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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橙”风靡
1979年10月，褚时健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此后的18年时间里，褚时健带领团队将这个陷入亏损的小烟厂打造成亚洲最大的烟厂——云南红塔集团，为国家创造利税1400亿元。在他最得意的时候，求他写条子批烟的人络绎不绝，在退休前，由于“经济问题”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此前，女儿在狱中自杀，那时他已经71岁了。当时，作为云南红塔集团的一把手，褚时健的工资水平仅相当于烟厂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18年的工资收入总共不过60多万元。“富庙里的穷方丈”身陷囹圄，在当时成为一件让人瞩目的大事。
褚时健案发后，有经济学家曾说：“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经营管理者而惋惜。”那时候人们都在议论，以为褚时健的一生将到此结束——即便不是生命的结束，至少也是事业的结束，他必将渐渐消失于公众视线。
可英雄之所以不同于凡人，最重要的是能够坦然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褚时健的感悟是：要积极而不是消极地对待挫折，做人一定要心宽，不要有太多计较，要坚持往前走。“我有一些老朋友，一遇到挫折就消沉下去，站不起身来了。”
几年后，褚时健因为罹患糖尿病，于2002年得以保外就医，众多烟草企业高薪请褚时健出山当顾问，他一一拒绝。
在75岁的时候，他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承包了玉溪市新平县嘎洒镇附近一片面积为2400多亩的荒山，种下了34万株橙树苗，开启了他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我带着妻子进驻到荒山里，穿上农民劳作时的衣服，再次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身患严重糖尿病的褚时健说，“有许多人关心我，生活本来不成问题，但是我闲不住。众所周知烟草的事情我不太方便介入了，但是我还有其他事情可以选择做。”
在日常生活中，褚时健发现美国进口到中国的水果例如橙子、葡萄和樱桃等口感很好，但是价格也非常贵，这让他不由又回想起过去那些岁月：“当时人人都说欧洲、美国的烟比中国的好，中国永远不可能生产出像‘三五’、‘万宝路’等著名香烟，但是我不信这个邪，经过多年的研究、实验，终于打造出了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名烟牌子。”
褚时健决心“重出江湖”，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和信心，“种出和美国橙子一样好吃，甚至比美国更好吃的橙子来”。
尽管有着多年成功栽种烟草的农业经验，但是褚时健发现种橙子和前者有许多不同，因为橙子有着自己的特性，在水分供给、营养成分配给、枝条留密和虫害、病害等方面都需要一项项去观察、实验和研究。
“我是边学习、边总结，并且和中国科学院的专家朋友们进行了长期的合作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困难的确遇到不少，比如糖分、酸度、日照等情况都需要细致应对。同时对于肥料的配制，灌溉用水的选择都花了心思，尤其灌溉用水都是从远处特别运来，以保证橙子味道的纯正。”褚时健说，“我一直鼓励自己，要做就要成功，要做就要做好。美国人能够种出好吃的橙子，我也一定能种，我不会比他们差。”
“我也摸索了不少经验。”如肥料是褚时健的独特配方，混合了鸡粪、烟末，还有榨甘蔗后废弃的糖泥……褚时健很得意于自己配置的肥料，成本只有200多元，但比市场上1000元的化肥还好。不仅改变了山里的土壤结构，还让冰糖橙的甜酸比达到最适宜的18：1。
