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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语特有的发展特点，造成了口语与书面语的脱节，书面语中的文言因其脱离口语而日益向“雅”与“保守性”方向发展。语言发展的趋势是渐变的，而不是突变的。文言与白话的转变，是清末民初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汉语的重大变动，这一文白转型，表面上看似汉语内部的一种语言选择与嬗变，实际上是关乎社会发展，以及整个民族思维言说方式的一种质变。
关键词： 文言；白话；传统；现代
中图分类号：H1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5-0076-08
一、文言白话辨析
（一）口语和书面语的脱节
要辨析文言与白话的源流，厘清二者之间复杂的关联冲突，就得先从口语和书面语的分别谈起。
顾名思义，口语是人类口头上使用的语言，它以语音（声音符号）为传播媒介。书面语是人类书面上使用的语言，它以文字（形象符号）为传播媒介；从汉语发展的历史来看，大概自古以来书面语就跟口语不完全一致。阮元《文言说》称：“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之远；其著之简策传事者，亦有漆书刀削之劳，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又说：“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1]从书写材料的演变就可推想，在发明造纸术和纸张广泛使用之前，书面语是记录在龟甲兽骨、铜器、石器、竹简或者丝帛上的。这些书写材料，或是由于材质的问题，或是由于成本昂贵的原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最初的书面语要比古人实际运用的口语简约粗略得多。《周易·系辞上》所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就是一种很好的概括。意思是说：书面文字不能完全表达作者的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人的思想。
但是，即使这样，从本质上看，最初的书面语跟口语之间的差别还是比较小的，书面语大体上反映了当时口语的实际面貌。以先秦为例，诸子百家中，《论语》大多是孔子的语录，最能反映当时的口语。比如《论语·学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很可能就是当时口语的如实记录。与现代口语相比，差别主要是单音节词“朋”、“乐”与复合词“朋友”“快乐”的使用而已。古代尤其上古单音节词较多，“朋友”只用一个“朋”字、“快乐”只用一个“乐”字就行了。反问句式“不亦……乎？”跟今天的“不是……吗？”结构基本相同，只是所用词汇不同。“晚清维新派人物王照就认为孔夫子的著作是用‘当时俗言’写的，他说夏代殷代书中所没有的‘也、已、焉、乎’等助词，实际上就相当于今天白话文中的‘呀、么、哪、咧’等，这个看法是很有道理的。”[2]
语言是发展变化的。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按照语言学的基本原理来讲，当口语里的语音、语法、词汇发生变化时，书面语也应该相应地变化，否则就会与语言的口头形式脱节，影响语言交际的一致性。语言在发展，文言与白话的差异也随之产生、扩大，东汉至魏晋古代汉语已经形成了文言与白话的区别，直到清末民初这种差异被无限放大，以致形成一种文白势同水火的不可调和的斗争，戊戌变法时裘廷梁就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胡适更是将文言定为“死文字”。这都是由于汉语中书面语远远滞后于口语的发展造成的。其中原因，究其荦荦大者，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汉字是形意文字，不以表音为原则，与表音文字采取的概念—语音—字形的联络线路不同，汉字采取的是概念—自然物象—字形的联络线路。汉字的表意性使得汉字具有了超时空跨地域的稳固性。比如在古今读音演变中，“白”字在古代是入声字，而现代汉语共同语（普通话）中读阳平 [bai]（阳平），贵阳话读[pe]（阳平），苏州话读[bal]（阳入），广州话读[pak]（阳入），读音各不相同，却都用“白”字表示。人们既可以用汉语统一的词义来理解，又可以用不同的方言来诵读，这就使汉字不仅被中国各地的人们所接受，而且也被上下几千年的人们所接受，具有超越时空的稳固性和极为强盛的生命力，维系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整合、团结和统一。书面语这种超时空跨地域的稳固性，就其不受时空限制而言，是其优点。但是，就“言文一致”的要求而言，书面语与口语却是脱节的，这就不能不说是缺点了。
2.与口语相比，书面语比较保守。汉语书面语与口语的脱节造成了书面语的保守性。口语是语言的自然形式，它鲜活生动，与时俱进。刘知几《史通·言语》指出：“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3]书面语是口语经过提炼加工的书面形式，具有长久的保存性。朱熹曾说：“《书》有易晓者，恐是当时做底文字，或是曾经修饰润色来。其难晓者，恐又是当时说话。盖当时说话自是如此，当时人自晓得，后人乃以为难晓尔。”[4]由此，人们不仅能看到同时代的书面语，也能看到早一时期的书面语，也就能够模仿早一时期的书面语写文章。在现代语体文中仍然使用一些文言虚词或格式。
3.在传统儒学体系中，“经”至高无上，具有永恒性、权威性和神圣性。《白虎通义》释曰：“经，常也。”意谓经即经典之言、永恒不变。这些经典的权威性叫人们不敢轻易改动其中的字句，亦步亦趋地在它所囿限的范围内做文章。文言文这种书面语言由此产生并固定下来。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重文轻语”，视文言文为正宗，文言文被认为是“雅”的，所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因而文言在书面语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白话文被认为是“俗”的，不登大雅之堂，只有小说、戏曲等才通篇采用白话。
在书面语保守力量特别强的条件下，往往会形成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在知识分子圈内，文言是社交用语，口语中的文言成分也很重。即使是晚清以“崇白话而废文言”著称于世的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檄文，却也矛盾地以文言写成。此中意味，令人深思。这种言文分家的畸形现象直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受到根本的冲击。五四新文化运动响亮地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口号，从那时起，以现代口语为基础的白话文（即语体文）才开始取代文言文，成为中国人普遍使用的书面语，“言文基本一致”的现代书面语系统才告形成。 综上所述，周秦时的雅言就是在当时王畿口语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书面语，并且，出现了一大批用此雅言写作的文献，如《诗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如上所述，先秦的书面语在当时大概跟口语相差不多，还在能听得懂的范围内。但是，由于书面语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写作者大多会避俗就雅，力图向典范的周秦书面语靠拢，而相对忽视了跟口语的互动（也可以这样讲，最大限度地避免口语词汇进入书面语）。于是，书面语就逐渐与口语歧路而行，变成了纸面上的语言（也即一种目治的语言）。司马迁《史记·儒林传》提到，这种书面语“文章尔雅，训辞深厚”竟至连“小吏浅闻，弗能究宣”。
在社会层面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在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影响下，语言复古的倾向便更加严重，言文分离的局面于是形成。文言文的格局基本形成了定式，即从周秦和汉代的散文发展而来，因此，也就以其文章体式等作为范型，“文必秦汉”就成了文言文的一种规囿。于是，以文言为代表的书面语就与口语殊途而治，分道扬镳了。
（二）文言与白话：汉语书面语的两种形态
文言的两千多年发展，始终以先秦两汉的语言、叙述为准则。从价值标准上看，先秦两汉一直是古代文章的楷模，后来出现的骈文，也是从求用典，讲究音节、对偶等典雅方向上发展的。士大夫把它作为自己的专利资源、安身立命的依据，成为他们身份的象征与荣誉追求。张中行先生指出：“旧时代，尤其是古代，文化不普及，通文墨的只是少数上层人。上层人少劳多得，权多利大，有实惠。实惠同时就是荣誉。人总是喜欢荣誉的。荣誉必须表现为己身之外的人（越多越好）对己身的羡慕和尊敬。因为这要由外来，所以‘深藏若虚’的办法行不通，一定要想尽办法表露，求为人知。表露的方式，文人比不通文墨的人多‘文’这一种。能文是一种荣誉，文而能典是更上一层的荣誉。典雅当然与内容有密切关系，如在古人的眼里，《诗》《书》之类是最典雅的。”[5]这种典雅虽然对内容有要求，但还得看用哪种语言来表述。《诗》《书》等类保存在书面上的古典，用笔精炼、文辞典雅，用这种语言，就可以既表示自己有教养——对于古今来讲，这都是一样的，熟悉古典，这是很高的荣誉，也可以表示自己脱俗——这种脱俗，表现为在为文言谈中出口成章，文采斐然，也就是“言而能文”，也就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
