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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初秋，我跟着我随波逐流的感觉，飘到一个小镇边缘的黄金选厂，充当一个往轰鸣的浮选机里填充矿石的工人。其时的我，对于工作的渴求已经饥不择食，任何一个收留我的地方都是救命稻草。
我已经十六岁，母亲在这个年龄已经订婚。比母亲幸运的是，我虽没有着手进入组建家庭的世俗框架，靠嫁人穿衣吃饭，却也不至于挨饿。我上山捋洋槐树叶，晒干的树叶八分钱一斤。从我家前门通往后沟洋槐树林的路上，往返着我顶着一大蛇皮袋洋槐树叶的身影;掏空儿去地里刨半夏，长半夏的地块上飘摇的一个新纸幡吓跑其他同伴，恰留下我一个人把飞扬的?头在风中抡得更欢，半夏需要在水里淘洗剥皮，搓了鲜半夏的手奇痒无比，我在尖利的石子上蹭痒，手磨破了隐见血丝，顽固的痒痒还是笃定地驻扎在那里。挖车前子苗的诱惑力在于晒干了八毛钱一斤，八毛啊，可遗憾的是它们扎根很深，且韧劲十足。我的手指深深抠进淤泥里去，勾了两勾还是没扯住它的根，只拎出几片散乱的叶子。饱盈水分的肥厚茎叶很难晒干，屋前的场院上摊着，芦花鸡心血来潮走过去刨两把，大黑狗溜达过去闲挠一爪，到头来一大片晒成恓惶的一小把。头发被山间的枯枝挂得凌乱，手被树叶的浓汁浸染得斑驳，我依旧每天朝大山的方向走去。十六岁的骨骼整日价嘎巴嘎巴响，我想要负累起什么，而不是把所有的一切撂给母亲。
年后我从外地一家老牌的鞋厂败北——进厂实习三个月，刚刚熟悉扎鞋帮子的流程，即将升级为正式员工，却遭遇厂子破产。我不无遗憾地上交了剪刀和帆布围裙，撕碎了几张食堂餐票，挥手铁路边那排灰旧的厂房，回到母亲身边，重操侍弄庄稼和打猪草的旧业。
炎夏的正午我对着一片麦子挥舞着镰刀，无论我怎样咬牙，让细嫩的皮肤直面太阳，怎么挥汗如雨，母亲都看不见，唯一看到的是我割过的麦茬太高。母亲提着她的镰刀不厌其烦地回头纠正，像纠正我每一次揉面或者绣花一样，认真地负起她为人母的责任。我腹诽母亲，她应该熬煎麦子在龙口夺食的当口，怎么能快捷地回到家，回到家里屯粮的仓里，而不应该纠结麦茬，或者把这里当做训女练女的课堂。母亲的声音一波一波从地头涌过来时，我索性把自己在麦垛上摆成一个大字。乘着这个大字的悠闲我看似在享受云卷云舒，脑子却在构想麦子收完我的去处，前途未卜是我头顶的乌云。从上学的轨道滑脱，我成了一片流浪的叶子。选择流浪，潜意识里对抗着农活。我不怕苦，我看到了母亲日复一日的日子，我不想接过那样的日子。
随村人的介绍，我来到这个国道边的选厂。上班的第一天，被指派给做饭的大师傅老刘头儿做帮厨。老刘头儿六十岁左右，矮墩墩的身材，看过去的第一眼，是他脸上份额超大的鼻子，鼻翼既像鼓起的风帆，又像被人揍得肿胀发炎。大鼻子被太阳晒得粗糙泛红，隐隐浮着寥落的干皮。他手把手教我切土豆丝，手关节拱起刀背，用控制的力道把土豆切得像铁丝。给我示范的时候，他硕大无比的鼻子先声夺人地杵在我眼前，我脑子出现同学借我小人书上匹诺曹不停生长的鼻子，可他不是匹诺曹，他看起来非常实诚。土豆在我手里弹跳，我没有摁住土豆，刀锋误打误撞地碰到了手指，青春期旺盛的血珠喷涌出来，一片斑驳的红迅疾晕染了土豆丝。我局促不安羞愧无措时，大鼻子叔给我拿来创可贴，我没有见过这种洋玩意儿，在家里我用墙根的干土面儿止血，然后到针线笸箩里找块碎布缠住。大鼻子叔肥厚短胖细腻绵软的手，碰触到我的手指，一股温暖厚实的感觉通过手指传过来。我跟大鼻子叔学会了给包子捏褶皱的花边，把它们间距整齐地摆在铺了湿笼布的蒸笼里。
