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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公众对国企垄断行为的质疑与指责，中国掴关部门指出，有意将国企划分为公益型国企与竞争型国企，并分别承担不同的功能与职责。
如果将国企分为竞争型与垄断性两类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能够分担一下当前国企备受指责的境况，从经营业绩及相关指标上或许也能取得一定成效。
不过此举对于解决相关行业垄断问题并无益处，缘于政府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国企的态度。换句话说，为国企重新划分成分，不过是一场文字游戏罢了。
敏感的划分时机
2011年12月10日，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北京举行的“2011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透露，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将使国企向两个方向集中，未来会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类型国企：公益型国企和竞争型国企。他表示，一方面，要防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损害公众利益，另一方面，国企将承担破产退出的风险。
根据邵宁当时的阐述，公益型国企具备四个特征，首先，其产品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基本条件；第二，在经营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垄断或寡头竞争；第三，定价机制由政府控制，该类企业自身没有定价权；第四，企业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应经常承受政策性的亏损。“在中央层面包括如石油石化、电网、通信服务等领域的企业，在地方包括供水、供气、公共交通等方面的企业”。而由于该类国企在经营上普遍处于垄断地位，因此未来改革的重点在于提高透明度，建立包括价格、服务标准、成本控制、收入分配、资源配置等机制，以防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损害公众的利益。
相对于上述被定型为垄断型的国企，竞争型国企的政企分开更为彻底，“在机制上更加市场化，要独立承担经济法律责任，面对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乃至破产退出的风险，”也就是说，政府既不应该干预企业的决策和内部事务，对此类企业也并无扶持帮助的义务，如宝钢、中粮等企业。
听起来很美。
回顾当初情境，可以看出，国资委此次表态要加强监管，防止国企垄断地位侵害公众利益，正值发改委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展开反垄断调查之际。
业内咸称，这个时机令人琢磨不已。
国企改革广受诟病
根据相关意见，对于竞争型国有大企业，改革的方式是依托资本市场进行公众公司改革，国资委近几年一直在推动国企整体上市工作。竞争型国有大企业最终的体制模式很可能是一个规范的公众公司，完全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和规则运作。
这样的思路，将为中国国企改革开出一剂良方么?
国有企业改革历经二十余年，从“国营”到“国有”，再到现在的“国资”，先后经历了“让利放权”、“利改税”、承包制直至今天的产权改革。纵观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在分配关系上，始终包含着企业收入目标与政府收入目标之间的矛盾、企业经营者收入目标与企业收入目标之间的矛盾。一系列进程中，国企的尴尬地位变得无以复加：如果亏损就被认为是效率低下，浪费国家资源；赚钱则又被认为是与民争利。
喧嚣背后，最为核心的体制性问题，始终没有被大胆触碰。
想要循序渐进地改革，除了认清国企所处的“双轨制”环境以外，还要进一步理顺国资委的权责关系。现阶段的国资委职能定位、权利边界不甚明晰。事实上，国资委在行使职能时需要考虑清楚，如何理顺“出资人职能”与“行政主管部门职能”二者之间的关系。
