市场化和资本自由兑换（上海自贸区设立之目的）为代表的金融改革最终效果将会受到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