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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山西大片国土沦为敌占区。日伪政权深感仅依靠武力难以实现对沦陷区的全面控制，便不断加强文化渗透和新闻舆论控制来强化其反动统治。日伪政权加强新闻舆论控制的重点，是在山西沦陷区建立起完全由其操纵的法西斯新闻出版机构，出版一系列日伪报纸、期刊、图书等等。这些宣传工具大肆进行政治欺骗、军事宣传和奴化教育，以混淆沦陷区民众的舆论视听，打击广大民众的抗日意志，沦为日寇侵华的舆论工具。
一 法西斯新闻出版政策的培植
日本侵略军极为重视对舆论宣传的控制，并把它列为所谓“宣传战”、“思想战”的主要内容。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曾说过：“宣传工作，特别加强对各机关的统制，重点放在使中国军民懂得其一切幸福的获得，必须反共叛蒋，依靠亲日反共的新政权。”
为控制新闻舆论，压制人民的抗日思想，1938年，伪临时政府颁布《出版法》，根据这项法规，山西的新闻检查所对当地的报刊、通讯社等经常进行严格的检查。发现有所谓“问题”，随时予以处罚。
“日本侵略者在它所占领的沦陷区实施新闻统治政策，将新闻事业置于其法西斯的军事管制下。具体措施有四项：一是扼杀中国人民的抗日爱国宣传，实行新闻封锁；二是强化日本在华的新闻宣传势力，建立日人在华新闻宣传阵线；三是建立法西斯新闻统制机构；四是全面垄断新闻通讯与广播事业。由于这些措施的实施，日本侵略者严密控制了沦陷区的新闻事业。”
二 创办以《山西新民报》为骨干的法西斯化的日伪报纸
1937年11月，日军攻占太原后，由于各师团要继续承担“攻略”任务，对于已攻陷的地区，如何实施有效占领，就成为日本人面临的重大问题。为此，推行殖民文化，便成为侵略者开展“枪后工作”的重要内容，而控制宣传舆论阵地——报纸的出版发行则是其重要手段之一。
为此，日伪政权在山西沦陷区先后建立起一系列报纸：以《山西新民报》为骨干，先后出版发行的还有太原的《新山西日报》《阵中新闻》，大同的《蒙疆日报》(晋北版)、临汾的《晋南晨报》、运城的《新民五日报》等报纸。这些报纸充斥着日伪操控的虚假、粉饰太平的宣传，成为鼓噪日本侵华战争，麻痹奴化中国人民灵魂的工具。
《山西新民报》作为日伪山西省新民会的机关报，是日伪在山西沦陷区的骨干报纸。该报创刊于1937年12月13日，以“和平反共复兴东亚之建国方针”为宗旨。利用造谣、撒谎、欺骗的手段，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离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扬“东亚圣战”“建立东亚新秩序”等法西斯主义思想，鼓吹“中日提携”“和平救国”“反共救国”等反动、卖国言论。
三 日伪报刊的宣传内容分析
“报纸、期刊和图书的出版，从来都是对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直接反映，并深深打上了时代、地域和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的思想意识与行为烙印。”出现在山西沦陷区的日伪新闻出版业同样遵循了这种规律，要对它们作出客观评价，应更多地从主办者思想动机和出版物所刊登的内容入手，同时必须考虑它们出版的时代背景以及进入社会后所产生的各种影响。
日伪操纵的新闻出版业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全中国和奴化中国人民的法西斯政治服务的。他们大肆宣传“东亚圣战”、“建立东亚新秩序”、“中日提携”、“和平救国”、“反共救国”等法西斯和汉奸卖国谬论，无耻造谣诬蔑、随意虚报“战绩”，并挑拨离间国共两党的关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妄图通过反动宣传来欺骗、麻醉和奴役山西沦陷区的民众。
与日伪的新闻政策相配合，这一是期由山西沦陷区报刊的宣传内容(即使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大东亚战争”的正义性