不久后，昔日的“烟王”已是地道农民模样：头发花白，微驼着背，白色的圆领衫松松垮垮，上面还沾有泥土。一名曾经叱咤风云的企业家，甘心成为了面色黝黑但健康开朗的农民。
历时五六年，褚时健所栽种的橙树终于结出了果实，开始由于宣传不够，主要是靠一些老朋友帮助购买，包括集团消费。后来，“质量好了，口碑就好，所以我从不主动宣传。”他说。
果然，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昆明街头的其它橙子10元4公斤随处可见，而他种的冰糖脐橙8元1公斤还很难买到，而且很多橙子更是一采摘下就发往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销售。
褚时健的朋友、也是他的代理律师马军说：“一直有人恶意中伤褚时健，说他以前在烟草行业的成功靠的是国家资源。而现在他二次创业种橙子的过程，并没有依靠什么国家资源，基本上靠的是产品质量和公平的市场竞争，但是他仍然很成功。”
“有一次我去了解沃尔玛里的销售情况，发现我们的橙子已经卖完了，而旁边美国进口的橙子还剩了一大堆。”褚时健乐呵呵地说，“顾客们认为美国的橙子皮偏厚，味道偏酸，而我们的橙子水分更足，甜味明显，更适合中国人的口味，这些可都是我们大家多年心血的成果。”
在褚时健看来，“任何事情只要认真做，不可能做不好。其实种东西和培养人是一样的道理，一方面是要用心，另一方面是前期施与的养料要合理，这样才可能结出好果实。但目前，全社会对于这些问题都还没有清醒的认识，行动上仍然遵循一些陈旧的习惯。”
农户才不管你是不是褚时健
作为曾经的“烟王”，褚时健只有在谈话时，才有抽烟的习惯，“以前美国有个调查机构，说抽一根烟减少寿命5分30秒，我对这种说法不当回事，很多人，抽烟抽到90岁。我三天一包烟，没有什么感觉，但喝酒对我有影响。”对于果园，如何平衡果农的利益，让这支队伍趋于稳定，是褚时健经常思考的问题。
褚时健承包的果园里已经有300多人在工作，果农们基本都来自附近山区，分为三个组管理，约有14％的农户是原来农场留下的，后来大家相互介绍，加入褚时健的团队，90％的农户来自嘎洒和水塘两镇，另有约10％来自普洱市的镇沅县。果苗是从褚时健的家乡华宁县弄来的，通过多年的培育，果实味道已大为改变。农民讲究现实的东西，不一定相中褚时健的名气。
为了留住果农，果园新增了一项福利，即果农可以从他们入园的那年算起，每年递增100元的工龄工资。不少果农，从内心里感激褚时健，可不仅仅为这点工资。山里多雨季节常常发生泥石流，有的当地人连房舍都被毁掉了，但只要来山里种橙子，褚时健就会给他们提供住的地方。
来到这里的每户果农，可承包的果园面积大概在23亩左右，从开花、施肥到打药、修剪，每个环节都很重要，他们吃住都在山上。房子是公司的，里面有沼气，需要买生活用品，就骑摩托车去山下的嘎洒镇。他们每月从公司领取500元的生活补助，工具和农药的钱都是公司承担，果农需要学习技术并付出劳动。 如果去参观褚时健的果园，你会发现天不亮，就有一片繁忙景象——果农们或者采摘果实，或者在施肥、打药。他们一见到差点的果子就随手摘掉，因为怕会影响后期质量，他们杜绝以次充好。果子摘完，接下来的功课是施肥，以补充果实带走的营养。
也有农户认为很辛苦，一年到头都住在山上，几乎失去了自由。40余岁的农民胡九陆说，老家的土地被泥石流吞噬，果园一开建，他就和妻子来到山上。他算了一笔账，如果两人的年收入不能达到3万，日子就难以过下去。胡九陆说，“果农之间有竞争，如果谁的产量低，公司也会说，养不起你，可以走了。”如今，胡九陆已经掌握了全面的技术，遇到病虫害，不用请教技术员，自己就知道对症下药。
这一年胡九陆一共收获60吨冰糖橙，和几乎所有果农一样，产量都有提升，只要年终公司的“收购”价不低于去年，两口子3万元年收入的目标即可实现。
“搞人际关系，我不行”
褚时健做企业的最早经历是在“文革”时期，他曾经担任过嘎洒糖厂的厂长。谈起这段历史，褚时健脸上的笑纹深了一些，像在说一个笑话：“我这个厂长是戴罪之身，‘摘帽右派’，打个比方，‘右派帽子’挂墙上，检查的人来了，就给我戴上，批斗我了，就戴着帽子走个过场。厂里有两路造反派互相打，他们都不舍得往死里整我。整个云南的糖厂都亏损，我那个镇办小厂一年盈利30多万，别的厂100斤甘蔗能榨9斤糖，我们能榨12斤。我们还把别人榨过的废料，要过来再榨一次。尽管设备简陋，品质在当时算好的。”
