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边，有条北山路，爽朗开阔，色彩明艳。沿路西行，一过曙光路口，便改称叫灵隐路了。进入灵隐路，沿途景致开始多了一些凝重之气，明媚味渐褪。前行几百米到九里松，气氛更加幽深古朴，“苍翠夹道，阴霭如云，日光穿漏，若碎金屑玉，人行其间，衣袂尽绿”。相传为唐刺史袁仁敬植松于洪春桥，西达靈竺，路左右各三行，每行相去八九尺。如今，旧松大多不存，湿地松、晚松等多属1962年以后培植起来，已如偃盖，与灵隐的白云相接，故叫九里云松。古松遮天蔽日，西湖边喧闹的气息仿佛在这里被速冻，变得有些神秘。灵隐路的尽头是灵隐寺，在不到灵隐寺200米处便是“怀庐”，其门牌号为灵隐路18号。2018年春，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搬迁来此院，成为院子的新主人。
　　关于“怀庐”来历的三种说法皆有不足信处
　　这是一处硕大的院子，据说早先的门牌是石莲亭2号。院子里有一幢大房子，房子的建造年代、初始主人、使用情况至今鲜为人知，以至猜想纷纭……大致有三种传说：传说一是此处为“海上闻人”、青帮大亨黄金荣的西湖别墅，春秋佳日、寒暑假期来此休养小憩；传说二是此处乃国民党的秘密机关，曾为军统和中统重地，军靴曾踩翻这里的野花闲草；传说三是此楼为某资本家所建，具体名字不详，楼旁祠堂里曾摆有其七位夫人的牌位。为解其秘，有学者费心费力去探究其源，调研采访了许多部门或知情人，均语焉不详，档案材料更是空白一块。现可明确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此地曾成为华东革命大学、浙江行政学院的校舍，据说还短时间做过附近西湖中学、灵隐小学教职工以及省级机关干部的临时宿舍，至今为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管理的房产。
　　这些传说是否可信，不如先尝试逐个分析一下：
　　传说一：黄金荣的别墅。不排除这个可能性，但概率不大。民国时期，名人大亨在西湖边建造或购买别墅成风。上个世纪20年代，杭州拓宽沿湖马路，北山路开始兴盛起来。由于直面西湖，且自然幽静，吸引诸多名人、资本家和要人在此落户隐居。蒋经国、孙传芳、杨虎城等人纷纷在北山路留有旧居；当时资产丰厚的实业家也留下了坚匏别墅、孤云草舍、留余草堂、王庄、穗庐等知名建筑；艺术家黄宾虹、林风眠、赵无极、吴大羽等也都曾居住在北山路沿线。黄金荣贵为大亨，既有购买实力也有购买动机，他算得上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想挨着江南佛教圣地灵隐寺购买居所是符合逻辑的。但蹊跷的是，黄金荣一生高调、门徒众多而且众人注目，他留下的历史记载丰富而繁杂，唯独没有片言只语涉及“怀庐”，甚至旁边的灵隐寺也没有半点涉及。假如，他建造或购买了“怀庐”作为其杭州居所，作为一个佛教徒应会多次来居住并去几步之遥的灵隐寺祭拜。然而，遍寻黄金荣的个人史料，却无任何这方面的痕迹，有些不合常理。另一个不合常理处，怀庐的对面即石莲亭，在民国时期是九里松外国传教士公墓，有不少基督徒埋葬于此，法学名家阮性存也葬于石莲亭附近，黄金荣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又讲究风水，并有足够的财力可另选购距离灵隐不远的西湖边宅地，却偏偏要在墓地对面造别墅住所，不太合乎情理。
　　传说二：国民党秘密机构办公或训练基地。对此，也不敢苟同。秘密机构由于其工作特点，一般都设在不为人知、耳目稀少、周围环境简单易控的场所。初看，怀庐到市中心有一定距离，周围民居稀少，似乎很适合作为秘密机构的工作场所。但不可疏忽一点：它的旁边是灵隐寺，是著名的景点和佛教圣地，怀庐就在距离灵隐寺200米且行人必经之处。灵隐寺常年香火旺盛，香客和游客络绎不绝，平日里来往人员多，成分复杂，院子里进出和声响等易被察觉，不太符合秘密机构选址要求。