文言一旦被打上了有别于“俗”的烙印，它也就成为上层社会与知识阶层的一种身份象征与专利。传统语言观的字道一体，更让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主观与学说广行于世。这更进一步加大了文言与白话之间的鸿沟。于是，文言行于上层社会，白话流于平民之中，二者之间的交涉越来越少。语言作为思想的表现形式也制约着思想，士大夫们把文言看作他们的专用语言，而这种专用语言又维护着士大夫阶层的纯洁性。小说《镜花缘》中描写一个酒保大谈“之乎者也”，讽刺的就是下等人侵犯了士大夫的文言专利。即使士大夫也为《红楼梦》所倾倒，有“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之说，但是小说的内容、词句依然不得进入诗文。而且，士大夫们虽然也阅读小说，但是他们所开列的书目却不会列入这类小说，甚至小说的内容典故，一旦进入诗文，便为文人所不齿。如袁枚曾经讽刺：“崔念陵进士诗才极佳，惜有五古一篇，责关羽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小说演义语也，何可入诗。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语，被毛西河诮其无稽，终身惭愧。某孝廉作关庙对联，竟有用‘秉烛达旦’者，俚俗乃尔。”[6]更有甚者，还有丢官的危险。如清代雍正时期，护军参领郎坤在奏折中引《三国演义》小说中内容作典故，受到“著革职，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发落”的严惩。然而，要知道郎坤在奏折中引用了小说，批阅奏折的人也必然知道这是小说中的典故，试想，不看何以知之？只是没人敢去责问皇帝。[7]
文人们为力求语言典雅，在古代典籍中，用“诗云”、“子曰”引经据典以壮声色的作法几乎触目皆是。在语体与用词上有意趋旧避新，大量用典，力求古奥，多用古字、古词语，句式避常而用变。就实践而言，便是在文言的系统里打转转，总之，都是义求古，言也求古。有意为之，“诸生不师今而师古”，并形成流派者，从唐朝古文运动开始，至明朝前后七子尤甚，如宋濂、刘基等人，笔下古奥得很，远不如《孟子》《韩非子》等浅易流畅。这种求古奥的风气，一直到清末民初的章太炎身上还表现得相当明显。影响所及，鲁迅在翻译《域外小说集》时也效仿之。1920年3月《域外小说集序》中说，“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屈聱牙’”；[8]在1934年《集外集·序言》中，鲁迅就说“以后又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9]这是一佐证。对于文言文的用典，胡适就曾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批评说：“适尝谓凡人用典或用陈套语者，大抵皆因自己无才力，不能自铸新辞，故用古典套语，转一湾子，含糊过去，其避难趋易，最可鄙薄。”[10]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倡导的推翻雕琢的、陈腐的、迂晦的等三个“推倒”，也是看到了文言的这种“死气沉沉”，毫无生机。
文言与白话的疏离过程，也就是文言自成一脉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人笔下总是古，古，古，就使文言不只站稳了脚跟，而且势力越来越大，直到有些人（如林琴南）的眼里，不这样写就不成其为‘文’”。[5]（30）于是，文言一旦形成，其趋于自成一格的封闭系统也就发挥了重大作用。这种作用，自有其功过，对于其过，前人多所评论，特别是在晚清民初，甚或成为一种潮流。但其功，却很少再被提起。
从“功”这一方面讲，文言寿命长、内容多、势力大，依靠它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当然，这些遗产既有精华，也有糟粕，需要我们有鉴别有批判地借鉴吸收。就保存中华传统文化而言，文言确实功不可没。但也就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大多用文言记载，在晚清民初，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提到废弃文言，就将之定为“死文字”主张废去，却忽略了其作为传统文化精华的载体，废弃了文言，传统文化何以立足？再如章太炎始终主张汉文化，其文多古奥文言。鲁迅并没有明确主张废弃文言，但鉴于“传统文化的吃人”，他主张不读或少读古书，本身也就抛弃了文言，而这一点，契合了废文言张白话的时代潮流。文言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否处理得恰当，就成为清末民初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能否合理进行的一个关键。在清末民初对文言的讨伐中，立论者过多地忽略了此问题。 白话是跟文言相对称的书面语，二者同源异流，虽然差别很大，但总有扯不断的关系。由于同源，所以不管如何变化，二者在词汇和句法方面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相似。这一点我们最不容忽视。朱光潜在《文学与语文》一文中说得非常有道理。他说：
活的语文常在生长，常在部分地新陈代谢。在任何一个时期，每一个活的语文必有一部分是新生的，也必有一部分是旧有的。如果全是旧有的，它就已经到了衰死期；如果全是新生的，它与过去语文就脱了节，彼此了无相干。我们中国语文虽然变得很慢，却也还是活的，生长的，继续一贯的。 [11]
由是，文言与白话总是在相生共存中发展。东汉时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指出：“夫文由（犹）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指意”即意图、意旨。意思是说，语言的功用在于明志，因此，贵在明白通俗，而“文犹语也”。书面语与口语相一致的语言发展路径，使得在书面语的发展过程中，文言与白话也互相渗透，文言的表达习惯会不自觉地渗入其时的白话中，而白话中也会掺杂相当数量的文言成分。鲁迅的小说被作为现代小说的代表作，但是，其小说并不是用纯正的白话写成，其中含有大量的文言词汇和文言句式，这已为学者们所注意。鲁迅最为人们所称道的《狂人日记》，在文章的一开头就用了文言小序，但这不但没有丝毫影响其所表达的反传统主题，而且更深化了这种主题。
二、文白转型的逻辑理路
语言是不断发展演变的。语言自产生之后，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社会的统一和分化以及民族间的接触和融合，也处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中。关于语言的发展变化，我国很早就有所记载。汉朝的刘熙在《释名》中写道：“古者曰‘居’，声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车’，声近‘舍’。”而明朝的陈第也在考察《诗经》古音演变的过程中，在《毛诗古音考序》中提到：“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到。”可以说，语言的演变是一种普遍现象，世界上各个民族现在使用的语言，都曾经历过并正在经历着复杂而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从严格的意义上来区分，发展与演变并非等同。发展是一个从简单到丰富，从低级到高级的正向过程。而演变则不同，它只是一种单纯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并不一定是从简单到丰富，从低级到高级的正向发展过程。
（一）语言的渐变性与文白转型
一般而言，语言的发展变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语言结构（包括语音、语法、语义、词汇）的演变。如语音方面，古代汉语有一整套全浊声母，而现在的普通话都清化了。如宋朝“帮旁并明”等三十六字母，其中每一句的第三个字即“并”列系全浊声母，在后来的普通话中，都化为同部位的清声母，即化入“帮旁”列。再如声调的变化，汉语有“平分阴阳、入派三声”的演变规律。再如词汇的演变，“爱人”原指未婚妻，现指配偶，且不分男女。而原来的未婚妻的意义，转由“对象”表示了。二是语言职能的变化。如满语原来是整个满族都使用的语言，而且留下了大量的满文文献，但是现在，由于满族大多操汉语，会满语的人寥寥无几了。而且，语言结构的变化与语言职能的变化一般成正比关系，也就是说，语言越丰富越精密，表达能力越强，它的使用范围也就越广，相应地，其语言结构也越精密越丰富，表达能力也就越强。相反，也成立。清末民初在外国坚船利炮逼迫下的语言变革，其主旨之一就是改变知识在文言精英群体中传播的现状，而将知识普及民众，因此，对于精英阶层的文言进行了改造甚至抑制，进而采用切音字母、简字甚或白话来达到知识的普及与启蒙的目的。
就语言结构的演变而言，语言的发展演变在语音、语法、语义、词汇等语言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就语言自身的演变来讲，渐变性、不平衡性是其特点。这两种特点是语言充当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所必须具备的。语言的渐变性不允许语言突变。从语言的社会功能来说，作为人们的交际工具，如果一种语言或一种语言的某些成分（语音的，语法的或词汇的）突然出现或突然消失，就会影响理解，妨碍交际，甚至丧失整个语言的交际作用。语言的渐变性也不允许语言不变，语言如果停止发展，就不可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要求，促进社会前进，就不可能不断使自身完善，为人所运用，就会变成死语。