大鼻子叔带我去镇上采购食堂需要的货物。他钢梁粗笨的自行车架上捆着一个大塑料桶，自行车带动塑料桶哐当哐当地响。我跟在他身后，路两边瓜地里绿到发蓝的瓜叶下，隐现的大西瓜催生我的焦渴，我舔了舔嘴唇。家里弟弟们、母亲、母猪和芦花鸡与我隔成一怀伤情。摁住这些影像不久，某个时刻他们又会突兀地冒出来，苹果园、豆角架、黄瓜地招摇的明明是异地的绿，它们似曾相识的模样却像绿在我家南坪的地头。
大鼻子叔在我前边絮叨着他和老伴儿的过往，兴之所至他停住脚勾回头。自行车带起的蹚土扑上我的裤腿，他一路不停地回头，狭窄的土路上腾出一只手向我比画一些细节，那些细节证明他们在日子里漾出来的恩爱。他的红鼻子在阳光下像开在鼻梁上的一朵鸡冠花。他怒放的样子对比着我的灰暗，其实该灿烂的应是迈进十六岁门槛的我。
乡镇街道相比小村物资丰富许多，内衣店、录像厅、一家冒着袅袅热气的包子铺横陈在当街，我们去的小铺门楣斜挂纸箱片，“轧面”两个字被白粉笔描粗，老板娘一双面手在轧面机上忙活，看到大鼻子叔宛如开花一样层层绽放笑容，笑容在飞舞的面尘里，黏着潮乎乎的面味道。拿了已经轧好的面条，我们来到杂货铺，店主熟练地将油腻腻的大塑料桶，注入满桶葵花籽油，然后过秤，数钱，大鼻子叔把油桶绑上自行车后座，再去买盐、味精和胡椒粉，最后驮着这些东西摇摇晃晃地返程。
我还被派去给老板的亲戚薅麦茬地里顶出来的玉米苗。刚刚摆脱农活的我，又一次面对农活，要去品尝匍匐土地的味道，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发出抗议。虽是农活，性质不一样——我犹自安慰自己，抗议被意念调到最低档。炎夏正午的玉米地里，我弯着腰，任玉米苗把手心染绿。看书使颈椎早早出了毛病，腰弯的时间和强度让我听见脊椎骨仿佛发出噌噌的断裂声，可是主人老婆在地边，她没有喝水吃饭的礼让，我不得不一次次弯下腰。
太阳向西移动的步子非常缓慢，疲惫和萧瑟越来越真切。在家里时疲惫可以看看云，看看地边细碎的地丁花;萧瑟可以让弟弟被我撩逗出装腔作势的哭声来驱赶，可是人在異乡却轻易俯拾寒凉。我不抬头看夕阳在天际营造的意境，它和我没有关系，我使劲摁住它里面的内容，我相信培植我的土壤，它的贫瘠给予我足够的坚韧。
那天迎着沿街的灯火回到选厂，大鼻子叔正在厨房明亮电棒的照耀下，切着案板上老板的下酒菜。他刀下的火腿一片挨着一片，均匀倒伏出一条直线。装盘、一撮香菜、几滴香油，他一双油腻胖手此刻无比灵巧，凉拌牛肉、猪耳朵、松花蛋一应几个凉菜摆满了案板。选厂是黄金浮选厂，只要老板回厂必上酒菜。大鼻子叔给我一小块牛肉，牛肉没有被品出味道就咽了下去。 站在厨房的地上，听大鼻子叔絮叨他的过往，电棒晕白的光影里，我突兀地看到手指和手心的皮肤像被谁撮起，慢慢起了褶皱。褶皱和褶皱叠加在一起拧成了疙瘩，我抚了一下，又起。再抚一下，又起。看着自己的手掌，惊惧从心里爬上来——莫不是回来的半道上碰到魔鬼，它钻进了我的身体？这样一想感觉手掌和胳膊像是没了连接，不通血脉，一时间我的手成了和我整体无关的零部件。灯光底下我晃着陌生而奇怪的手，怀疑是鬼魂操纵了我，隐隐的害怕让我头皮奓了起来，脑袋嗡嗡响，嘴里发出了不清不楚的小呜咽。大鼻子叔已经收拾好碗碟，正在弯腰扫地，觉出异样扔了正扫的笤帚，急急来握我绿汁斑斓的手。他轻抚了一下我的肩，然后一边揉搓我的手，一边安慰我说不要怕不碍事，是薅玉米苗用手过度了吧？他说这话的时候笑眯眯的，眉眼里的慈祥像画册上走下来的佛，敦实的大鼻子在灯下闪烁油亮的红光。