　　传说三：无名资本家居所。因为这个资本家无名无姓，只是风闻途说，虚无缥缈，无任何物据和史料，一时无从考证真伪，暂且不谈。
　　韩明德其人
　　“怀庐”院内建筑，从形制、格局、用材及现状来分析，应该是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房子。主楼为一幢体量庞大的三开间三层四间进深的西式楼房，内门廊，大阳台，水磨石地坪，木构件较多，外墙用青石砌基，青砖实叠，饰以面砖，厚墙重基，好似一座城堡。楼内共有大小房间38个，犹如迷宫一般。楼东南另有三合院一座，正中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祠堂，两旁为厢房，正中是花坛。朝南大门口尚有四开间平房一幢，西式。整个大院套小院，占地约4亩，总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
　　从院子里的碑料考证，“怀庐”又名韩明德堂，早年有学者从大院墙角几根被泥土覆盖的界桩上发现“韩明德堂”字样，如今界桩已被覆盖于地下。那么，韩明德是何许人也？会否就是传说中那个不知名资本家？至今杭州文史界无人知晓。有学者在莫干山考察山地别墅时，发现多幢别墅的业主为“韩明德”，查其身份是美国传教士。那么，彼“韩明德”是否为此“韩明德”呢？
　　不妨把目光拉回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彼时的国内局势波诡云谲，大量身处其中的西方传教士是那段历史最贴近的参与者，但是在中国史书里，很难找到他们当时的心路，甚至没有具体名字和身影，譬如一缕云烟。
　　关于韩明德其人，我查找了一下，史料叙及甚少，闪现的吉光片羽只有2处：首先是莫干山的史料。1899年韩明德和几个美国人，曾在莫干山上柏路买地，建设山上最早的一批公共设施。1901年最先落成一座小礼拜堂（原345号，已倒塌），之后网球场、游泳池、公葬所相继建成。除了公共建筑，韩明德同时在山上多处建造私宅。今日莫干山还有一座保存完整，结构外形非常美观的415号别墅，一直被当地人称为“韩明德山庄”，是莫干山唯一以传教士名字命名的老别墅，地址在白云饭店附近。在莫干山中华圆路中段，路两旁竹林里另有两幢视野开阔的小别墅199号和276号，经建筑师考证，也是韩明德的房子，其他的已不存。
　　另外一处记载韩明德的是一桩湖州海岛堂教案。1902年，美国南监理会派遣传教士韩明德、潘慎文和衡特立等三人来到湖州城，希望在城内购买土地作为教会传教之用。湖州归安县令朱懋清推荐了一片地——位于湖州城北门内的“海岛”（现为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3号楼）。“海岛”附近的地，有的是民地，有的是荒地。传教士们查看后，同意购买这些荒地。随后朱县令两次发布通告，声明教会的购地意愿，要求土地所有者前来确权，就购地事宜与教会进行商谈。结果数月而无人认领，县令据此认为该地为无主荒地，将十余亩地收为地方公用，估值四百元，报请时任浙江巡抚任道镕批准立案，正式将此十余亩地，转卖给南监理会韩明德。在这片荒地的旁边，有两个破旧的祠庙，传教士提出愿意用其他土地与庙产置换，朱懋清同意了，归安县典史史悠斌和千总柳寿春为换地契约签押作保，县令为之盖印、写入告示，连同民地、荒地、庙地，总计一百余亩沿边界圈筑围墙。过了大半年，有人发现教会置换土地上的“小庙”是颜曹二祠——颜鲁公祠是为纪念颜真卿所建，曹孝子祠为纪念宋代孝子曹清所建，于是，文风兴盛的湖州士绅联名上诉总理衙门，要求撤销契约，拿回庙产。