语言的渐变性既是语言发展的一个特点，也是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既适用于一切语言，也适用于语言发展的一切阶段，不受时间和空间的任何限制。随着语言的发展，语言的社会功能不断扩大，结构体系不断完善，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整个语言的质才产生根本变化。语言的体系和功能都有继承性，从不间断。一旦语言体系爆发式破坏，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建立起新的体系来。
就语言内部要素的发展而言，语言的演变具有不平衡性的特点。就语言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三者比较而言，词汇发展较快，语音发展较慢，语法则更慢。就三者各自的内部而言，则快中有慢，慢中有快，或时快时慢。如在发展比较快的词汇中，那些经常变动的词是属于一般词汇的，至于基本词汇中的词，因为它们标志着与社会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最重要、最不容易变动的事物，因此演变相当缓慢，有的甚至千古不变。语音的发展比较慢，但有时又快。语法作为词的构成和变化规则以及组词成句的规则的总和，是人类思维长期抽象化而得出的，因此在语言中根深蒂固，在语言中变化缓慢。语言中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之所以变化很慢，是因为它们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特点的本质。所有这些现象，都集中地反映着语言发展的两大特点：渐变性和不平衡性。
文言与白话的双轨并行，交错杂陈，致使欲想研究二者之一的难度无形中加大。然而，文言到白话的演变趋势，表现为各个时期都有代表其时代的文体，如先秦诸子散文、汉赋、魏晋南北朝的骈体文、唐诗宋词、明清小说，这种文体的演变，勾勒了汉语从先秦文言到白话的嬗变过程。这种趋势，在晚清就已被梁启超所肯认。1903年，梁启超在《新小说》（第7号）的《小说丛话》中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 [12] 周祖谟先生指出：“语言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前进，新的事物不断出现，语言也就必须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人的思维是受客观的存在而决定的。客观的事物有了发展和变化，人的思维也就随之而有改进，日趋于复杂，同时语言也必然日趋于精密和完善，否则就不能很好地表达思想。”[13]也就是说，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反映，而词是表达概念的，是语言最基本的运用单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事物的层出不穷，就必须有新的词汇来表现。一般而言，新词产生的途径，或者是另造，或者是在旧词的基础上产生。这一新词产生或者旧词增加新义的语言文字的趋势，被其时秉持进化论观念的胡适所体认。他在1916年7月追记这年6月份在芝加哥与任叔永、唐擘黄、杨杏佛等人谈论中国文学的改良方法时，就认为“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并勾勒出进化的四种路径与趋势，其一就是“从单音的进而为复音的。” [10]（197）
由此可见，汉语词汇自身发展的双音化趋势决定了文言必然要向白话转型。伴随着汉语从文言的单音节词到白话的双音节词的发展，汉语双音节词的词形和词音为词义提供了丰富而有张力的发展空间。也正是这种双音节化，使得汉语书面语无论是在言谈交际中，还是在文学体式的变化中，都表现出一种向口语化接近的态势，也即表现为一种“语同文”的趋势。而对于持守文言的林纾辈，却只能“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也正是这种不能道其所以然，使得他们在“大致不差”既识其理，又可以道其所以然的——虽然这种道其所以然未必全然正确，但其却站在了正确的发展路向上，因此天然地具有了理论的穿透力——胡适、陈独秀辈面前，只有被攻击的份儿。可以说，正是对于汉语自身发展规律的“大致不差”的认知，胡适等人获得了强大的理论支撑，这使得他们在与林纾辈的辩论中，占尽了理论优势。这使他们提倡的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既顺从了这一语言自然进化的趋势，又加速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二）语言的突变性与文白转型
就总的趋势而言，语言的变化是渐变而非突变的。在社会发展比较缓慢时，如欧洲的中世纪，我国的封建时代，语言的发展相对缓慢。而当社会处于急剧变动时，语言也会随之演变，且与社会的急剧变动相一致而表现出语言的快速变化。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苏联的十月革命时期以及我国的清末民初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由于社会的剧烈变动和民族间语言的接触，语言变化剧烈，表现在词义变化上，出现了大批的新词，一些旧词灭亡了，同时，一些词汇的意义发生了变化。而且，甚至在外来语言的比对与冲击下，旧有的语言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相对落后，被迫作为社会变革者启蒙民众、普及知识而致富国强兵的媒介，而不得不参与到社会改革思潮中，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文言与白话的转变，是清末民初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汉语的重大变动。这一文白转型，表面上看似汉语内部的一种语言选择与嬗变，但实际上是关乎社会的发展，以及整个民族的思维言说方式的一种质变。
因此，关于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我们可以将之看作汉语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因民族危机与西学东渐的进程等“民族的状况中猝然发生的某种骚动，加速了语言的发展”，[14]在这种时代的转变过程中表现为一种话语权的争夺。主张白话者，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为代表。如胡适就将文言定性为死文字，文言文则为死文学；白话则为活文字，白话文则为活文学。这一死一活的定义，就在于谁更能贴近言文一致。“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 [15]陈独秀更是一意独断，在给胡适的回信中说：“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16]这是主张白话者的声音，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陈独秀的态度。这种不容异议的“吾辈断则断矣”的决绝态度与信念，表明白话代替文言的不容置疑性，更可以说，这更像一种话语夺权，而非学术讨论。由是，也就遮蔽了讨论文言白话转型的学术理据与理论的公正性。
而维护文言传统的林纾，专门写就《论古文之不当废》的反诘文章，明确指出不能废掉文言，并作了强调：“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但也正是因为这篇论文，却被胡适在其1917年4月7日的日记中全文收录，并对某些地方做了“不通”的评语，[17]进而被刘半农、钱玄同等人攻讦。实际上，林纾发表此文，其要旨并不是要反对白话，而是反对尽废古文。这一点，从其个人经历中便可看出。1897年，林纾就在福州刻印过白话诗集《闽中新乐府》，而且此后经常在白话报上发表文章，1913年还在北京《平报》上开辟了“讽喻新乐府”专栏。实际上，在读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时，林纾“预感到一场尽废古文的运动行将到来，而欲‘力延古文之一线’。” [18]但无论如何，林纾也并不是出于一种学术探讨，“乃不能道其所以然”，而是一种信念。这一点，他在1919年2月26日发表于《新申报》上的《林琴南再答蔡孑民书》一信中就一再申明：“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必使反舌无声。”足以作为佐证。
语言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它有着巨大的保守性。英国语言学家简·爱切生指出，“并无迹象可以说明有语文进化这回事”，“语言跟潮汐一样涨涨落落，就我们所知，它既不进步，也不退化。破坏性的倾向和修补性的倾向相互竞争，没有一种会完全胜利或失败，于是形成一种不断对峙的状态。”[19]语言一旦出现了大的变动，往往与外部的变动有关，清末民初的亡国危机、灭种之灾，正是这一语言巨变的外部根由。由此，不管是陈独秀、胡适等人的白话倡导，还是林纾等提出的古文不当废，都对于五四时期的文言白话的转型缺少必要或准确的学理认识，这种学理认识就是，五四时期文白的转型自有其必然规律。无论从语言自身的发展趋势来讲，还是从思想文化以及思维形式发展的需要来讲，二者的合力促成了汉语的文白转型。 如上所述，文言对应着传统文化中的主流传统。在中国，儒家文化占主要地位，儒家文化主张：“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20]这种正名观，内在要求名的有序化，才能达致言的顺达。在这种名正言顺的正名观反复强调下，作为主体话语的文言就完成了其远离人民大众的主体表达功能，并在对传统文化的不断反馈中一步步地巩固着自己的地位，由是，文言一旦凝固为定型的书面语，就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权威话语，也就注定了其与现实、人民百姓的分隔。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思想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申明：“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21]也就是说，语言是文化的深层构成基础，没有任何一种思想可以脱离语言而存在，没有语言，思想根本就不可能表达、传播。语言体系在深度上规定了思想体系，文言在思想层面上所彰显的正是传统文化体系。这里的思想，都要通过一定的语言体系和话语言说方式从整体上表现出来。