在农村的日子，尽管全家生计艰难，和坐机关相比，褚时健反而觉得轻松了很多。他说：“我是个不爱求人的人，搞人际关系，我不行，觉得心烦。”1979年，褚时健在嘎洒镇上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他心想：“一切该结束了。我是搞经济、搞技术的，我们这些人又有用武之地了。”
从做糖，到做烟，再到做橙，褚时健都可以说是一个技术至上型管理者。三次做企业都很成功，这使他只认这个理。“真有拳头产品，市场就不是问题。”
“搞技术”的褚时健其实很懂得“分甘同苦”的道理，如今“务农”，他也表示，“愿意带领在果园中打工的农民一起走向富裕。”
他还引用了以前种植烟叶的管理经验，来管理果园。给每棵果树都定了标准，尤其产量是固定的数字，他还制定了激励机制，一名果农只要承担的任务完成每年就能领到4000元工资，质量达标的再领4000元，年终奖金又有2000多元，这样正常情况下一名果农一年最少能领到1万多元，个别人甚至达2-3万多元，明显比到外面打工挣钱还多。果农们承他的情。
有媒体问他，“经历了那么多事后，你如何看待朋友？”褚时健思考了很久，才回答：“我在牢里的时候，心想我70多岁了，以后能不能活着出去，出去以后又靠什么生活？后来，我弟弟来看我，带了他种的橙子，我吃了一口，心想，味道还可以啊，要是能出去就种橙子吧。后来，得了病，身体状况很差，再不出去看病，估计就死在里面了。出来后，就想找点事做，消磨时光。处理我的案子时，他们给我留了120万元。听说我要种橙子，几个有钱的朋友每人借给我几百万元，加起来一共1000来万，他们说，就是给你玩玩，玩没了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也用不着。到2009年，这些债务都还清了，还钱的时候，他们又不肯要利息。”
“我不上市”
2012年10月底，“褚橙”首次进京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远在美国的王石在微博上留言：“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
这条微博转发了近4000条、评论超过1000条。随后，徐小平、梁冬、杨锦麟、龚文祥、白云峰、龚曙光、何力、老狼等各界精英人士纷纷写下微博，表达对褚时健的“敬佩与支持”。
此前，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在常州的一次媒体沟通会中谈到了褚橙，天使投资人徐小平、知名作家章诒和等人亦纷纷通过微博公开表示对褚时健的褚橙或敬佩威褒奖，“感激他在那么困难的时候送来了这么励志的橙子”。
其实，早在2002年，王石就专程拜访过褚时健。那时，王石领导的万科，已连续三年当选“中国最具发展潜力上市公司”。也就在这一年，他成功登顶非洲乞利马扎罗山和北美洲的麦金利山。而彼时，褚时健的第一拨橙子树刚种下。橙子挂果要6年，而褚时健当时已经75岁了。
褚时健的满头白发与创业的豪情，在那一刻触动了王石，“你想象一下，一个75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有人说起王石撰文向他致敬，褚时健指了指门口说：“王石来过两次，每次我们俩都站在那里，每次都说两个多小时的话。他事业做得不错，是个有追求的人。”
国内一家很有实力的投资公司专程托人询问褚时健对上市有无兴趣，这家公司看好褚时健橙子的口碑和赢利能力，有意运作“褚橙”登陆股市。褚时健听了，连连摆手。“没的这个心肠跟他们玩。再说，投资公司都要在上市后拿走股民一笔钱的。我85岁了，管不了几年，以后交给我外孙女和她丈夫。说实话，他们管管销售还行，但还没掌握种植技术，上了市，我倒是拿了钱，但亏了股民。我怕别人背后指指戳戳。”
褚时健也表达过对股市的看法：“你们觉得中国股市正常吗？一只做酒的股票从两元钱坐飞机一样地涨到90多元。”随后，他做了一个坠落的手势，接着说：“央企不是很赚钱吗？它们给股民分过红吗？”他用很慢的语速笑着说：“我不上市。”
85岁的褚时健历时10年，从“烟王”变身“橙王”。如今，他的果园年产橙子8000吨，利润超过3000万元，固定资产8000万元。不过，这些年的赢利，不是用于还债，就是变成水利建设等固定资产投入。最近，褚时健又租了400亩山地，树刚种下，挂果还需要几年。他从未畏惧过老，“想一直做到90岁”。