在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总体扩张中，征服中国是其称霸亚太地区至关重要的一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宣传活动，他们特别设立了专门机构来控制这些地区的媒体，使之纳入“大东亚共荣圈”文化轨道，以怀柔政策和欺骗手段来实现其军事进攻难以达到的目的。
为了笼络民心，日伪报刊大肆宣传“大东亚战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如在1943年1月1日《山西新民报》的《元旦致辞》中说：“我国家于过去之二十余年中，外遭英美帝国主义之侵凌，内受共产党之骚扰，军阀横行，民生涂炭，是吾国家于过去不但未走向更加繁荣之途，实向衰亡之途进迈也。……既为求中国之繁荣，必须与友邦合作，为求东亚之繁荣，更必须与友邦合作，盖中日之共荣不可分，而东亚之繁荣更与中日共荣为不可分也。”
2．贬损别人，抬高自己，宣扬“皇军必胜”
日伪报刊自始至终都重视运用批判他人、贬损别人以反衬、宣扬自己的手法，把矛头对准国共两党，还有英美等国，故意别有用心地选用一些鼓动性极强的言辞，甚至不惜捏造事实，挑拨是非。如“打倒甘作英美走狗。断送国脉的蒋介石!”“打倒甘作苏联走狗，断送中国的毛泽东!”“朱德是红军的龙头，恐怕要做抗战的蛇尾罢!因为越打越糟糕!”“朱毛放出肉票(蒋介石)，要求蒋共合作彻底抗战，这就是西安$变的真相!”“共匪虽在作殊死的挣扎，到底不能把握住民心!”
这些报纸期刊每期都用相当大的篇幅刊登国共两军战败的消息，发表评述共产党及英美惨败真相的文章，极力突出抗日力量的节节失败，以强调日军的大获全胜。从下面的这些战况消息、口号及述评中我们可见一斑：《赤色匪军即可覆灭，华北地方艰难驻足——日扫荡战收意外效果》《光辉灿烂的治强胜利——共匪惨败的真像》《美国作战前途困难——乐观之国民已感到失望》《蒋共依旧同床异梦——下级干部离心离德》。
3．鼓吹“中日联合，同生共死”
随着沦陷区的不断扩大和抗日活动不断增加，日伪报刊在鼓动沦陷区民众共同防共，加强“中日联合，同生共死”方面更是不遗余力地拿出所有伎俩，以求达到掩盖“日薄西山”的颓势，进一步腐蚀、削弱山西沦陷区民众抗日精神的目的。
为了宣扬“日华亲善共存共荣”，《山西新民报》以所谓教化者的口气误导沦陷区民众，别有用心地劝说：“中国朝野，一面回忆百年来英美帝国主义者所加于吾人之耻辱，充分以悲痛与愤懑，同时觉悟中日亲善之必要，决意努力今后中日两大民族之合作，中日团结不独系中日两国之福，而且关系东亚安危，为大东亚战争成功之主要条件。”“中日必须共存，东亚共荣圈的建立，必须以中日共存共荣为基础。这一崭新的政治理念今日业已从两国上层政治结合而见诸于民间关系的重新树立，华北各地中日实业界所成立之各业组合就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实证。”
而随着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的不断壮大，山西沦陷区的日军逐 步走向失败，日军已不满足汪伪政府及其民众与日本同甘共苦，进一步要求他们应与日本同生共死。《山西新民报》在1942年10月3日的社论《敬告国民》中便发起了这样的号召：“凡我国民，务须奋起一致，努力迈进，与友邦携手，共同迈进于东亚建设之途，是不但为我国之幸，亦东亚全民之幸，此种光荣之业务，望我国民毅然负起之，万勿彷徨迟疑，自贻伊威也。”
4．宣传“治安强化”，推进“新国民运动”
为了“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剿灭共匪肃正思想，确保农产减低物价，革新生活安定民生”，日本侵略者先后在山西沦陷区发起过5次“治安强化运动”，并成立了省新民会治运本部，以积极推进工作。
作为新民会的机关刊物，《山西新民报》又不遗余力地掀起了大力宣传治安强化运动的新高潮。他们充分利用报纸的特点，刊登“治运韵语”、推出“治运”专版、大量报道“治运”成果的消息、通讯，创办“治强绘画木刻比赛”专页等。内容、体裁、形式都变化多样，直截了当，起到了相当大的迷惑人心、混淆舆论的效果。