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载体与显现形式，文言从根本上限制了清末民初的思想变革，同时，也内在地限定了清末主张白话的裘廷梁、黄宗宪辈的思想不可能超越语言的界限太远，这也就是他们虽然在思想上认识到中西的差距，也主张并实践用白话来实现其救亡与启蒙的思想，但是，用文言的书写来呼吁废文言、崇白话，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这种矛盾性也就突显了文言传统在他们思想中的影响之深，这种尝试决定了他们的立场，就是文言还是传统文化的主流，代表着一种权威性与雅化，这也是传统知识分子向以自是的立身之本。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陈独秀诸人主张文言为死文字、文言文为死文学的全力废除文言而提倡白话的理论有着天壤之别。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不仅是文体的解放，同时也是思想体系的解放。就文必秦汉的凝固的文言而言，历经两千年的漫长岁月，其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语言形式，显然不能与变化的社会相适应，因而，表现出强烈的守旧性。其在形成之初，与先秦之后的口语相互补充完成了语言的社会功能和交际功用，并在构成和传达封建文化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随着其与口语的隔膜越来越大，甚至到了分途而治的地步。而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所具有的强烈的民主意识要求言文一致——这是一种趋势——发展到了近代，对于不断产生的新思想、新文化，文言已不能适应表达和传播，也就在容纳新思想、新变化上远远不如白话。从这一点来讲，白话取代文言，自有其合理性。
从清末民初以迄五四新文化运动，语言的变革趋势已成必然，问题在于，面对几千年的大变局语言应该如何改革，才能既适应社会的变化，又能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保持并发展下去，这才是问题的重点。就其时社会的应对方法而言，有三种：一是改造文言文。文言与西方语言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二者并不能轻易就相容交汇。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产生的新名词、新术语和新概念随之传入，至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新名词的流行与输入，更是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久而久之，习焉不察，潜移默化，奉为天经地义。[22]这些大量输入的西学词汇，大都非传统中国文化所固有，这就使得已经凝固的文言体系应接不暇，从而影响或改变文言原有表述系统的内部结构和表述功能。也就是说，就其接受能力而言，文言已经很难容纳西学东渐过程中产生的新名词、新术语和新概念。再者，作为传统文化的显现形式，单靠新名词、新概念以及新术语的输入，文言并不能改变其所内涵的传统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因此，改造文言之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二是将汉字完全废弃，采用西方拼音文字。这种做法不切实际，因为，废除汉字，就是废除以汉字为载体的居于主流的文言，同时也将废除汉字所承载的传统文化。这在文言传统为尊的格局中根本不可能，因此，虽然拼音文字的改革也曾喧嚣一时，但结果却可想而知——根本行不通。三是借用白话。在古白话的基础上，将西学东渐过程中产生的新名语、新术语和新概念加以改造，使之成为民族化、中国化的语言形式。当然，这种借用白话的改造形式，其实是中国对伴随西学东渐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生存环境的应对和选择。当然，这种应对与选择是一种痛苦的蜕变。
参考文献：
[1]徐时仪.汉语白话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
[2] 江蓝生.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江蓝生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45.
[3]史通全译[M].姚松，朱恒夫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290.
[4]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七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6.1981.
[5]张中行.文言和白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7.28.
[6]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三[M].乾隆刻本.
[7]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63.
[8]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7.
[9]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
[10]胡适.胡适说文学变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3.
[11]朱光潜.谈美谈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220.
[12]梁启超.小说丛话[A].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82.
[13]周祖谟.汉语发展的历史[A].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7.
[14]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10.
[15]胡适.文学改良刍议[A].胡适说文学变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4-25. [16]陈独秀.陈独秀答书[A].胡适说文学变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8.
[17]胡适.胡适日记全编2（1915—1917）[M].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566.568.
[18]程巍.为林琴南一辩——“方姚卒不之踣”析[J].中国图书评论，2007，（9）.
[19]简·爱切生.语言的变化：进步还是退步[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282.
[20]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133-134.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25.
[22]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J].开放时代，2003，（4）.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lassical
Chinese to the Vernacular
Shi Shipi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generates a separation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and the vernacular， with a tendency of being increasingly "elegant" and "conservative" in the classical Chineses.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is a gradual process instead of a sudden chang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lassical Chinese to the vernacular is an unprecedented change of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more than a seemingly inner change of Chinese language， as it is related to the change of society and that of the thinking way of the whole nation.