我无姐无妹，亦没有谈过恋爱，父亲在远处矿上，是农忙时来去的影子，母亲为庄稼屏蔽了自己的性别。自小被她斥来呵去，我的手从来没有被人这样温存地对待过。和母亲交接农具或者针线时偶尔触碰到她的手，粗糙得像砂布，短暂掠过时有着异样的隔膜。她从来不把温柔的手掌落下来，一次教我和面，水倒多了，看着我的手指被稀糊糊的面浆裹住，她一耳光扇过来，我的鼻血就一滴一滴滴嗒到面盆里。大表姐可以把头拱在大姨的怀里，让她给她捉头发里的虱子，或者捏捏她的脸蛋揉揉她的耳朵。冬夜刺骨的寒冷里，西厢房守着煤油灯读书的我，四肢蜷缩紧紧地抱着自己。雪在黑乎乎的窗棂外无声地飘落，我暗夜里的冥想并不奢望有人抱抱，哪怕只是让人握握我的手。打麦场上露天电影里一个镜头，男主人公拉着自己的女儿，小手放在大手里的特写，一直晃在糊报纸的墙上，晃在我头蒙了被子幽深的黑暗里，晃在打猪草的山坡上，晃成我寂寂心幕的经典。微弱的煤油灯光下我看着自己的手，翻过来覆过去地看，看着它在烟火熏黑的墙上的投影，时而弯出小狗，时而弯出小兔，它却没有任何机会被谁盈盈一握。
在大鼻子叔短粗绵软的掌心，关节被轻柔匀称的力道揉搓和打开，力道里的耐心和爱心，在我心里划过一丝奇异的感觉，这种感觉被我归属到亲情的范畴。在白天对玉米苗弯下千万次腰的映衬下，此刻它如此珍稀和醒目。眼泪不可控制地汹涌，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异地思乡的压抑此时有了缺口;也许貌似坚强此时有了允许脆弱的溃堤;也许旷日的薄凉此刻有了温暖的包容，自以为外壳坚硬内心也固若城池的我，竟允许自己杵在一个陌生人面前，任凭眼泪滴下来打湿了衣襟。
我正式的工种是给搅拌机上料。一班八个钟头我把几吨重的矿石一锨锨送进轰鸣的机器。白班好过晚班难熬，特别是后半夜，浮选油的味道从后车间飘过来比白天浓郁，其中夹杂的还有饥饿。而踩着晨曦下班的第一个念头是睡觉，沉闷又恶心的胃了无吃早餐的力气和兴味。酣睡的朦胧中同宿舍桂枝的洗漱声哗里哗啦，她不上夜班，她在办公室负责给老板打扫房间。房间不用整日打扫，她会跟着他出巡外面的城市，回来后改变了穿衣风格，薄宽的丝绵短袄换成咖色的毛料大衣。
桂枝是我同乡，她父亲嗜赌，在还赌账时，挑了家里麦子去卖，她母亲扯住他的担子，他摔开了她，她坐在被摔的地方呜呜咽咽哭了一下午，本来已经被邻家女人扶回屋了，谁知人家前脚刚走她后脚就喝了给庄稼治害虫的乐果。没了母亲，桂枝了无牵挂，和我一起出来打工。刚来的桂枝和我都是上料工，可是第一班没有支撑到底，她越过领班直接向外出归来的老板哭诉，哭诉的内容不得而知，她在老板屋内待了多半天，回来后告诉我，她要去办公室扫地了。
此后，她像破茧的蝴蝶一样，越来越呈现鲜艳的颜色。头发烫成螺丝卷，淘汰了耳朵上暗淡的铁丝圈，换上质感十足金光闪闪的金耳环。她把淘汰的旧衣十元一件卖给了我，包括一件涤棉的胸罩。我买此种物品在大庭广众之下会窘红了脸，更不用说去挑挑拣拣。见水脱形的胸罩我没穿几回也报废了，十元钱需要我给搅拌机装二十四个小时的矿石。
一天晚上正撬宿舍门锁的贼，被下夜班的工人惊扰，酣梦恍惚的我庆幸自己棉袄还在，屋侧传来桂枝的冷笑：你那破袄，嗤——是论好看哩，还是论值钱哩。她说这话时，我能想象到她翘起的薄唇里那丝讥诮。桂枝越来越凸显优越感，指使我买零食，捶背，洗衣，在我拒绝时，扔给我几片化妆盒里免费赠送的纸巾，哼哼唧唧黏上来软硬兼施。不是摇着我的手姐呀妹呀，就是板着脸几天不跟我说话。刚下夜班的我，顶着满头汗腥，半闭着困倦的眼睛，不情不愿给她捶打着肩头。
桂枝在厂里说话越来越硬气，还多次传达了老板的指示。厂里很多和她碰面的工人，不仅谦让着借过，还露出媚气十足的浅笑。但是她遛达到厨房，摆布老刘头儿变化食物的花样时，却遭到了他礼貌的抵触。蒸肉，没有。凉拌笋干，没笋了。醪糟汤，发过了刚倒掉。桂枝只得怏怏地跟在大伙儿后面舀大锅里的浆面条。有时候来晚了，浆面条还是凉的，想热一热，对不起，封火了。大鼻子叔对着桂枝的背影摔打着从前襟扯下的围裙，鼻子涨得比平日更加通红，里面还传来咻咻不止的出气声。