当前国有企业并没有比一般企业更好地实现社会要求它们实现的供应目标。而且，这种情况是普遍的和系统性的。此外，民营企业感觉经营环境越来越不利，各种政策显然更有利于大型国有企业。所以，是否存在“国进民退”并不单纯是一个比例问题，而是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问题。
而国企人员收入问题也成为中国社会广为关注的问题。隐形的、内幕性质的收入差距，导致社会公众对国企充满了相当复杂的情感。
研究国企改革的学者张承耀对记者称，公益型国企与垄断型国企的划分，对当前的国企形势或改革发展的前景没有实际意义。在张承耀的观察中，中国的大型国企尤其是央企在全球市场是竞争性的，从国民来说是垄断的。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职能定位出现了异化。
由此也不难理解，中国的国有企业经过了所谓的几轮改革，到现在为止又回到原点。张承耀认为“没有实质性的改革。”
而在当前的格局之中，张承耀谨慎的认为，暂时还看不到中国国企具有真正改革的前景。
垄断与公益的统一冲突论
国资委相关部门称，媒体误读了所谓的“公益型国企”，而国资委提出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强调的是其对国计民生的保障作用。但更多的民众将其理解为：企业只强调公益性，而不顾盈利性和竞争力。
况且“既然是公益性质的企业，就必须发挥社会效益。但企业是趋利的，必须要盈利，这样才能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同时这些企业大多是上市公司，要对股东负责。”国资委研究中心许保利这样表示：公共性质国企应该是适度盈利而非暴利的企业，特别是企业的收入分配更应该公开透明。
在张承耀看来，中国的国有企业承担了许多本该由市场行为承担的职责。而国企公司化的改革并不能称为彻底的改革。
况且，如果向公益方向转变，势必会影响企业的利润。因此，如何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尽到上市公司的责任，是国企公益化改革中绕不过的障碍。或称，要求国企以经济利益让渡社会公共利益，并非是让企业不赚钱，而是倒逼垄断企业用看得见的透明机制，提升效率、控制成本、提高服务标准、进行价格控制。
垄断企业必须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是共识也是常识，但说到公益性，至少，人们在现实中很少在垄断国企身上看到。
要破除国企的特殊利益，必须引入必要的竞争机制，形成适度的竞争局面。
而在国企由垄断向公益的转身过程中，提高透明度，引入价格机制、服务标准，进行成本控制……都是必要的措施。最为关键的是，对上市国企的变革，势必要影响企业的利润。因此，如何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尽到上市公司的责任，是国企公益化改革中绕不过的障碍。而众多垄断国企，早已习惯由政府为其市场行为买单，这样一笔巨额开支，如何在改革之后进行平衡呢?
在垄断社会公共资源时，强调垄断带来的全民红利共享；在利益分配让渡，谈及企业公共责任时，又强调企业的市场盈利地位以及个体公司责任一这样的转身，委实太快。
况且这种转身倘若不能让渡民生，垄断企业必须在为民让利上做出实际行为。如果不能，不仅很难收获公众的信任，改革也将沦为形式。
张承耀建议，公益性质的企业并没有必要称为“公司”，缘于公司本身并不承担公益功能。而中国法律没有从根本上对此辨析清楚，也就是说，从法人制度上就没有做好。
换句话说，如果国有企业始终无法走出固有的窠臼，那么任何形式的改革，都没有实际意义。
公益型国企的模糊期待
国资委确定的国企未来改革之路，给人以期待。但实现国企公益化预期，似乎没有一个值得等待的答案。
如果按照相关公益化要求，一些国企就必须建立公开透明的制度。企业的运行机制、成本形成及其详细数据、关联公司及其交易、高管及其中层干部的个人薪酬福利和员工的平均薪酬与福利，必须详细向社会公开。
这一点，国企，能做到么?
国有企业并不能保证其自身利益与公众利益始终一致，无论何种国企，只要其根本性质不变动，那么任何在此基础上的变革，都无异于细枝末节的修补，而修补，需要浪费大笔的时间和物质成本。
但国资委一言既出，如何行动呢?
国企改革的目的在于提升效率，进而持续盈利，为社会贡献财富，不过可惜的是，目前为止，尚无法看到这样的效果。反而是社会财富被通过各种形式日渐积聚在各类国企名目下。当然，背后的人力资本运行机制，就更为中国公众所诟病了。
以经济利益让渡社会公共利益，国企会做到么?