Keywords： The classical Chinese； The vernacular； Tradition； Modernity
关键词： 文言；白话；传统；现代
中图分类号：H1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5-0076-08
一、文言白话辨析
（一）口语和书面语的脱节
要辨析文言与白话的源流，厘清二者之间复杂的关联冲突，就得先从口语和书面语的分别谈起。
顾名思义，口语是人类口头上使用的语言，它以语音（声音符号）为传播媒介。书面语是人类书面上使用的语言，它以文字（形象符号）为传播媒介；从汉语发展的历史来看，大概自古以来书面语就跟口语不完全一致。阮元《文言说》称：“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之远；其著之简策传事者，亦有漆书刀削之劳，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又说：“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1]从书写材料的演变就可推想，在发明造纸术和纸张广泛使用之前，书面语是记录在龟甲兽骨、铜器、石器、竹简或者丝帛上的。这些书写材料，或是由于材质的问题，或是由于成本昂贵的原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最初的书面语要比古人实际运用的口语简约粗略得多。《周易·系辞上》所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就是一种很好的概括。意思是说：书面文字不能完全表达作者的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人的思想。
但是，即使这样，从本质上看，最初的书面语跟口语之间的差别还是比较小的，书面语大体上反映了当时口语的实际面貌。以先秦为例，诸子百家中，《论语》大多是孔子的语录，最能反映当时的口语。比如《论语·学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很可能就是当时口语的如实记录。与现代口语相比，差别主要是单音节词“朋”、“乐”与复合词“朋友”“快乐”的使用而已。古代尤其上古单音节词较多，“朋友”只用一个“朋”字、“快乐”只用一个“乐”字就行了。反问句式“不亦……乎？”跟今天的“不是……吗？”结构基本相同，只是所用词汇不同。“晚清维新派人物王照就认为孔夫子的著作是用‘当时俗言’写的，他说夏代殷代书中所没有的‘也、已、焉、乎’等助词，实际上就相当于今天白话文中的‘呀、么、哪、咧’等，这个看法是很有道理的。”[2]
语言是发展变化的。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按照语言学的基本原理来讲，当口语里的语音、语法、词汇发生变化时，书面语也应该相应地变化，否则就会与语言的口头形式脱节，影响语言交际的一致性。语言在发展，文言与白话的差异也随之产生、扩大，东汉至魏晋古代汉语已经形成了文言与白话的区别，直到清末民初这种差异被无限放大，以致形成一种文白势同水火的不可调和的斗争，戊戌变法时裘廷梁就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胡适更是将文言定为“死文字”。这都是由于汉语中书面语远远滞后于口语的发展造成的。其中原因，究其荦荦大者，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汉字是形意文字，不以表音为原则，与表音文字采取的概念—语音—字形的联络线路不同，汉字采取的是概念—自然物象—字形的联络线路。汉字的表意性使得汉字具有了超时空跨地域的稳固性。比如在古今读音演变中，“白”字在古代是入声字，而现代汉语共同语（普通话）中读阳平 [bai]（阳平），贵阳话读[pe]（阳平），苏州话读[bal]（阳入），广州话读[pak]（阳入），读音各不相同，却都用“白”字表示。人们既可以用汉语统一的词义来理解，又可以用不同的方言来诵读，这就使汉字不仅被中国各地的人们所接受，而且也被上下几千年的人们所接受，具有超越时空的稳固性和极为强盛的生命力，维系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整合、团结和统一。书面语这种超时空跨地域的稳固性，就其不受时空限制而言，是其优点。但是，就“言文一致”的要求而言，书面语与口语却是脱节的，这就不能不说是缺点了。
2.与口语相比，书面语比较保守。汉语书面语与口语的脱节造成了书面语的保守性。口语是语言的自然形式，它鲜活生动，与时俱进。刘知几《史通·言语》指出：“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3]书面语是口语经过提炼加工的书面形式，具有长久的保存性。朱熹曾说：“《书》有易晓者，恐是当时做底文字，或是曾经修饰润色来。其难晓者，恐又是当时说话。盖当时说话自是如此，当时人自晓得，后人乃以为难晓尔。”[4]由此，人们不仅能看到同时代的书面语，也能看到早一时期的书面语，也就能够模仿早一时期的书面语写文章。在现代语体文中仍然使用一些文言虚词或格式。
3.在传统儒学体系中，“经”至高无上，具有永恒性、权威性和神圣性。《白虎通义》释曰：“经，常也。”意谓经即经典之言、永恒不变。这些经典的权威性叫人们不敢轻易改动其中的字句，亦步亦趋地在它所囿限的范围内做文章。文言文这种书面语言由此产生并固定下来。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重文轻语”，视文言文为正宗，文言文被认为是“雅”的，所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因而文言在书面语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白话文被认为是“俗”的，不登大雅之堂，只有小说、戏曲等才通篇采用白话。
在书面语保守力量特别强的条件下，往往会形成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在知识分子圈内，文言是社交用语，口语中的文言成分也很重。即使是晚清以“崇白话而废文言”著称于世的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檄文，却也矛盾地以文言写成。此中意味，令人深思。这种言文分家的畸形现象直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受到根本的冲击。五四新文化运动响亮地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口号，从那时起，以现代口语为基础的白话文（即语体文）才开始取代文言文，成为中国人普遍使用的书面语，“言文基本一致”的现代书面语系统才告形成。 综上所述，周秦时的雅言就是在当时王畿口语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书面语，并且，出现了一大批用此雅言写作的文献，如《诗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如上所述，先秦的书面语在当时大概跟口语相差不多，还在能听得懂的范围内。但是，由于书面语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写作者大多会避俗就雅，力图向典范的周秦书面语靠拢，而相对忽视了跟口语的互动（也可以这样讲，最大限度地避免口语词汇进入书面语）。于是，书面语就逐渐与口语歧路而行，变成了纸面上的语言（也即一种目治的语言）。司马迁《史记·儒林传》提到，这种书面语“文章尔雅，训辞深厚”竟至连“小吏浅闻，弗能究宣”。
在社会层面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在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影响下，语言复古的倾向便更加严重，言文分离的局面于是形成。文言文的格局基本形成了定式，即从周秦和汉代的散文发展而来，因此，也就以其文章体式等作为范型，“文必秦汉”就成了文言文的一种规囿。于是，以文言为代表的书面语就与口语殊途而治，分道扬镳了。
（二）文言与白话：汉语书面语的两种形态
文言的两千多年发展，始终以先秦两汉的语言、叙述为准则。从价值标准上看，先秦两汉一直是古代文章的楷模，后来出现的骈文，也是从求用典，讲究音节、对偶等典雅方向上发展的。士大夫把它作为自己的专利资源、安身立命的依据，成为他们身份的象征与荣誉追求。张中行先生指出：“旧时代，尤其是古代，文化不普及，通文墨的只是少数上层人。上层人少劳多得，权多利大，有实惠。实惠同时就是荣誉。人总是喜欢荣誉的。荣誉必须表现为己身之外的人（越多越好）对己身的羡慕和尊敬。因为这要由外来，所以‘深藏若虚’的办法行不通，一定要想尽办法表露，求为人知。表露的方式，文人比不通文墨的人多‘文’这一种。能文是一种荣誉，文而能典是更上一层的荣誉。典雅当然与内容有密切关系，如在古人的眼里，《诗》《书》之类是最典雅的。”[5]这种典雅虽然对内容有要求，但还得看用哪种语言来表述。《诗》《书》等类保存在书面上的古典，用笔精炼、文辞典雅，用这种语言，就可以既表示自己有教养——对于古今来讲，这都是一样的，熟悉古典，这是很高的荣誉，也可以表示自己脱俗——这种脱俗，表现为在为文言谈中出口成章，文采斐然，也就是“言而能文”，也就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