深秋夜晚的十二点，上夜班的我从三楼的宿舍爬起，披衣穿鞋摸索着开门，过道的灯泡被桂枝拉断了线绳，黑漆漆的走廊里我误把二楼的拐角当作平地，脚踏上去悬空的瞬间大脑一片空白，我从楼梯上像一片叶子飘落下来。我穿着唯一的一双厚跟鞋，这种鞋在失控的状态里改变脚脖的走势无可抵挡，我趴在地上，小狗一样抖动疼痛的触须。没有想过不去上班，我连这个念头都没有。夜半更深没有替换我的工人，即或是有，我亦不愿拱手让人，母亲带信，打麦的脱粒机钱和秋后的提留款让发了工资捎回去。我不怕痛，我怕的是我已失业一次，现在摇摆的岗位来了有背景的顶替工人。
捂着左脚在地下痛了半小时之久，挣扎着来到车间，在休班工人厌弃的嘟囔中，接过他手中的锨。我的瘸，所有人都看见了，从我身边过去的领班，后车间里的汞板工、浮选工，还有天亮时巡查的老板，公路边来往的车流，还有路边不远处哗啦啦拍着巴掌的白杨树。可是没有人问我，一个也没有。也许是我对我身边的动静立马以立定的姿势掩饰，也许是他们看不见真实存在着的我，我不过是一介微尘和小草。瘸着弯腰，瘸着铲矿，瘸着把矿石送到机器里。脚痛难忍，我看到接班工人向我走来时，像长跑运动员看到终点线一样瘫软在地上。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挪回宿舍的，我也不知道我在床上躺了多久，我下床摸鞋的时候，脚已经虚胀地无法塞进鞋里。没有鞋子，我只得缩回到床上。桂枝没在，习惯了她的夜不归宿和踪迹无定。月亮从开着的窗帘外窥视我，把一束散漫的光留在那里。我朝它摆摆头，掐断它幽魂一样的干扰。我不允许自己多愁善感，我要把自己当一粒坚韧的种子，无论怎样的土壤，都要扎下根须;当一枚钉子，有相当的韧性和硬度，朝生活的缝隙嵌进去。我摆头的时候，手背有一抹凉凉的湿。
谁在敲门，我以为桂枝没带钥匙。好像不是桂枝，她无论回来多晚，敲门声都高调张扬。是大鼻子叔在敲门，轻轻地敲轻轻地喊我，谨慎得像怕碰坏一件瓷器。我咬牙摁着床头跳着脚，拉灯、开门，他矮胖的身材，硕大的红鼻子冲进视线，一下子溃败我眼里的清流，像谁正在狂摇树上的露水。他躬身护着手里一碗蛋汤，汤里浮着翠绿的菠菜和鲜红的西红柿。我不敢想象，漆黑的没有灯光的楼道，他怎样艰难地双手平稳护着一碗蛋汤，一层一层越过障碍，攀爬着凹凸不平的台阶摸到三楼。
以后偶有空闲，我去大鼻子叔坚守的两间砖木简易厨房，剥葱捣蒜、切土豆丝、捏包子。大鼻子叔没有儿女，他说他老婆曾是戏剧团演员，年轻时习惯性流产没有坐住胎。如果能生，他更喜欢女儿。他叙说时候的那种笑，涌动的大鼻子像极舞台上的小丑，既有真诚的达观，又有背后的苍凉。
入冬的一场大雪改变了厂貌，虚景的白覆盖在高高低低的矿堆上，苍苍茫茫的天穹还是不断飘下无数的雪来。没有炉火的宿舍萧杀清冷，桂枝被老板的老婆带人暴打一顿，已经卷铺盖走人了。母亲听说我在一个私人小厂没日没夜地给机器装矿石，捎信让我回家。我不会回家，我坚持到了年关。随后，半年的打工生涯被我画上句号，十六岁的日历，翩然翻过。
多年后的一天，搭朋友车办事路过小厂，我执意停下来，在一片杂草肆虐的残垣断壁中，極力复原当年情形，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了，看不见青春稚嫩的我，怎样灰头土脸地在轰鸣的机器前挥舞着上料锨;看不见我站在那棵杨树下构想不知所以然的心事，可是我看见渺无音讯不知道他姓甚名谁的大鼻子叔，安抚我时佛一样眯着眼的笑容，灯光下油光闪烁的通红大鼻子;看见他短粗绵软的手，一次次耐心地揉开我痉挛的手指;看见那碗穿越漆黑楼道色彩斑斓泛出西红柿酸香味的蛋花汤。
大鼻子叔也不会知道，和他擦肩而过的一个女孩，她以后所有的路程，都携带一颗他无意施与的种子。
（石淑芳，笔名山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中国作家》《莽原》《山花》《雨花》《天津文学》《黄河文学》《延安文学》《散文选刊》等报刊。有作品入选《长篇小说选刊》或获奖。出版散文集《长在山间的文字》。）