即便是倒逼垄断企业用看得见的透明机制，提升效率、控制成本、提高服务标准、进行价格控制，但在国民利益再分配的领域，民众终归无法享受长期发展的既得实惠。这是根深蒂固的问题。
在学者刘澄的研究中，公益性企业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某种程度上，现在国资委的划分没有实际的意义，也没有可操作性。现在所谓的“垄断型与公益型”的提法，都会使企业的成本缩小，在此前提下，“没有一个企业会说自己盈利。”
刘澄认为，真正需要认可的是研究企业成本评价机制。例如，公益型的城市自来水供应企业一般是亏损的，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公司盈利非常高，只不过由于掺杂了各种不属于企业行为的成本支出，企业反而成为亏损企业。这样的例子，足以管中窥豹。
当下，应使国企通过市场竞争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以此明确社会均衡的边界成本，即便不能通过竞争来解决，也应该存在竞争对手。同时，监管部门也应通过相关调解手段，尽力分散企业的垄断职能。
如果将国企分为竞争型与垄断性两类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能够分担一下当前国企备受指责的境况，从经营业绩及相关指标上或许也能取得一定成效。
不过此举对于解决相关行业垄断问题并无益处，缘于政府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国企的态度。换句话说，为国企重新划分成分，不过是一场文字游戏罢了。
敏感的划分时机
2011年12月10日，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北京举行的“2011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透露，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将使国企向两个方向集中，未来会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类型国企：公益型国企和竞争型国企。他表示，一方面，要防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损害公众利益，另一方面，国企将承担破产退出的风险。
根据邵宁当时的阐述，公益型国企具备四个特征，首先，其产品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基本条件；第二，在经营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垄断或寡头竞争；第三，定价机制由政府控制，该类企业自身没有定价权；第四，企业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应经常承受政策性的亏损。“在中央层面包括如石油石化、电网、通信服务等领域的企业，在地方包括供水、供气、公共交通等方面的企业”。而由于该类国企在经营上普遍处于垄断地位，因此未来改革的重点在于提高透明度，建立包括价格、服务标准、成本控制、收入分配、资源配置等机制，以防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损害公众的利益。
相对于上述被定型为垄断型的国企，竞争型国企的政企分开更为彻底，“在机制上更加市场化，要独立承担经济法律责任，面对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乃至破产退出的风险，”也就是说，政府既不应该干预企业的决策和内部事务，对此类企业也并无扶持帮助的义务，如宝钢、中粮等企业。
听起来很美。
回顾当初情境，可以看出，国资委此次表态要加强监管，防止国企垄断地位侵害公众利益，正值发改委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展开反垄断调查之际。
业内咸称，这个时机令人琢磨不已。
国企改革广受诟病
根据相关意见，对于竞争型国有大企业，改革的方式是依托资本市场进行公众公司改革，国资委近几年一直在推动国企整体上市工作。竞争型国有大企业最终的体制模式很可能是一个规范的公众公司，完全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和规则运作。
这样的思路，将为中国国企改革开出一剂良方么?
国有企业改革历经二十余年，从“国营”到“国有”，再到现在的“国资”，先后经历了“让利放权”、“利改税”、承包制直至今天的产权改革。纵观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在分配关系上，始终包含着企业收入目标与政府收入目标之间的矛盾、企业经营者收入目标与企业收入目标之间的矛盾。一系列进程中，国企的尴尬地位变得无以复加：如果亏损就被认为是效率低下，浪费国家资源；赚钱则又被认为是与民争利。
喧嚣背后，最为核心的体制性问题，始终没有被大胆触碰。
想要循序渐进地改革，除了认清国企所处的“双轨制”环境以外，还要进一步理顺国资委的权责关系。现阶段的国资委职能定位、权利边界不甚明晰。事实上，国资委在行使职能时需要考虑清楚，如何理顺“出资人职能”与“行政主管部门职能”二者之间的关系。
当前国有企业并没有比一般企业更好地实现社会要求它们实现的供应目标。而且，这种情况是普遍的和系统性的。此外，民营企业感觉经营环境越来越不利，各种政策显然更有利于大型国有企业。所以，是否存在“国进民退”并不单纯是一个比例问题，而是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问题。