文言一旦被打上了有别于“俗”的烙印，它也就成为上层社会与知识阶层的一种身份象征与专利。传统语言观的字道一体，更让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主观与学说广行于世。这更进一步加大了文言与白话之间的鸿沟。于是，文言行于上层社会，白话流于平民之中，二者之间的交涉越来越少。语言作为思想的表现形式也制约着思想，士大夫们把文言看作他们的专用语言，而这种专用语言又维护着士大夫阶层的纯洁性。小说《镜花缘》中描写一个酒保大谈“之乎者也”，讽刺的就是下等人侵犯了士大夫的文言专利。即使士大夫也为《红楼梦》所倾倒，有“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之说，但是小说的内容、词句依然不得进入诗文。而且，士大夫们虽然也阅读小说，但是他们所开列的书目却不会列入这类小说，甚至小说的内容典故，一旦进入诗文，便为文人所不齿。如袁枚曾经讽刺：“崔念陵进士诗才极佳，惜有五古一篇，责关羽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小说演义语也，何可入诗。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语，被毛西河诮其无稽，终身惭愧。某孝廉作关庙对联，竟有用‘秉烛达旦’者，俚俗乃尔。”[6]更有甚者，还有丢官的危险。如清代雍正时期，护军参领郎坤在奏折中引《三国演义》小说中内容作典故，受到“著革职，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发落”的严惩。然而，要知道郎坤在奏折中引用了小说，批阅奏折的人也必然知道这是小说中的典故，试想，不看何以知之？只是没人敢去责问皇帝。[7]
文人们为力求语言典雅，在古代典籍中，用“诗云”、“子曰”引经据典以壮声色的作法几乎触目皆是。在语体与用词上有意趋旧避新，大量用典，力求古奥，多用古字、古词语，句式避常而用变。就实践而言，便是在文言的系统里打转转，总之，都是义求古，言也求古。有意为之，“诸生不师今而师古”，并形成流派者，从唐朝古文运动开始，至明朝前后七子尤甚，如宋濂、刘基等人，笔下古奥得很，远不如《孟子》《韩非子》等浅易流畅。这种求古奥的风气，一直到清末民初的章太炎身上还表现得相当明显。影响所及，鲁迅在翻译《域外小说集》时也效仿之。1920年3月《域外小说集序》中说，“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屈聱牙’”；[8]在1934年《集外集·序言》中，鲁迅就说“以后又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9]这是一佐证。对于文言文的用典，胡适就曾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批评说：“适尝谓凡人用典或用陈套语者，大抵皆因自己无才力，不能自铸新辞，故用古典套语，转一湾子，含糊过去，其避难趋易，最可鄙薄。”[10]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倡导的推翻雕琢的、陈腐的、迂晦的等三个“推倒”，也是看到了文言的这种“死气沉沉”，毫无生机。
文言与白话的疏离过程，也就是文言自成一脉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人笔下总是古，古，古，就使文言不只站稳了脚跟，而且势力越来越大，直到有些人（如林琴南）的眼里，不这样写就不成其为‘文’”。[5]（30）于是，文言一旦形成，其趋于自成一格的封闭系统也就发挥了重大作用。这种作用，自有其功过，对于其过，前人多所评论，特别是在晚清民初，甚或成为一种潮流。但其功，却很少再被提起。
从“功”这一方面讲，文言寿命长、内容多、势力大，依靠它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当然，这些遗产既有精华，也有糟粕，需要我们有鉴别有批判地借鉴吸收。就保存中华传统文化而言，文言确实功不可没。但也就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大多用文言记载，在晚清民初，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提到废弃文言，就将之定为“死文字”主张废去，却忽略了其作为传统文化精华的载体，废弃了文言，传统文化何以立足？再如章太炎始终主张汉文化，其文多古奥文言。鲁迅并没有明确主张废弃文言，但鉴于“传统文化的吃人”，他主张不读或少读古书，本身也就抛弃了文言，而这一点，契合了废文言张白话的时代潮流。文言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否处理得恰当，就成为清末民初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能否合理进行的一个关键。在清末民初对文言的讨伐中，立论者过多地忽略了此问题。 白话是跟文言相对称的书面语，二者同源异流，虽然差别很大，但总有扯不断的关系。由于同源，所以不管如何变化，二者在词汇和句法方面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相似。这一点我们最不容忽视。朱光潜在《文学与语文》一文中说得非常有道理。他说：
活的语文常在生长，常在部分地新陈代谢。在任何一个时期，每一个活的语文必有一部分是新生的，也必有一部分是旧有的。如果全是旧有的，它就已经到了衰死期；如果全是新生的，它与过去语文就脱了节，彼此了无相干。我们中国语文虽然变得很慢，却也还是活的，生长的，继续一贯的。 [11]
由是，文言与白话总是在相生共存中发展。东汉时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指出：“夫文由（犹）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指意”即意图、意旨。意思是说，语言的功用在于明志，因此，贵在明白通俗，而“文犹语也”。书面语与口语相一致的语言发展路径，使得在书面语的发展过程中，文言与白话也互相渗透，文言的表达习惯会不自觉地渗入其时的白话中，而白话中也会掺杂相当数量的文言成分。鲁迅的小说被作为现代小说的代表作，但是，其小说并不是用纯正的白话写成，其中含有大量的文言词汇和文言句式，这已为学者们所注意。鲁迅最为人们所称道的《狂人日记》，在文章的一开头就用了文言小序，但这不但没有丝毫影响其所表达的反传统主题，而且更深化了这种主题。
二、文白转型的逻辑理路
语言是不断发展演变的。语言自产生之后，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社会的统一和分化以及民族间的接触和融合，也处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中。关于语言的发展变化，我国很早就有所记载。汉朝的刘熙在《释名》中写道：“古者曰‘居’，声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车’，声近‘舍’。”而明朝的陈第也在考察《诗经》古音演变的过程中，在《毛诗古音考序》中提到：“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到。”可以说，语言的演变是一种普遍现象，世界上各个民族现在使用的语言，都曾经历过并正在经历着复杂而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从严格的意义上来区分，发展与演变并非等同。发展是一个从简单到丰富，从低级到高级的正向过程。而演变则不同，它只是一种单纯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并不一定是从简单到丰富，从低级到高级的正向发展过程。
（一）语言的渐变性与文白转型
一般而言，语言的发展变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语言结构（包括语音、语法、语义、词汇）的演变。如语音方面，古代汉语有一整套全浊声母，而现在的普通话都清化了。如宋朝“帮旁并明”等三十六字母，其中每一句的第三个字即“并”列系全浊声母，在后来的普通话中，都化为同部位的清声母，即化入“帮旁”列。再如声调的变化，汉语有“平分阴阳、入派三声”的演变规律。再如词汇的演变，“爱人”原指未婚妻，现指配偶，且不分男女。而原来的未婚妻的意义，转由“对象”表示了。二是语言职能的变化。如满语原来是整个满族都使用的语言，而且留下了大量的满文文献，但是现在，由于满族大多操汉语，会满语的人寥寥无几了。而且，语言结构的变化与语言职能的变化一般成正比关系，也就是说，语言越丰富越精密，表达能力越强，它的使用范围也就越广，相应地，其语言结构也越精密越丰富，表达能力也就越强。相反，也成立。清末民初在外国坚船利炮逼迫下的语言变革，其主旨之一就是改变知识在文言精英群体中传播的现状，而将知识普及民众，因此，对于精英阶层的文言进行了改造甚至抑制，进而采用切音字母、简字甚或白话来达到知识的普及与启蒙的目的。
就语言结构的演变而言，语言的发展演变在语音、语法、语义、词汇等语言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就语言自身的演变来讲，渐变性、不平衡性是其特点。这两种特点是语言充当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所必须具备的。语言的渐变性不允许语言突变。从语言的社会功能来说，作为人们的交际工具，如果一种语言或一种语言的某些成分（语音的，语法的或词汇的）突然出现或突然消失，就会影响理解，妨碍交际，甚至丧失整个语言的交际作用。语言的渐变性也不允许语言不变，语言如果停止发展，就不可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要求，促进社会前进，就不可能不断使自身完善，为人所运用，就会变成死语。
语言的渐变性既是语言发展的一个特点，也是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既适用于一切语言，也适用于语言发展的一切阶段，不受时间和空间的任何限制。随着语言的发展，语言的社会功能不断扩大，结构体系不断完善，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整个语言的质才产生根本变化。语言的体系和功能都有继承性，从不间断。一旦语言体系爆发式破坏，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建立起新的体系来。