编辑：刘亚荣
我已经十六岁，母亲在这个年龄已经订婚。比母亲幸运的是，我虽没有着手进入组建家庭的世俗框架，靠嫁人穿衣吃饭，却也不至于挨饿。我上山捋洋槐树叶，晒干的树叶八分钱一斤。从我家前门通往后沟洋槐树林的路上，往返着我顶着一大蛇皮袋洋槐树叶的身影;掏空儿去地里刨半夏，长半夏的地块上飘摇的一个新纸幡吓跑其他同伴，恰留下我一个人把飞扬的?头在风中抡得更欢，半夏需要在水里淘洗剥皮，搓了鲜半夏的手奇痒无比，我在尖利的石子上蹭痒，手磨破了隐见血丝，顽固的痒痒还是笃定地驻扎在那里。挖车前子苗的诱惑力在于晒干了八毛钱一斤，八毛啊，可遗憾的是它们扎根很深，且韧劲十足。我的手指深深抠进淤泥里去，勾了两勾还是没扯住它的根，只拎出几片散乱的叶子。饱盈水分的肥厚茎叶很难晒干，屋前的场院上摊着，芦花鸡心血来潮走过去刨两把，大黑狗溜达过去闲挠一爪，到头来一大片晒成恓惶的一小把。头发被山间的枯枝挂得凌乱，手被树叶的浓汁浸染得斑驳，我依旧每天朝大山的方向走去。十六岁的骨骼整日价嘎巴嘎巴响，我想要负累起什么，而不是把所有的一切撂给母亲。
年后我从外地一家老牌的鞋厂败北——进厂实习三个月，刚刚熟悉扎鞋帮子的流程，即将升级为正式员工，却遭遇厂子破产。我不无遗憾地上交了剪刀和帆布围裙，撕碎了几张食堂餐票，挥手铁路边那排灰旧的厂房，回到母亲身边，重操侍弄庄稼和打猪草的旧业。
炎夏的正午我对着一片麦子挥舞着镰刀，无论我怎样咬牙，让细嫩的皮肤直面太阳，怎么挥汗如雨，母亲都看不见，唯一看到的是我割过的麦茬太高。母亲提着她的镰刀不厌其烦地回头纠正，像纠正我每一次揉面或者绣花一样，认真地负起她为人母的责任。我腹诽母亲，她应该熬煎麦子在龙口夺食的当口，怎么能快捷地回到家，回到家里屯粮的仓里，而不应该纠结麦茬，或者把这里当做训女练女的课堂。母亲的声音一波一波从地头涌过来时，我索性把自己在麦垛上摆成一个大字。乘着这个大字的悠闲我看似在享受云卷云舒，脑子却在构想麦子收完我的去处，前途未卜是我头顶的乌云。从上学的轨道滑脱，我成了一片流浪的叶子。选择流浪，潜意识里对抗着农活。我不怕苦，我看到了母亲日复一日的日子，我不想接过那样的日子。
随村人的介绍，我来到这个国道边的选厂。上班的第一天，被指派给做饭的大师傅老刘头儿做帮厨。老刘头儿六十岁左右，矮墩墩的身材，看过去的第一眼，是他脸上份额超大的鼻子，鼻翼既像鼓起的风帆，又像被人揍得肿胀发炎。大鼻子被太阳晒得粗糙泛红，隐隐浮着寥落的干皮。他手把手教我切土豆丝，手关节拱起刀背，用控制的力道把土豆切得像铁丝。给我示范的时候，他硕大无比的鼻子先声夺人地杵在我眼前，我脑子出现同学借我小人书上匹诺曹不停生长的鼻子，可他不是匹诺曹，他看起来非常实诚。土豆在我手里弹跳，我没有摁住土豆，刀锋误打误撞地碰到了手指，青春期旺盛的血珠喷涌出来，一片斑驳的红迅疾晕染了土豆丝。我局促不安羞愧无措时，大鼻子叔给我拿来创可贴，我没有见过这种洋玩意儿，在家里我用墙根的干土面儿止血，然后到针线笸箩里找块碎布缠住。大鼻子叔肥厚短胖细腻绵软的手，碰触到我的手指，一股温暖厚实的感觉通过手指传过来。我跟大鼻子叔学会了给包子捏褶皱的花边，把它们间距整齐地摆在铺了湿笼布的蒸笼里。
大鼻子叔带我去镇上采购食堂需要的货物。他钢梁粗笨的自行车架上捆着一个大塑料桶，自行车带动塑料桶哐当哐当地响。我跟在他身后，路两边瓜地里绿到发蓝的瓜叶下，隐现的大西瓜催生我的焦渴，我舔了舔嘴唇。家里弟弟们、母亲、母猪和芦花鸡与我隔成一怀伤情。摁住这些影像不久，某个时刻他们又会突兀地冒出来，苹果园、豆角架、黄瓜地招摇的明明是异地的绿，它们似曾相识的模样却像绿在我家南坪的地头。