抗战后期，日本侵略军由于大量的战争，已逐渐力不从心。为补充不足，侵华日军要求所控制的宣传工具大肆鼓动沦陷区民众参加大东亚决战。他们为此专门发起号召：“值此大东亚决战之际，为了完成建设华北，增进参战力量起见，特发动华北新建设运动，并制定纲领。通令各省市及各道县地方相度情形努力推行。”日伪报刊言听计从，遵照执行，立即宣传“新建设运动”，发表了大量消息、评论、通讯报道，蛊惑沦陷区民众参与“新国民运动”。无奈此时山西沦陷区民众抗日热情已然高涨，日伪宣传鼓动收效甚微。
总之，日伪报刊在沦陷区出版发行的几年里，处处可见它在推进“新建设运动”“新国民运动”“治安强化运动”中的种种劣迹。
四 山西沦陷区新闻出版控制的覆灭及思考
虽然，日伪政权苦心孤诣，不择手段地对山西沦陷区的新闻出版媒介进行控制，但其反动的新闻出版最终还是随着日本法西斯的全面溃败而退出历史舞台。
沦陷区的新闻出版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位置，它昭示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历史的罪行。日伪的这种新闻宣传毕竟是一场政治阴谋，违背民族意愿，不得人心，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不能从思想上去统摄人心、巩固统治和摆脱其必然灭亡的命运。沦陷区大部分知识分子不愿当亡国奴，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农民结合，拿起武器，走上了抗日战争第一线，为抵制法西斯主义新闻政策，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贡献。
整理归纳山西沦陷区的新闻出版控制，评析日伪政权在山西沦陷区的法西斯主义新闻政策，直面中国新闻出版史的一段痛苦的记忆，除了揭露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人民的文化毒害和舆论控制之外，还给我们新时期的新闻出版事业留下了诸多警示。
实践证明，只有真实的，符合时代发展的新闻出版事业才能对社会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虚假的、非科学的新闻出版宣传即使喧嚣一时，最终也难逃留下历史笑柄的命运。日伪的新闻出版对沦陷区民众进行的是虚假的、一厢情愿的舆论引导和宣传。这种伪舆论在奉行“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的戈培尔之类的法西斯宣传家看来，短时期内似乎是有效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最终必将遭到人类的唾弃和嘲讽。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901，
[2]李端生，民国时期湘西报刊出版钩沉[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97，
[3]社论，欢迎友邦答访使节来华[N]，山西新民报，1942-09-14(1)，
[4]社论，道义精神与中日共存[N]，山西新民报。1942-09-13，
一 法西斯新闻出版政策的培植
日本侵略军极为重视对舆论宣传的控制，并把它列为所谓“宣传战”、“思想战”的主要内容。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曾说过：“宣传工作，特别加强对各机关的统制，重点放在使中国军民懂得其一切幸福的获得，必须反共叛蒋，依靠亲日反共的新政权。”
为控制新闻舆论，压制人民的抗日思想，1938年，伪临时政府颁布《出版法》，根据这项法规，山西的新闻检查所对当地的报刊、通讯社等经常进行严格的检查。发现有所谓“问题”，随时予以处罚。
“日本侵略者在它所占领的沦陷区实施新闻统治政策，将新闻事业置于其法西斯的军事管制下。具体措施有四项：一是扼杀中国人民的抗日爱国宣传，实行新闻封锁；二是强化日本在华的新闻宣传势力，建立日人在华新闻宣传阵线；三是建立法西斯新闻统制机构；四是全面垄断新闻通讯与广播事业。由于这些措施的实施，日本侵略者严密控制了沦陷区的新闻事业。”