已建设完成教堂医院的韩明德坚持拿地程序合法、一切按契约意志处理，形成僵局，多次交涉，未能妥善解决。直到1907年4月，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在上海召开，南监理会会督韦理生也出席此会议。湖绅抓住机会赴上海向南监理会高层陈述此事，双方得以在湖州潜园展开谈判，磋商两日夜之久，签订了蓝华德合同。然而，事情并没有完，韩明德来了。作为购地的主要当事人，韩明德对监理会越过他直接与湖绅议定合同的行为耿耿于怀，认为该合同不能体现他的意思，而且这个结果将他置于一种不道德的境地——将湖州民教不和的责任完全指向了他，为此，他拒不履行。湖州绅民异常愤怒，遍发传单，举行集会。后来，湖绅将此案又诉至美国驻华法院——时人称之为“美国按察署”，双方的庭审辩论非常激烈。韩明德在庭审中承认，被告所占之地总数只有85亩，其中涉及公地或荒地的部分，总数不过12亩，且经过地方官员两次公示出卖而合法获得；而且在他修建围墙前直至建成医院的长时段内，从未有人向他提出过任何形式的抗议。关于蓝华德合同，韩明德认为原告在谈判时采取了欺诈和“恐吓”的手段，违背了当事人的自由意志。经过数日艰难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和解协议：在蓝华德合同划界基础上，湖绅需将东面围墙附近的一块地还给教会，此外基本依照蓝华德合同所定界限转还土地；教会应当在判决五个月之内拆除应归还土地上的建筑物，湖绅再额外支付1500元，作为赎回土地和教会拆除医院、修整土地的费用。这桩长达6年之久的争执画上句号。
　　以上史料，可大致描画出傳教士韩明德其人神貌：一是竭尽全力传福音，拓疆开土，是美国传教士中的先驱人物；二是为人固执，认死理，有道德洁癖。
　　“怀庐”可能是韩明德礼拜堂
　　前面讲了莫干山和湖州教案的传教士韩明德，再回到灵隐寺旁的“怀庐”。
　　根据形制推测，怀庐也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恰好也是美国南监理会教士韩明德在江浙一带活动时期。别墅里有一幢西式建筑的四开间平房，早期山墙上雕刻的基督教色彩花饰，与莫干山小教堂的山墙装饰如出一辙。由此似可大胆推断，怀庐的创始主人大概率是美国南监理会教士韩明德。
　　上世纪初，不少西方传教士借教会名义，购置地形较佳的山地，建造别墅，按其目的不同分为三类：一是纯系避暑，如莫干山别墅群；二是长期居住；三是收买山地投机贸易，炒卖地皮谋利，以资传教用度。
　　针对莫干山外国人避暑别墅泛滥现象，1928年，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提出事涉主权，采取相关措施，逐步收回，外国业主先后离山，其各种组织随之解散。时间上看，韩明德等西方传教士被劝离莫干山之际，正是“怀庐”建成之时，也从侧面印证“怀庐”可能与韩明德有关联。
　　如果韩明德就是“怀庐”的创建者，这里究竟是其住所还是礼拜堂呢，抑或是合二为一？有朋友认为，传教士为了深入人心，到一地必注重随乡入俗，“怀庐”又名“韩明德堂”，在中国文化中，“堂”为单体建筑中居中、向阳而宽大的房间，是主人起居之所，也是社交活动的场所，主人名字后加一个“堂”字，基本可判断为其日常起居之所。此外，韩在莫干山也有别墅，从史料记载看，只确认房子归属“韩明德”，或叫“韩明德山庄”，另无叫“韩明德堂”的，辅证莫干山系避暑之用。