大鼻子叔在我前边絮叨着他和老伴儿的过往，兴之所至他停住脚勾回头。自行车带起的蹚土扑上我的裤腿，他一路不停地回头，狭窄的土路上腾出一只手向我比画一些细节，那些细节证明他们在日子里漾出来的恩爱。他的红鼻子在阳光下像开在鼻梁上的一朵鸡冠花。他怒放的样子对比着我的灰暗，其实该灿烂的应是迈进十六岁门槛的我。
乡镇街道相比小村物资丰富许多，内衣店、录像厅、一家冒着袅袅热气的包子铺横陈在当街，我们去的小铺门楣斜挂纸箱片，“轧面”两个字被白粉笔描粗，老板娘一双面手在轧面机上忙活，看到大鼻子叔宛如开花一样层层绽放笑容，笑容在飞舞的面尘里，黏着潮乎乎的面味道。拿了已经轧好的面条，我们来到杂货铺，店主熟练地将油腻腻的大塑料桶，注入满桶葵花籽油，然后过秤，数钱，大鼻子叔把油桶绑上自行车后座，再去买盐、味精和胡椒粉，最后驮着这些东西摇摇晃晃地返程。
我还被派去给老板的亲戚薅麦茬地里顶出来的玉米苗。刚刚摆脱农活的我，又一次面对农活，要去品尝匍匐土地的味道，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发出抗议。虽是农活，性质不一样——我犹自安慰自己，抗议被意念调到最低档。炎夏正午的玉米地里，我弯着腰，任玉米苗把手心染绿。看书使颈椎早早出了毛病，腰弯的时间和强度让我听见脊椎骨仿佛发出噌噌的断裂声，可是主人老婆在地边，她没有喝水吃饭的礼让，我不得不一次次弯下腰。
太阳向西移动的步子非常缓慢，疲惫和萧瑟越来越真切。在家里时疲惫可以看看云，看看地边细碎的地丁花;萧瑟可以让弟弟被我撩逗出装腔作势的哭声来驱赶，可是人在異乡却轻易俯拾寒凉。我不抬头看夕阳在天际营造的意境，它和我没有关系，我使劲摁住它里面的内容，我相信培植我的土壤，它的贫瘠给予我足够的坚韧。
那天迎着沿街的灯火回到选厂，大鼻子叔正在厨房明亮电棒的照耀下，切着案板上老板的下酒菜。他刀下的火腿一片挨着一片，均匀倒伏出一条直线。装盘、一撮香菜、几滴香油，他一双油腻胖手此刻无比灵巧，凉拌牛肉、猪耳朵、松花蛋一应几个凉菜摆满了案板。选厂是黄金浮选厂，只要老板回厂必上酒菜。大鼻子叔给我一小块牛肉，牛肉没有被品出味道就咽了下去。 站在厨房的地上，听大鼻子叔絮叨他的过往，电棒晕白的光影里，我突兀地看到手指和手心的皮肤像被谁撮起，慢慢起了褶皱。褶皱和褶皱叠加在一起拧成了疙瘩，我抚了一下，又起。再抚一下，又起。看着自己的手掌，惊惧从心里爬上来——莫不是回来的半道上碰到魔鬼，它钻进了我的身体？这样一想感觉手掌和胳膊像是没了连接，不通血脉，一时间我的手成了和我整体无关的零部件。灯光底下我晃着陌生而奇怪的手，怀疑是鬼魂操纵了我，隐隐的害怕让我头皮奓了起来，脑袋嗡嗡响，嘴里发出了不清不楚的小呜咽。大鼻子叔已经收拾好碗碟，正在弯腰扫地，觉出异样扔了正扫的笤帚，急急来握我绿汁斑斓的手。他轻抚了一下我的肩，然后一边揉搓我的手，一边安慰我说不要怕不碍事，是薅玉米苗用手过度了吧？他说这话的时候笑眯眯的，眉眼里的慈祥像画册上走下来的佛，敦实的大鼻子在灯下闪烁油亮的红光。
我无姐无妹，亦没有谈过恋爱，父亲在远处矿上，是农忙时来去的影子，母亲为庄稼屏蔽了自己的性别。自小被她斥来呵去，我的手从来没有被人这样温存地对待过。和母亲交接农具或者针线时偶尔触碰到她的手，粗糙得像砂布，短暂掠过时有着异样的隔膜。她从来不把温柔的手掌落下来，一次教我和面，水倒多了，看着我的手指被稀糊糊的面浆裹住，她一耳光扇过来，我的鼻血就一滴一滴滴嗒到面盆里。大表姐可以把头拱在大姨的怀里，让她给她捉头发里的虱子，或者捏捏她的脸蛋揉揉她的耳朵。冬夜刺骨的寒冷里，西厢房守着煤油灯读书的我，四肢蜷缩紧紧地抱着自己。雪在黑乎乎的窗棂外无声地飘落，我暗夜里的冥想并不奢望有人抱抱，哪怕只是让人握握我的手。打麦场上露天电影里一个镜头，男主人公拉着自己的女儿，小手放在大手里的特写，一直晃在糊报纸的墙上，晃在我头蒙了被子幽深的黑暗里，晃在打猪草的山坡上，晃成我寂寂心幕的经典。微弱的煤油灯光下我看着自己的手，翻过来覆过去地看，看着它在烟火熏黑的墙上的投影，时而弯出小狗，时而弯出小兔，它却没有任何机会被谁盈盈一握。