二 创办以《山西新民报》为骨干的法西斯化的日伪报纸
1937年11月，日军攻占太原后，由于各师团要继续承担“攻略”任务，对于已攻陷的地区，如何实施有效占领，就成为日本人面临的重大问题。为此，推行殖民文化，便成为侵略者开展“枪后工作”的重要内容，而控制宣传舆论阵地——报纸的出版发行则是其重要手段之一。
为此，日伪政权在山西沦陷区先后建立起一系列报纸：以《山西新民报》为骨干，先后出版发行的还有太原的《新山西日报》《阵中新闻》，大同的《蒙疆日报》(晋北版)、临汾的《晋南晨报》、运城的《新民五日报》等报纸。这些报纸充斥着日伪操控的虚假、粉饰太平的宣传，成为鼓噪日本侵华战争，麻痹奴化中国人民灵魂的工具。
《山西新民报》作为日伪山西省新民会的机关报，是日伪在山西沦陷区的骨干报纸。该报创刊于1937年12月13日，以“和平反共复兴东亚之建国方针”为宗旨。利用造谣、撒谎、欺骗的手段，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离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扬“东亚圣战”“建立东亚新秩序”等法西斯主义思想，鼓吹“中日提携”“和平救国”“反共救国”等反动、卖国言论。
三 日伪报刊的宣传内容分析
“报纸、期刊和图书的出版，从来都是对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直接反映，并深深打上了时代、地域和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的思想意识与行为烙印。”出现在山西沦陷区的日伪新闻出版业同样遵循了这种规律，要对它们作出客观评价，应更多地从主办者思想动机和出版物所刊登的内容入手，同时必须考虑它们出版的时代背景以及进入社会后所产生的各种影响。
日伪操纵的新闻出版业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全中国和奴化中国人民的法西斯政治服务的。他们大肆宣传“东亚圣战”、“建立东亚新秩序”、“中日提携”、“和平救国”、“反共救国”等法西斯和汉奸卖国谬论，无耻造谣诬蔑、随意虚报“战绩”，并挑拨离间国共两党的关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妄图通过反动宣传来欺骗、麻醉和奴役山西沦陷区的民众。
与日伪的新闻政策相配合，这一是期由山西沦陷区报刊的宣传内容(即使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大东亚战争”的正义性
在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总体扩张中，征服中国是其称霸亚太地区至关重要的一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宣传活动，他们特别设立了专门机构来控制这些地区的媒体，使之纳入“大东亚共荣圈”文化轨道，以怀柔政策和欺骗手段来实现其军事进攻难以达到的目的。
为了笼络民心，日伪报刊大肆宣传“大东亚战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如在1943年1月1日《山西新民报》的《元旦致辞》中说：“我国家于过去之二十余年中，外遭英美帝国主义之侵凌，内受共产党之骚扰，军阀横行，民生涂炭，是吾国家于过去不但未走向更加繁荣之途，实向衰亡之途进迈也。……既为求中国之繁荣，必须与友邦合作，为求东亚之繁荣，更必须与友邦合作，盖中日之共荣不可分，而东亚之繁荣更与中日共荣为不可分也。”
2．贬损别人，抬高自己，宣扬“皇军必胜”
日伪报刊自始至终都重视运用批判他人、贬损别人以反衬、宣扬自己的手法，把矛头对准国共两党，还有英美等国，故意别有用心地选用一些鼓动性极强的言辞，甚至不惜捏造事实，挑拨是非。如“打倒甘作英美走狗。断送国脉的蒋介石!”“打倒甘作苏联走狗，断送中国的毛泽东!”“朱德是红军的龙头，恐怕要做抗战的蛇尾罢!因为越打越糟糕!”“朱毛放出肉票(蒋介石)，要求蒋共合作彻底抗战，这就是西安$变的真相!”“共匪虽在作殊死的挣扎，到底不能把握住民心!”