而国企人员收入问题也成为中国社会广为关注的问题。隐形的、内幕性质的收入差距，导致社会公众对国企充满了相当复杂的情感。
研究国企改革的学者张承耀对记者称，公益型国企与垄断型国企的划分，对当前的国企形势或改革发展的前景没有实际意义。在张承耀的观察中，中国的大型国企尤其是央企在全球市场是竞争性的，从国民来说是垄断的。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职能定位出现了异化。
由此也不难理解，中国的国有企业经过了所谓的几轮改革，到现在为止又回到原点。张承耀认为“没有实质性的改革。”
而在当前的格局之中，张承耀谨慎的认为，暂时还看不到中国国企具有真正改革的前景。
垄断与公益的统一冲突论
国资委相关部门称，媒体误读了所谓的“公益型国企”，而国资委提出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强调的是其对国计民生的保障作用。但更多的民众将其理解为：企业只强调公益性，而不顾盈利性和竞争力。
况且“既然是公益性质的企业，就必须发挥社会效益。但企业是趋利的，必须要盈利，这样才能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同时这些企业大多是上市公司，要对股东负责。”国资委研究中心许保利这样表示：公共性质国企应该是适度盈利而非暴利的企业，特别是企业的收入分配更应该公开透明。
在张承耀看来，中国的国有企业承担了许多本该由市场行为承担的职责。而国企公司化的改革并不能称为彻底的改革。
况且，如果向公益方向转变，势必会影响企业的利润。因此，如何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尽到上市公司的责任，是国企公益化改革中绕不过的障碍。或称，要求国企以经济利益让渡社会公共利益，并非是让企业不赚钱，而是倒逼垄断企业用看得见的透明机制，提升效率、控制成本、提高服务标准、进行价格控制。
垄断企业必须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是共识也是常识，但说到公益性，至少，人们在现实中很少在垄断国企身上看到。
要破除国企的特殊利益，必须引入必要的竞争机制，形成适度的竞争局面。
而在国企由垄断向公益的转身过程中，提高透明度，引入价格机制、服务标准，进行成本控制……都是必要的措施。最为关键的是，对上市国企的变革，势必要影响企业的利润。因此，如何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尽到上市公司的责任，是国企公益化改革中绕不过的障碍。而众多垄断国企，早已习惯由政府为其市场行为买单，这样一笔巨额开支，如何在改革之后进行平衡呢?
在垄断社会公共资源时，强调垄断带来的全民红利共享；在利益分配让渡，谈及企业公共责任时，又强调企业的市场盈利地位以及个体公司责任一这样的转身，委实太快。
况且这种转身倘若不能让渡民生，垄断企业必须在为民让利上做出实际行为。如果不能，不仅很难收获公众的信任，改革也将沦为形式。
张承耀建议，公益性质的企业并没有必要称为“公司”，缘于公司本身并不承担公益功能。而中国法律没有从根本上对此辨析清楚，也就是说，从法人制度上就没有做好。
换句话说，如果国有企业始终无法走出固有的窠臼，那么任何形式的改革，都没有实际意义。
公益型国企的模糊期待
国资委确定的国企未来改革之路，给人以期待。但实现国企公益化预期，似乎没有一个值得等待的答案。
如果按照相关公益化要求，一些国企就必须建立公开透明的制度。企业的运行机制、成本形成及其详细数据、关联公司及其交易、高管及其中层干部的个人薪酬福利和员工的平均薪酬与福利，必须详细向社会公开。
这一点，国企，能做到么?
国有企业并不能保证其自身利益与公众利益始终一致，无论何种国企，只要其根本性质不变动，那么任何在此基础上的变革，都无异于细枝末节的修补，而修补，需要浪费大笔的时间和物质成本。
但国资委一言既出，如何行动呢?
国企改革的目的在于提升效率，进而持续盈利，为社会贡献财富，不过可惜的是，目前为止，尚无法看到这样的效果。反而是社会财富被通过各种形式日渐积聚在各类国企名目下。当然，背后的人力资本运行机制，就更为中国公众所诟病了。
以经济利益让渡社会公共利益，国企会做到么?
即便是倒逼垄断企业用看得见的透明机制，提升效率、控制成本、提高服务标准、进行价格控制，但在国民利益再分配的领域，民众终归无法享受长期发展的既得实惠。这是根深蒂固的问题。
在学者刘澄的研究中，公益性企业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某种程度上，现在国资委的划分没有实际的意义，也没有可操作性。现在所谓的“垄断型与公益型”的提法，都会使企业的成本缩小，在此前提下，“没有一个企业会说自己盈利。”
刘澄认为，真正需要认可的是研究企业成本评价机制。例如，公益型的城市自来水供应企业一般是亏损的，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公司盈利非常高，只不过由于掺杂了各种不属于企业行为的成本支出，企业反而成为亏损企业。这样的例子，足以管中窥豹。
当下，应使国企通过市场竞争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以此明确社会均衡的边界成本，即便不能通过竞争来解决，也应该存在竞争对手。同时，监管部门也应通过相关调解手段，尽力分散企业的垄断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