1979年10月，褚时健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此后的18年时间里，褚时健带领团队将这个陷入亏损的小烟厂打造成亚洲最大的烟厂——云南红塔集团，为国家创造利税1400亿元。在他最得意的时候，求他写条子批烟的人络绎不绝，在退休前，由于“经济问题”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此前，女儿在狱中自杀，那时他已经71岁了。当时，作为云南红塔集团的一把手，褚时健的工资水平仅相当于烟厂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18年的工资收入总共不过60多万元。“富庙里的穷方丈”身陷囹圄，在当时成为一件让人瞩目的大事。
褚时健案发后，有经济学家曾说：“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经营管理者而惋惜。”那时候人们都在议论，以为褚时健的一生将到此结束——即便不是生命的结束，至少也是事业的结束，他必将渐渐消失于公众视线。
可英雄之所以不同于凡人，最重要的是能够坦然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褚时健的感悟是：要积极而不是消极地对待挫折，做人一定要心宽，不要有太多计较，要坚持往前走。“我有一些老朋友，一遇到挫折就消沉下去，站不起身来了。”
几年后，褚时健因为罹患糖尿病，于2002年得以保外就医，众多烟草企业高薪请褚时健出山当顾问，他一一拒绝。
在75岁的时候，他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承包了玉溪市新平县嘎洒镇附近一片面积为2400多亩的荒山，种下了34万株橙树苗，开启了他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我带着妻子进驻到荒山里，穿上农民劳作时的衣服，再次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身患严重糖尿病的褚时健说，“有许多人关心我，生活本来不成问题，但是我闲不住。众所周知烟草的事情我不太方便介入了，但是我还有其他事情可以选择做。”
在日常生活中，褚时健发现美国进口到中国的水果例如橙子、葡萄和樱桃等口感很好，但是价格也非常贵，这让他不由又回想起过去那些岁月：“当时人人都说欧洲、美国的烟比中国的好，中国永远不可能生产出像‘三五’、‘万宝路’等著名香烟，但是我不信这个邪，经过多年的研究、实验，终于打造出了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名烟牌子。”
褚时健决心“重出江湖”，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和信心，“种出和美国橙子一样好吃，甚至比美国更好吃的橙子来”。
尽管有着多年成功栽种烟草的农业经验，但是褚时健发现种橙子和前者有许多不同，因为橙子有着自己的特性，在水分供给、营养成分配给、枝条留密和虫害、病害等方面都需要一项项去观察、实验和研究。
“我是边学习、边总结，并且和中国科学院的专家朋友们进行了长期的合作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困难的确遇到不少，比如糖分、酸度、日照等情况都需要细致应对。同时对于肥料的配制，灌溉用水的选择都花了心思，尤其灌溉用水都是从远处特别运来，以保证橙子味道的纯正。”褚时健说，“我一直鼓励自己，要做就要成功，要做就要做好。美国人能够种出好吃的橙子，我也一定能种，我不会比他们差。”
“我也摸索了不少经验。”如肥料是褚时健的独特配方，混合了鸡粪、烟末，还有榨甘蔗后废弃的糖泥……褚时健很得意于自己配置的肥料，成本只有200多元，但比市场上1000元的化肥还好。不仅改变了山里的土壤结构，还让冰糖橙的甜酸比达到最适宜的18：1。
不久后，昔日的“烟王”已是地道农民模样：头发花白，微驼着背，白色的圆领衫松松垮垮，上面还沾有泥土。一名曾经叱咤风云的企业家，甘心成为了面色黝黑但健康开朗的农民。