在大鼻子叔短粗绵软的掌心，关节被轻柔匀称的力道揉搓和打开，力道里的耐心和爱心，在我心里划过一丝奇异的感觉，这种感觉被我归属到亲情的范畴。在白天对玉米苗弯下千万次腰的映衬下，此刻它如此珍稀和醒目。眼泪不可控制地汹涌，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异地思乡的压抑此时有了缺口;也许貌似坚强此时有了允许脆弱的溃堤;也许旷日的薄凉此刻有了温暖的包容，自以为外壳坚硬内心也固若城池的我，竟允许自己杵在一个陌生人面前，任凭眼泪滴下来打湿了衣襟。
我正式的工种是给搅拌机上料。一班八个钟头我把几吨重的矿石一锨锨送进轰鸣的机器。白班好过晚班难熬，特别是后半夜，浮选油的味道从后车间飘过来比白天浓郁，其中夹杂的还有饥饿。而踩着晨曦下班的第一个念头是睡觉，沉闷又恶心的胃了无吃早餐的力气和兴味。酣睡的朦胧中同宿舍桂枝的洗漱声哗里哗啦，她不上夜班，她在办公室负责给老板打扫房间。房间不用整日打扫，她会跟着他出巡外面的城市，回来后改变了穿衣风格，薄宽的丝绵短袄换成咖色的毛料大衣。
桂枝是我同乡，她父亲嗜赌，在还赌账时，挑了家里麦子去卖，她母亲扯住他的担子，他摔开了她，她坐在被摔的地方呜呜咽咽哭了一下午，本来已经被邻家女人扶回屋了，谁知人家前脚刚走她后脚就喝了给庄稼治害虫的乐果。没了母亲，桂枝了无牵挂，和我一起出来打工。刚来的桂枝和我都是上料工，可是第一班没有支撑到底，她越过领班直接向外出归来的老板哭诉，哭诉的内容不得而知，她在老板屋内待了多半天，回来后告诉我，她要去办公室扫地了。
此后，她像破茧的蝴蝶一样，越来越呈现鲜艳的颜色。头发烫成螺丝卷，淘汰了耳朵上暗淡的铁丝圈，换上质感十足金光闪闪的金耳环。她把淘汰的旧衣十元一件卖给了我，包括一件涤棉的胸罩。我买此种物品在大庭广众之下会窘红了脸，更不用说去挑挑拣拣。见水脱形的胸罩我没穿几回也报废了，十元钱需要我给搅拌机装二十四个小时的矿石。
一天晚上正撬宿舍门锁的贼，被下夜班的工人惊扰，酣梦恍惚的我庆幸自己棉袄还在，屋侧传来桂枝的冷笑：你那破袄，嗤——是论好看哩，还是论值钱哩。她说这话时，我能想象到她翘起的薄唇里那丝讥诮。桂枝越来越凸显优越感，指使我买零食，捶背，洗衣，在我拒绝时，扔给我几片化妆盒里免费赠送的纸巾，哼哼唧唧黏上来软硬兼施。不是摇着我的手姐呀妹呀，就是板着脸几天不跟我说话。刚下夜班的我，顶着满头汗腥，半闭着困倦的眼睛，不情不愿给她捶打着肩头。
桂枝在厂里说话越来越硬气，还多次传达了老板的指示。厂里很多和她碰面的工人，不仅谦让着借过，还露出媚气十足的浅笑。但是她遛达到厨房，摆布老刘头儿变化食物的花样时，却遭到了他礼貌的抵触。蒸肉，没有。凉拌笋干，没笋了。醪糟汤，发过了刚倒掉。桂枝只得怏怏地跟在大伙儿后面舀大锅里的浆面条。有时候来晚了，浆面条还是凉的，想热一热，对不起，封火了。大鼻子叔对着桂枝的背影摔打着从前襟扯下的围裙，鼻子涨得比平日更加通红，里面还传来咻咻不止的出气声。
深秋夜晚的十二点，上夜班的我从三楼的宿舍爬起，披衣穿鞋摸索着开门，过道的灯泡被桂枝拉断了线绳，黑漆漆的走廊里我误把二楼的拐角当作平地，脚踏上去悬空的瞬间大脑一片空白，我从楼梯上像一片叶子飘落下来。我穿着唯一的一双厚跟鞋，这种鞋在失控的状态里改变脚脖的走势无可抵挡，我趴在地上，小狗一样抖动疼痛的触须。没有想过不去上班，我连这个念头都没有。夜半更深没有替换我的工人，即或是有，我亦不愿拱手让人，母亲带信，打麦的脱粒机钱和秋后的提留款让发了工资捎回去。我不怕痛，我怕的是我已失业一次，现在摇摆的岗位来了有背景的顶替工人。