　　那么，“韩明德堂”会否是“韩明德礼拜堂”？“怀庐”院子的东侧，有一个小三合院，里面开间作为小礼拜堂的形制也符合。更重要的依据是，大门外隔着灵隐路不远就是当时的传教士公墓。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司徒雷登的家族墓群就在这里。史料记载：1889年，司徒雷登7岁的幼弟罗伯特早卒，葬于九里松外国传教士公墓；1909年，司徒雷登的大弟戴维狩猎时因猎枪走火，卒于苏州，归葬九里松外国传教士墓园；1913年，司徒雷登的父亲约翰·林顿（司徒尔牧师）在杭州去世。司徒雷登由南京回杭州理丧，葬父于九里松大弟戴维墓侧；1925年，司徒雷登的母亲去世于北京，司徒雷登扶母柩经天津海路至上海转杭州，葬母于九里松父亲墓旁。在1964年的“清理西湖风景区坟墓碑塔运动”中公墓被就地深埋，现已无迹可寻。而在基督教的传统中，基督徒的墓地大多选在教堂或礼拜堂附近，由此推测，“韩明德堂”有“韩明德礼拜堂”之可能。
　　“怀庐”不但恰好位于基督教公墓旁，又恰好在佛教圣地灵隐寺旁侧，似乎还隐约告诉了我们一点别的什么东西？
　　不妨让我们再次回眸。前面提及，韩明德是美国南监理会派来中国的传教士，那么，美国南监理会又是什么组织？美国南监理会是美国南方基督教新教卫斯理宗教会的简称，英文名称作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1844年该会南北分裂，南方于原名后加South（意为“南方”）一词，在中国译称“监理公会”。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其教义为：继承“因信称义”的原则，重视内心的宗教体验；主张基督普遍之爱，并强调人的自由意志；要求信徒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发扬对他人的爱并为之服务，在推进社会福利、举办慈善事业、提倡节欲、禁酒和反战等方面表现积极；实行圣洗和圣餐两种圣礼。
　　晚清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他们冀图在这片古老而广袤的土地上传遍福音，却屡屡受挫，于是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佛教。他们希望通过对佛教的观察、学习和研究来挖掘出佛教在中国流传甚广的原因，以帮助其更深入更大范围地传播基督教。根据他们所留下的回忆录来看，传教士对中国佛教的态度从开始排斥到接受，再到提出“以耶释佛” “佛耶本源”的变化过程。
　　由此我大胆猜想，韩明德将其礼拜堂或住所设在距离灵隐寺不远处，其目的或许还有两个：一是学习研究佛教圣地灵隐寺获得信众的教义和方式；二是利用灵隐寺兴盛的香客信徒资源，寻机吸收信徒，俗话说就是挖墙脚吧。
　　说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前面几个关于“怀庐”的传说。韩明德作为有道德洁癖、刻板的基督徒，加之美国南监理会教义的约束，不太可能让自己的住所与阴谋、杀戮等违背教义教规的东西沾边，因此，他转借怀庐给国民党作秘密机构中统或军统用房，似更不可能。
　　至于是否存在某个不知名资本家，从韩明德手中购买了“怀庐”，因其不知名，无史料可证实。曾有研究篆文的书法家提出，门墙题额上的首字貌似和“怀”的繁体字相近，但仔细分辨，差别很大，更接近于“獧”，百度解释同“狷”，“狷”字大意为孤洁。或许，后来真有不知名资本家从韩明德手中购转此僻静之庐，内心是怀着幽隐之意吧，故而后人始终不知其名。
　　春日的夕阳余晖，映照灵隐路幽深如斯。走出怀庐，向前不远，斜对面，便是那座掩映在树荫里的朱红色水泥六角亭，亭边有一棵身躯朝着灵隐路倾斜的百岁老香樟，随风摇曳，仿若遥迢岁月向怀庐递来的一个轻声问候。
　　（作者单位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