历时五六年，褚时健所栽种的橙树终于结出了果实，开始由于宣传不够，主要是靠一些老朋友帮助购买，包括集团消费。后来，“质量好了，口碑就好，所以我从不主动宣传。”他说。
果然，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昆明街头的其它橙子10元4公斤随处可见，而他种的冰糖脐橙8元1公斤还很难买到，而且很多橙子更是一采摘下就发往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销售。
褚时健的朋友、也是他的代理律师马军说：“一直有人恶意中伤褚时健，说他以前在烟草行业的成功靠的是国家资源。而现在他二次创业种橙子的过程，并没有依靠什么国家资源，基本上靠的是产品质量和公平的市场竞争，但是他仍然很成功。”
“有一次我去了解沃尔玛里的销售情况，发现我们的橙子已经卖完了，而旁边美国进口的橙子还剩了一大堆。”褚时健乐呵呵地说，“顾客们认为美国的橙子皮偏厚，味道偏酸，而我们的橙子水分更足，甜味明显，更适合中国人的口味，这些可都是我们大家多年心血的成果。”
在褚时健看来，“任何事情只要认真做，不可能做不好。其实种东西和培养人是一样的道理，一方面是要用心，另一方面是前期施与的养料要合理，这样才可能结出好果实。但目前，全社会对于这些问题都还没有清醒的认识，行动上仍然遵循一些陈旧的习惯。”
农户才不管你是不是褚时健
作为曾经的“烟王”，褚时健只有在谈话时，才有抽烟的习惯，“以前美国有个调查机构，说抽一根烟减少寿命5分30秒，我对这种说法不当回事，很多人，抽烟抽到90岁。我三天一包烟，没有什么感觉，但喝酒对我有影响。”对于果园，如何平衡果农的利益，让这支队伍趋于稳定，是褚时健经常思考的问题。
褚时健承包的果园里已经有300多人在工作，果农们基本都来自附近山区，分为三个组管理，约有14％的农户是原来农场留下的，后来大家相互介绍，加入褚时健的团队，90％的农户来自嘎洒和水塘两镇，另有约10％来自普洱市的镇沅县。果苗是从褚时健的家乡华宁县弄来的，通过多年的培育，果实味道已大为改变。农民讲究现实的东西，不一定相中褚时健的名气。
为了留住果农，果园新增了一项福利，即果农可以从他们入园的那年算起，每年递增100元的工龄工资。不少果农，从内心里感激褚时健，可不仅仅为这点工资。山里多雨季节常常发生泥石流，有的当地人连房舍都被毁掉了，但只要来山里种橙子，褚时健就会给他们提供住的地方。
来到这里的每户果农，可承包的果园面积大概在23亩左右，从开花、施肥到打药、修剪，每个环节都很重要，他们吃住都在山上。房子是公司的，里面有沼气，需要买生活用品，就骑摩托车去山下的嘎洒镇。他们每月从公司领取500元的生活补助，工具和农药的钱都是公司承担，果农需要学习技术并付出劳动。 如果去参观褚时健的果园，你会发现天不亮，就有一片繁忙景象——果农们或者采摘果实，或者在施肥、打药。他们一见到差点的果子就随手摘掉，因为怕会影响后期质量，他们杜绝以次充好。果子摘完，接下来的功课是施肥，以补充果实带走的营养。
也有农户认为很辛苦，一年到头都住在山上，几乎失去了自由。40余岁的农民胡九陆说，老家的土地被泥石流吞噬，果园一开建，他就和妻子来到山上。他算了一笔账，如果两人的年收入不能达到3万，日子就难以过下去。胡九陆说，“果农之间有竞争，如果谁的产量低，公司也会说，养不起你，可以走了。”如今，胡九陆已经掌握了全面的技术，遇到病虫害，不用请教技术员，自己就知道对症下药。
这一年胡九陆一共收获60吨冰糖橙，和几乎所有果农一样，产量都有提升，只要年终公司的“收购”价不低于去年，两口子3万元年收入的目标即可实现。
“搞人际关系，我不行”
褚时健做企业的最早经历是在“文革”时期，他曾经担任过嘎洒糖厂的厂长。谈起这段历史，褚时健脸上的笑纹深了一些，像在说一个笑话：“我这个厂长是戴罪之身，‘摘帽右派’，打个比方，‘右派帽子’挂墙上，检查的人来了，就给我戴上，批斗我了，就戴着帽子走个过场。厂里有两路造反派互相打，他们都不舍得往死里整我。整个云南的糖厂都亏损，我那个镇办小厂一年盈利30多万，别的厂100斤甘蔗能榨9斤糖，我们能榨12斤。我们还把别人榨过的废料，要过来再榨一次。尽管设备简陋，品质在当时算好的。”