就语言内部要素的发展而言，语言的演变具有不平衡性的特点。就语言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三者比较而言，词汇发展较快，语音发展较慢，语法则更慢。就三者各自的内部而言，则快中有慢，慢中有快，或时快时慢。如在发展比较快的词汇中，那些经常变动的词是属于一般词汇的，至于基本词汇中的词，因为它们标志着与社会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最重要、最不容易变动的事物，因此演变相当缓慢，有的甚至千古不变。语音的发展比较慢，但有时又快。语法作为词的构成和变化规则以及组词成句的规则的总和，是人类思维长期抽象化而得出的，因此在语言中根深蒂固，在语言中变化缓慢。语言中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之所以变化很慢，是因为它们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特点的本质。所有这些现象，都集中地反映着语言发展的两大特点：渐变性和不平衡性。
文言与白话的双轨并行，交错杂陈，致使欲想研究二者之一的难度无形中加大。然而，文言到白话的演变趋势，表现为各个时期都有代表其时代的文体，如先秦诸子散文、汉赋、魏晋南北朝的骈体文、唐诗宋词、明清小说，这种文体的演变，勾勒了汉语从先秦文言到白话的嬗变过程。这种趋势，在晚清就已被梁启超所肯认。1903年，梁启超在《新小说》（第7号）的《小说丛话》中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 [12] 周祖谟先生指出：“语言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前进，新的事物不断出现，语言也就必须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人的思维是受客观的存在而决定的。客观的事物有了发展和变化，人的思维也就随之而有改进，日趋于复杂，同时语言也必然日趋于精密和完善，否则就不能很好地表达思想。”[13]也就是说，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反映，而词是表达概念的，是语言最基本的运用单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事物的层出不穷，就必须有新的词汇来表现。一般而言，新词产生的途径，或者是另造，或者是在旧词的基础上产生。这一新词产生或者旧词增加新义的语言文字的趋势，被其时秉持进化论观念的胡适所体认。他在1916年7月追记这年6月份在芝加哥与任叔永、唐擘黄、杨杏佛等人谈论中国文学的改良方法时，就认为“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并勾勒出进化的四种路径与趋势，其一就是“从单音的进而为复音的。” [10]（197）
由此可见，汉语词汇自身发展的双音化趋势决定了文言必然要向白话转型。伴随着汉语从文言的单音节词到白话的双音节词的发展，汉语双音节词的词形和词音为词义提供了丰富而有张力的发展空间。也正是这种双音节化，使得汉语书面语无论是在言谈交际中，还是在文学体式的变化中，都表现出一种向口语化接近的态势，也即表现为一种“语同文”的趋势。而对于持守文言的林纾辈，却只能“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也正是这种不能道其所以然，使得他们在“大致不差”既识其理，又可以道其所以然的——虽然这种道其所以然未必全然正确，但其却站在了正确的发展路向上，因此天然地具有了理论的穿透力——胡适、陈独秀辈面前，只有被攻击的份儿。可以说，正是对于汉语自身发展规律的“大致不差”的认知，胡适等人获得了强大的理论支撑，这使得他们在与林纾辈的辩论中，占尽了理论优势。这使他们提倡的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既顺从了这一语言自然进化的趋势，又加速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二）语言的突变性与文白转型
就总的趋势而言，语言的变化是渐变而非突变的。在社会发展比较缓慢时，如欧洲的中世纪，我国的封建时代，语言的发展相对缓慢。而当社会处于急剧变动时，语言也会随之演变，且与社会的急剧变动相一致而表现出语言的快速变化。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苏联的十月革命时期以及我国的清末民初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由于社会的剧烈变动和民族间语言的接触，语言变化剧烈，表现在词义变化上，出现了大批的新词，一些旧词灭亡了，同时，一些词汇的意义发生了变化。而且，甚至在外来语言的比对与冲击下，旧有的语言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相对落后，被迫作为社会变革者启蒙民众、普及知识而致富国强兵的媒介，而不得不参与到社会改革思潮中，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文言与白话的转变，是清末民初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汉语的重大变动。这一文白转型，表面上看似汉语内部的一种语言选择与嬗变，但实际上是关乎社会的发展，以及整个民族的思维言说方式的一种质变。
因此，关于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我们可以将之看作汉语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因民族危机与西学东渐的进程等“民族的状况中猝然发生的某种骚动，加速了语言的发展”，[14]在这种时代的转变过程中表现为一种话语权的争夺。主张白话者，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为代表。如胡适就将文言定性为死文字，文言文则为死文学；白话则为活文字，白话文则为活文学。这一死一活的定义，就在于谁更能贴近言文一致。“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 [15]陈独秀更是一意独断，在给胡适的回信中说：“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16]这是主张白话者的声音，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陈独秀的态度。这种不容异议的“吾辈断则断矣”的决绝态度与信念，表明白话代替文言的不容置疑性，更可以说，这更像一种话语夺权，而非学术讨论。由是，也就遮蔽了讨论文言白话转型的学术理据与理论的公正性。
而维护文言传统的林纾，专门写就《论古文之不当废》的反诘文章，明确指出不能废掉文言，并作了强调：“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但也正是因为这篇论文，却被胡适在其1917年4月7日的日记中全文收录，并对某些地方做了“不通”的评语，[17]进而被刘半农、钱玄同等人攻讦。实际上，林纾发表此文，其要旨并不是要反对白话，而是反对尽废古文。这一点，从其个人经历中便可看出。1897年，林纾就在福州刻印过白话诗集《闽中新乐府》，而且此后经常在白话报上发表文章，1913年还在北京《平报》上开辟了“讽喻新乐府”专栏。实际上，在读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时，林纾“预感到一场尽废古文的运动行将到来，而欲‘力延古文之一线’。” [18]但无论如何，林纾也并不是出于一种学术探讨，“乃不能道其所以然”，而是一种信念。这一点，他在1919年2月26日发表于《新申报》上的《林琴南再答蔡孑民书》一信中就一再申明：“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必使反舌无声。”足以作为佐证。
语言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它有着巨大的保守性。英国语言学家简·爱切生指出，“并无迹象可以说明有语文进化这回事”，“语言跟潮汐一样涨涨落落，就我们所知，它既不进步，也不退化。破坏性的倾向和修补性的倾向相互竞争，没有一种会完全胜利或失败，于是形成一种不断对峙的状态。”[19]语言一旦出现了大的变动，往往与外部的变动有关，清末民初的亡国危机、灭种之灾，正是这一语言巨变的外部根由。由此，不管是陈独秀、胡适等人的白话倡导，还是林纾等提出的古文不当废，都对于五四时期的文言白话的转型缺少必要或准确的学理认识，这种学理认识就是，五四时期文白的转型自有其必然规律。无论从语言自身的发展趋势来讲，还是从思想文化以及思维形式发展的需要来讲，二者的合力促成了汉语的文白转型。 如上所述，文言对应着传统文化中的主流传统。在中国，儒家文化占主要地位，儒家文化主张：“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20]这种正名观，内在要求名的有序化，才能达致言的顺达。在这种名正言顺的正名观反复强调下，作为主体话语的文言就完成了其远离人民大众的主体表达功能，并在对传统文化的不断反馈中一步步地巩固着自己的地位，由是，文言一旦凝固为定型的书面语，就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权威话语，也就注定了其与现实、人民百姓的分隔。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思想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申明：“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21]也就是说，语言是文化的深层构成基础，没有任何一种思想可以脱离语言而存在，没有语言，思想根本就不可能表达、传播。语言体系在深度上规定了思想体系，文言在思想层面上所彰显的正是传统文化体系。这里的思想，都要通过一定的语言体系和话语言说方式从整体上表现出来。