捂着左脚在地下痛了半小时之久，挣扎着来到车间，在休班工人厌弃的嘟囔中，接过他手中的锨。我的瘸，所有人都看见了，从我身边过去的领班，后车间里的汞板工、浮选工，还有天亮时巡查的老板，公路边来往的车流，还有路边不远处哗啦啦拍着巴掌的白杨树。可是没有人问我，一个也没有。也许是我对我身边的动静立马以立定的姿势掩饰，也许是他们看不见真实存在着的我，我不过是一介微尘和小草。瘸着弯腰，瘸着铲矿，瘸着把矿石送到机器里。脚痛难忍，我看到接班工人向我走来时，像长跑运动员看到终点线一样瘫软在地上。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挪回宿舍的，我也不知道我在床上躺了多久，我下床摸鞋的时候，脚已经虚胀地无法塞进鞋里。没有鞋子，我只得缩回到床上。桂枝没在，习惯了她的夜不归宿和踪迹无定。月亮从开着的窗帘外窥视我，把一束散漫的光留在那里。我朝它摆摆头，掐断它幽魂一样的干扰。我不允许自己多愁善感，我要把自己当一粒坚韧的种子，无论怎样的土壤，都要扎下根须;当一枚钉子，有相当的韧性和硬度，朝生活的缝隙嵌进去。我摆头的时候，手背有一抹凉凉的湿。
谁在敲门，我以为桂枝没带钥匙。好像不是桂枝，她无论回来多晚，敲门声都高调张扬。是大鼻子叔在敲门，轻轻地敲轻轻地喊我，谨慎得像怕碰坏一件瓷器。我咬牙摁着床头跳着脚，拉灯、开门，他矮胖的身材，硕大的红鼻子冲进视线，一下子溃败我眼里的清流，像谁正在狂摇树上的露水。他躬身护着手里一碗蛋汤，汤里浮着翠绿的菠菜和鲜红的西红柿。我不敢想象，漆黑的没有灯光的楼道，他怎样艰难地双手平稳护着一碗蛋汤，一层一层越过障碍，攀爬着凹凸不平的台阶摸到三楼。
以后偶有空闲，我去大鼻子叔坚守的两间砖木简易厨房，剥葱捣蒜、切土豆丝、捏包子。大鼻子叔没有儿女，他说他老婆曾是戏剧团演员，年轻时习惯性流产没有坐住胎。如果能生，他更喜欢女儿。他叙说时候的那种笑，涌动的大鼻子像极舞台上的小丑，既有真诚的达观，又有背后的苍凉。
入冬的一场大雪改变了厂貌，虚景的白覆盖在高高低低的矿堆上，苍苍茫茫的天穹还是不断飘下无数的雪来。没有炉火的宿舍萧杀清冷，桂枝被老板的老婆带人暴打一顿，已经卷铺盖走人了。母亲听说我在一个私人小厂没日没夜地给机器装矿石，捎信让我回家。我不会回家，我坚持到了年关。随后，半年的打工生涯被我画上句号，十六岁的日历，翩然翻过。
多年后的一天，搭朋友车办事路过小厂，我执意停下来，在一片杂草肆虐的残垣断壁中，極力复原当年情形，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了，看不见青春稚嫩的我，怎样灰头土脸地在轰鸣的机器前挥舞着上料锨;看不见我站在那棵杨树下构想不知所以然的心事，可是我看见渺无音讯不知道他姓甚名谁的大鼻子叔，安抚我时佛一样眯着眼的笑容，灯光下油光闪烁的通红大鼻子;看见他短粗绵软的手，一次次耐心地揉开我痉挛的手指;看见那碗穿越漆黑楼道色彩斑斓泛出西红柿酸香味的蛋花汤。
大鼻子叔也不会知道，和他擦肩而过的一个女孩，她以后所有的路程，都携带一颗他无意施与的种子。
（石淑芳，笔名山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中国作家》《莽原》《山花》《雨花》《天津文学》《黄河文学》《延安文学》《散文选刊》等报刊。有作品入选《长篇小说选刊》或获奖。出版散文集《长在山间的文字》。）
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