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抓人事件日本是因小失大,其最终受损的,只能是日本国民利益与国家利益。
　　
　　9月7日上午,在钓鱼岛海域西北方向,中国一艘拖网渔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艇相撞,当日13时,海上保安官闯入中国渔船,以所谓“妨碍执行公务罪嫌疑”逮捕了船长詹其雄。9月9日,日海上保安厅将詹其雄移交日本检察当局。
　　回顾一周来日本政府关于这起事件的态度、决策,可以看出,日本政府早已预计到抓人可能危及中日关系。本来,中国大陆渔船经常在事件发生海域往来、作业,在这起事件发生之前,日政府从未动用海上保安厅舰艇抓人、扣船。这次行动的阵前指挥是内阁官房长官仙谷由人,律师出身,与中国交往很深。据媒体报道,9月7日晚,仙谷由人在首相官邸,与外务省、海上保安厅协议,最后做出逮捕中方船长的决策。据媒体透露,对于菅直人政府的这种强硬决策,日本政府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有人担心,这个事件将影响9月中旬举行的中日东海油气田合作开发谈判。果然,9月11日中国政府宣布,将推迟预定在9月中旬举行的上述谈判。
　　为何菅直人政府不惜破坏中日关系大局,做出非理性的外交决策?首先,这与其政权性质有关。这个政权与保守政权不同,其核心都是草莽出身,他们比保守的自民党政权更“懂得”利用那些激进民众的心理。现在,正值菅直人与小泽争夺民主党首的关口,谁能表现得更“爱国”,似乎谁就可以博得选民更多喝彩。其次,日本抓人也与日本最近20年来的政治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后的焦虑有关。日本人都知道,鸠山由纪夫政权倒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跟美国搞好关系。菅直人明白,美国人是得罪不起的。但在这个经济停滞、政局混乱的时代,总要替民众找个发泄口,于是,他们居然走一招险棋,冒犯中国,以图博得部分人的叫好。
　　日本政府方针确定后,出现一个很异常的现象,即平常竞争异常激烈,总想努力显示自己不同的日本媒体,在同一天“调门”一致,几乎统统站在日本政府一边。9月9日,日本各大媒体一齐发表社论,紧张局势骤然升高。日本各媒体社论题目一个比一个激进,例如《每日新闻》社论题目为“应断然实施侦察”,《读卖新闻》社论标题为“逮捕中国船长,理所应当”,《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标题为“尖阁(钓鱼岛)显露日本安保现实严峻”,只有《朝日新闻》社论题目稍显平和,即“应有预防领海争议的智慧”。应该看到,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本应具有多元化的政治态度、思想,但此次日本媒体却行动高度统一,这不能不令人警惕。
　　事件后,日本媒体十分注意中方反应。从9月8日至12日清晨,中国政府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连续4次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要求日本政府放人放船。其中,9月8日外交部长助理胡正跃召见丹羽,与日方“严正交涉”,要求放人放船。到了9月10日,杨洁篪外长召见丹羽,则要求日方“无条件”放人放船。而9月12日清晨,戴秉国国务委员因渔船问题紧急召见丹羽大使,表明中国政府“重大关切”与“严正立场”,他敦促日本政府“不要误判形势”,应该“做出明智的政治判断”,立即送还中国渔民和渔船。此地观察家分析说,戴秉国国务委员直接召见日本大使传达中方意见,这“极为罕见”,表明事态严重。
　　值得关切的是,9月10日日本各大媒体都详细报道了刚刚公布的日本政府《防卫白皮书》内容。在“撞船事件”后匆忙公布,这中间的政治意味不难读解,很显然,其用意是让人联想到“中国威胁”。这种公布方式让已经紧张的中日关系又增添了沉重的因素。
　　从整个事态发展来看,日本政府有意将这件事情“做大”,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迎战的局面。应该说,这次抓人事件日本是因小失大,即为国内政治斗争而动用民族主义手段,其最终受损的,只能是日本国民利益与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