这些报纸期刊每期都用相当大的篇幅刊登国共两军战败的消息，发表评述共产党及英美惨败真相的文章，极力突出抗日力量的节节失败，以强调日军的大获全胜。从下面的这些战况消息、口号及述评中我们可见一斑：《赤色匪军即可覆灭，华北地方艰难驻足——日扫荡战收意外效果》《光辉灿烂的治强胜利——共匪惨败的真像》《美国作战前途困难——乐观之国民已感到失望》《蒋共依旧同床异梦——下级干部离心离德》。
3．鼓吹“中日联合，同生共死”
随着沦陷区的不断扩大和抗日活动不断增加，日伪报刊在鼓动沦陷区民众共同防共，加强“中日联合，同生共死”方面更是不遗余力地拿出所有伎俩，以求达到掩盖“日薄西山”的颓势，进一步腐蚀、削弱山西沦陷区民众抗日精神的目的。
为了宣扬“日华亲善共存共荣”，《山西新民报》以所谓教化者的口气误导沦陷区民众，别有用心地劝说：“中国朝野，一面回忆百年来英美帝国主义者所加于吾人之耻辱，充分以悲痛与愤懑，同时觉悟中日亲善之必要，决意努力今后中日两大民族之合作，中日团结不独系中日两国之福，而且关系东亚安危，为大东亚战争成功之主要条件。”“中日必须共存，东亚共荣圈的建立，必须以中日共存共荣为基础。这一崭新的政治理念今日业已从两国上层政治结合而见诸于民间关系的重新树立，华北各地中日实业界所成立之各业组合就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实证。”
而随着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的不断壮大，山西沦陷区的日军逐 步走向失败，日军已不满足汪伪政府及其民众与日本同甘共苦，进一步要求他们应与日本同生共死。《山西新民报》在1942年10月3日的社论《敬告国民》中便发起了这样的号召：“凡我国民，务须奋起一致，努力迈进，与友邦携手，共同迈进于东亚建设之途，是不但为我国之幸，亦东亚全民之幸，此种光荣之业务，望我国民毅然负起之，万勿彷徨迟疑，自贻伊威也。”
4．宣传“治安强化”，推进“新国民运动”
为了“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剿灭共匪肃正思想，确保农产减低物价，革新生活安定民生”，日本侵略者先后在山西沦陷区发起过5次“治安强化运动”，并成立了省新民会治运本部，以积极推进工作。
作为新民会的机关刊物，《山西新民报》又不遗余力地掀起了大力宣传治安强化运动的新高潮。他们充分利用报纸的特点，刊登“治运韵语”、推出“治运”专版、大量报道“治运”成果的消息、通讯，创办“治强绘画木刻比赛”专页等。内容、体裁、形式都变化多样，直截了当，起到了相当大的迷惑人心、混淆舆论的效果。
抗战后期，日本侵略军由于大量的战争，已逐渐力不从心。为补充不足，侵华日军要求所控制的宣传工具大肆鼓动沦陷区民众参加大东亚决战。他们为此专门发起号召：“值此大东亚决战之际，为了完成建设华北，增进参战力量起见，特发动华北新建设运动，并制定纲领。通令各省市及各道县地方相度情形努力推行。”日伪报刊言听计从，遵照执行，立即宣传“新建设运动”，发表了大量消息、评论、通讯报道，蛊惑沦陷区民众参与“新国民运动”。无奈此时山西沦陷区民众抗日热情已然高涨，日伪宣传鼓动收效甚微。
总之，日伪报刊在沦陷区出版发行的几年里，处处可见它在推进“新建设运动”“新国民运动”“治安强化运动”中的种种劣迹。
四 山西沦陷区新闻出版控制的覆灭及思考
虽然，日伪政权苦心孤诣，不择手段地对山西沦陷区的新闻出版媒介进行控制，但其反动的新闻出版最终还是随着日本法西斯的全面溃败而退出历史舞台。
沦陷区的新闻出版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位置，它昭示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历史的罪行。日伪的这种新闻宣传毕竟是一场政治阴谋，违背民族意愿，不得人心，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不能从思想上去统摄人心、巩固统治和摆脱其必然灭亡的命运。沦陷区大部分知识分子不愿当亡国奴，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农民结合，拿起武器，走上了抗日战争第一线，为抵制法西斯主义新闻政策，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贡献。
整理归纳山西沦陷区的新闻出版控制，评析日伪政权在山西沦陷区的法西斯主义新闻政策，直面中国新闻出版史的一段痛苦的记忆，除了揭露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人民的文化毒害和舆论控制之外，还给我们新时期的新闻出版事业留下了诸多警示。
实践证明，只有真实的，符合时代发展的新闻出版事业才能对社会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虚假的、非科学的新闻出版宣传即使喧嚣一时，最终也难逃留下历史笑柄的命运。日伪的新闻出版对沦陷区民众进行的是虚假的、一厢情愿的舆论引导和宣传。这种伪舆论在奉行“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的戈培尔之类的法西斯宣传家看来，短时期内似乎是有效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最终必将遭到人类的唾弃和嘲讽。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901，
[2]李端生，民国时期湘西报刊出版钩沉[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97，
[3]社论，欢迎友邦答访使节来华[N]，山西新民报，1942-09-14(1)，
[4]社论，道义精神与中日共存[N]，山西新民报。1942-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