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载体与显现形式，文言从根本上限制了清末民初的思想变革，同时，也内在地限定了清末主张白话的裘廷梁、黄宗宪辈的思想不可能超越语言的界限太远，这也就是他们虽然在思想上认识到中西的差距，也主张并实践用白话来实现其救亡与启蒙的思想，但是，用文言的书写来呼吁废文言、崇白话，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这种矛盾性也就突显了文言传统在他们思想中的影响之深，这种尝试决定了他们的立场，就是文言还是传统文化的主流，代表着一种权威性与雅化，这也是传统知识分子向以自是的立身之本。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陈独秀诸人主张文言为死文字、文言文为死文学的全力废除文言而提倡白话的理论有着天壤之别。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不仅是文体的解放，同时也是思想体系的解放。就文必秦汉的凝固的文言而言，历经两千年的漫长岁月，其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语言形式，显然不能与变化的社会相适应，因而，表现出强烈的守旧性。其在形成之初，与先秦之后的口语相互补充完成了语言的社会功能和交际功用，并在构成和传达封建文化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随着其与口语的隔膜越来越大，甚至到了分途而治的地步。而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所具有的强烈的民主意识要求言文一致——这是一种趋势——发展到了近代，对于不断产生的新思想、新文化，文言已不能适应表达和传播，也就在容纳新思想、新变化上远远不如白话。从这一点来讲，白话取代文言，自有其合理性。
从清末民初以迄五四新文化运动，语言的变革趋势已成必然，问题在于，面对几千年的大变局语言应该如何改革，才能既适应社会的变化，又能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保持并发展下去，这才是问题的重点。就其时社会的应对方法而言，有三种：一是改造文言文。文言与西方语言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二者并不能轻易就相容交汇。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产生的新名词、新术语和新概念随之传入，至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新名词的流行与输入，更是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久而久之，习焉不察，潜移默化，奉为天经地义。[22]这些大量输入的西学词汇，大都非传统中国文化所固有，这就使得已经凝固的文言体系应接不暇，从而影响或改变文言原有表述系统的内部结构和表述功能。也就是说，就其接受能力而言，文言已经很难容纳西学东渐过程中产生的新名词、新术语和新概念。再者，作为传统文化的显现形式，单靠新名词、新概念以及新术语的输入，文言并不能改变其所内涵的传统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因此，改造文言之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二是将汉字完全废弃，采用西方拼音文字。这种做法不切实际，因为，废除汉字，就是废除以汉字为载体的居于主流的文言，同时也将废除汉字所承载的传统文化。这在文言传统为尊的格局中根本不可能，因此，虽然拼音文字的改革也曾喧嚣一时，但结果却可想而知——根本行不通。三是借用白话。在古白话的基础上，将西学东渐过程中产生的新名语、新术语和新概念加以改造，使之成为民族化、中国化的语言形式。当然，这种借用白话的改造形式，其实是中国对伴随西学东渐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生存环境的应对和选择。当然，这种应对与选择是一种痛苦的蜕变。
参考文献：
[1]徐时仪.汉语白话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
[2] 江蓝生.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江蓝生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45.
[3]史通全译[M].姚松，朱恒夫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290.
[4]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七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6.1981.
[5]张中行.文言和白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7.28.
[6]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三[M].乾隆刻本.
[7]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63.
[8]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7.
[9]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
[10]胡适.胡适说文学变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3.
[11]朱光潜.谈美谈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220.
[12]梁启超.小说丛话[A].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82.
[13]周祖谟.汉语发展的历史[A].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7.
[14]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10.
[15]胡适.文学改良刍议[A].胡适说文学变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4-25. [16]陈独秀.陈独秀答书[A].胡适说文学变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8.
[17]胡适.胡适日记全编2（1915—1917）[M].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566.568.
[18]程巍.为林琴南一辩——“方姚卒不之踣”析[J].中国图书评论，2007，（9）.
[19]简·爱切生.语言的变化：进步还是退步[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282.
[20]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133-134.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25.
[22]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J].开放时代，2003，（4）.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lassical
Chinese to the Vernacular
Shi Shipi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generates a separation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and the vernacular， with a tendency of being increasingly "elegant" and "conservative" in the classical Chineses.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is a gradual process instead of a sudden chang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lassical Chinese to the vernacular is an unprecedented change of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more than a seemingly inner change of Chinese language， as it is related to the change of society and that of the thinking way of the whole nation.
Keywords： The classical Chinese； The vernacular； Tradition； Moder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