在农村的日子，尽管全家生计艰难，和坐机关相比，褚时健反而觉得轻松了很多。他说：“我是个不爱求人的人，搞人际关系，我不行，觉得心烦。”1979年，褚时健在嘎洒镇上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他心想：“一切该结束了。我是搞经济、搞技术的，我们这些人又有用武之地了。”
从做糖，到做烟，再到做橙，褚时健都可以说是一个技术至上型管理者。三次做企业都很成功，这使他只认这个理。“真有拳头产品，市场就不是问题。”
“搞技术”的褚时健其实很懂得“分甘同苦”的道理，如今“务农”，他也表示，“愿意带领在果园中打工的农民一起走向富裕。”
他还引用了以前种植烟叶的管理经验，来管理果园。给每棵果树都定了标准，尤其产量是固定的数字，他还制定了激励机制，一名果农只要承担的任务完成每年就能领到4000元工资，质量达标的再领4000元，年终奖金又有2000多元，这样正常情况下一名果农一年最少能领到1万多元，个别人甚至达2-3万多元，明显比到外面打工挣钱还多。果农们承他的情。
有媒体问他，“经历了那么多事后，你如何看待朋友？”褚时健思考了很久，才回答：“我在牢里的时候，心想我70多岁了，以后能不能活着出去，出去以后又靠什么生活？后来，我弟弟来看我，带了他种的橙子，我吃了一口，心想，味道还可以啊，要是能出去就种橙子吧。后来，得了病，身体状况很差，再不出去看病，估计就死在里面了。出来后，就想找点事做，消磨时光。处理我的案子时，他们给我留了120万元。听说我要种橙子，几个有钱的朋友每人借给我几百万元，加起来一共1000来万，他们说，就是给你玩玩，玩没了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也用不着。到2009年，这些债务都还清了，还钱的时候，他们又不肯要利息。”
“我不上市”
2012年10月底，“褚橙”首次进京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远在美国的王石在微博上留言：“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
这条微博转发了近4000条、评论超过1000条。随后，徐小平、梁冬、杨锦麟、龚文祥、白云峰、龚曙光、何力、老狼等各界精英人士纷纷写下微博，表达对褚时健的“敬佩与支持”。
此前，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在常州的一次媒体沟通会中谈到了褚橙，天使投资人徐小平、知名作家章诒和等人亦纷纷通过微博公开表示对褚时健的褚橙或敬佩威褒奖，“感激他在那么困难的时候送来了这么励志的橙子”。
其实，早在2002年，王石就专程拜访过褚时健。那时，王石领导的万科，已连续三年当选“中国最具发展潜力上市公司”。也就在这一年，他成功登顶非洲乞利马扎罗山和北美洲的麦金利山。而彼时，褚时健的第一拨橙子树刚种下。橙子挂果要6年，而褚时健当时已经75岁了。
褚时健的满头白发与创业的豪情，在那一刻触动了王石，“你想象一下，一个75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有人说起王石撰文向他致敬，褚时健指了指门口说：“王石来过两次，每次我们俩都站在那里，每次都说两个多小时的话。他事业做得不错，是个有追求的人。”
国内一家很有实力的投资公司专程托人询问褚时健对上市有无兴趣，这家公司看好褚时健橙子的口碑和赢利能力，有意运作“褚橙”登陆股市。褚时健听了，连连摆手。“没的这个心肠跟他们玩。再说，投资公司都要在上市后拿走股民一笔钱的。我85岁了，管不了几年，以后交给我外孙女和她丈夫。说实话，他们管管销售还行，但还没掌握种植技术，上了市，我倒是拿了钱，但亏了股民。我怕别人背后指指戳戳。”
褚时健也表达过对股市的看法：“你们觉得中国股市正常吗？一只做酒的股票从两元钱坐飞机一样地涨到90多元。”随后，他做了一个坠落的手势，接着说：“央企不是很赚钱吗？它们给股民分过红吗？”他用很慢的语速笑着说：“我不上市。”
85岁的褚时健历时10年，从“烟王”变身“橙王”。如今，他的果园年产橙子8000吨，利润超过3000万元，固定资产8000万元。不过，这些年的赢利，不是用于还债，就是变成水利建设等固定资产投入。最近，褚时健又租了400亩山地，树刚种下，挂果还需要几年。他从未畏惧过老，“想一直做到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